一九七六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周总理去世，唐山地震，毛主席逝世。全国人民在悲痛中慌慌不安地度过了一年。老百姓也都在忧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與论混乱，人心混乱。
学校里，学黄帅反潮流，看《绝裂》电影。小学生天天下地劳动，不上课。学校总结，誇誇其谈，花儿不实，假大空。
这时，我在农村的三年很快将要结束，个人前途在哪里？父亲走后门给找了毛纺厂每月18元工资的学徒工，让不要告诉任何人，结果被人家顶替了。母亲写信给她远在乌鲁木齐的叔叔想让帮我找一工人的位子，回信批评了一大顿，说是万万不可以。我心灰意冷，感到前途渺茫。有时以泪洗面。
不过，大批判还是很积极的。批判文章一篇接一篇。当时，也正有一同級同学在那里住队，这个同学在学校时也是他们班的优等生。我、她、以及他，在高中时，分别是三个班的第一名。现在，老同学相帮是不在话下了（没有谈过恋爱，纯友谊）。有一次是他安排让我在一个公捕公判大会上发言，批得是一砍了测量标志木料当柴火的人，这人判刑后没有出狱就去世了。他是谁呢？他是我妈的亲娘舅。我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表现的不错吧(自嘲)？我没有辜负高中毕业时班主任老师的叮嘱：“在农村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也就在一九七六年，刚刚十八岁的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怀了满腔希望，要在一九七七年里去争一工农兵大学生的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