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错把冯京当马凉
看多了间谍小说和间谍电影的人都有一个感觉，间谍和领事馆的关系，似乎是一根绳子上的两个蚂蚱，永远也脱不了干系。一谈到间谍，人们就自然而然会想到领事馆。然而人们出国旅行需要去领馆签证时，却很少会有和间谍机构打交道的感觉。当然，前提是假如你心里很正常的话。如果你是象我这样对领馆有点心理障碍的人，又另当别论。这里说的心理障碍，可不是心理变态，而是指那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过度谨慎和心有余悸。
我在此特别声明，我可不是说中领馆的工作人员个个都是间谍，我绝无此意。但是，移居美国多年，每每见到领馆官员，都会有一种下意识的条件反射，本能地觉得他们的笑容后面隐藏着一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刚来美国的时候，对自己的这种反应还不太注意。时间一长，就忍不住去找找产生这种反应的原因。为什么见到领馆官员就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狼来了的感觉？找来找去，终于发现问题是出在临出国前被国安部门盯上的那一段经历上。
当然，国安部门和领事馆绝对是两回事。虽然我在潜意识里错把冯京当马凉，稀里糊涂地把它们当成了一回事，但他们百分之两百地，彻头彻尾地是两个不同的部门。
跑题的话少说，以下我们就言归正传了。
之一：出境卡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从广州某部队机关转业回到南宁，同时也申请到了一家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按照当时的办理程序，我凭美国校方的录取通知书(I-20表格)从南宁公安局拿到了护照和一张出境卡，并被告知如果前往美国领事馆签证成功，我才可以凭赴美签证从公安局领到第二张出境卡。两卡并用，才能离境赴美。我对中共国安特务的认识，就是从这第二张出境卡开始的。
顺利从美国领事馆拿到签证之后，我按南宁公安局的要求回到该局去领取第二张出境卡。不料，却被接待我的工作人员告知有关方面要跟我谈话，要我少等片刻。稍后，一位西装革履，微微发胖但仍不失精干的中年人出来与我握手，自我介绍是位科长。寒暄之后他说要换个方便的地方说话。我随他走出办公室，上了停在侧门外的一辆轿车，之后他便一路开车朝郊外驶去。我因为不知他要和我谈什么，路上曾几次试探着主动与他搭腔，但见他一本正经地板着脸不说话，我也就索性不再出声。不久，车子过了邕江，停在了近郊的一家宾馆门前。当时大约是下午3，4 点钟，过了午饭时间，离晚餐还早，宾馆里静悄悄的。下车后他仍是一言不发地领着我一直朝里走，走着走着，我不禁感到有点发毛。但一想出境卡还在他手里，便不由得硬着头皮跟着他走下去，心里有一种被绑架了的感觉。
我们终于来到一间有约3百平米的大餐厅，餐厅里空空荡荡的，只有正中间孤伶伶摆着一张四人餐桌和两把椅子。我俩面对面坐下，科长故作高深地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终于严肃地开始说话了：“国家的政策，是要求每一个出国人员都遵守所在国家的法律，当一个守法的好学生。”大老远跑到这来，难道就为谈这个？我心里不解。这时一位女服务员在餐厅门口探了探脑袋，科长向她微微点了点头，然后回过头来对我说：“咱们边吃边说。”接着，也没见他点菜，女服务员就开始上菜。我注意到他俩眼神中的默契，显然科长是这儿的常客。趁着女服务员把菜往桌子上摆的功夫，我打量了一下这间餐厅。
