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要探讨的是邪恶和在人们心目中与邪恶相对立的，不邪恶的，比较纯洁的，但又不是怎么出色地好的形象之间的关系。在我们中文里，与邪恶相对立的词汇除了“不邪恶”之外主要有“好的”，“善良的”，“普通的”，“一般的”，以及“平凡的”等。而我这里所要探讨的不邪恶的含义似乎应该是介于“好的”与“平凡的”之间，用英文的“Innocence”来表达比较合适。但是因为中文中没有找到与Innocence完全对应的简单词汇，我这里就用“平凡”作为与邪恶的对立面来进行探讨。
一．好与坏及其非对称性
好与坏是一对非常原始的概念。说它们原始是因为我相信即便是动物也都知道什么对它们是好的，什么对它们是坏的。当然，我们人类比动物优越的是，我们不但能够从最简单的表面现象来感受好与坏，而且能够从复杂的或长远的利害关系中领略好坏的意义。
我们都知道好与坏是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没有好就没有坏，没有坏也同样就不会有好的概念。动物也罢，人也罢，大家都是欢迎好的而拒绝坏的。但是这种对好的欢迎程度与对坏的拒绝程度却是不对称的。人们常常是宁愿不要好的也不愿接受坏的。也就是说，人们一般地对于“没有好的”的承受力要大于对“有坏的”的承受力。比如，你为一个人干一百件好事也不等于你可以干一件对他来说是坏的事。当然，这里的好与坏也存在着一个程度的问题，有些好事还是可以用来抵消一些坏事的，但通常需要有很好的事才能来抵消稍微坏的事。
“没有好的”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坏的”。比如，有东西吃常常是好的。如果让一个人选择吃一顿饭再挨一顿打和不吃那顿饭，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下，那个人会说宁可不吃那顿饭也不愿意挨打。但是如果一个人饿急了，他就有可能会考虑吃那顿饭且挨打，这是因为人不吃饭会饿死，所以完全“没有饭吃”这样一个“没有好的”就变成了“坏的”了。但是考虑到人挨打也会死，所以即便是一个饿急了的人可能也会要根据挨的是什么样的打来判断到底该不该吃那顿饭。
人们对于“没有好的”的承受力和“有坏的”的承受力之间的非对称性是因为1）人们心理上对坏事的惧怕往往超过对好事的期求，而这一点本身也是与下面的2）点密切相关；2）通常来说坏事能够造成的利益上的损失往往超过好事所能促成的利益上的补足。这里的第二点很显然是根基于更为深刻的自然规律，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与有序和无序密切相关的热力学第二定律。
二．邪恶与平凡
从概念上来说，所谓邪恶应该是指坏中的极品，在人们的心目中邪恶的东西不但具有物质的毁坏力而且具有心灵的杀伤和侵蚀力。好与坏在人们心理上的不对称效应反映到与邪恶相关的对立面上时就表现为人们能够把“不邪恶的”，也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平凡（更确切地说，是英文中的Innocence所表示的意思）”接受为生活中的美善的象征。
由于邪恶与平凡之间的这种对立性，在人类各民族的文化中，自古以来邪恶与平凡人的善良和美德都是作为有着天壤之别的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两种力量两种存在来描述和宣传的。这样的文化教育不但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心目中形成了邪恶与平凡是不共戴天的共识，而且这种认识也反映在各民族的政治生活和律法条文中。政治家们常打着为平（凡）民百姓的利益与邪恶势力斗争的旗号来呼招民众们支持和跟随他们，国家律法中通常也是以判别邪恶与无辜（平凡）为准则。
对于邪恶与平凡的这种水火不相容的看法可以帮助人们（尤其是成长中的青少年们）来建立起是非的观念，使人们能够更好地辨别什么是邪恶的，从而能够远离并抵制邪恶。但是，这样的看法也不是没有任何负面作用的，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有时这种看法的负面作用是相当大，产生的危害也可以是相当严重的。经历过类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对于这样的悲剧可能都不会太陌生：一些人由于过于地自命为正直（平凡人的一种集体特征）而对另一些其实也很无辜但却不幸地被戴上邪恶的帽子的人进行迫害甚至摧残而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的。
上述的这种关于邪恶与平凡之间水火不相容的看法之所以可能会产生极为负面的效果，最主要的是这种看法本身不是真理，它没有反映出邪恶与平凡之间内在的极为深刻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其实，邪恶与平凡不但不是相距有如天地，而且邪恶还经常是由我们所公认的平凡产生出来的，更为令人惊讶的可能是我们每个被认为是良善的平凡人在日常生活中都经常会成为邪恶的产生源，向自己的周围和社会发送或传播邪恶。
我们的人性中存在着的一些阴暗面可以使一个好人去做坏事，这其实也是过去几千年里各民族文化中强调了的，是作为人们要洁身自好或清心寡欲的教育的一个依据。但是，使我们平凡人成为邪恶的源头的原因要远比这种传统的说教所提醒我们的复杂得多的多！
