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什么是朋友，我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幸运的是，我这一生，特别是身陷囹圄的那些悲惨日子里，我得到了许多朋友真诚的关心和帮助。吴双印、杨海、高军生、郑保和、汤致平、孙继宏、李智英、薛焱等，从94年底到现在，三年多来，一直坚持轮流来监狱探视我，不仅给我送一些生活必需品，更重要的是，也带给我朋友的关心和问候。说实话，没有他们的关心和帮助，我根本不可能一步步走到今天。当然，这里列出的只是一个很不完整的名单，由于对于这些前来探视的朋友，大多数我都不熟悉，有的人来过一次后，我竟然没有记住人家的名字。事实上，这些朋友中我过去认识的只有吴双印、汤致平、薛焱三人。吴双印是交大研究生，我前面谈到过他，号称“民运理论家”，汤致平是陕西机械学院的学生，这两人都是重建“高自联”时的重要人物，因为受我的牵连，都曾被捕入狱一段时间。他们出狱后，并未计较这些，时常来看我。一开始主要是他们两人来，后来杨海等人了解我的情况后，也加入探视团，这个团体最多时候达到20多人。接见日临近时，大家先约定谁去探视，一般每次去两人。薛焱是西大哲学系学生，也是我老师的儿子，我们既是校友，也是师兄弟。89年的学潮，一开始我是主要领导人，当我退出领导集团后，连党敏和薛焱成了最主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后来的名气甚至已经盖过我了。“六四镇压”后，连党敏被判了三年徒刑，薛焱被关了一年多后放了。我同薛焱并不是很熟，我退出领导集团后，一度被一些人视为胆小鬼和叛徒，薛焱作为新的学生领袖，即使不回避我，也不会主动也与我接触。他出狱后，由于共同的经历和思想基础，与杨海等人成了好朋友，自然也就成了探视团的一员。对于薛焱，我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不过，在这些新结识的朋友中，我感到最投缘的还是杨海，他也对我最关心，前来探视我的次数也最多。
我对杨海的了解很少，但是第一次相见，却感觉与他相识很多年，直觉告诉我，我们不仅仅是同志，更是朋友。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倾盖如故”吧！的确，这世上有许多人，虽然已经相识很多年，关系却始终淡淡的，不会因为认识的时间长就成为朋友，有的人虽然只是匆匆相见一面，却能成为一生的知己。94年11月23日，杨海与吴双印前来看我，乍一见面，我还以为杨海是我大学时的一个朋友呢。他们长得实在太像了，都清清瘦瘦的，戴一副近视眼睛。我对初次见面的杨海顿生好感，不知道与这些有没有关系。杨海是那种典型的出生在知识分子家的孩子，待人礼貌、克制，很有分寸。初次见面，他的话不多，只是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亚明，受苦了。最近才从双印那里得知你的情况，我来得太迟了。”其实，那时候他自己也才出狱没有多长时间。他是青岛海洋大学的学生，也是89年学潮的活跃分子，后来被判刑入狱。这些情况，他从来没有对我讲我，朋友们也没有人主动提起，还是96年初，西安市安全局的几个条子到我这里了解谁经常来看我，从他们口中，我才了解了一点杨海的情况。
杨海是个有着执著信念的人，如果他能了解我的内心世界，一定会非常失望。他出狱后，继续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奔走呼号，并随时准备再蹲共产党的大牢。1995年5 月，由中国科学院著名科学家许良英教授发起的45名知名人士给江泽民、乔石的呼吁书，杨海是签名人之一。魏京生、王丹出狱后，他同他们保持着很密切的联系。他经常以魏京生的事例鼓励我战胜险恶，勇敢地活下去。他说：“老魏坐了十几年的牢，仍然心胸开阔，气质很好。你不要想不开，未来一定是我们的，我们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还有一次接见时，他说刚刚在北京与王丹见过面，王丹对我的处境也十分关心，准备亲自到陕西来看我。我那时已决心脱离所有的政治活动，我感觉自己就象一个误入窑子的乡下小妞，被一个叫政治的嫖客玩弄一番后赶了出来，身上没有一分钱，还染了一身的病。这时候的我有家难归，只能到处流浪，我在流浪时又偶然闯进了茫茫大荒漠，这个大荒漠很有名气，许多著名的探险家都想征服它。魏京生、王丹就是这些探险家中最著名的两个，他们在鲜花簇拥下踏进了荒漠，他们在荒漠中的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他们即使在里面打个喷嚏也会得到四面八方的热情问候。他们是斗士，他们是英雄。我只是一名不值一提的流浪汉，我独自闯荡荒漠，受的苦难和折磨比他们多几十倍，但却从来没有得到过外界的关心和问候。共产党对我这种无名小卒特别心狠手辣，他们对魏京生、王丹等当然也恨之入骨，但是魏京生、王丹是两面旗帜，处在世界关注的焦点上，共产党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因此对待他们就不能不有所顾忌。