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文和“场长”
“场长”叫李文才，是随黑龙江煤城的“知青”到北大荒“上山下乡”的。１９６９年秋，我们北京“知青”刚到农场那两天，见有个五十来岁的老爷们儿，胡子拉碴，一身邋蹋黄棉袄裤，揣个手总在宿舍里转，也不说话，便好奇地问此人是谁？爱开玩笑的东北“知青”正色道：“‘场长’。”
“他？”刚刚初中毕业的北京小子们满腹狐疑。当地干部是土气点儿，可他也太…太…，不但显得土，而且傻气，样子奇丑！脸窄长，两个大门牙龇在厚嘴唇外边，眼睛又大又鼓，且眼白大，黑眼珠小。这么说吧，他的头似乎从耳朵两边被狠狠地挤压，“变薄”的头就成了这个德性。
“嘿嘿，我是假…假场长。嘿嘿，假…假场长。”他坐在炕沿上傻乐，说话象嘴里含块热茄子。
对，对，农场里是有个姓贾的农场副主任，还是上甘岭战斗英雄呢！可他？！北京的小子们觉得不可思议，想着在朝鲜战场时，他这副尊容确实能把美国鬼子吓死几个。边上打趣的东北青年见状便爆发出大笑。“场长”马上尴尬，怒曰：“你逼养操的！”跟着哭将起来。
很快我们知道，“场长”者，半傻子也。他从小低智，尽管起名叫文才。当然，他没有可能上学。还好，吃喝拉撒睡不成问题，个人生活基本自理，就这样他在家里晃荡了三、四十年。此公长相老，又不修边幅，所以看起来象个半老头儿。那年头儿“上山下乡”，他那老工人的爸爸，寻思着总得给傻儿子找个自己养活自己的法子，于是托了熟人让傻儿子随着煤城的“知青”来到了农场。嚯，李文才这叫“混入革命队伍”！
李文才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干什么农活都只能帮倒忙。农场的干部们皱着眉琢磨了很久，最后决定让半傻子专职掏厕所。于是李文才每天的工作就是把场区里的所有的厕所掏乾净。这么说来他该叫“所长”才对，不知怎的成了“场长”。平心而论，“场长”掏厕所还是挺称职的，他总在干，没见哪个厕所肮脏不堪。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为什么我在美国会想起“场长”？因为眼前的卡尔文，就在我打工上夜班的那个工厂里。
初次见到这位又高又胖的白人小伙子就觉得他不正常。他来工厂干活为什么后面总站着条精壮汉子？而且每星期只是五、六、日来干三天活。难道他是个罪犯不成？需要有人监视他干几百小时的惩罚性社会服务？但我不能不推翻这毫无根据的揣测。卡尔文的圆脸上总是兴致勃勃的表情，更重要的是，几个星期后，他身后形影不离的汉子不见了。他多半有点儿傻！
他干最简单的活。“卡尔文！”工头朝早早等候的傻小子喊一嗓子。他腾地站起来，快步上前，接过工作报告单，迫不及待地进入车间到指定的冲压机前干活。其实离交接班还差十几分钟呢！
干活时，他就手舞足蹈，嘴里嘟嘟囔囔，自编自演着谁也不知情节的故事，举态和三、五岁的儿童无异。他可以玩儿得浑身是汗，仍不停的动，极其认真。一但发现人们看着他忍不住笑，他会不好意思地安静一会儿，但几分钟后又忘乎所以。
大家终于明白，卡尔文不正常。早先跟着他的小伙子是卡尔文父母雇的，目的是监护，怕他惹事。或许雇小伙子的钱比卡尔文挣的还多！
