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来了，各种各样关于母亲的抒情散文和纪念文章也多了起来。有的人似乎很幸运，有出身名门世家的“名媛”母亲可“炫耀”（如洪晃）；也有的人似乎很不幸，有“革命”走火入魔的母亲，结果母女形同陌路，直至阴阳永隔（如李南央）。
幸运也好，不幸运也好，以上两类母亲都因为心里堆积了过多后天的“垃圾”如政治、社会经济等因素，因而壅蔽了自然天成的母子亲情的源泉。摊上了这样母亲的人正如数九寒天喝凉水——冷暖只有自己知道，旁人只能感慨唏嘘而已。幸运的是，这样的母亲只占天下千千万万母亲中绝对少而又少的少数。大部份人的母亲都是靠自己双手辛勤劳动、凭着天生的母子亲情养育子女、维护家庭的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她们既无什么惊人的外貌，口中说的也只是平淡无奇的日常语言，过的可以说是平平庸庸的一生。可也正因为如此，她们对子女、家人的爱是较少受“外界因素”干扰的，也更为真实和朴实。我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有的正是这样一个“寻常百姓家”的母亲。
外号的来历
外公外婆都出生于定居杭州很多代的封建家庭，算是正宗的杭州人。母亲按籍贯自然也是杭州人。可是母亲小时候却有个“甘肃佬”的外号。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外公在一九二五年受中华书局委派前往甘肃兰州建立西北地区的中华书局。初具规模后，外婆带着几个孩子也到了兰州。我母亲就是在一九二八年出生于兰州的教会医院。她还在襁褓之中时，我外公突然染病去世。外婆受到沉重打击也病倒了。所以母亲是吃甘肃奶妈的奶水度过难关的。不知是因为出生在飞沙走石的塞外，或是北国妇女乳汁的养育，还是襁褓中丧父后来造成的影响，母亲的脾气性格迥异于她的哥哥姐姐和一般的杭州女孩子。杭州女孩子一般性格比较柔顺，（我是说以前旧时代，现在新时代当然是绝对不同了）。可是母亲从小就是个内心刚强、自主、嫉恶如仇、宁折不弯的女孩子。以前旧时代，北方人在杭州人心目中的形象是和刚强、粗犷、蛮不讲理等概念连在一起的，再加上母亲是家里最小的，自然有倚小卖小的毛病，哥哥姐姐也都让着小妹，所以母亲落下了这么一个带着贬义的外号“甘肃佬 ”。其实往好里说就是江南小女子却有着北国大姑娘的豪气。母亲的特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谁对她好的她能记一辈子；谁对她不好的她也能记一辈子。
痛恨日本鬼子
外公去世后，外婆拖儿带女，扶着灵柩，从万里之遥的塞外历尽千辛万苦回到杭州。夫家不愿承担这么一大家子的额外负担，因此用时髦的“新思想”来鼓励外婆改嫁。外婆是一个传统型的旧时代妇女，一气之下带着五个孩子回了娘家（四个亲生，还收养了一个在一九二七年甘肃大地震中家人遇难的三岁孤女）。安顿好孩子后，外婆找了一份邮电系统的工作挣钱养家。这样一直到抗战爆发，母亲在杭州过了七、八年比较安定快乐的童年生活。可是好景不长，万恶的日本鬼子打到了杭州城下。外婆随着工作所在的浙江省电信局已经先期撤退到浙、闽、赣交界处的山区。家中剩下的几个年幼孩子只好跟着年迈的太外婆（母亲的外婆），裹挟在滚滚的难民潮里，向浙西南方向逃难。（母亲的大哥十八岁，和当时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一样，已经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抗日军伍，只不过阴差阳错，投的是国军而不是共军！）不久，太外婆在颠沛流离中撒手人寰，抛下了四个从九岁到十四岁的惊惶失措、以泪洗面的女孩子。幸好碰到了好心人把她们带到了当地的邮电局，通过长途电话联系上了外婆。
这大半年的逃难经历在母亲幼小的心灵深处刻下了难以消弭的惨痛印象。一路上被日本飞机炸得血肉横飞的难民，忍饥挨饿、沿路乞讨、病得死去活来的日日夜夜，亲人的生离死别，这一切使得母亲一辈子对日本鬼子深恶痛绝。一九七二年，田中角荣来华访问，日本膏药旗又出现在新闻纪录片中。母亲看了非常难受。在家里和我们谈起逃难的经历，并说：我这一辈子决不能原谅日本鬼子。看见那膏药旗，我眼里恨得都能出血！