不仅有所顾忌，甚至会特别关照，以此换取世界舆论的赞誉。而我这种无名小卒，是死是活根本就没有人关心，共产党整治起来也就无所顾忌，甚至会将对其他著名政治犯的仇恨都发泄到我们身上。我在监狱的经历即使用九死一生来形容，都太轻描淡写了。后面我将专门谈到这个问题，这里先按下不提。听到杨海说王丹要来看我，我大吃一惊，立即拒绝了他的好意。我不想同王丹那样的名人联系到一起，我对王丹个人没有任何意见，我甚至十分敬重他。我认为89年的那批学生领袖，惟有王丹是真诚地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奋斗，他是谭世同一类的人物，“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如果用生命能换得民主和自由，他会毫不犹豫选择死亡。但是我仍然对我们两人不同的个人命运感到愤愤不平，我虽然从未与王丹接触过，但我相信自己的才华决不会输给他，他为民主事业坐了四年牢，我欲成立一个反对党付出十年代价。然而王丹成了中国民主的化身，我却悲惨地躺在囚牢的角落呻吟。而且这还刚刚开始，命运已经注定我们将按不同的轨迹的运行，悲惨将与我始终相伴，但王丹即使再坐十年牢，他未来的人生也将胜过我百倍。这一切太不公平了，造成如此不公平的命运，罪魁祸首当然是共产党，但也与以“美国之音”为代表的西方媒体有关。长期以来，他们将关注的焦点全部都放在王丹等少数知名人物身上，而对我们这些无名之辈漠不关心，甚至十分冷淡。我拒绝与王丹见面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全部的心思只想尽快出狱，除此以外，一切对我都是不重要的。当时，监狱正准备为我申报减刑，我不能白白放弃这个机会。如果与王丹相见，狱方知道后，很可能取消我的减刑资格。
这次接见不久，即传来王丹再次被捕入狱的消息，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暗暗骂了句：“共产党他妈的也太狠了！”次年10月，王丹被判刑11年，又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被他们葬送了。不过，以王丹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他不可能象我一样服完全部刑期的。共产党可能会找一个借口将他流放到国外，他们不是已经将魏京生流放到国外了吗？
同杨海相识较晚，但我却将他当作可以依赖的朋友。认识杨海前，我同吴又印保持着书信往来，认识杨海后，有什么事我就给杨海写信。杨海的妻子，当时还是他的女朋友王菁，是陕西省商贸学校的教师，她是杨海书信的收转人。由于杨海的原因，我对从未见过面的王菁也怀着亲近感，在我的心里，也将她当成一位很好的朋友。遗憾的是，杨海始终被监视着，他的来往书信统统被检查过。一开始，我对他迟迟收不到我的信件感到蹊跷。95年7、8月间，为了减刑的事，我给他写了多封信件。后来安全局调查时，他们提起这些信件的内容，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我被杨海出卖了！”但是仔细想想又不对，凭直觉我认为杨海决不是那样的人。唯一的合理解释是安全局在检查杨海的信件。我对那些条子说：“我没有给杨海写过那些信件，你们瞎说的。”
“胡亚明，我们并不是冲这些信件来的。我提这些信的内容，只是想告诉你我们不是吃干饭的，你们的一切行动尽在我们掌握中。”一个中年条子无不得意地说。
“我明白，你们有一套完整的信检办法。你们这些自称保卫国家安全的人，却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通信权利，你们就是这样维护人权的吗？”对于他的洋洋得意我非常愤怒，大声指责他。
“你胡说，我们从来不私折他人信件。”
“哼！哼！此地无银三百两。”
我曾听说过安全部门有人专门检查普通公民的来往信件，但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想时代已快进入二十一世纪了，中国政府还能如此钳制人民的思想，以这样的粗暴的方式践踏人民的通信自由吗？再说，每天的来往信件成千上万封，他们如何顾得过来呢？邮政部门为了自身的信誉，又如允许这只黑色伸进他们内部呢？我当时有这些想法，只能说明我太天真，中西方民主制度的毒太深了，竟然按西方民主制度的逻辑思考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所有在民主制度下不可能发生了事情，在中国特色的借口下都会变成理所当然。96年初及97年下半年，我给杨海写的信件被安全机关检阅，信的内容反馈回监狱，我遭到打击报复，我终于领教了信检制度的残酷和不人道。
