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那个造神的年代,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成了没有十字架的礼拜堂,而且还不只是在星期日,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先唱圣歌“东方红”,然后开会,当主持人累了想回家睡觉时,再领着大家唱一曲阴阳怪调的“大海航行靠舵手。”那时孩子们也常随大人们去开会,看着那些上窜下跳,声嘶力竭的大人们,虽然不真明白他们在干什么,反正没事干,全当是免费看猴戏了。有一天晚上,我正仰望着天花板上500瓦的大灯泡,畅想着“东方红,太阳升”带来的意境,琢磨着明天去小清河里逮鱼,突然听见主持人大喝一声:把历史反革命分子XXX揪出来,”只见几个人快速走到梅豆爸爸的身旁,一把将他从座位上拉了起来,扭着胳膊押上了台,另一个人把一块准备好的牌子挂在了他的脖子上,上面清楚地写着“历史反革命分子XXX”,霎时我觉得空气凝固了,下意识的靠近了妈妈,身体不由得打起了寒颤。虽然说我已见过不少人戴高帽游街,但这眼前的人分明是邻居的叔叔,梅豆的爸爸,一个从不大声呵斥小孩的人,怎么突然变成了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这也太吓人了。我偷偷的环视会场,没有看见梅豆和她的妈妈。也许她们早已听到风声,没有参加今天的会,有谁愿意看见自己的亲人被摧残侮辱的那一幕。后来我才知道,梅豆的爸爸解放前在家乡集体参加过“三青团”。也许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还以为是追求进步呢。真是此一时彼一时,造化不弄人,人整人。
第二天我见到了梅豆,她的双眼红红的,很明显,她昨晚上哭了很长时间,眼睛比以前更小了。我想安慰她,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就问她去不去和我一起去逮鱼,她摇摇头,临走说了一句:“我妈不让我跟其他小孩一起玩了。”我似懂非懂,但知道梅豆已不是以前的梅豆了,至少她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同年级有个叫黑旦的男孩,比我整整高出一头,他和梅豆是同桌,因不和我们是一伙,平时就常欺负梅豆和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要好的小孩子一起玩,梅豆穿着一条她妈手工做的老棉裤,用一条布带当腰带,因为没扎紧,老是往下掉,我和另外一个小男孩想帮梅豆把裤带扎紧点儿,正巧被黑旦看见,于是他逢人便讲:“山子帮梅豆系裤带,”那次真是把我弄得又窘又气,无奈他的个头太大,我只好忍气吞声。自从梅豆的爸爸变成了“历史反革命”,黑旦比以前更凶了,梅豆稍微超过桌子上的“三八线”,他就会恶言相向,本来就老实软弱的梅豆,变得更加忧郁不愿说话了。一天下午,我路遇黑旦,他以言语挑衅,三句话不过,他当胸给我一拳,我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不顾一切的和他厮打起来。一会儿就有十几个大人小孩围观,就像欣赏公鸡斗架,却没有一个人肯劝解。看来国人的冷漠并不是自从“向钱看”以后才发展起来的,想必是早有“光荣传统”。言归正传,我和黑旦一来一往,打得难解难分,我以前的恐惧早已不知上哪儿去了,瞅准一个机会,猛地一拳打中黑旦的右眼,只见他捂住眼睛蹲在地上大哭起来,我听见人群中有个人叹息:“真不中用,想不到大个子还打不过个小个子。”看着地上还在哭得黑旦,我扬长而去。心里真舒坦,感觉像个英雄。后来梅豆见到我主动问我脸上的抓痕还疼不疼,我得意的告诉她,黑旦的眼睛被我打青了,梅豆说她已听说了,并说:“黑旦是够坏的。”看来我也替梅豆出了口气,那让我着实高兴了几天。
后来我和梅豆又一起读初中,学校离家有近百里的路,学生都需要住校。我和梅豆不在一个班,那时的风气男女学生相互是很少说话的,只有极少数早熟胆大的学生敢给喜欢的人塞字条。梅豆也逐渐有了少女的矜持,周末回家我们也不再像小时候那样无顾忌的在一起聊天玩耍。在我们升初中后的不久,梅豆的爸爸被调往新线工作。梅豆随着家人离开了那个山区小火车站,离开了往日的小伙伴,从此就再也没有了她的音信。转眼几十年过去,幼时所熟悉的事务仅存于记忆中,梅豆作为我孩时的玩伴,一个有着细细的眼睛,做事细细的,说话也是细细的小姑娘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即使哪一天梅豆迎面走过来,恐怕我也不会知道她是谁了。只有我种的梅豆,年年开出的花仍然是那样的紫红,虽然似曾相识,此物已非彼物也。好在每年结的梅豆角依旧香甜如故。
我只想在心底里问一声:梅豆你如今在哪里,你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