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切向钱看的时代，经济学成为显学，经济学家成为既得利益阶层，几乎是顺理成章的。脑满肠肥之后，大多数经济学家除了为官方经济政策做注解，除了为强势集团背书，确实已无所作为。指望这些经济学家为弱势群体说话，站在民众的一边，凭良心和理性发言，越来越变得奢侈。林毅夫有一个说法：“当前，中国不和谐现象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穷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仍然较穷，或者说收入增加较慢”。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穷人在任何时代、任何制度下都不可能消失，可怕的不是贫穷，这种贫穷如果不是制度性的，是有可能通过努力或其他正当途径改变的，那么贫穷就不会成为社会不和谐的根本原因。造成当前中国不和谐的最根本原因不在于穷人问题，而在于严重的社会不公，这种不公并不是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而是体制性的，现有的体制框架实际上已经没有能力保障基本的社会公正，因为这种体制本身就是依靠不公而赖以运转的，这是一个建立在社会不公基础之上的秩序，一小部分人被赋予了无限的特权，对绝大部分人的权利进行肆无忌惮的剥夺，对社会资源进行竭泽而渔式的瓜分和掳掠。
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那么多城市拆迁过程中，体制是如何站在房地产商一边，不惜成本地维护房地产商的根本利益，以暴力为后盾，侵害弱小无助的普通居民的正当权益；在农村大规模征用土地、滩涂的过程中，体制同样毫无疑问地站在强势一方，根本无视农民的权益。哪怕出了问题，引发农民、市民的反抗，现存体制也总是露出残酷无情的一面，以行政的、司法的甚至是黑社会的手段扼杀一切不满的声音。重庆钉子户事件是个意外的特例，是个孤立的、很难效仿的新闻事件，是由很多特殊因素构成的。强势集团越来越强硬，越来越跋扈，官商抱团，他们的专横不受任何制约，绝大多数利益受到侵害的城市拆迁户、失地农民处于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状态。换言之，在这里，合法抗争、公开搏对弈的空间是极为窄小甚至不存在的。说到底，那些写在纸上的宪法、威武高大的衙门、不独立的司法体系都不是为了维护我们的合法权利而存在的，留给中国人的几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逆来顺受，一直等到陈胜、吴广、李自成他们横空出世。
一个体制一旦保障不了正常的社会公正，天怒人怨，民气消沉，无论口号有多么动人，理论怎样的天花乱坠，控制如何的密不透风，也就差不多山穷水尽了。诚然，山穷水尽并不意味着立马完蛋，有一位对政治学有深入研究的朋友说，虽然已经是日薄西山的下坡，但很可能这是一条长长的下坡路。在这条注定不和谐的下坡路中，尽管也蕴涵着各种各样不可预测的危机，什么样的意外都有可能发生，可以肯定的是，强势集团和依附于强势集团的所谓知识精英不仅支配着最大份额的社会资源，也掌握着最大的话语权，他们的看法、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走向。如果他们没有任何推动变革的诚意，没有起码的社会责任感，那么，等待着这块土地的命运只能是山呼海啸、天崩地裂。这不是危言耸听，历史上有很多的先例可以参照，只是时间的早晚罢了。是的，中国老百姓最善于忍耐，最缺乏抗争意识。甚至还有人告诉我，在毛泽东统治时代，本民族那些具有血性的人在肉体上消亡了，民族的基因里少了反抗性，只剩下了顺从、屈服和沉默。这种说法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一个嗜血的残暴的统治者对一个民族的伤害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如果有统治者认为从此天下太平，可以子子孙孙万年永固，长葆富贵，那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觉。历史永远都有出人意料，历史从来不是按强者的意愿发生的。
聪明的经济学家以为，只要穷人的经济增长变得稍微快一些，穷人有机会打工赚钱，社会就变得和谐了。很明显，他将和谐问题简化成了贫困问题，也就是吃饭问题。和谐，从字面上看也包括两个方面，“和”是有饭吃，“谐”是有话说，不允许人说话的和谐绝对算不得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谐首先是个体制问题，有了一个能保障全体人说话权利的体制，一个可以救济社会缺陷的体制，社会才有可能和谐。只有建立在权利的基石上的和谐才是可靠的、真实的。将人的权利架空之后，就不会有真正的和谐。即使有，也只是依靠无情暴力的和谐。如果这样的和谐也叫和谐，充其量也不过是火山上的和谐。这样的和谐只会离真正的和谐越行越远。
------傅国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