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这两个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鄢烈山写了“从王石被迫道歉想起卢作孚自杀”。
　　这篇文章真让人难过。鄢烈山写过那么多好文章，可是他竟不知道，这两个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完全不能！
　 　卢作孚出身贫苦，自奉甚薄。办民生公司时，他已做过新闻记者，做过教师，做过教育科长，通俗教育馆馆长，还常常赤脚穿草鞋奔走。长年穿民生服——一种芝 麻布的中山装，1944年去美国参加国际通商会议，到美国才穿了西装和皮鞋，学会打领带。那时，为他做过翻译的孙恩山教授写道：“他从未抛弃他在普通人民 中艰苦一生所形成的个人简朴习惯和谦逊品德，尽管他目前的工作和生活状况看起来多少有点儿不协调。在他的新船上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获菲尔德进口刀叉餐 具，从柏林进口陶器，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餐桌上却只放着几只普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这些船上的三等舱中也有瓷浴盆、电器设备和带垫子的 沙发椅，但成为强烈对照的是，他那被称为家的六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着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他的一位朋友说，卢作孚是“一个没有受过 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享”。
　　卢作孚先生一生俭朴。这是真的。
　　二十多年前，人们 总算可以谈卢作孚先生了，一位老人哭着回忆说，那时，他看到卢先生脚上的皮鞋开了口，还没有穿袜子，劝他换一双鞋，他说不用。还有一位老人是当年民生公司 的漆工，他和工友刷完公司办公家具，剩余的漆想去刷一下卢先生家里的家具，半道上碰到卢先生，卢先生知道后，对他们说，不用不用，回去吧。
　　不要谈王石，更不要谈他捐款多少。这两个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完全不能！
　　卢作孚生活在中国有许多灾难的时代，他和他领导的民生公司不知有过多少次捐款。
　 　36年四川大旱，他们捐给灾区同胞；兵灾，四川二十几个县的人流离失所，他们不但捐助，还派出赈灾队伍，历时几个月，为灾民煮饭，搭住所，安排职业；东 北沦陷，他们为马占山抗日队伍捐款，派人送到东北；轮船上遇见妇女因家庭不幸轻生，他们救了人还为她捐款；抗战时期，运送难民，各轮船船员经常捐款，有时 拿出现金，有时集体捐一日饭费，有时集体捐一日工资，船走到哪里，就将捐款交给哪里的机构转交，常常是交报社的，那时报纸多是民办的；轮船有孕妇要生孩 子，他们不但帮助找医，也捐款给妈妈和孩子，还在船上放鞭炮庆贺。那时船上没有女职工的，想一想那种情景，那些豪爽的水手们，喜笑颜开地为一个产妇和婴儿 服务，多么动人！
　　为抗战捐钱更是多多，一次，冯玉祥将军去民生公司讲演，说民生公司是救国公司，讲完了，公司处务经理邓华益站起来，代表公司当场捐一万银元。
　 　公司有同仁去世或遭难，除了公司按规定给予抚恤外，同事们还会自发捐助其遗属，让孩子受教育。这在战乱中的航运企业，死人的事真是经常发生的，民生人做 这些事似乎成了习惯。没有人逼他们，他们乐意。公司的高级干部，工资高一些，不乏人长期捐款给自己家乡的小学，不声不响地造福桑梓。“造福桑梓”，我们现 在都没有这个说法了。
　　他们从不认为慈善是负担。他们办公司的宗旨就是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发展交通。卢作孚常说的就是帮助人们，帮 助社会。他们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出发点一样的，那一代企业家，可以说多数不是唯利是图。卢作孚是知识分子下海实业报国，他的目的和蔡元培张伯苓办学校是 一样的。对了，卢作孚和蔡、张都是好朋友，那时的知识分子都是尊重卢先生，引为知已的。
　　那时挣大钱的人并不都是花天酒地，或是不断上镜或去登山花钱。荣毅仁他爹，挣了钱在家乡办学，修桥修路，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中国的那一代中产阶级，对国家民族的感情是实在的，他们有仁爱之心。
　　卢作孚在北碚办的学校，校名就叫“兼善”。
　 　卢作孚在北碚办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完全是民办的，没有官方的钱，自己办科学院，普及科学知识，做科学研究。在民生公司有一股东“文记”，10000股， 是西部科学院的专项费用，那个股息，是卢先生亲笔签条才能领，多年后，公司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了。公私合营前，还调查这户大股东是谁。档案里能看到一些卢作 孚领得他任一些企业董事的舆马费，全数捐给北碚文化基金会的条。
　　卢作孚不信宗教，但中国那一代企业家，和美国的比尔盖茨有些相通的。不把太多的钱留给后代，不以为做慈善有多光荣，只是因为爱国爱家乡，有仁爱心，是一种习惯。以为做慈善是负担，在他们是不可思议的！
　　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到底做了多少好事，不是很能查到的。他在公司原来有一股，500元，他说自己是一小小股东。1937年，公司大发展，股东们一致要奖励卢作孚，送他股份，他不要的，后来全交出去。
　 　老民生公司是真正的现代企业，经营权所有权绝对分开的，公司鼓励职工有股份，但做公司董事者，必不能做部门经理。孙恩山那句“他的新船”不对，那不是他 卢作孚的船，是卢作孚为股东们经营的船。每年的股东会，很是慎重，卢作孚和各部门经理要向股东们汇报经营情况的。有时，卢作孚还向股东们募集办文化事业的 钱，民生公司一些董事总捐钱的，如康心如等。
　　那时尊重人们的私有财产，但提倡公益事业和公德心。西部科学院的地皮是私人捐出的，盖房子是杨森捐的大头。当然，是卢作孚去募得的。
　 　抗战时，好多文化机构和学生到北碚来，很清贫，北碚帮助他们，不许滥提房地价。卢作孚说服自己有产业的亲弟弟卢尔勤卢奎杰，把他们经营的两个小煤矿捐出 做文化基金，基金会要向政府备案，先拟基金会章程命名基金会为“卢氏文化基金会”，被卢作孚改为“嘉陵文化基金会”。这基金会的钱，支持了许多学生念书，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还得过一万元钱。收据还在重庆档案馆。
　　卢作孚总和他的另一个弟弟卢子英说，造公产，不造私产。他家除了合川老家的几间房子，没有任何积蓄和财产。他那个故居，寒碜得很，现在人家居民住着，也没有弄成什么故居纪念馆。
　　卢作孚一生做了许多事，不单是一位企业家，但他仅仅作为企业家，也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座珠峰，王石们不要说攀上，方向都没有搞明白。王石们办的企业哪里是老民生公司那样的企业？这一代生意人怎么能与卢作孚那一代企业家相提并论？
　　还有工资，临近抗战时，民生公司的日子最好过，总经理卢作孚的工资400余元，不是最高，这个公司工资最高的是大船的船长，600元。公司规定的，行政管理人员没有技术人员工资高。
　　鄢烈山，卢作孚自杀不是因为逼捐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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