餐厅的主色调为红色，地毯、墙、窗帘都是红的。区别只是墙的颜色稍浅而已。窗帘只拉开了一半，室外是个阴天。本来就不强烈的阳光照进来，让诺大的餐厅半明半暗，光影阑珊。我抬头扫了一眼，头顶的法式吊灯没开，隐隐地闪着荧光。“这么大的宾馆吃饭不开灯，弄得这么暗，有点儿象进了孙二娘的黑店，怪怪的。”我心里叨咕着。片刻，菜齐，科长抬了抬手：“别客气，随便用点。”桌上摆着四菜一汤，色香味都不错，可惜我一点点食欲都没有。我象征性地摸了摸筷子：“不好意思，中午吃过了，您别招呼我，我自己照顾自己。”
科长哗啦啦往肚里垫了几口饭菜，缓了下来。我低下头小口小口地喝汤，后来我一直记不起那天喝的是什么汤，只记得老觉得汤碗小了。我不断地低头喝汤，又不想碗里的汤见了底，所以我尽量每口只喝一点点儿。
不久，我耳边响起了科长不再带一点儿官腔，同时尽量放得柔和的声音：“我们查过你的挡案，你是干部子弟，在军队里表现也不错，组织对你是很信任的。”官腔没有了，可还是官话，而且言简意骇：是代表组织在跟我谈话。我心里一激楞：来了，正题登场了。
之二：狼来了
然而科长立即又把话题扯开了去，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讲掌握了西方先进的科技在中国将会有多大的用武之地。我心里顺着科长的思路往下走，心想：再往下该说将来学成后一定要回国报效党国了。想到此我的心也就随之一松：神秘兮兮了老半天，原来是上演一出爱国主义的老套路。我开始有些不耐烦了：人还没出国门，也不知将来是否能混出个人样来，这么早就开始谈回来的事儿，让人不能不怀疑眼前这位仁兄的头脑是否正常。
科长也许注意到了我眼中露出的那一丝不屑，于是把话峰一转，轻描谈写地说：“美国有许多的科技和商业信息，收集起来很容易，对国内的帮助会很大，能不能帮个举手之劳？”
“召募间谍！”我心里猛一扑腾，随即脑子里就忍不住骂开了：“刚刚还人模狗样地讲在国外要尊纪守法，这会儿就开始鼓动我当贼了。我说怎么今儿一上他的车就有上了贼船的感觉，原来绕了一大圈在这儿等着我呢。”我心里当时的鄙视一定完完全全写在了脸上，科长忽地打住了话头，我感到两道阴沉的目光直直地射在我脸上。大概是餐桌上骤然变冷的气氛触动了我的第六感官，令我猛然记起此行的目的：出境卡。我带着一丝慌乱下意识地抓过汤匙往嘴里塞，却发现碗里的汤早喝完了。科长倒是体贴：“这汤的味道确实不错，我可以叫他们再加一点儿。”我回过神来，看清了桌子对面那张似笑非笑的脸，那种洞穿一切自负的神情。我突然发现我几乎完全不是科长的对手，这家伙就象一只冬天在雪地里觅食的饿狼，嗅觉敏锐，谋定后动，对猎物奔逃时有可能采取的规避路线无不了然于胸。
“我是个书生，免免强强搞点儿本行还行......”我敷衍着。“不急于做决定，考虑考虑总行吧。”科长穷追不舍道。我拿起筷子，开始大口吃菜。妈的，嗟来之汤已经喝了，嗟来之食不吃白不吃。反正一嘴不能二用，装满了菜，就说不了话。科长好象看透了我的内心活动，很有耐心地说：“别急，慢慢吃，反正也没什么事儿。”我吃，他反倒不吃了，又开始大谈组织对干部子弟是多么的关怀信任。只可惜，那年头“组织”的意义已经变了味儿。在广州的军队机关里混了几年，干部子弟走私汽车，倒卖钢材和私售批文的事儿见得太多，而且桩桩都离不开“组织信任”。二十年前内地远没有现在开放，当时内地官员们的话是：“要想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到广州深圳看看就明白了。”内地官员们觉得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到了广州却发现外来的资本家往往规规矩矩，“组织”却远比资本家更贪婪。真要想不腐朽没落，与其向沿海的组织取经，不如听外来的资本家讲西方管理。只可惜党组织就和人组织一样有其自身的规律，人会生老病死，党有起落兴亡，谁也扭转不了。所以后来内地的党组织都稀里糊涂听管理，认认真真学腐败。按理说当时南宁已经相当开放，但科长的谈话调子实在仍是陈旧不堪。