说起来有点好笑的是，她对日本鬼子的痛恨似乎成了内心深处的一种潜意识，会从眼神里流露出来而不自觉。我姐姐小学和中学有一个最要好的同学是个中日混血，外号“日本女特务”，经常到我家来玩，有时也在我家吃饭。每次母亲对她都是客客气气的。可是，有一次“日本女特务”私下和我姐姐说，觉得我母亲不喜欢她，因为我母亲有时看她的眼光让她心里发怵。母亲晚年的时候，姐姐才和母亲提起这几十年前的事儿。母亲自己也觉得好笑：也许是对东洋鬼子的讨厌不经意间流露出来了吧？
六十年的友情
母亲二十岁时回杭州加入了医院的工作。集体宿舍的室友是比她大几岁的胡阿姨。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闺中密友。胡阿姨已结婚，但丈夫是国民党军官，随着败退的军队不知身处何方。又因为年长一些，所以在各方面都很照顾我母亲。这对孤身离家踏入社会的母亲来说无疑是“及时甘霖”。（外婆还未回杭，舅舅也随着国军不知下落，几个姨妈都嫁了人，各奔东西)。就为此，母亲一辈子念叨胡阿姨的好处。她们的友情持续六十年，一直到母亲去世。追悼会上，八十三岁高龄的胡阿姨老泪纵横，盖棺论定说：她一生脾气性格刚直，可能会无意中得罪某些人，可是在所有的同事朋友中，做人、做事凭良心的，要算她第一名。胡阿姨这样说并非仅仅是为刚去世的人说几句褒扬的言辞，而的确是有感而发的。
胡阿姨是个酷爱京剧的票友，年轻时经常喜欢粉墨登场。（我至今还记得四十五、六年前她在杭州东坡剧院演《打渔杀家》肖桂英的风采）。可是对自己的本职财会工作，她好像不怎么上心。母亲曾对她下过定论：她这个人根本不应该做财会工作，太粗心大意了！账面上缺几块、十几块甚至几十块钱，对她来说是家常便饭。正因为这样，（再加上她又是国民党军官太太、县太爷的女儿）解放以后几十年的历次运动，每次都少不了她！（母亲因此戏称她为“老运动员”）不是隔离审查就是押到群众大会上批斗，完了再发配病房干脏活。在当时那种政治情势下，同事之间互相检举揭发是司空见惯的，对有些人来说也是讨好领导往上爬的手段。医院里人人都知道母亲和胡阿姨是最好的朋友，所以每次运动一来，领导、群众组织、工宣队、军宣队总要对我母亲谈话，施加压力，要她检举揭发。母亲每次都是不软不硬地顶回去。母亲虽然家庭成份并不好，大哥又是国民党军官去了台湾，但是本身历史清白，本职工作非常认真负责，无可挑剔。另外母亲洁身自好，从不参与同事之间的是是非非，上上下下也挑不出她什么毛病。所以七〇年之前，倒也没有因为胡阿姨的事遇到过大麻烦。
但是在七〇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医院来了人，一个是工宣队的领导，另一个是政工组新任的组长。进了门就板着脸开始宣讲“一打三反”运动的意义，接着就要母亲和胡阿姨划清界限，检举揭发。那个新政工组长可能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吧，声色俱厉，居然拍起了我家的桌子。母亲的火一下冒了上来，也一拍桌子：你把我当阶级敌人吗？你拿出把我定性为阶级敌人的红头文件来，你把我隔离审查好了。你怎么能对一个普通革命群众这种态度？工宣队长来自工厂，要比小人得志的知识分子实在得多，一看闹僵了，赶紧劝解，安抚了母亲几句。母亲按捺住心里的怒火，接着说：我了解的她就是这样一个工作比较粗心大意的人，仅此而已。她决不是蓄意贪污浪费的人。你们信也好不信也好，我只能实事求是，不能信口开河。这也是符合毛主席教导的，不是吗？这一番话说的政工组长无言以对。谈话就这样无果而终。
事后，年迈的外婆非常担心，劝母亲去向院领导做个检讨，说是“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呀！母亲当然不干，反而说：对这种小人低头，他就会骑到你头上来的。外婆的担心很快被证明了不是多余的。
