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多秽言，史多误言。尤其深宫高墙内的皇家秘史，再勾挂上维新变法帝后两党这样的大事，一般百姓欲得其真欲闻其详，确实不易。在保卫真实性这一点上，史家确有义不容辞的职责。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我们不应冤屈一个人，但也不能故意粉饰一个人。再联系到当今现实，揭露各种各样的真相仍然是一项艰巨的社会化大工程。
误传与身世
在世人心目中，对珍妃已成定调：因襄助光绪帝变法维新，属于“帝党”，故为慈禧太后所嫉恨。戊戌八月政变后，慈禧重新垂帘，所以珍妃先幽闭后沉井，好可怜哟!各种史书、各部影视莫不沿用此说，将个珍妃梳妆成深明大义星光灿灿的侠烈嫔妃。然而，历史真相却非如此，或可曰南辕北辙相去甚远。
商衍瀛先生根据信修明太监所述《珍妃之死》一文撰下《珍妃其人》。该文详细记述了珍妃其人其事，言之凿凿；再根据光绪进士、吏部主事、御史胡思敬的《国闻备乘》(1924)，多处涉及珍妃一案细末，与《珍妃之死》相映参证，当属可信。
珍妃(1876～1900)姓他他拉氏，满洲镶红旗人，其祖父乃陕甘总督裕泰，其父长叙曾任户部右侍郎。其伯父长善乃广州将军，珍妃与其姊瑾妃自幼随长善在广州长大。广州将军长善虽为武将，却喜揽交文人墨客，他曾聘文廷式教习两位侄女读书。文廷式乃一代名士，后连榜高中得为榜眼。珍妃10岁那年，长善卸任广州将军，两姊妹随同北返京师。
1889年，两姊妹入选宫中，15岁的姐姐封为瑾嫔，13岁妹妹封为珍嫔，为九等宫女序列中的第六等，直至光绪二十年甲午春(1894)，因慈禧太后七旬万寿加恩得晋嫔为妃(第四等)，前面还有皇后、皇贵妃、贵妃三个等级。应该说，等级不是很高。因为，皇后隆裕是慈禧的侄女，慈禧当然不愿意自己的侄女受皇帝的冷落。
得宠与获罪
光绪 (1872~1908)为何喜欢珍妃，据信修明太监说实有其因。原来光绪生理有病，名曰“天阉”(即阳痿)。但这种隐病很难被发现。大婚之夕，慈禧派了4 位年长有尊的王妃命妇在坤宁宫喜帐后听房，只听见比光绪大4岁的隆裕皇后(1868～1913)叹气曰：“这也是你们家的德行啊!”从此，隆裕皇后失欢于光绪。瑾妃性情忠厚，不会巴结人，反与皇后走得很近，似乎同病相怜，反与光绪相处漠漠。唯珍妃因年幼而最活泼，又聪明伶俐。光绪其时也不过十七八岁，每日凌晨寅时上朝，午时退朝还宫，工作时间长达七八小时，很是辛苦。珍妃日侍左右，想着法子顺应光绪的喜爱，如扮出男装宛如少年美差官，加之她本来就工翰墨会下棋，与光绪共食共饮共玩共乐，对于男女之事毫不在意，是以博得光绪专宠。“德宗尤宠爱之，与皇后不甚亲睦。”(《国闻备乘》第11页)珍妃还很大方，对宫中太监时有赏赐，太监们得些小恩小惠，也都竭力奉承这位“小主儿”。时间一长，这位“小主儿”也被捧得有点不知所以，渐渐失去自我节制。
清宫有制，皇后每年例银不过千两，递减至妃这一级别，每年仅300两，嫔为200两。珍妃用度不足，又不会节省，亏空日甚，遂不能不挖找生财之道。这样，就有了她与太监联合起来向外受贿卖官的事儿。珍妃依靠胞兄志琮，串通奏事处太监拉官咀——收人钱财为人跑官。奏事处乃是太监与朝廷官员传达沟通之处。因为有利可图，当时太监中最有势力的有郭小车子(意为“小车儿不倒只管推”)、奏事太监文澜亭、慈禧掌案太监王俊如诸人，均染指其中。珍妃住景仁宫，景仁宫太监亦多有涉及。私卖官职所收之贿款，一部分供给珍妃，其余由各层分肥。珍妃的主要“任务”是向光绪求请，最后搞定，“功劳”最大，自然分赃亦最肥。然这种事可一可二不可三，毕竟会有影响，日渐彰显。有一次甚至卖到上海道员，搞出风传一时的鲁伯阳被劾案，惹动外界舆论纷纷。胡思敬《国闻备乘》云：“鲁伯阳进四万金于珍妃，珍妃言于德宗，遂简放上海道。江督刘坤一知其事，伯阳莅任不一月，即劾罢之。”(第6页)