那顿饭吃了不短的时间，到最后我只是支支吾吾地表示“要考虑考虑”，看得出科长蛮失望的。但至少有了这个“考虑考虑”，他总可以回去向上交代了。从宾馆出来，科长不由分说开车送我回家，这时他好象与来时换了个人，一路滔滔不断，话不绝口。而我一路上则一直将右手放在裤子口袋里，右手掌心里，握着临出宾馆时终于从科长那里拿到的出境卡。无论如何，我终于拿到它了，虽然为了拿到他，我不得不含含糊糊地对科长的提议表示“要考虑考虑”，虽然这句“考虑考虑”现在就象一只苍蝇般卡在我喉咙里，让我翻胃不已，但我毕竟是拿到它了。
车过邕江，我望着桥下滚滚的江水，突然觉得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命运远远比不上江面上那一朵朵小小的浪花。浪花虽然掌握不了自己的流向，但却绝对肯定自己有一天会投入大海自由的怀抱。而我们呢，我们每天小心翼翼地掩饰内心世界，战战兢兢地回避强权逆施，但我们却仍然无法知道我们的明天会是怎样。就拿我现在紧紧地攥在手里的这张出境卡来说吧，只要科长拉下脸来，以组织的名义宣布它无效，我除了无奈，又能有什么力量与科长和他的组织抗衡呢？
“大部分留学生到了美国之后都会有一段很艰难的开头，”耳边又传来科长充满了关怀的声音，“如果钱不够，可以从我这先拿一些。”我一楞，忽然明白为什么他一路回来滔滔不绝口的原因：看来，他已经把我当成了他的下属。这不，就要开饷了。“谢了，无功不受禄。”我给了他一个软钉子。
车到家，我下车，与科长握别。他又一再叮嘱我“好好考虑考虑”。看来，刚才的那个软钉子让他少许清醒了一点。我心不在焉地应付着，脑子里想：等我上了飞机，你有的是时间慢慢考虑，哈哈。科长好象猜透了我的想法，语带双关地说：“你是个聪明人，这一点我很欣赏。”
也许是科长的话加重了我的不安全感，为了避免更多的麻烦，我比原计划早十天离开了南宁。这十天我原想是留着陪陪老爸老妈的，现在，这十天我只有消磨在广州了。我的赴美机票是从香港起飞，在广州呆十天，借住在原单位，会友买东西吧。
当我乘坐的南宁至广州航班在隆隆声中起飞离地，我心里稍稍松了一口气。我一厢情愿地安慰自己：麻烦全在南宁，离它越远，麻烦越少。随着机窗外的南宁渐渐变小，直至最后在视野中消失，我一个星期来忐忒不安的心情也渐渐平复下来。
之三：阴魂不散
广州，原单位的单身宿舍。刚过了晚饭时间，我一手抱着一个篮球去球场。差不多整整一个星期我都是这样，白天逛街，晚上打打球，之后和一班死党们去宵夜。再过三天就要离境出国，我倒不觉得急了。也许，以后再不会有这么悠闲的日子了。
迎面走来从前的同事小黄。这家伙，三大特点：最喜欢的东西，钱；最有兴趣的话题，女人；最乐意干的事，上馆子吃喝(当然，得用公款)。同一个办公室工作了好些年，说实话，我心里一直瞧不上他。可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回头再看，我不得不承认：这位仁兄当时的“风范”在中共官场上是最前卫的，代表了中共官场后来二十年的发展方向。
小黄大老远一见我，立刻三步并作两步跑了过来。不由分说把我拉到路边，压低了声音神秘兮兮地问：“哥儿们，老实交代，你这次出国是不是有特殊任务在身？”“说什么，什么特殊任务？”我反问，心里已经开始有一丝不安的感觉。小黄冲我眨了眨眼，看我不说话，就带着一付完全理解的神情说：“好嘛，一起这么久了，还瞒得这么紧，果然就是干这行的料。不说了，将来发达了，可别忘记咱哥们帮你美言过几句。”小黄没等我接话，转身快步走了开去。这小子没头没尾的几句话，让我脑子里的疑团更重了。
一个多钟头之后，我大汗淋漓地回到单身宿舍，迎面看见科长和另一位不认识的小胖子正翘着二郎腿抽烟。我立时就明白小黄故作神秘的原因了。
