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起始和结束定义，最初来自于党中央的一个文件，从一九六六年“五一六通知”发布既文革开始，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主席去世粉碎“四人帮”为文革结束，开始称为“文革十年”，后来人们胆子越来越大，干脆称为“十年动乱”。
文革的时间定义，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太多的异议，大家都能接受。但从物理学角度说，任何事件不论是上升还是下降，都会有惯性，而这个惯性是上升无力，下降加速，特别是下降那一段，重量加速度，极具杀伤力。文革最后杀伤的是年轻的一代，特别是那既有“血色”而又“浪漫”的一代。
为什么把这一代人要称为“血色浪漫的一代”，而不用过去叫惯了的“干部子女”呢，我个人的理解是，他们的父辈百分之百都是经历过长期浴血奋战，而又活下来的幸存者，不仅如此，他们还是从众多的幸存者中层层选拔出来在各级军事首脑机关中任职的精英。他们的子女则在一种普通老百姓无法接触的环境里长大。我曾有过这样的感觉，文革中军队大院的干部子女要比地方干部子女还要高傲得多。
与地方干部不同的是，军队干部还经历过一个“二六八团”时代，既干部岁数到二十六岁，参军过八年，已到正团职才能谈恋爱结婚。研究这一代人的年龄有个有趣儿的现象，级别高资历老的干部结婚早，长子长女要比级别低的年龄大。换句话说，老红军的长子长女要老于抗日前期，抗日前期要老于抗日后期。那时军队经常有计划招一部分学生女兵，只有够资格的老干部才能在中间挑选，级别不够的只有在一旁看，稍有非分想法都会受到党组织的警告。空军一位科技干部同我关系很好，他一提起当年这桩事就气不打一处来。一九五零年他随一批女学生从四川成都入伍，其中一个女学生还是他的同班同学，他们想谈恋爱，结果受到严重警告，他无法，只有放弃。
还有一个有趣儿的现象，当年老干部多为多子女。子女同是一母所生，长相和聪明才智差别很大，漂亮的真漂亮，丑的还真丑，有人分析是漂亮的像母亲，丑的像父亲，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有不少人还是继承了父母的优点，我的记忆力极好，有可能是继承了父亲的侦听天分，他保持的七位压码技术不会有人打破。我的突然冒出的“写作天才”有可能来自母亲，因为我记得母亲年青的时候总喜欢写点什么。
如今人们对“血色浪漫”一代议论纷纷，多数人没有看到他们还有一种人世间少有的美德，就是为人正直忠厚老实，多数人心地极为善良。我认识的人很多，也有不少骗子，但我很少看到他们中有人靠坑蒙拐骗过日子。特别是一九七八年以前已成为共产党员的那批人，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精英，这样的人见着就放心交往，拉到家里做朋友，是不会算计你的。我个人敢断言，今后十年内中央量级人物还会从这些党员中产生。
有个朋友问我，如果时光倒退三十年，青年人最好的路是什么？在中央恢复高考制度之前，青年人最理想的路是参军入党提干保送上大学。文革初，不知道毛泽东动了哪根神经，突然率先穿起军衣，还好可能是太胖没有想起扎武装带，其他中央领导也不得不穿，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我看见刘少奇也是红帽徽一身绿。突然一夜之间解放军值了钱，解放军立刻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毛泽东的这一举动最先响应的是北京军队大院的孩子，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直接可以从父母那里找来军装。而胡同里的孩子，甚至地方干部的孩子一比立马逊色多了，所以我认为军队子弟高贵的起源应该是从军装开始的。毛泽东生前一直想把文革初期动乱的祸水往林彪身上泼，现在看来毛泽东穿军衣极有可能是这盆祸水的源头。
十几岁的孩子正是热血沸腾想入非非的年龄，毛泽东关闭学校，把这一代人过早地推进社会，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先是“破四旧”打砸抢，接着革命大串联，在他们身上早已养成了一种难以驯服的野性。我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要是放到现在，早该判刑了。大院里的老干部对当时文革乱世是非常反感的，只不过是没人敢怒，也没有人敢言。母亲常对我私下唠叨，还是北京好，大院好，安安全全，外地每天武斗都死人。
毛泽东喜欢一个人拨动全国，这点林彪没有看懂，自己发了个“一号号令”，后来翻了车。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泽东独自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全国立刻骚动起来。就在还有不少年青人在积极响应不知去农村插队是深是浅的时候，母亲对我说，插队我们坚决不去，一定要想办法当兵，就是将来提不了干部，复员也可以回到北京，在北京当个工人也很好。