过了没多久，医院里贴出了第一批上山下乡医疗队的“光荣榜”，母亲的名字也在其中。母亲既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只是个拨算盘的会计，并非贫下中农所急需的人才。另外，我父亲当时不在杭州工作，家中除了年迈的外婆，只有两个半大不小的孩子（我哥已经远赴黑龙江支边）。按常理来说像这样的情况是应该照顾的，至少不用第一批去。可是那年头，“领导”要有心要给你穿小鞋，还加上冠冕堂皇的理由，你连辩驳的话都说不出来。医疗队临行前，政工组又找母亲谈话，说是要了解她哥哥的情况。但是自从四九年以后，母亲根本没有她哥哥的任何音信，当然无从交待，只能想当然地认为是跟着老蒋去了台湾。多年后，母亲回想起这次谈话，认为他们的目的其实是给她一种震慑，警告她老实一点：还有辫子抓在我们手里呢！
母亲的眼泪
母亲是个相当坚强的女性。在和她一起生活的二十几年里，我只看见过她两次流泪。一次是在田中角荣访华新闻纪录片里又看见膏药旗，她大受刺激，跟我和姐姐第一次讲述小时候因日本鬼子而受的痛苦，说着说着，眼泪夺眶而出。另一次，也是第一次，则给我更为震撼的印象。至今我一想起来仍会心中发酸，眼泪盈眶。
母亲下乡没几个月，外婆就在家中突然去世。那天上午，不知所措的我和姐姐被邻居从学校叫回家中，除了哭还是哭，成了两个泪人。邻居们则分头去通知在外地的我父亲、在杭州的亲戚以及医院的领导。下午三四点钟，母亲终于赶了回来。医院开车去接的人并未直言告诉她外婆已去世，而只是说外婆急病，情况不好，所以母亲一路上虽然忧心似焚，双泪直流，内心尚抱着一线希望。可是车到了杭州没有往医院里开而是径直开到了住的弄堂口。母亲一看墙门外围着的一大群人，就知道大事不好，立刻放声大哭，一声声哭喊着妈妈，跌跌撞撞往家里跑。我在屋里远远地就听见母亲的哭喊声，等母亲进了屋，那哭喊声变得更加的撕心裂肺，摧人肝肠。本来我和姐姐已经哭干了眼泪，看见母亲痛不欲生，涕泪滂沱，我们的眼泪不知从哪里又汹涌而至。
母亲这次因为丧母的痛哭让我终生难忘，可是其中所蕴含的人生亲子分离的悲、痛、伤、苦和悔恨之情却是当时的我还不能理解的。只有我自己也人到中年后，才逐渐理解了母亲当时的心情。母亲襁褓中即失去父爱，外婆独自将她抚养成人。这种养育之恩比一般人的父母之恩仿佛增加了一倍，怎么报答都不为过的。可是外婆辛勤劳苦了一辈子，连一天的清福都没能享受就在忧心忡忡中撒手西去。唯一的儿子几十年音信全无、生死不明，内心生离死别的煎熬可想而知。（后来中美建交后，在美的表姐辗转寄来舅舅从台湾寄出的寻亲信件，找到了母亲和姨妈们，可是那时外婆已经离世整整十年了！）当时母亲想到这些一定如万箭攒心。另外，因为不愿意 “屋檐下低头”而引起了一连串“政治后果”，使得母女之间没来得及再说一句话、再见一次面就天人永隔，这给母亲的悲伤痛苦里又加上了悔恨和自责，所以母亲的痛哭才会如此地惊天动地。
晚年的母亲，脾气性格变得柔和多了，也多了一份老年人的暮景伤感。不过眼泪倒并没有因此而多起来。记得只有一次看琼瑶的《青青河边草》，小童星金铭的出色表演赚了我母亲不少眼泪。
人生自古伤离别
外婆的后事办完后，亲友们各奔东西，家里只剩下了母亲和我（姐姐暂时住到姨妈家了）。没过几天，母亲也不得不回乡下医疗队去了。我送母亲来到武林门长途汽车站。经过这一次的人生巨变（我是外婆一手带大的，我从未想到过外婆有一天会突然离我而去），我似乎长大了不少，也会给母亲说一些宽心的话了，诸如“你放心吧，我会把家照顾好的。我会自己照顾自己的”之类。母亲上车之前，掏出了一些钱、粮票交给我说，肚子饿时自己买点吃的吧。外婆去了，妈妈也不能在身边，凡事只能你自己当心了。听了这几句话，我赶紧低下头，咬紧了牙关才忍住了泪水。我知道母亲一定也非常悲伤。果然，我抬头看见母亲的眼眶红了，泪水已经在里面打转，可是她还是忍住没让它流出来。终于，她挥挥手叫我回去，转身上了车。这是我第一次刻骨铭心地感受“人生自古伤离别”这句话。
我第一次离家出远门是去北京上大学。那时母亲才五十岁出头，还没有老年人的伤感，而且那年头能去北京上学、工作是件大喜事，所以我在北京的十年期间每次回杭度假后和母亲离别时都是高高兴兴的。送我到车站或机场的任务一般由姐姐姐夫和父亲担当，母亲只送到大门口。每次我走到弄堂拐角口时总是习惯性地回头再看一眼，而母亲也总是仍然站在大门口向我挥着手。