光绪二十年甲午 (1894)四月间，珍妃又为玉铭搞定四川盐法道一职，按例这一级别的新官放任，要由皇帝召见一下。光绪在召见时问玉铭在哪一衙门当差?居然对曰在木厂，光绪闻之骇然，于是命其将履历写出，那玉铭竟久久不能成字，原来是一文盲。光绪大惊，于是另下一旨：“新授四川盐法道玉铭，询以公事，多未谙悉，不胜道员之任。玉铭着开缺，以同知归部铨选。”此事风播朝廷内外，慈禧闻后切责光绪，要求他必须追究责任。明清两朝明令规定：后宫不得干预朝政。何况居然推荐一个文盲去当道员，也实在不像话。此时，就是光绪有意庇护珍妃，也很不好办了。
胡思敬《国闻备乘》中亦载：“初太后拷问珍妃，于密室中搜得一簿，内书某月日收入河南巡抚裕长馈金若干。”(第20页)光绪当年10月29日下旨：“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本朝家法严明，凡在宫闱，从不敢干预朝政。瑾妃、珍妃承侍掖廷，向称淑慎……乃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皇帝深虑渐不可长。据实面陈，若不量予儆戒，恐左右近侍藉以为夤缘蒙蔽之阶，患有不可胜防者。瑾妃、珍妃均著降为贵人(第七等)，以示薄惩，而肃内政。”虽瑾珍二妃俱责受罚，但重点在珍妃。援宫中成例，犯事儿的嫔妃均交皇后严加管束，珍妃被幽闭于宫西二长街百子门内牢院，命太监总管专门严加看守，从此与光绪隔绝，不能见面。
《故宫通览》中说珍妃被囚禁的这个小院原是侍从下人居留的地方，珍妃入住后，正门被牢牢关上，打上内务府的十字封条，珍妃住在北房三间最西头的一间，屋门从外面倒锁着，吃饭、洗脸等均由下人从一扇活窗中端进递出。珍妃所食为普通下人的饭，平时不准与人说话。逢年过节或每月初一、十五，这些别人高兴的日子，看守她的一位老太监就代表慈禧对她进行训斥。训斥在午饭时进行，老太监指着珍妃的鼻子列数罪状，珍妃得跪着听训。训斥结束，珍妃还必须向上叩头谢恩。
那帮拉官纤的太监均处以极刑。据信修明曰：“太后宫的掌案太监王俊如，其徒弟小太监宣五、聂八，皆在其内。因为太后留面子，将王俊如等三人发遣奉天，缓些时日，方以密旨命盛京将军长顺将王俊如就地正法。其余奏事处总管太监郭小车子、奏事太监文澜亭，以及光绪御前太监杨姓孪生两兄弟，人称对儿杨者，并无姓名可稽的内殿技勇太监，珍妃景仁宫的太监等，共同交内务府慎刑司立毙杖下，前后打死的太监六十余人。”可见，珍妃一案在宫中引起的牵涉面甚大，影响可知。事败后，珍妃之兄志琮惧祸逃沪，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八月被革职。据此，商衍瀛曰：“珍妃于甲午十月幽禁，距戊戌尚有四年，外闻传说因赞助新政而被罪的话，征诸史实，毫无其事，不辨自明。”
沉井与后事
庚子年(1900)7月20日，八国联军即将兵临城下。慈禧决定携带光绪等一行人出走西安。此时，大家都换了百姓布衣聚在寿宁宫，“慈禧忽感触前事，出珍妃于牢院。强词珍妃带走不便，留下又恐其年轻惹出是非，因命太监将乐寿堂前的井盖打开，要珍妃自尽，珍妃坚不肯死。当此千钧一发的时候，众人不能因此缓行，遂令太监将珍妃推入井中。珍妃之死，此是实情。”执行此命的是慈禧的领班太监崔玉贵。
1901年春和议成，八国联军将退，慈禧命崔玉贵回京探听消息，并查看宫内事宜，见珍妃所投之井依然如故，便命内务府将珍妃从井中捞起，装殓入棺，7月24日葬于阜成门外恩济庄内务府太监公墓南面的宫女墓地。1901年11月28日，慈禧、光绪还宫，11月30日即下懿旨：“上年京师之变，仓促之中，珍妃扈从不及，即于宫闱殉难，洵属节烈可嘉，加恩着追赠贵妃，以示褒恤。”慈禧假惺惺地以贞烈殉节掩世人耳口。而且为避舆论，借故将崔玉贵谪贬，弄得好像都是手下太监闯的祸。民国二年(1913)，45岁的隆裕皇后逝世，与光绪合葬景陵。瑾妃此时已升为皇贵妃，因上面已无皇后管着，成了宣统必须尊敬的皇太贵妃，对宫中事务有了相当的决定权，于是趁机将妹妹从宫女墓地迁葬光绪景陵妃嫔园寝。皇家规定，皇帝皇后的墓地称陵寝，嫔妃的墓地称园寝。瑾妃还为珍妃立碑称“恨恪珍贵妃之墓”，总算为妹妹争到了她应有的名分。瑾妃还在珍妃遇害的井旁立了一小小灵堂，供着珍妃的牌位，灵堂上悬挂一额纸匾，上书“精卫通诚”，颂扬珍妃对光绪的一片真情。