军队大院开始了大规模的走后门，送自己的孩子当兵。空军有自己的规定，凡是文革初期没有问题干部的子女才能安排当兵，有问题干部的子女空军一律不管。这些子女要么参加学校统一安排去农村插队，要么随父母去农场五七干校。用现在的观点看，吴法宪将军这事做的太没有人情，以至后来对立面翻过身来一定要清退吴派干部在部队当兵的子女。与此相反，许世友将军就很会做人，他尽量安排照顾自己部下的子女，电视上看到他主动安排落难的聂凤智将军的女儿当兵。我在蚌埠当兵时听说陶勇将军的女儿在123医院当兵，陶勇将军文革初自杀，女儿当兵也是老战友不顾一切安排的。空军当年如果把文革初自杀的赵国锐副部长的子女安排当兵，那会多有人情味啊。
文革开始后第一次军队招兵是在一九六八年年初，那时安排当兵也很简单，主要主管干部当然是相当一级签字就行，有了签字，军务部门就给办理，开了介绍信就直接到部队报到。多数求情的人只往上看，不往下看，只有一个人想起了杨成武将军的保姆，想通过这个保姆同杨说上话。这个人就在菜场等杨的保姆出来买菜，凑上去说明情况递上信件，保姆回去后杨成武还真批了。不过没几天就发生了“杨余傅事件”。
用现在的眼光看，当兵与下乡没有太大的本质区别。只不过当兵大家都会觉得光荣，生活有基本保障，重要的是还有盼头，复员后可以直接回城。大家没有注意到的一点是当兵会有相当大的危险性。中国还好，当兵不打仗，美国正好相反，当兵就是要去打仗，几十年来，美国战争不断，美国老百姓送孩子当兵谁不提心吊胆，当然，一旦复员回来，美国政府都会优先安排工作。
军队里都是年青人，不是保险箱，稍有不慎就会发生重大事故。我在空军大院住在二号楼，二门三层有一家千方百计把独生子送到军队当兵，曾搞得其他干部意见很大，结果儿子到部队三个月后，坐别的战士的卡车，这个司机是个二球货，非要和火车比赛跑，结果卡车被火车撞出一百多米。四门我有个好朋友叫张加新，比我大几岁，小时候言谈就很有头脑。他当兵后入党提干当上了空中机械师，有一天他可能自己开起了飞机，结果发生重大事故，机上的人全部死去，他烧成重伤，还好母亲搞来进口抗菌素，当时活了过来，现在恐怕已经去世。
文革虽是乱世，但各地的党组织，不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农村，都在培养年青人。不少血色浪漫的一代在朝入党的方向努力着。入党父母是帮不了太多的忙的，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同劳动人民的子女打成一片。所以说，那一段年华也是非常可贵的年华，是难得的接触社会的年华。我长期同农民的孩子同吃同劳动，可不像毛岸英当年做做样子，为了入党我曾打扫过好几年厕所。
不过还是有很多人过不了这一关，基层干部可不管是将军的儿子还是部长的儿子，入不了党照样安排复员。我在浙江时，兰空付司令方升普将军的儿子也在那当兵，群众关系不好没入党，回到西安。我去西安时，部队的老朋友特意让我去看望，我去的时候一家儿女全部从部队复员回来，正围着老父亲吃火锅呢。一九七四年我在杭州入了党，但基层干部因我自学英语不同意我提干，父亲找后来的空军司令王海帮忙，王海第一句话就问入了党没有，他听说已入党满口答应立刻帮忙。
在当时那样一个年代，还是涌现出一批完全靠自己的努力而成功的精英。我有个战友的妹妹叫王斯力，我们同年人，她没有当兵而去了内蒙插队，在那里她表现得非常优秀，很快就入了党。上世纪七十年代，全国开始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的时候，上上下下一致推举她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习。她有着特殊的语言天赋，学院又把她送到英国进修，半年后回来的时候已是一口纯正的英国口音了。她恐怕也是全国第一批在广播电台上教英语的老师。
走后门安排子女上大学可不是一般干部能做的事，地方的干部得是中央一级，在空军只能是司令政委才能随心所欲。吴法宪将军安排自己的女儿上洛阳外语学院，空军政委安排女儿上医学院。张廷发将军复出后，在清退吴派干部在部队的子女，坚决要求吴法宪的女儿复员退学的同时，也是一样想的是自己的儿子，七三年一个干部看准形势主动按排张鹏当兵，之后，张将军又让张鹏到北航读书。我大学毕业后去的那个空一所曾经是这批高干子女走后门上大学后的云集地，我到了以后他们开始逐步离开，很可惜，当时过于忙于工作，没有同他们做深层的交往。
我原来说过，我人生最得意的是前半生为中国空军服务，后半生在美国开小店，其实还有更得意的，前后与六个空军司令有过某种意义的联系，前四个刘亚楼吴法宪张廷发王海写文章时经常提到，是王海司令把我调到二十九师，提了干，最后两个空军司令则是来自二十九师。我住在府山时，乔清晨司令是独立大队政委，经常见到。毕司令我还没有对上号，不过，我喜欢到飞行团找飞行员玩，他们也经常给我糖吃。有个叫胡传海的对我最好，很可惜，他在一次飞行训练中出了一等事故。