既然不是罪犯，那肯定傻了叭唧。你看他胖得肚子滚圆，裤子总系不上，衬裤总露在外边，上面还沾着点自己的粪便。这回我又没猜对。卡尔文不但受过良好的教育，识字的水平还不低！一日，我在读工厂出的布告，卡尔文忽然在我背后纠正我的发音！那个词拼写很复杂，是个法律术语。意外！接着他又把这个词拼了出来！卡尔文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中！当然，是在特殊教育中心完成他的学业。他的文化水平不低！我郑重其事地谢了他的帮助，卡尔文晃晃头，微笑一下。在中国的“场长”就没这个福气，他目不识丁。
初次和卡尔文搭话是在一次大家工间休息的时候。我主动来了句问候语，卡尔文立刻回一句，脸上挤出点笑容，手指尖动动算是客套，身子仍然挺得板儿直，眼睛瞅着地。
渐渐地，我们有了交谈，成为他能信任的朋友。他告诉我，父母是大学里的教工。两个哥哥都已结婚。他只能和父母住在一起。一家有这么个头脑不健全的孩子真是不幸！以后父母过世怎么办？在美国，残疾人最终会由政府管。可卡尔文的父母要给他创造独立生存的机会，想方设法让他自食其力。真可谓用心良苦。可怜天下父母心，当年“场长”的老爹何尝不是这样？我认为卡尔文有自立的能力，关键是他周围的人如何与他平等相待。
这么说你还挺善解人意。怎么说呢？在农场时，我曾和“场长”一起干了两年多的活，并因此有了“书记”绰号（有“场长”就得有“书记”嘛）。这可不是情愿的。我因翻车受重伤，身体恢复得很差，一下子从样样农活不含糊的棒小伙子成为了“老病号”。分场里决定让我在场区里打杂，也就是赶个小牛车干点零活。这我没意见，可偏偏让“场长”跟着我一起干活。农场的干部说：“掏厕所的活交给个老头儿干了。你让‘场长’随便跟你干点啥吧。”得，我成了“书记”。青年们说，只有“书记”才能管“场长”。对这样的编派我是无可奈何。
一开始我和“场长”谁也不理谁。每天我套牛车时，他揣个手在边上龇牙戳着不动。套好车，我赶着牛车慢悠悠地出发，他就跟在后面，嘴里念念有词，但不知所云。干完活中午卸车时，我赶着车往牛圈这边来，“场长”就揣着手回宿舍。下午来干活又是如此。看来“场长”和“书记”并不配合工作。这主要是他对我怀有很强的戒心。平日没人不拿“场长”调侃，对他根本谈不上尊重。
见他从不帮我套车、卸车，我有些气恼，“你这样像话吗？”，“像画（像话）早贴墙上了！”他头也不回。你看，你看，“场长”是真傻还是装的？我直摇头。
那年冬天，“场长”回家探亲过春节。人还没有从家乡返回农场，他的“婚变”已把人们乐得半死。事情大致是这样的，“场长”的老爹用八百人民币在山东给傻儿子说了房媳妇（在人均月工资几十元的七十年代，这可不是小数）。可那山东大姑娘仅仅和“场长”睡了一晚上就逃之夭夭，还戴走了一块做为彩礼的进口手表。莫非那女的是个骗子不成？我不这么认为，“场长”太丑，太傻了！哪个女人愿意和这种人生活在一起？实际上，这不是“场长”的错，他那个爱怜傻儿的老父亲办事糊涂。
“场长”一回农场，小伙子们就围着他没完没了地寻开心，细细地问他新婚之夜的过程，问他那“逃亡”的媳妇的长相，等等，问够了就说：“‘场长’！你亏了！花了这么多钱，媳妇还是跑了。”
“场长”语无伦次地回答着，听到人们的讥笑，就勉强咧咧嘴，“不亏，不亏，还睡了一宿呢。”这下人们更觉得有趣了，大笑之后仍不肯放过“场长”。终于，我在边上忍不住道：“别没完没了了。没看见‘场长’有多难受吗？”几个人正在兴头上，其中一人笑嘻嘻，“哟，‘书记’也发话了。”我的头“嗡”的一下，顺手抄起个大棍子，“你再说一句，别说我不客气！”人们正在愣神，那边“场长”忽然爆发出嚎啕。人们知趣地劝解，我过去默默地拍拍“场长”的肩膀，他越发地哭得象个孩子。
