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黄色码头 上

【随笔】　　　　　　　

　　　　　　　　　　　　　　　　黄色码头　上

从前，从我的老家到福州去，要经过闽江下游的一段宽阔的水面。那时江面上还没有桥，只有轮渡和被当地人称为“瓜机”的小柴油机船，做为运输工具。我们乘坐的公交车到了江口的码头后，就要开上轮渡，一个轮渡一般可以承载五、六辆车子，从码头的这边摆渡到码头的那边，大约要两个多小时。这段枯燥无味的时间很难打发，尤其是你在轮渡上突然内急了，还得紧紧地憋着。所以每次去福州，乘风破浪的轮渡上的时光，往往让人的精神处于几近崩溃的状态。

但是轮渡与“瓜机”却促成了江口码头一带经济的繁荣，那里的客栈，餐馆，小商贩，甚至小偷等等，都成了摆渡过江的受益者。这个方圆只有巴掌大的小镇上的人们，因此滋生出了一股土匪的霸气，一个个比城里人更像城里人。他们哄抬物价，对过往的客人颐使气指，动不动就对路客大打出手。你觉得饭菜不可口是不是？我就这饭菜，你不吃滚一边去。

然而二十多年过去，沧海桑田，这些地头蛇们的优势已经不再。闽江上架起了好几座绕来绕去的天桥，天堑变通途，高速公路横空出世，进城的途径，也已经从江口的码头转移到了另外更有生机的地方，沿途上都是琳琅满目的发廊和餐馆，其中妙趣横生，不足与外人道也。从前要花上两三个小时摆渡，现在只需要十几分钟，一马平川了。码头的繁荣景象随之灰飞烟灭，当地居民往昔的霸气，也被谦卑而小心的笑容取代了。江口码头如今差不多已经成了一座废墟。

曾经在那个奈何桥似的码头上过往的人们，包括芸芸如我，终于出了一口鸟气。我觉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俗话，真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前年我回国，一个朋友带我到码头上的一家专卖羊头的餐馆去品尝羊头宴，主人们早不像从前那样怒气冲冲了。我的心理多少得到了些许的补偿。

ＯＫ，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二十多年前。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在从地主家管家一样的会计那里领到了我的第一笔奖金之后，我的快乐心情不下于这两天违背了好男不与女斗规则的奥巴马。我的校长在从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天开始，就开始仇视我，对我心怀不满，他对我的评价是，每当下课的铃声一响，小秦同志的自行车铃声也响了。意思是我跑得快，不把为人师表当一回事。

我想到福州去给自己置办几件像样的衣服，顺便逛逛书店，买几盒磁带。那时我月薪只有七十块钱不到，奖金还算丰润，是一百来块钱。那天我就怀揣着一百来块钱，也可以说是我的所有家当，兴致勃勃上福州去了。我发誓要买到一套让女孩子们神魂颠倒的服饰，一改此前的褴褛。我想象中即将出现的西装革履的我的滑腻的新形象，让我一路上兴奋不安。

我来到江口码头，脱离了让人提心吊胆的公交车，转乘“瓜机”。瓜机上差不多都是我们那个镇上来的人，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其中一个姓吴的中年人，是我的相识。我跟他相识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因为性苦闷经常出入于他开设的一家录像放映馆。他是个老光棍，四十多岁了还跟他的弟弟在床上分享一个身材丰腴的老婆，他的弟弟拥有一对子女，他弟弟经常面对自己的骨肉愁眉苦脸，满脸疑云。老吴在我们镇上开了一家生意兴隆的录像馆，有一段时间，我也曾经是他录像馆的常客。他的录像馆经常放映一些有大胆暴露镜头的片子，这些片子与那时炙手可热的武打内容结合起来，构成了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主流，深受广大的青少年热爱和好评。当然严肃的文艺评论家对此深为不齿，大骂人心不古。后来我也加入了这些评论家的行列，发现自己尽管在白天时以阅读博尔赫斯与纪伯伦为荣，但是晚上时我还是难以自抑地阅读古龙和张爱玲的作品，并且老泪纵横。

老吴以一种居高临下的长辈口气严肃地问我说，去福州干什么？我不好意思说是去购置服饰行头，就说是去逛书店：“毕业了，好长时间没买书了。”老吴点点头，以示赞许。随着他马上就跟边上的一个老头接上了话，两人不知怎么的聊起了邓小平，老吴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老毛把老邓玩弄于股掌之间，三起三落。”

老头笑着说：“打是亲，骂是爱。”我听了，就觉得老头是个政治家。

我到了福州，就直奔最大的商业城“五一广场”。我觉得那时的“五一广场”就像一个妓女似的，谁有权势了就可以蹂躏它一下。这不，文革的时候它是群众集会的中心，几十万人挤在那里大喊万岁，改革开放了，它被蚂蚁一样的小工商业者包租了，后来政策一变，管家又把那些商贩赶走了。如今它成了花园，一幢幢商品楼雨后春笋般矗立而起。

那天我在商业城里转悠了半天，还没有找到让我满意的服饰，忽然就有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凑近我说：“小兄弟，想要裸体扑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