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豆子
我一直主张称朋友同事同学直称名字,不要叫外号或随意起名,时间长了要不叫习惯了倒把人家真名给忘了,现在即使有最先进的搜索工具,记不住真名也很难找到。安大有个同学叫小江西，恐怕他的真实姓名没有多少人能记得了。小豆子也是一样，要不是我当年留个心眼，问了一下他的名和姓，他告我叫窦小宾，可能越熟越不好意思问了。
一九七八年我父母亲虽然人到西安，但他们仍希望我们五个子女继续生活在北京，互相就近有个照应。我是长子，在母亲的眼中显得无比重要，是她的精神支柱。事实上也是这样，后来我用下海后挣的第一笔钱为父母在北京大兴黄村买了个两居室，我们家终于在北京团圆了；再后来我抓住机会走出几步妙棋让空军解决了父亲在北京的住房；再再后来我用那个两居室倒腾下地安门帽儿胡同一处临街房产，与婉容为邻了。母亲希望我在北京找个女朋友，将来把家安在北京，我说我们家在北京连个像样的房子也没有，那六平米的房子哪个大户人家的闺女见了都会摇头的，母亲坚持说找找看，总比呆在家里强。在大学第三年暑假我去了北京，就这样我认识了小豆子。
我认识小豆子的时候，他已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地安门派出所的一位不知名的片警。之前他参加过上海空四军林立果组织的别动队，也许为此事他复员回了北京。那时北京地安门大街西街归西城区，东街归东城区，小豆子的活动范围多在西街。小豆子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活动能力极强，上世纪七十年代就谙熟托关系走后门。他看准了胡同里的一个垃圾站说通了房管局给他盖了一栋小房，我一回京他就招呼我到他那住，不但住而且包吃包喝，从这点来看他很有投资眼光。我在他那住着有点乐不思蜀，他常提醒我今后发达了可别忘了他。他见我想找个大户人家结亲，他说行，你条件不错，不过多是年龄大长得丑，这你可得忍着。
地安门一带住着数不清的将军部长达官贵人，邓小平也在附近住着。那时这些将军部长们大多闲居在家，小豆子就以给他们的子女办回京户口为名，成了这些大户人家的座上宾。多在晚上等小豆子执勤回来后，我俩骑着自行车他带我一家家串。记得我们去过上将陈士渠家，一位公安部付部长家，还有不少叫不上名字的，我们常常是一推门就进，老爷子们亲自敬烟敬茶。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俩闯进一家独门独院，看见正屋里一大群子女正围着老爷子看电视，那时彩电还不普及，可能子女家还没有。十点半电视节目结束后，子女们前后脚散去，剩下老爷子，小豆子围着他神侃，我在旁边看得出老爷子对小豆子并不感兴趣，只是无奈而已。
串得多了听得多了慢慢我发现，由于中国长期重男轻女，久而久之在当时的干部子女群中就出现了女多于男的局面。这些大户人家的千斤小姐或因文革或因相貌又常常高不成低不就，时间久了婚姻就成了大问题。小豆子对这些人家的女儿了如指掌，他同我吹过，邓小平还未复出的时候，他曾为邓的小女儿毛毛张罗过对象。小豆子虽
说白了我对那门亲实在不感兴趣，感兴趣儿的是让小豆子带我下饭馆，每次去小豆子总是不给钱或少给钱。我们最爱去的是马凯，合义斋，有时侯也去去烤肉季，如今这些老字号可能还在。那年头下饭馆对普通市民还是件稀罕事儿，有时侯小豆子挺会来事儿点一个小盘，里面的厨师一看是小豆子点的，马上给换一个大盘。有一次在合义斋，我们和另外一个顾客同点一个鱼香肉丝，端出来一大一小，而且还上在同一个桌子上，那个顾客挺愣，随口甩出一句：什么国营餐馆。去副食店买肉也是一样，称一斤瘦肉，小豆子才给人家两毛钱。好在那时都是国营的，亏钱亏不到自己身上。小豆子常对我说别看他这四十块钱工资，待遇高过局长。
没多久与小豆子越混越熟，有时坐在地安门派出所等小豆子下班。一天军民联防抓了一个身带手雷的嫌疑人送到派出所来，我催小豆子快下班我们好去饭馆吃饭，小豆子简单审了审就把那人给放了。那个嫌疑人不久又被联防抓住送到派出所来，这次所领导可抓住小豆子的把柄了。你想想，这十几天我们一家家饭馆进，一家家四合院串，树大准招风，当年鬼子还没这样，不折才怪呢。
第二天下午我正一个人坐在小豆子家里，突然进来了两个警察，看样子是奔我而来。先问我有没有暂住证，我说没有，原来家在北京，现在西安。你跟户主什么关系？一个警察问，我回答是亲戚，我称他妈大姨。他妈叫什么名？另一个警察又问，我实在答不上来。是亲戚还不知道叫什么名！你是干什么的？我一看不好赶快亮出我的王牌，我说我是空军军官，现在安大读书，快毕业了，回北京找工作。这下气氛缓和下来了，要不然稍微叫点儿劲，非给我带到派出所去不可。接着两个警察四处看了看，没说什么就走了。
我一下慌了神，北京是不能呆了，也顾不上台长的女儿了，决定马上去火车站离开北京。我一算日子，正好小豆子的哥哥当天当班，他是北京至广州特快软席车厢乘务员。我买了张站台票进站后找到了他说赶快把我送上北京去合肥的快车，他二话不说带我去找了车长，一切都很顺利。
到校一个月后我曾收到小豆子的一封来信：潘涌：你不辞而别，害得我连个证人也没有，我这回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现正召开人大，端正警风，分局决定对我加重处罚，给我记大过处分，调出干警队伍，现在分局食堂帮助工作。···。
转眼到了一九九五年，有一次我同父亲聊天，父亲说当年我们困难的时候，小豆子对我们帮助很大，不能忘了他。我到西城分局四处打听，终于在张汉成那找到了小豆子，他还在分局食堂干，我说赶快把他约来，在我妹妹开的大学生酒家请他吃饭。
小豆子一见我第一句话就说：潘涌，当年要不是你，我现在早当局长了。我说：瞧你那出息劲儿，我还以为你早辞职下海蹬车卖菜，现在早发大方了。他还是老样子，不停地胡抡乱侃，对人生一点儿也没有抱怨。
实际上那年我无意中为小豆子创造了一次人生难得的创业机会，但小豆子没有看到，这个机会倒是被潘雅看到了。潘雅在当选东城区人民代表后接受《东方时空》节目主持人采访时说，早期国家鼓励办个体企业，实际上是想卸包袱，让那些单位不喜欢的人，劳改释放犯，社会渣子自谋出路，国家不管了，我认为是个难得的机遇，就毫不犹豫参与了。过来人都知道当年最受社会鄙视的莫过于干个体的了。
01/19/07
想给更多的朋友看，请用:www.wenhui.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