一九七八年，二十九师发生了一件新鲜事，也就是这件事改变了我的后半生。二十九师党委根据上级指示选派十名二十五岁以下的军人参加地方高考。对于这么一个重要的指示有的师可能根本就没有执行，把文件放在一边，我现在看到有人写文抱怨，可见当年师领导的思维是相当靠前的。
当时我的技术职务是正连职，领导可能有意把我培养成政工干部，参加师里举办的政治学习班。报到时我听说军人可以参加高考，就马不停蹄地跑回中队，找中队长李淘书。李淘书说确有高考一事，但你的文化程度不够，中队已安排一个高中毕业的战士参加。李淘书同我关系很好，答应帮我努力争取一下，很快师干部科就同意了，我想当时还没有干部特别在意这件事。
这时离正式高考只剩二十四天，我决定报考英语专业，从尼克松访华到于今已经自学六年了，应该很有把握。那几天师领导还特别关照注意军容风纪让我喊队一二一带领其他九名战士前往衢县一中复习，可我的心早飞了，走在路上还一直看着复习提纲。这些动作当时不少干部战士看着好笑，因为文革十多年了，有谁还这么用功读书。
在后来的二十多天里，我几乎没有睡觉，把初中高中的课本反复看了好几遍，初中高中毕竟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还好，该蒙的都让我蒙对了。再有，七七，七八级的出题重点是对社会上的人士，在校生答起来反而困难重重，从出题可以看出中央的用意。这时候，血色浪漫也好，胡同窜子也好，地富反怀右子女也好，大家都来到一个统一的起跑线上，从此，中国开始走向公平了。
不久，高考分数下来了，全师三个人超过录取分数线，不仅是高分，而且都是外语专业，立刻在二十九师，衢县，成了不胫而走的新闻，让人想象不到的神话，怎么一夜间出了这么多外语人才。我觉得还是衢县二十九师风水好，那里的水特别养人，后来全师往空军输送了多名将领，光空军司令就出了两名。不过，我真正上上大学还有惊心动魄的一战。
时间一天天过去，地方已经发榜发通知书了，盘算着我这三百六十多分上个好大学没问题。就在这个时候，中队通知我出趟美差去西安修仪器顺便看看父母，我感到奇怪，但还是高高兴兴去了。刚到西安没几天，就接到中队电报“见电速归”，我立刻感觉到被大学录取了，但为什么电报上又不明说，觉得其中有蹊跷。我利用西安方便的电话找到许师长夫人于干事，那时她一直负责部队高考工作，但电话上还是叫我抓紧时间回来，我再三问是不是大学已经录取，她还是说先回来。那时从西安用军线打电话到衢县还要等两个小时，话还听不清。
我回到中队，中队战士说这几天师里经常有保卫干事来调查你的情况，我立刻感到问题严重，叫人打了小报告了，我猜很有可能是指导员杨仲枢干的。他向师党委汇报，说我经常散布小道消息，最近传播罗瑞卿到西德安装假腿心脏病爆发死在手术台上，怀疑我偷听敌台广播。杨仲枢找我谈话，问从哪得来的消息。我回答说从朋友那里听到的，接着说现在重要的是给我大学录取通知书。杨说你不讲清楚不能让你去上大学，我说你不让我去，我就揪着你到北京见邓小平。
对付农村干部好说，诈一诈就慌了，我担心的是来自空军那边的暗算。因为父亲已在同年三月被张廷发将军给整到西安空军通校当了顾问，这件事在二十九师已成了公开的秘密，杨仲枢也曾经问起，听说你爸爸犯错误到了西安，我说父亲到西安不是降了，而是升了，现在小楼没盖好，住在招待所里。由于长期对上层内斗耳濡目染，担心父亲的事会连累自己。
现在来看，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张廷发将军领导下的空军党委确实在做手脚。从目前得到的材料看，一九七八年，吴法宪将军的女儿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林彪事件重要人物朱铁铮的女儿考上了北京医学院，空军反复派人到招生办阻绕录取，最后闹到中央胡耀邦那里，上了《光明日报》。她们的报到时间要比正常入学同学晚一个月。张廷发将军这么做是不是太小气了一点。但我的事是不是同空军有关系，现在无法找到佐证。
与此同时，母亲从西安打来电话，那个电话一样特别难打，是通过西安北京南京衢县四个接线员传递声音，意思是叫我拿到通知后尽快离开部队，看样子都是从深层意义上在考虑问题。我主动到师里找师长夫人于干事，发现那天于干事对我特别热情，说她和许师长的宝贝女儿考上了南京师范学院。我立刻明白了下面的话题，说这些都好办，先把录取通知书给我，到校后马上给你们来信。于干事略作思考，在没经过党委讨论的情况下，拉开抽屉，说了声好吧。最后说，许师长很快要调到南京任军区参谋长了。
我顾不了太多，恨不得一把把通知书抓过来，因为那是我多年的梦想。我打开信封一看是安徽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又是我梦寐以求的专业，像范进中举一样高兴得快疯了。其他两个，一个学俄语，一个学法语。
大约我入校六个月后，收到于干事的一封来信。信中说，许师长原准备在二十九师飞完最后一个飞行日到南京任职，可就在那天，发生了一等事故，时年四十九岁。
01/24/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