96年2、3月间，我给杨海写信报怨监狱干警贪赃枉法，索要犯人钱财。安全局将这封信的复印件寄到监狱，狱政科科长张志斌以为我在影射他，恼羞成怒，将我从监狱小报编辑部调到五中队。这个中队以管理混乱、干活繁重而闻名，调我到这个中队目的就是惩罚我。我在这个中队多次无端遭到犯人和干警的殴打，1997年8月7日，供销科干警刘建平酒后窜入五中队监区，在当晚值班干警李新来指使下，将我殴打近四个小时。我不堪凌辱和折磨，撞墙自杀未遂。他们为了掩盖事情真相，将我送进禁闭室，非法关押21天。我从禁闭室出来后，将这些情况写信告诉杨海和高军生，要求他们出面上告司法部，并通报国际社会。安全机关截获这些信件后，立即转告监狱，监狱再次将我关进禁闭室。这件事同时还连累了我的一位难友赵延军先生，在此我向赵先生致歉。
那年减刑，我对杨海寄予厚望。当时，主管减刑的是渭南市中法刑二庭庭长范志荣，这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靠吃犯人成了拥资百万的大富翁。有位北京籍的犯人叫段建军，原判15年徒刑，他家送给范一辆价值30多万元的越野车，又为其女在深圳一家外资公司找了一份工作后，这个余刑还有8年的犯人就获释了。当时，监狱长两个关系犯人申请假释的报告打上去后没有批准，监狱以此事要挟范志荣，声称必须批准那两个犯人的假释，不然监狱就不放段建军。段建军有合法的假释手续，监狱不放人是违法。但是他的假释手续来路不正，虽然明知监狱违法，他也没有办法。最后，范志荣只得答应监狱的要求，批准了另外两个犯人的假释，双方皆大欢喜。当然，象段姓犯人这样一次送上几十万元的并不多，事实上同其他贪官比起来，范志荣贪得并不是很多。渭南监狱关押的犯人以农村籍为主，家里并不是很富裕，因此所谓花钱卖减刑，其实并不需要很多钱。当时的价码是，送上二、三千元，基本上能够保证减二年到两年半的徒刑，如果一次想减三年以上，得花个五、六千元才行。我让杨海去找他，送上五千元，给我减二年或二年半，我也就满足了。我同时也给家里写信，让家里给杨海五千元钱作为活动经费。
但是杨海拒绝为我活动，他说我们争民主、自由，同时也是为了杜绝腐败这种丑恶现象在中国继续泛滥。我们不能嘴里喊着反对腐败，却自己又跑去行贿，鼓励不法之徒腐败。杨海说的固然不错，但在当今中国你不使用这种手段，就什么事都干不成。他生活在自己的理想里，一点不了解当今的现实生活。有首抨击腐败的民谣，是摹仿老毛的诗改写的：“共军不怕饮酒难，大杯小杯都喝干。鸡鸭鱼蛇腾细浪，生猛海鲜走鱼丸。更喜小姐白如雪，三陪过后更开颜。”共产建政四十多年来，从上到下已经完全腐败了，陈希同、王宝森这些只是浮出水面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倒台更多的是政治方面的原因，而不是经济方面的，如果细查起来，江泽民、李鹏等人未必干净，说不定中国最大的贪官就是政治局里的几个常委。因为他们权力最大，捞起来当然更加肆无忌惮了。事实上，中国已经是一个无官不贪的国家，如果一定要说有区别，也只是贪多贪少和翻与未翻而已。报载山东泰安市，从市委书记、市长到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协主席等所谓五大班子的主要负责人及他们的副手，全部因腐败原因被一网打尽，竟然没有一个漏网的。四川某个县的情况也是如此，而且这样的窝案、窜案越来越多，往往一个地方发生一起腐败案子，都会拔出萝卜带出泥。为了避免这种连锁情况出现，现在处理某个案子时，都会事先划线，规定处理到那一级。否则就会出现“洪洞县里无好人”的情况，可能要一直处理到党中央、国务院才会有一个尽头。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这些父母官还是如此货色，他们不反，只能说这是个劣等民族，已经不具备丝毫反抗性，当年大清的刀架在脖子上没有反，今天就更不会反了。一般说来，一个政权行将灭亡时才会出现全体腐败的现象，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共产党政权并不太长，就出现这种现象，说明这个政权先天就具备腐败因素，属胎里坏，已经无药可救了。共产党的高官，绝大多数出身下层阶级，鲁迅说过：“奴隶一旦翻了身，比主人还狠。”这些人受穷几辈子，一朝大权在握，怎不大捞一把。再加上这些人不学无术和朝不保夕的心态，因此捞得一时是一时。89年以后，共产党政权纷纷垮台，大家都有一种末日之感，更是作最后的疯狂，大捞特捞。江泽民当政后，也曾几次刮起反腐之风，无奈这个政权正如病入膏肓的病人，已无药可救，又岂是动手术可以解决问题的呢？江泽民深知此理，他也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能将这艘破船撑到几时算几时。我也痛恨腐败，但我比杨海更现实，如果这种丑恶现象能够达到为我减刑的高尚的目的，我为何要拒绝它呢？再说，我对现在的政权毫无好感，它的各级官吏腐败越猖獗，这个政权覆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欢迎并推动共产党官员的腐败。共产党内部的腐败分子，正是貌似固若金汤的共产主义的掘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