当然，慈禧如此恶恨珍妃，《国闻备乘》中也有一段“后妃以言语得祸”，予以记载。珍妃性格倔强，收贿卖官东窗事发后，李莲英于宫中搜出两妃前师文廷式的信函，内中对朝廷多有指斥，慈禧阅后怒气冲冲地前往慈宁宫，抓住珍妃卖官鬻爵一事责讯珍妃：“他事犹可宥，汝宁不知祖宗家法而黩货若此!谁实教之?”珍妃则顶撞道：“祖宗家法亦自有坏之在先者，妾何敢尔?此太后之教也。”意思是你自己垂帘听政有违祖制，否则我怎么敢这样做呢?我收贿卖官还不都是向你学的!慈禧搞垂帘听政，虽然已有30余年，但朝廷内外不满之声就一直没有平息过。同治死后，本来应该为其立后，即应从下一辈的“溥字辈”中挑选新君，过继给同治，算是同治的儿子。但那样的话，慈禧就成了祖母级的太皇太后，不好意思再去垂孙子的帘。因此，慈禧立了与同治一辈的“载字辈”的光绪，达到重新垂帘的目的。她知道这样一来，天下士林意见更大。所以，她最听不得的话就是讽刺其垂帘。慈禧当场大怒，命剥去珍妃衣服“袒而杖之，降贵人，谪其兄志锐于边，愤犹未泄，后卒致之死。惟景皇后(隆裕)，瑾妃以庸谨畏祸获免”。(第 74页)
当然，慈禧恶恨珍妃还有较为遥远的原因。光绪既亲昵珍妃，与皇后不睦，作为姑母的慈禧自然不悦，“二妃屡受孝钦鞭责，诉之上，上勿敢言，由是母子夫妇之间微有隙。”(《国闻备乘》第11页)孝钦乃慈禧尊称。后来，当慈禧捏住了珍妃的把柄，老账新账一起算，也就好解释了。
《故宫通览》里说慈禧一行离宫出走的日子为7月21日，慈禧沉珍妃在头一天的下午。领班太监崔玉贵、王德环奉慈禧之命提前将珍妃带到乐寿堂的颐和轩，珍妃被带到时，身穿淡青色绸子旗袍，头冠则被摘去两边的垂络。慈禧端坐殿中，说洋人马上要打进城来了，外面乱糟糟的，谁也保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儿，万一受到侮辱，那就丢尽了皇家的脸，对不起列祖列宗，即明确暗示珍妃自尽。珍妃愣了一下，说：“我明白，不会给祖宗丢人的。”慈禧见珍妃不松口，又说：“你年轻，容易惹事!我们要避一避，带你走不方便。”珍妃据理不让：“您可以避一避，可以留下皇上坐镇京师维持大局。”这话戳到了慈禧挟持天子的痛处，当即恼羞成怒，大声呵斥：“你死到临头，还敢乱说!”珍妃顶撞：“我没有应死的罪!”慈禧说：“不管你有罪没罪，都得给我死。”珍妃说：“我要见皇上一面，皇上没让我死!”言下之意你慈禧说了不算，得皇上下令才行。慈禧嚷道：“皇上救不了你!来人，把她扔到井里去!”崔玉贵、王德环一起连揪带推，将珍妃丢进了贞顺门的井里，珍妃一路挣扎呼叫皇上，最后大声喊道：“皇上，来世再报恩啦!”
结论与探因
可以肯定的基本史实是：珍妃确因收贿卖官而获罪，本该受惩被罚，而非什么襄助新政才招罪惹祸。珍妃并不是晚清宫中的“政坛女杰”，而是倚宠谋私的凡庸女子。虽然康有为曾走文廷式的路子，通过珍妃向光绪递书进言，珍妃也有公开指责慈禧垂帘的“壮举”，但毕竟收贿卖官在前，指责慈禧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自辩，不能以此证明其贿卖官职的正当性，更不能以此证明其人的“烈胆”。替康有为向光绪递书传言，也只不过是举手之便顺手之劳，谈不上对国家有什么负责精神。如果真忧患国事，何至于为钱替文盲谋差跑官?何况，1894年10月后珍妃已不能接近光绪，更与外界绝缘。“公车上书”(1895年4月)后，维新运动才真正发动，其时珍妃已无法参与其事，何以因维新而获罪?
戊戌、庚子之后，寰内民气激愤，士林出于对光绪的同情，维新党人更倾力攻击慈禧。闭光绪、沉珍妃，均为十分有效的攻击炮弹，能赢得民间大众的普遍同情，十分有利于维新党人的掀浪造势。加之，对广大庶民来说，很少听到有关皇家的新闻，信息获取缺乏正当渠道，珍妃一案只能听自口耳相传的小道消息。更由于珍妃卖官毕竟不是什么好事，属于宫中丑闻，有损皇家正大光明的公正形象，朝廷上下多少都要遮着掩着。因此有关珍妃的事儿添油加醋，以讹传讹，渐播渐广，后竟成为铁案铁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