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中国病重，药方大相径庭

左派思念毛泽东，认为一切的根源在于共产党走资变质。更痛恨怂恿鼓吹走资的右派。

右派认为根源还是专制制度。一党专政，没有民主权力监督和制衡，绝对得起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这其实很像89运动和64之前的中国。其实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和学生提出党内民主新闻自由舆论自由得口号时，社会上的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是没什么感觉的。太深，不懂，也看不到跟自己利益有什么关系。但是当运动口号改为反贪污反官倒后，几乎是全民沸腾。因为这是大家都感同身受的普遍社会乱象。于是，模糊了根本观点分歧的表面社会批判一时间竟聚集了所有当时右倾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以及所有当时处于社会弱势的可能更本能地怀念毛泽东和改革前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普通民众。虽然我始终认为对于64这场民族悲剧，造成社会矛盾激化和处理学运失当的当时政府应该责无旁贷地应该负主要责任，但是64悲剧之后再反思，也意识到其实当时左派和右派的很深刻很尖锐的矛盾都被表面的社会不满和批判所掩盖。都是大声疾呼邓小平下台的人，心里想的却可能根本南辕北辙。左派可能更希望制止任何形式和程度的走资，重回毛的社会主义时代。而右派则更盼望改革继续深化，步伐加快，尤其是政治改革。

今天我觉得我们经历了文革，64这样的民族历史悲剧，中国和这好几代的中国人在付出了这么多的沉重代价之后，非常值得庆幸和欣喜的是，绝大多数人都不再主张暴力革命，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可是在面对渐渐又开始激化的社会矛盾，左派右派各自的诊断的病因和开出的药方依旧似曾相识。

所以说，简单的社会批判，不一定对社会都是有正面积极意义的。但是这是公民的权力。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应该是超越简单的社会表面现象的批判，提出自己的深度观察和分析，甚至是具体切合实际和有操作性的主张。思想应该可以交锋，但是应该就事论事和坦诚布公。政府应该在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交锋中思考和吸取有益的观点和建议，改进政府管理公信力。

可是，如何能保证一个没有体制化的来自公民的监督和制约力量的政府公权力愿意倾听民间思想，愿意尊重民意呢？我能想到的还是需要来自民众自己的力量：挺直脊梁合法维护个人和广泛意义上的公民权益，不容忍任何公权力的滥用和渎职。包括主张批修的左派，当思想被边缘化之后，不同样需要求诸于自由宽松的言论环境才能和平发出自己的声音吗？所以，今天看来，言论自由舆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受益者，似乎不仅仅是鼓吹走资的右派，也应该包括主张回归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根本思想和制度的左派。那么，这可以成为一个超越简单社会批判之上的最基本的共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