对于习惯于用内因和外因来分析问题的朋友，我们可以说我们每个人自己能力的局限加上人性中的阴暗面是使得我们平凡人成为邪恶的源头的内因。不过，使得这些内因能够促成邪恶的外因恐怕要比这里的内因更为深刻，而且其作用不象传统的内外因二分法所教导的那样是可以简单地通过内因的改变而彻底消除的。由于我这里接下来将要分析的因素是深存于我们的文化逻辑之中，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的一些文化基因，如果把我们人类看成一个彼此相互依赖的整体，那么恐怕很难再把那些因素看成是我们人类自身之外的外因了。
三．来自平凡的邪恶
2500来年前中国的老子在其传世之作《道德经》中说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广德若不足 ”，从中可以看出老子在那个时期已经意识到我们人类的不善其实是深深地根基于我们的自身的局限和我们的社会逻辑的内在矛盾之中的。下面我要通过对于我们作为人类的一些无法避免的社会性行为如何可以产生邪恶的分析来表明我们平凡人如何会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地成为产生邪恶的源头的。
1．社会职能误差放大机理（Social Role Error Amplifier----SREA）
我这里第一个要分析的因素是我在几个月前写的“邪恶来自平凡”一文中已经讨论过的一种产生邪恶的社会文化机理，我给它起了个中文名也起了个英文名，中文名叫做“社会职能误差放大机理”，英文名叫做“Social Role Error Amplifier”，简称SREA。
作为社会性的生灵，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社会职责，我们每个人都依赖在各种不同的社会职责上的人为我们提供服务，我们也都以自己所处的社会职责来为别人进行各种服务，这种状况是我们人类无法逃避的。由于我们都不是完人，每个人在尽自己的职责工作时，都会出现各种误差。我们衡量这种误差大小的一种可以说是非常合理的方法就是根据一个人的工作误差在他/她整体工作表现中所占的比例大小来判定。如果一个人工作中经常出现一些严重误差，那么他周围的人就会认为他的工作表现很差；如果一个人的工作误差与他/她的整体工作成就或贡献相比并不大，那么他/她所犯的错误就不会被认为是严重的问题，甚至可能会被认为不是问题。听到过很多由于医生工作误差而造成病人创伤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病人常常是在法庭上打不赢官司的，因为医生和医院可以找出很多理由表明那是正常的工作误差。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假想的故事，假定某人一生中有个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进行了很多年的艰辛的努力奋斗，最后快要成功的时候，他需要得到政府的一个许可，而且一定要在某个日期之前得到，按照正常的速度，他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在那个日期之前得到那个许可，于是他就去申请那个许可。给他办理许可的女士是她们办事处的模范工作人员，可是偏偏在给他办理的时候由于该女士的一个疏忽，错失了那个最后的期限，使得那位先生这一生再也不可能实现他的梦想，他一气之下，得了抑郁症，闹出很多问题来。而对于那个女士来说，因为她每天不知要经手多少这种案例，很少出错，而且她的这次疏忽完全可以找到客观的理由，使之并非是纯粹的渎职，那么这一事件根本就不会被认为是她的什么错误，她仍然作为一个模范工作人员在她那平凡的岗位上工作着。虽然这只是一个稍微夸张了一些的假想故事，但是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上了一定年纪的人都经历过一些类似的事件，身心都因此而受到过一些伤害。
以上的例子要说明的是，由于社会职能和需求的不同，在某个职能上所犯的被认为是可以忽略的错误，经过那个社会职能的作用，可以得到放大，而对该职能所作用的对象产生巨大的伤害，成为一种邪恶的源头。
在以上的例子中，我只提到了人的正常能力的局限而造成社会职能误差，还没有提到人性中的阴暗面的作用。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工作的误差一般是能力的局限与人性的阴暗组合在一起发生作用的。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社会职能上发生作用是我们人类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是所有的民族的一种共同的文化特征，这使得由于在职能上的人的能力的局限和人性的阴暗产生的误差通过职能而被放大的机理成为了人类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在平凡中产生邪恶的根源。
2．防线设得过远
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为自己划出些有形无形的防线，以防自己被他人伤害。这种自我保护不但被认为是平凡人的正常生活方式，而且还常被歌颂为榜样的行为，这是因为我们人类自古就生活在具有挑战和威胁的环境中，因此自我保护成为了人类生存的一个基本技能，是人类能够生存至今的一个基本条件。