“好啊，好啊，想不到你还是个篮球健将……”科长见面先一顿恭维，然后向我介绍他身边的小胖子：“我的助手xxx，你们认识认识。”我和那位胖跟班握了握手，算是见过礼了。这时我同宿舍的室友，坐在一旁的小童站起身来：“这两位是专门来找你的，我替你陪了半天了，你们聊吧。”小童说完离去。之后科长也没兜圈子，直接了当说明了来意。从科长的话里，我大概知道上次与科长吃过那顿饭之后，他们对我的履历和社会家庭关系又作了更多的调查。按照科长的讲法：“组织上对你很满意。”“当然对科长的眼光更满意。”胖跟班不失时机地奉承道。这一定是个惯于溜须的家伙。不过，眼下八字还没一撇，马屁是否拍得太早了点儿？果然，科长白了他一眼，转过脸对我继续说：“你的潜力很大，组织上想跟你再谈一谈。明天行吗？”我沉吟着。看我迟疑着不说话，科长按捺不住了：“我们和你原单位的领导和同事都谈过了，你是个办事很机灵的人，和同事关系也不错。”我还是没吱声。胖跟班加了一句：“我们大老远来，没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你，说明我们的情报还是很准确的。”准确个鸟，我心里骂，这是赤裸裸的威胁了。看来躲是躲不过了，我心一横：“好吧，什么时间？”“明天上午怎么样？”“行，就明天上午。”“九点正我们来接你。”科长说着站起了身。我将他们送出了单身宿舍。
这俩个冤家走后我从小童那得知，这俩人在我原来工作的办公室呆了一下午，几乎和所有的人都谈了话。小童关心地说：“他们跟我谈话的时候，我没敢多说，怕多说了给你帮倒忙。夥计，干这玩意儿弄不好可是掉脑袋的呀。”我听得出小童话里的担心，感激地抓住他的肩膀摇了摇。“不过，小黄那家伙可是狠狠地帮你吹了吹，只怕没把你吹上了天。”小童又说。我明白了，这大概就是小黄碰到我时讲“帮我美言”的原因了。这个帮倒忙的家伙，我在心里想。“你……，想干这活儿吗？”小童问。“这帮人死追烂缠的，想躲都躲不过。”我苦笑着答。“明白了，自己多保重。”小童没再说什么。
之四：借道虎山
次日一早，胖跟班一早就来敲门。“科长呢？”我问。“已经在那边等着你了。”说着瞟了我一眼，那意思很明显：“我来还不够吗？”我没再说什么，随他上路。
路上我试探着问胖跟班，和科长一块儿干多久了。“不长，我也刚调到国安不久。”“看得出，你俩挺默契的。”我随口捧了他一句。没想到一句话打开了他的话匣子，让他滔滔不绝地神吹了一路。一开始还好，只说科长怎么能干，能开几种车，枪法准，有武功等等。吹到后来就不成话了，科长泡几个妞，因为泡妞而与帮派老大争风吃醋，最后怎样把帮派老大打得服服贴贴。这些话，如果写进007剧本里，绝对香艳动魄，但放到现实中，就整一个变成了黑吃黑警匪不分的真实写照。二十年前即使广州官场也不象今天这样情人成串，二奶成风，更何况我一直以为南宁的风气要比广州保守。胖跟班的话让我感到吃惊，我忍不住小心翼翼地问：“女朋友多了，会不会影响不好？”胖跟班带着一副见过大世面的神情说：“你多少还有点书生气，干我们这一行的，只要上面交代的事儿办好了，其他的没人敢把我们怎么样的。”
胖跟班的话让我越来越觉得他已经开始把我当成了他们之间的一员，他似乎已经很有把握我会答应为他们工作了。我突然发现他和那位宝贝仁兄小黄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头脑中几乎没什么是非观念，领导的意思可以代替中央文件，而中央文件则是道德的底线。现而今的中央精神朝令夕改，是与非只是个时间问题，让领导高兴自然也就成了他们的处世原则和道德标准。在他们眼里，能给国安这种法外施法的机构工作是一种特权和身份的象征，是求都求不到的肥缺。这样的美差送到手上，岂有向外推的道理？以己推人，他们当然都认为我对这差事求之不得了。
