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梦依稀廿七年——西南大撤退之际白崇禧竟毫无作为！
蛰 翁
一九四八年秋，中共军已迫近南京对岸的浦口，京沪一带，早已人心惶惶。我当时是配属在华中战区的一个汽车兵团的主管，某次因运输问题，由汉口奉派赴广州公干，在穗逗留约十余日，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已放弃武汉，撤至衡阳。我因离开部队已有多日，遂匆匆赶返新驻地从事整理与部署。
拥数十万大军举棋不定
我从广州赶返衡阳后，眼见大军云集，秩序混乱，我那个汽车兵团所有车辆均散停于各学校操场上，官兵则搭帐棚而居。在衡阳仅留二周，部队整理刚有头绪时，又随长官公署撤退至桂林。桂林为广西之省会，又为白长官（崇禧）之故乡；且白长官所统率的部队，除黄杰兵团外，其余如夏威兵团、张淦兵团，都是广西系统的基干部队，在天时、地利、人和上，大家都希望白长官能有所作为，在湘桂线上能与共军来一场大决战，藉以挽救西南之危局。岂知白将军徒有“小诸葛”之虚名，虽拥有数十万大军，却始终举棋不定，毫无作为。在驻节桂林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不但对军事部署上毫无积极作战的准备；即对撤退上亦乏消极的部署与整备。故于共军攻占广西全州时，即又匆匆从桂林向柳州撤退，处处居于被动挨打状态。当时白长官对于许多配属的部队，似乎采取不闻不问的作风，不但撤退时得不到命令，连他的企图也搞不清楚；因之，我们这些汽车部队、通讯部队、工兵部队、炮兵部队、宪兵部队等部队长，只好凭自己个人的关系，与长官公署的有关幕僚单位主动的协调连络，而决定行动。我因在长官公署有不少陆军大学的同学，所以连系上尚称密切。
迁江渡口汽车大摆长龙
记得在是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晚上，若不是自己提高警觉，几乎便陷身于柳州；是日黄昏时，我看见马路上军队纷纷向宾阳公路上奔驰，于是急忙向长官公署以电话连络，谁知电话已经不通了；转向电讯局询问，才知道其总机已经撤除了。再多方探询，才知道长官公署已向南宁撤退。于是我当夜即召集各营连长开会，限他们连夜整修车辆，并下达命令：凡不能于黎明前修好的车辆则一律弃置之；若可能修复的则一律于五时前开始行动。并漏夜到各部队去巡察督修。等到天明时幸大部均已装修完毕，仅二、三辆因引擎损坏过甚不能修复的，只有忍痛将它牺牲了。
黎明准时出发，沿途人山人海，公路上人潮汹涌，故车行甚缓，驶到迁江渡边，已经日落西山；我们由于出发较迟，前面的车辆，已如长龙，估计达二千五百余辆之多，车阵廷绵有数公里之长。我步行至渡口察看，我的天！迁江码头，仅有渡船二艘，每次该渡船只能装载大卡车一辆过江，一次来回，起码需时十分钟，每天最大量仅能装运约二百辆，我们的车辆排在二千余辆车辆之后，要轮到上船渡江，恐怕要轮半个多月，所谓望江兴叹，真是焦心。我于失望之余，只好回到车上过夜。在挨饿坐寐的情况下，感慨万千，深觉高级将领们，平时作威作福，不作未雨绸缪的准备，既计划撤退，为什么后方交通干线的渡桥也不预为搭建呢？真是太不应该。像迁江这样仅有几十公尺宽的江面，搭一座可载汽车通行的便桥，乃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假若预有准备，那至少可以争取十天时间，绝不至坐待中共追兵的到来！
群龙无首只好各自逃生
我在迁江渡口苦侯了六天，每天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得团团转，到了第七天时下午，居然轮到我们了，本兵团的汽车才陆续渡过了约四百五十辆，尚有七十辆停在岸边待渡，这时候共军的追兵已步步迫近，相距仅二三千公尺之遥，步机枪声已清晰可闻，在此危急情势下，只得决定将未及过渡的车辆即刻浇灌汽油予以焚毁，顿时浓烟蔽天，未过渡的部队争先抢渡，幸渡口上尚有一条用汽油空桶（上加木板）搭成的人行便桥可以通行，我于放火烧车之际，跟着后卫部队刚步过桥头时，便桥即被挤断了，以后许多驾驶兵及部队便纷纷游水过江，凡不善游水的都要陷身敌后了。
我到达南宁，已是十二月十九日的夜晚，次早跑到长官公署去连络，才知道他们已于昨日全部远飞海南岛，连一个指挥所也没有留置。于是，几十万大军没有指挥中枢，便如群龙之无首，只有各自逃生的一途；距南宁约三公里的南面，又相隔着一流江水，我赶去察看时，见江边车辆亦早巳摆着长龙，与迁江渡口情形完全一样，只有竟日在渡口苦苦等侯而已。到了十二月廿三日午，共军已逼近南宁，此时黄杰兵团的最末一批部队已渡江完毕，城郊的飞机已开始破坏，遥见火光冲天，情况至为凄惨！
所有车辆全部弃置江边