此后“场长”当然把我当成保护神。我呢？对这种信赖产生了一种难以言状的情感升华。神圣？正义？没那么崇高，就算是懂得了相互尊重吧。走到哪儿我都宣称，“‘书记’就是要保护‘场长’。”对于“场长”说的一些傻话，我也就是笑笑，照过去早尽挖苦之能事了。
他爱含混不清地嘀咕，“我要是脑子不坏呀，我也上大学了（指“文革”时的“工农兵”上大学）。”“我干不了（这活），劳模来干吧。”“好吃不如倒着（意思是睡觉最舒服）。”还有那句“象画（像话）早贴墙上了”。“场长”呀，“场长”，生来不是个正常人是你的不幸，但不是你的过错。
还有我们的卡尔文，你只有不幸，没有过错。然而人们总是忽略这一点。工厂的人们渐渐和这个傻小子相熟。同厂的那些亚洲难民只叫他“傻瓜”，并不断取笑他。他不可控制的孩提行为，古怪的动作等等，都被讥笑。工头儿给卡尔文工资支票时，一个越南姑娘大喊一声，“把钱给我！”卡尔文极认真地回一句，“没门！”赶紧把支票藏在身后。他儿童般的幼稚使那伙越南人笑得前仰后合。我忍不住喝道：“请你以后别和卡尔文开这种玩笑！你要懂得尊重人！”那姑娘一脸惊愕。卡尔文则象做错了什么事，低着头，红着脸，忽然站起来进车间去干活。
他有心眼儿，从来都是离那些越南、老挝难民远远的。每次工间休息，他都坐在我边上。见到我马上打招呼，脸上挂着笑。真心慰，我们能彼此尊重。
“平时在家干什么？”我象问一个孩子，该不会让他敏感吧？
“看电视，要不然就在外边骑自行车，放松，放松！”卡尔文说罢哈哈一笑，声音有些古怪。
“你上班也骑自行车吗？”我问。在美国精神不正常的人是不能开车的。
“我骑摩托！”
“那你可得小心！”我真有些担心，怕他不能集中精力驾车。
“我懂！我懂！”卡尔文马上不自在。他朝我不自然地笑笑，眼睛转向别处，又拿起一张报纸来看。他在掩饰内心的不安。我挺后悔，这不是刺激他嘛？
过了几天，卡尔文的摩托坏了！他只好骑自行车上班。我见到他就问，他的摩托什么时候修好？他总说：“快了，快了！”那劲头象是说，他有能力骑摩托。有时候，他冒雨骑车来上班，浑身精湿。“冷吗？难受吗？”我关切地问。“没事！一点儿不难受！”他立刻道。那神情我很明白。象当年对待“场长”一样，我拍拍他的肩膀。卡尔文则趴在桌子上不动。忽然，他抓住我的手放在他的背上，示意我再拍两下。
忽一日卡尔文不来了。工厂不景气，开工不足，他被辞退。我很怅然，连告别也没有。这让我想起“场长”和我的分别。一年开春，我在北京过完春节回农场，人们告诉我，“场长”在冬天的时候被他老父亲办回煤城了，并安排在一个招待所里打扫卫生。人们把一双新的棉手套递过来，说是“场长”一定要给我。他临走前一直念念不忘此事，一到晚上就坐在炕沿上拿着这副棉手套发呆。
过不久我意外地收到“场长”父亲的来信。他称我为“贤侄”，说从“文才儿”那得知我对他的照顾，非常感激。老人真诚地写道：“你一定要来我家一坐，那时我们爷俩得痛快唠唠。……”我的眼睛潮湿了。
看来卡尔文的父母不会给我写信了，他们不知道我的地址。难道我尊重卡尔文就是希望得到他的回报？他会记着我的，如同当年的“场长”一样。这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