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企业捐款的社会道义责任(欢迎讨论批评）
先说一个小故事．
王公与其子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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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辛劳一生，善为邻里。公育有三子， 王大，王望，王石。三子秉性各异，然皆有成。及公年迈力衰，遂见证乡邻，与三子有约，各出钱若干，以慰公翁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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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公外出，不慎摔到，腿骨折损。郎中固其骨，嘱其子百日内不可令其父擅动，每日需有人侍公左右。
王大，王望常至，或负公入厕，或候公之唤招，或烹美味以奉公。唯王石十日一至，视公而不侍公。公忿而问之，何不常至。石答曰：“唯有约出钱若干，无载它事，如约则孝儿也”。公怒斥之：“出钱若干为汝之责，今我有疾，不便行，何不侍奉于我如汝兄呼？” 石再答曰：“恐误工期”。
王公忿而无奈，又感于大，望二子不允，遂再约乡邻族长，改前约，增疾症侍奉之条款。
乡邻叹：“孝若用契约束之，岂不悲乎！”
族长曰：“善哉，大，望二人更无怨言！”
石亦叹：“一念之差，未少一文，未省片时， 又负不孝名唉！”
众所周知，纳税是企业和公民的法律义务和责任，捐款是社会或道义责任。前者是强制性的，后者是意愿性的。
为什么要纳税，是因为你赚钱得利，要消耗社会成本，包括军队保护免于侵略，国家正常运行，社会生产便利等。
社会或道义责任是什么呢？简单些说，就是维护良好的社会公德，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人文环境等等的社会成本。
总的社会成本是二者之和。所以一个企业的利润（或税前所得）是企业的贡献（或个人的努力）加上消耗的社会总成本。
为进一步讨论社会或道义责任的社会成本是什么。让我们假定大家都不承担社会责任，结果会怎么样呢。大家都见死不救，偷工减料，假货充斥，社会道德败坏，盗贼遍地。这样的社会人文环境你还可以生产出同样的利润吗？有人说纳税给国家，就是要保证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岂不知国家机器的能力是有限的。老蒋在到台湾前，税没少纳（事实上是超征的多），社会生产环境差到不能再差。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税收和社会人文环境不相关的例子。所以，社会公德，人文环境的维持，教化，改善是每个企业或个人的共同责任（当然也是国家政府的责任）.
在国际社会中，情形也是这样的，如果富国不帮助穷国，那么投资环境，贩毒，海盗，偷渡各种犯罪活动甚至战争都会使得富国的日子更不好过。所以，没人能（或敢于）否认富国的国际责任，特别是大的富国。 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也在积极地承担国际责任。理由是，中国在不断发展，尤其是近年发展更为迅速。一个大国、强国，就必须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理论上，如果企业（或个人）能恰当把他消耗的社会总成本交给社会使用，国家可以不课税。但是，实际上很难办到，一是企业（或个人）不一定有这么好的觉悟和境界，二是企业（或个人）也不知道什么是恰当的社会成本，不了解自己消耗了多少社会总成本。简单的办法是，一刀切：由国家征收最低的社会成本。换句话说，课税只征收最低的社会成本。这最低的社会成本是强制性的。
这次四川地震，假如国家和民间为省钱都不管，那么多少年以后全国犯罪率要大幅度升高，道德败坏更严重，种种社会问题，将会最终反馈到每一个企业和个人身上。假如全由国家来管（没有民间的力量），总化销最终通过税收还会羊毛出在羊身上，要么赤字，要么加税。如果由国家和民间共同负担，既解决了问题，又提升了民众的道德水准。所以，全民救灾，不仅仅是人悲我悲的同情心，而且是人溺我溺的连带责任（和结果）。当然“溺”的程度会有差别。
就好比几个人同舟共济（各人的行李有轻有轻有重），某位“聪明人” 少出些力，要么大家最终一块沉溺，要么要其他人多出些力。 别人有没怨言只凭良心了。是不能把该聪明人的少出力，简单地归类为所谓的“道德自觉”。
如果企业不捐款，法律上是可以无事的，就象上面那个小儿子，按契约付给老爸抚养费，是没有法律或信用问题的。但是，在老爸骨折后仅来探视，还按契约办事，美其名曰“为了不误工期”，是不是孝儿就难说了。况且，如果老爸被耽误，病情更严重时还得大家再多分摊些。
再举个例子，在中国，抚养子女成人是父母的法律责任（强制性的）；教育子女是父母的社会责任。 你不让你孩子上学，别人也只能说说而已。为什么父母要教育孩子呢，除了亲情外，父母有责任把子女教育成对社会有用的人，况且父母本身也是花了社会成本接受教育的。在美国，让孩子上学是父母的法律责任。社会上，法律责任(纳税)和社会责任是因时因地而异。理论上是没有严格的界限的。
因为法律是一刀切，对许多人来说会是法律上的公平，和事实上的不公平。捐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事实上的不公平（注意：不是说所有的捐赠都是为了弥补）。
慈善捐赠目前虽然没有法律约束，但是道德约束和社会约束是存在的，并不像有些人说的仅仅是一种道德自觉。而且道德约束和社会约束在必要的条件下会转化为法律约束的。如果有了强大的民意支持和社会道德的进步，立法约束捐赠（有人叫“摊派”也可以）是非常可能的，例如战争，大型自然灾害，人道援助等。中国历史上许多朝庭在大灾时，都会强要大户豪门捐献以赈灾，实际上是强摊。汉武帝还把那些捐的少的豪强下令迁徒去守坟。该类立法的关键是要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和大部分人的自觉，以及和现实社会的需要， 例如战争。
有些人，借口企业为社会创造财富而可以不捐献。 既然是为社会创造财富， 当社会需要时社会又不能取用，这财富对社会有意义吗，是社会的财富吗？社会道德的进步，人们（包括企业）的觉悟的提高不会是自然而然形成和产生 的， 所以社会批评那些不自觉的人对于社会道德的进步是必要的。那些对捐赠有所限制（例如在人命关天时，限为十元）是对社会进步，道德提升没有任何积极作用的。
总之，纳税和捐献是社会法人（企业）的法律和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