但是，正常的逻辑告诉我们，在自我防卫中，对周围环境的控制力越高，防卫的效果越好，最理想的防卫是能使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用这种思维逻辑来应对自然的挑战可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思维方式，但是当这种逻辑被用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防卫时，就出现了逻辑上的问题：那就是彼此相互依赖但又有必要彼此相互防备的一些人或团体或国家之间，按照前面的逻辑都会向着使一切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的方向努力，结果双方都把自己的防线设到了对方的防卫区之中，这样就可能会造成双方的猜忌，矛盾和争斗。本来自我防卫是为了更安全，是好事，可结果却白白的造成不该有的矛盾，反而使得大家都更不安全了。
这又是一种平凡产生邪恶的情况。因为人与人交往中总是有设立防线的必要，而且很难把握防线设得多远才算是不太远，所以由防线设得太远而造成的邪恶也是人类不可能完全彻底避免的。
3．友好较量
较量可以是友好的，也可以是恶性的。既然我这里探讨的是邪恶来自平凡，恶性较量就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友好较量为什么也可以成为邪恶的产生源呢？作为有智慧的社会性生灵，我们人类生存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彼此之间互相交换信息，互相表达情感。同任何较量一样，友好较量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在较量中，大家要相互比一下，看谁更聪明，谁本事更大，谁的意志更坚强。较量过程中彼此之间的交流互诉常常被切断或大大减少，较量的各方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经验来猜测对方的心思，并且还常常要诱使或迫使对方来猜测自己的意图。
友好较量中的这一其实是任何较量中都有的切断交流的特点，就是我们社会中由平凡产生邪恶的重要来源。现实生活中，友好交流普遍存在于家庭成员之间。很多家庭里父母与子女之间缺乏良好的沟通，父母认为子女缺乏人生经验不需要与之沟通，只要教导他们就行了，而子女认为父母的脑筋早已过时跟不上趟，懒得和他们罗嗦。这种状态往往就是滋生或导致一些邪恶的来源。
由于友好较量是我们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之一，我们不可能完全没有友好较量，也不可能全是完美的沟通，因此，就像前面提到的两种由平凡产生邪恶的来源一样，友好较量这种来源也必将一直伴随着我们人类的发展。
4．理性思维
理性思维和走路说话一样是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基本技能，是我们人类有别于其它动物的根本特征。理性思维可以是人内心中自发的思维过程，也可以是通过阅读别人的或自己以前的书写内容而产生的思维过程；可以是一个人自己的思维，也可以是群体一起的交流思维过程，还可以是社会性的通过各种媒介来进行的思维，甚至可以是跨越时代的集体思维。理性思维的结果常以书写的形式记录下来，以供日后的理性思维所用。
大家都知道人类的理性思维经常可以是邪恶的，比如有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特意地设计圈套来坑害别人，这都是邪恶的理性思维。但是如果所有的邪恶的理性思维都好像是打了标签一样，让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是邪恶的，那么理性思维就不应该作为由平凡产生邪恶的来源在这里讨论了。其实，理性思维产生邪恶的机理远比多数人能够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的多。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认为是为了老百姓利益的善意的理性思维，其实可能就孕育非常邪恶的种子。
非直接以邪恶为目的的理性思维可以产生邪恶的原因是由我们人类的社会逻辑的局限性以及思维能力的局限性造成的。我们知道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所谓现代文明是人类依靠理性思维追求美善追求和谐，科技文化艺术都得到很大发展，人们沉醉在理性的光辉之中的时代。而随后而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及紧接着其后的冷战，环境污染等各种与理性发展密切相关的灾难进程把很多西方人从理性的梦想中唤醒，他们作为人类文明的先驱开始步入了又一个漫长的后现代文明的历史。遗憾的是在整个这段历史中，中国文化慢了半拍，今天中国的主流社会的多数人仍然沉浸在西方当初的现代文明的浪漫之中，功利的理性思维仍然被主流文化奉为至宝。
我这里来举一个看似善意的理性思维孕育邪恶的例子。科学的发展使我们进入到不但可以对人们的性格特征进行分析而且能够鉴别人类基因的时代，于是有人对过去一百来年里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一些著名的邪恶的人的性格以及他们的基因进行分析（不知他们是如何采集到那些基因的），找出了其中的特点，于是把这些特点列为邪恶的心理及生物基因，提醒人们要警惕具有这种基因的人。这些理论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其实却是一种穿着漂亮的科学外衣的根基于无知的可以造成人类新的隔离与歧视的理论。这种理论在分析邪恶的人的特征时，并没有对非邪恶的人进行普遍的分析，根本不具备任何统计的价值。在那些邪恶的人存在的时期，完全可能有其他千百万个平凡善良的人具有同样或类似的心理和生物基因特征，而该理论的创造者并没有对那些平凡而善良的人进行分析，就得出荒唐的结论，从而使其后非常不幸地与那些邪恶的人的心理或生物基因具有类似特征但原本平凡善良的人就莫名其妙地戴上了邪恶的牌子。