胖跟班的话也说明另一个问题：科长向我讲的那些大道理全是欺世之谈。我不再说话，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要尽快离开这个黑窝。
我跟着胖跟班按时到了与上峰会面的高级酒店。出我意料的是，上峰的年龄比科长还小，看样子三十不到。小平头，戴眼镜，斯文而有活力。一问，刚从国外回来。怪不得一副见过世面的样子。
然而非常可惜的是，上峰一开口，仍是出身良好和组织信任的老调调。我有点失望地望着那张受过良好教育的脸，觉得上峰讲话的神情很象一个大学一年级的政治辅导员，很难想象他确实在国外呆过。
上峰显然注意到了我心不在焉的神情，话题一转，开始极力渲染情报工作的丰富多采和冒险性，讲在海外有许多优秀的留学生为这项工作的挑战性所吸引，愿意为此献身，等等等等。上峰讲话时，科长和胖跟班都一脸谦虚地听着，这两个从没出过国的土包子，似乎非常羡慕上峰在国外传奇式的经历。
应该说，二十年后的今天回忆那场三对一的谈话，我最感谢的，是那位胖跟班。这个刚到国安不久的狂妄自大的家伙，在领着我去谈话的路上不经意间连吹带擂地为我画下科长和国安部的另外一副面孔，而那副面孔又与我眼前的这个谈话阵势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上峰慷慨激昂的谈话以及科长和胖跟班亦步亦趋的点头赞同，都在那另一副面孔的背景衬托下变的如此苍白、滑稽和荒诞不经。我原来多多少少是带着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心情来的。我心里作了精密的计算，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一旦话不投机，底线在哪里。甚至一旦谈判破裂，需要动用哪些关系以确保留学计划不至流产，我都有了一个轮廓性的方案。但这时内心却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这帮东西除了唱高调，带高帽外加利益诱惑之外，没有其他更多的招了。他们只是在寻找有可能被他们所利用的人，如果我坚决不肯，他们并不希望给他们自己制造过多的麻烦。我这么多天以来战战兢兢四处躲避和不愿面对的虎山，其实并不存在。
不，应该说，这是一座存在于我内心深处的虎山，是一座因为长期生活在组织的淫威和洗脑之下而产生的由畏惧和惯于服从的心理所构成的虎山，一座阴暗的心理虎山。一座在阳光下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虎山。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眼前的三位国安仍在步步紧逼，但我的内心却已如释重负：这场谈话在我心里已经结束了。
后来，上峰万般无奈下又重提科长当初许过的经济资助，我还是用给科长的那个软钉子：“无功不受禄”把他顶了回去。
三天之后，我乘坐的航班从香港起飞，我真正踏上了自由之路。
后记：虎山犹在
斗转星移，流年似水。眨眼间二十年光阴逝去。
二十年里，我仍常常问自己：虎山真的不在了吗？
记得整整十年前，美国一家名校的华人学生学者联合会举办香港回归庆典晚会。我被主席台上一个又一个轮流讲话的领馆官员们弄得不胜其烦，忍不住低声骂其中一位：“这家伙，我怎么越他看越象特务。”旁边立刻就有一个山东口音的小伙子不客气地接茬：“个熊，我看这帮家伙全都象特务。”
看来，错把冯京当马凉的，还远远不止我一个人！
极权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到海外自由世界生活时间长了的华人往往觉得这个阴影已不复存在。但这阴影却象空调机让人听惯了的低噪音，总会在有意无意间，提醒你它的存在。