当日傍晚时分，我于南宁渡边看到我团车辆已过江的仅只三十余辆，于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只好率领已过江的车辆继续向钦州方向前进，并嘱在共军未进城前，尽量抢渡，能渡的车辆马上跟着来。但车行数十公里后，前面又横隔着一条小江，虽然江面很狭，但只有一艘渡船，过渡更为困难；等到午夜时分，忽然枪声大作，于是大家于黑夜中，都急急忙忙的躲避到山幼里，等枪声停息回来时，才知道刚才放枪的是广西的土共，已把车上所有的东西洗劫一空，我的一只小箱子也被抢去了。
我回到渡口，即集合部属商议，决定将所有车辆都弃置于此。因时机迫促，不能再作等渡的打算，遂即乘夜渡江，大家在黑暗中沿公路步行前进，天将黎明，疲倦不堪，正坐在田边休息时，下午三时将到达离钦州不远的小董镇时，在我身边只剩有一位营长和两位排长了。此时若再穿军衣，难免惹人注目，捱到深夜才设法改装难民步行到小董镇，在菜市场内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我们混入难民群的行列，由广西的土八路担任护送，向十万大山的小道上避行，每天餐风露宿，足足走了三天，才又回到南宁城。
偷来解放证权当护身符
进城后，共军也不多管，着即自由解散。数千难民，各自去找寻生路，我则暂时投宿于一间小旅馆，徐图脱身之计。当天下午由林排长和钱排长分别出去和陷在南宁的部份同事取得连络，当地的情况也略予了解，知道在南宁失陷的同时，共军即在钦州登陆，以致国军遭到腹背受敌，向海南岛撤退的计划乃告落空，并且全军瓦解，而进入南宁的仅是林彪所部第卅九军一军之众。
我返抵南宁之第二天下午，有一个驾驶兵在共军指导员处偷来几张盖好印信的空白《解放证》，我便自填了一张，以便作逃离时的护身符。从他口中得知：当共军将要进城之际，地方上即有护商大队的组织，监视未及渡江车辆，不准破坏；当共军进入南宁，即将这些车辆混合编成汽车大队，其中当然也有我团内的官兵。由林排长秘密连络的结果，得知共军第卅九军刘军长要到汉口去开会，军部要派一个特务连护送他们去柳州，并指派李排长（前我团特务排排长）率领七辆车护送，适这七辆车都是由我团的驾驶兵担任驾驶，于是他们代我报名为驾驶助手，还拿了一套共军士兵军服给我。翌晨我与钱排长、林排长等都穿上油腻的士兵服装到民生码头去搭车，坐在我外旁是共军的参谋长，驾驶员是我团的钟班长，他很机警，把我掩护得活像一个助手；在人生的旅途上，真像一幕恶作剧，演什么就像什么。九时正特务连的士兵都上车了，先到共军军部，俟刘军长坐上吉普车前进后，这七辆车便跟着出发；与刘军长同行的还有四个越共妇女代表，听说是去北京参加妇女会议的。当晚车抵宾阳，他们并不在宾阳城内住宿，却在郊外一个小村里宿营，晚上并派了一个士兵与我们同住，大家都知道他是来监视的，所以说话都要特别小心。
触景伤怀怕看汽车残骸
第二天中午抵达迁江，因渡船漏水，需要修理，不能过江，于是即在此地宿营，第二天渡船已经修复，我则先遛过江去候车，看见公路上那一堆堆烧得面目全非的残车遗骸，不禁使我触景伤怀，心想当时若早几天有命令把全部的车辆都付之一炬，岂不是更好吗？也免得如今留待敌人去利用了；但是车上的共军看到被焚毁的大堆汽车残骸时，却很惋惜的说：那天我们来迟了一步，若能早到一小时，岂不是还有几百辆大车可以利用吗？人心想法之不同，真是可怕。
下午三时半抵达柳州乐群社，经李排长与共军参谋长洽商后，共军官兵全部下车了，所有车辆都开到郊外库房去住宿；由于车辆需要整修，共军则另派车辆接运去衡阳。我与林排长等在库房里住了一晚，次日晨即与我团的驾驶兵们依依握别，表示后会有期，步行到柳州去住旅馆了。
由衡阳经广州抵达香港
一九四九年元旦时，我尚羁留于逆旅里，眼看共兵饮老酒吃水饺，兴高采烈的样子，真是益发使人悲伤；同时满街上游行的学生、工人、农民等队伍，每队前面都有秧歌队为前导，大跳秧歌舞。只有身处其境的人，才能领会到那种改朝换代的景况。我们苦等了五天，湘黔桂铁路尚未修复通车；另去打听公路的情形，得知公路已可通行，于是一月五日早晨便搭乘一辆货车离开柳州。当晚在榴江住了一宿，第二天华灯初上时到了桂林。这时湘桂铁路全州至桂林段尚未通车，等侯亦无希望，于是只好于十日搭乘汽车先到全州，以便转乘火车去衡阳；可是到了全州，才知道由于军运繁忙，所有客车一律停驶。同行的人只得共租了一辆旧货车继续前行，不意行至距离陵零约有十华里的地方即抛锚，几经跋涉，始抵衡阳。十一日下午四时找到一间旅社正欲住宿时，一查粤汉路火车时刻表，即知六点卅分有一列快车开广州，遂即过江去买票。在人声嘈杂中又匆匆的离开了衡阳，于十三日下午五时车抵广州站，我们又在车站附近一间小旅社住下，晚上到街上散步，并得知明晨六时卅分有火车到深圳，但因人多车少，必须于晚上去车站排队，不然便要向隅了，幸得林、钱两位排长自告奋勇的去排队，我则留在旅社里睡觉。
天将亮时林来喊我去加入队列，六时开始售票，刚轮到我们买了三张车票时，后面的人便落空了，窗口售票人员宣布车票已经卖完了，真是感到幸运之至。中午车抵深圳站，须下车步行一段路才到达中英交界的深圳铁桥，结果，我们终于安然抵达香港。今日回味旧事，如在目前，其实已经是廿七年前的陈迹了！
原载香港《春秋》杂志总第454期（197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