孔夫子说：父母在，不远游。可是我们这一代人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越跑越远，后来竟游到了太平洋的彼岸。母亲在这一点上心情也是矛盾的，既希望子女们能满世界跑，长见识，有出息，也希望子女们能多呆在身边，享受天伦之乐。九二年，父母来美国和我一起生活了十个月，过得非常开心。在洛杉矶机场送他们回国时，我才第一次注意到六十五岁的母亲已经出现了老态。母亲一再叮咛我注意饮食起居后，一步三回头地向候机厅里走。我发现母亲往常稳健而有力的步伐好像失去了弹性，走路有点像老太太了。这猛然触动了我内心深处和父母之间天然相连的那根“弦”，整个人顿时被忧伤惆怅所笼罩，呆呆地站在那儿看着父母渐渐远去的背影……
进入新世纪后，母亲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我知道和母亲相处的时间只会越来越少，所以每年都尽量回杭一至两次。每次返美之前的离别都让我心情越来越沉重。母亲只能拄着拐杖步履维艰地走到窗口来向我挥手了。最后一次在家里和母亲告别，她已经要靠保姆搀扶才能站起来了。我拿着行李来到楼下。上车之前，习惯性地往楼上回望：母亲居然走到了楼梯口的窗子边正向我吃力地挥着手！我顿时眼泪夺眶而出，透过模糊的泪眼，我连连向母亲挥手告别。时至今日，每当想起母亲这最后一次在窗口向我吃力地挥手离别的情景，我的眼睛就不自禁地饱含泪水。
京剧《三家店》里秦琼起解被押往登州时有一脍炙人口的唱段，其中有几句最能表达我的感受：
娘生儿，连心肉，
儿行千里母担忧。
儿想娘身难叩首，
娘想儿来泪双流。
每个人的人生都像是一次出远门的旅途。父母亲、尤其是母亲将我们抚养成人，就好像是送我们到大路口踏上自己的旅途。她们从未停止过“儿行千里母担忧”，即使是在她们自己的生命之火油尽灯枯之际，最后牵挂的还是我们这些在人生旅途上或春风得意、或坎坷困顿、或平安顺利、或蹒跚踉跄的子女们。这种养育之恩、担忧之情是子女们难以用金钱和物质来报答的。正像古人、先贤所说：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哀哀父母，生我劳瘁。
……
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有离别就会有重逢 母亲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是在医院病房里度过的。眼看着母亲生命之火逐渐熄灭是一件非常无助而痛苦的事。唯一能说得上欣慰的是家人子女都陪伴在侧。母亲是个非常豁达的人，对生、死等问题看得透彻之程度，堪比得道高僧和哲学家。在重症监护病房陷入昏迷长达一个月之久后，她又清醒过来，和我说梦见了外婆和太外婆，说起小时候那段短暂的快乐童年时光，并告诉我她的心境非常平静祥和。在简要交待了还未交待的事以后，母亲又陷入了半昏迷、昏迷状态，直至最后一刻。母亲所有的生命体征消失后，我替母亲拭去了眼角沁出的两滴泪珠。望着她好像睡着了一样的面容，我心里深深地相信：在她推开死神殿堂的沉重大门、通过特别的时光隧道进入彼岸世界的那一刹那，她仍在牵挂、担忧着在这个世界的子女。我也同样深深地相信：母亲踏上彼岸世界的第一时间就会看见疼爱她的太外婆、外婆以及其他亲人们正高兴地欢迎她人生旅途归来。
我们这一代人大部份都是受唯物主义无神论教育长大的，本来是不信灵魂不死之类的事的。不过，随着年齿渐长、见闻日广、内心世界探索思考与日俱增，我们修正原来的想法是不可避免的。生和死是每个人迟早都要面对的“终极问题”，根本没有人（无论多伟大）能给所有的人提供唯一的“正确答案”。每个人都只能靠自己思考、领悟来参透这个“终极问题”。
国内近年来名气挺大的“异议”女作家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等书的序或后记里总喜欢添上这么一句话：父母“在天国远远望着我，目光怜悯又慈祥。”这句话讲得太好了。就像傍晚远航归来的船只进港时需要领航员和灯塔的指引，人生旅途走到终点站、灵魂回归彼岸世界时同样需要指引。当我们将来有一天终于走完了这个世界的人生之旅、不得不面对面容表情捉摸不定的死神之时，还有谁能比生我们养我们、终生为我们操劳、担忧的父母更有资格来担当鼓励我们的引路人呢？在她们怜悯而慈祥目光的指引下，我们将不会害怕跨过那道高高的“死亡门槛”，踏上灵魂回归故乡之旅，和已经在那儿的所有爱我们的亲人重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