二十年前，我以为我已告别那座虎山，告别了对国安的恐惧。但后来我发现，我其实只告别了国安，并没有告别虎山。国安只不过换上了领事的衣衫，堂而皇之地将这座恐惧的虎山又摆到了我的面前。真正的虎山不是国安，而是国安所保护的国家机器，以及这部机器后面的极权组织。
国安，国安，其实它真正的名字应该是：国家机器安全部。
而领馆，则是这部机器和这个组织在海外的代言人。这才是我之所以在潜意识里长期将国安和领馆混为一谈的根本原因。
数年前，我回国探亲。路过广州，回原单位看了看。得知那位仁兄小黄正嚷嚷着要和第二任夫人离婚，而且常去风流场所。风闻他的第三任夫人业已扫榻以待。真没想到他还如此有女人缘，十数载间能三筑爱巢。小黄一脸骄傲地告诉我，他在广州还置有几处房产。以小黄公务员的薪资和广州房产的天价，我大概猜得到就象当年喜欢公款吃喝一样，如今的他对用公款置私产也一定很有心得。
我想当年在无意之中帮了我大忙的那位胖跟班过得一定也不错吧。
小黄和胖跟班们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最有“福”的。他们没有野心，他们的人生目标仅仅是香车美人，锦衣玉食。他们也没有良心，他们只是随大流，干着他们的上下左右都在干的事。他们只想及时行乐，夜夜笙歌。
二十年前在军中与我同期的军官，有的如今已官拜少将，稍差点的也大权在握。我在他们许多人的身上，看到了当年上峰和科长的影子。他们虽然学识和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早在二十年前甚至在更早就已经放弃了他们自己嘴上所高唱的主义和思想，但他们仍在不厌其烦地唱着，也许直到今天他们还在继续唱着。这就是他们与小黄和胖跟班们的根本不同：他们永远不会那么赤裸裸。他们的城府在于：他们早在那时就已清醒地意识到他们与组织之间相互利用的关系。他们知道组织需要依靠他们而存在，因此有意识地把自己变成组织的工具，同时作为交换，他们也将组织作为自己的工具玩弄于股掌之上。但这批人中的许多人，虽然有佳人美酒常相伴，却似乎并不快乐。
而我们呢，我们可以做到超脱，但我们就快乐了吗？也许，这才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可悲的地方：无论我们怎样选择，我们都无法心安理得。左右我们这一代人的组织与人道和良知如此遥遥相拒，令我们无论在两者之间如何选择，都无法心安理得。因为，任何的选择都是被动的。即使我们能选择良知，但我们终究还是无法选择我们所处的时代。
然而古往今来，几人又能呢？
千余年前，陈子昂登上幽州古台，一曲绝唱至今回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答案似乎只有一个字：难！
但是，我们有权无奈，我们却无权放弃。我们的父辈为我们选择了一个令慧者痛心，令智者沉沦，令庸者迷失的时代。时光不会倒流，我们无法再从头选择这个时代，但至少，我们还有机会为我们的子孙选择下一个时代。
我们又将如何选择呢？
且看看当今官员们热衷的游戏吧：他们虎山危坐，战战兢兢地火中取栗，但他们却不断地将他们的孩子们送往国外。他们中的大多数，其实是被组织剥夺了做一个心安理得的清官的机会。于是他们无奈地把良知放在了两代人之间，做一个时间上的平衡，寄希望于下一代。毕竟，谁也无意让自己的下一代再继续与虎谋皮的营生。但这样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
根本的原因，都是由于他们在心灵上挣脱不了那座虎山。也许，这才正是我们走出这个时代的必由之路：要想借道虎山行，首须心中无虎山。
我们至今尚未做到这一点。所以，虎山犹在。
楚一丁
2007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