其实，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打着为人民利益的旗号而做出伤害人民中的一些成员，并损害人民的整体社会利益的例子数不胜数。但是，那些作为在那个时期之所以盛行，并不仅仅是由于当时的决策人带领或要求所造成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些行动背后的理性解释让当时的人们听起来很有道理或非常正确。这些都是由于人类的理性的局限和社会逻辑的缺陷而导致的由善意的或看来平凡的理性思维产生邪恶的例子。
理性思维是我们所必须的，而我们的理性和社会逻辑不可能完美，所以虽然文明的发展和哲学水平的提高可以帮助我们减少理性产生邪恶的机会，我们人类恐怕不可能完全摆脱由理性思维产生邪恶的窘境。
5. 贫穷产生邪恶
贫穷是邪恶的重要根源。之所以把贫穷列为由平凡产生邪恶的原因是，一个社会的贫穷往往是该社会的多数平凡人所不得不经历和忍受的痛苦。尽管人性都具有阴暗面，但是人性的阴暗面只有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才会转化为比较邪恶的社会效应，而贫穷则不但是诱发人们心中潜在的阴暗面使之产生邪恶的结果的重要原因，而且还是腐蚀人们心灵和加重人们心中的阴暗面的重要根源。
我们知道一个人要想坦然地作为正常人生活在社会上，他需要具有能够满足各种生活及心理需要的资源，当这些资源缺乏时，他就需要寻找对自己基本的生存条件的补足，而基于公平原理建立起来的社会又不会无条件地无偿提供这些补足。除非他能非常幸运地得到亲友的慷慨无私帮助，否则这个人就需要为得到补足而付出代价，这里的代价除了付出自己的劳动之外，往往包括付出自己作为正常人的内心坦然的尊严，在这过程中他可能会去主动地或被迫地做一些在正常的社会道德标准看来是不好的或者是邪恶的事情。当然，有些人可能根本不是由于贫穷而邪恶，但是我这里所要指出的是贫穷本身可以产生邪恶。
6. 非人格化与歧视
我们人类在要对同类采取不好的手段措施时往往会先把对方非人格化，比如中国人喜欢用鬼啦猪啦狗啦来贬低自己所憎恶的人。与非人格化相类似的是把人群分为几等，对其中的一些人进行歧视。这些本身其实都是邪恶的根源，而且是被公认为是良善的群体的普通老百姓们经常会乐此不疲的做法，因此是我们人类由平凡产生邪恶的重要来源。
7. 自以为义的心态
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人常常出于对自己是属于“好人”行列的一分子的过于自信而去对他所认为的“不好”的行为和人采取一些其实相当邪恶的做法。上面提到的非人格化和歧视往往就是人们在这种心态驱使下的行为。
8. 其它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我们人类有着深刻的文化逻辑的动因，使得我们普通的平凡人不断地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产生邪恶的来源。我这里只是举出了其中的几种常见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举出大量的其它的由平凡产生邪恶的例子。
四．认识邪恶来自平凡的意义
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和效应可以通过社会活动在社会上进行扩散传播，传播过程中，有的在一定条件下得到抑制而减弱或消失，有的得到放大，有的在一定条件下会得到强化而产生剧烈的结果。既然平凡的生活中的平凡行为可以产生邪恶，那些产生出来的邪恶就可能会得到扩散，并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酿成恶性的事件。认识平凡产生邪恶的现实，可以帮助我们更为理性地在社会实践中克服产生邪恶的因素，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
前面提到自以为义本身就是由平凡产生邪恶的重要原因，而认识到我们平凡人可以在平凡的生活中成为邪恶的源头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很多自以为义的心态，这本身能够帮助减少人世间的邪恶。另外，认识由平凡产生邪恶的一些具体的机理，可以帮助我们在社会实践中，在制定法律条文时，在设定政府机构时，采取更为合理的措施，以减少由平凡产生邪恶的机会。比如，认识了社会职能误差放大原理之后，我们可以更为有意识地对一些可能会通过误差放大而对他人造成危害的社会职务进行设计，在特定条件下，分散当事人的压力和责任，以减小由此而产生的邪恶的可能。
真理的威力在于帮助人们克服由无知而产生的错误。既然平凡可以产生邪恶，认识了这一点一定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实践带来有利的帮助，所以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一起来认识和宣传人类的这一文化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