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和北京这两场奥运明显都是由专制政权主导，而且都有所谓“艺术家”为其拍摄宣传，鸣锣开道，用艺术手段给“党国强权”披上耀眼的辉煌、迷人的神圣。在纳粹德国，女导演莱妮．瑞芬斯丹（Leni Riefenstahl）拍摄的《三六年柏林奥运》，尤其是记录纳粹党代会的《意志的胜利》，被视为法西斯美学的经典之作。在共产中国，当红导演张艺谋，则以拍出推崇秦始皇以强权“统一天下”的《英雄》和《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影片，被钦定为北京奥运开幕式的总导演。 (博讯 boxun.com)
瑞芬斯丹和张艺谋虽然生活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但他们却有很多相似之处，比较两者的异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德国纳粹和共产主义的美学观有多么惊人的共性。
第一个类似：从底层出身，到个人奋斗，到官方“加持”。
最近，美国出版了两本有关瑞芬斯丹的传记，一本是译自德国科隆大学影视艺术史教授特林本（Jurgen Trimborn）所著的《瑞芬斯丹的一生》，另一本是美国学者巴赫（Steven Bach）写的《瑞芬斯丹传》。据这些传记，瑞芬斯丹出生在柏林的一个底层家庭，父亲是水管销售员。但她从小就要出人头地，16岁时，就曾饰演裸露的女孩角色，但电影完全失败。随后她转向跳舞，曾和一个比她大19岁的粗鄙网球手同床，并学会了她后来的信条——利用男人达到自己目的。一个犹太银行家曾爱上她，她拒绝结婚，但乐见这个银行家出钱出力帮她跳舞成功。她自我奋斗，但不断受挫，还一度膝盖受损，使舞蹈生涯无法继续。直到她在电影《高山》的演出默契了希特勒的纳粹美学，她才开始大红大紫。
希特勒说，“我一生在电影中看到的最美丽景色，是瑞芬斯丹在《高山》的海上跳舞。”因为希特勒从中看到了这个女人的偶像崇拜，权力崇拜，和征服欲。所以希特勒掌权后，瑞芬斯丹就成了纳粹艺术宣传的首席指挥，更是法西斯美学的展示者、阐述者，并藉此达到了她艺术和声望的顶峰。
张艺谋也出生在社会底层，并在上山下乡、工厂劳动时吃了苦头。后来进入电影学院，靠个人奋斗出头，早期作品曾带抨击制度的色彩，也描写荒唐大时代下的小人物的悲惨命运。他靠在国外获奖成名，却在国内受挫，好几部电影都曾被当局禁映。后来其作品则越来越“规矩”，到拍出和官方意识形态完全默契的《英雄》、《秦始皇》（戏剧）、《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其地位则窜升到共产文化宣传的“紫禁城总教头”地步；像瑞芬斯丹一样，成为权力者的”“宠物”。
第二个类似：美学趣味相投。
瑞芬斯丹在两部记录片中，淋灕尽致地表现了她的法西斯美学。她史无前例地用一连串的群众呐喊、军人方阵、高山大海、纪念碑、游行队伍等整齐划一的大场面，制造出一种秩序的威严、权力的崇高、意志的战无不胜。在《意志的胜利》中，那种人群方阵、旗帜海洋，齐刷刷、炮筒般高扬的纳粹礼，把国家主义、群体主义、民族主义的意像，放大到美学的极致。在《三六年柏林奥运》中，奥运精神被置换成纳粹精神；最应体现个人自由的奥林匹克，成了群体狂热的法西斯英雄仪式；银幕上“战斗、胜利”等旁白，预示了后来的奥斯威辛和征服欧洲的屠杀。
美国有评论家说，法西斯美学的特点是：对控制、服从、奋斗、痛苦这四种特性的着迷并为之辩护。在瑞芬斯丹的镜头中，是领袖控制一切，人民服从国家，为日尔曼民族奋斗，什么痛苦都坚忍前行。因为他们相信群体主义的远大目标是辉煌、壮丽的，是值得牺牲、献身的。在瑞芬斯丹的镜头中，触目皆是那种泰山压顶般的群体阵势，那种绝不可被挑战的秩序，那种令个体不寒而栗的霸气。
张艺谋好像有瑞芬斯丹的隔代遗传，例如他的《英雄》，在拍摄手法和美学意图上，几乎是《意志的胜利》的翻版；也是极力铺排大场面、大气势，大群体。那种整齐划一、威风凛凛的秦皇大军，那铜牆铁壁、不动如山的武士方阵，象征着不可挑战、无法逾越的帝王权力。任何挑战，任何异议，任何不同，都会被万箭穿心，像蚂蚁一样被碾得粉碎。
瑞芬斯丹在《意志的胜利》里，把希特勒回到纽伦堡拍得如弥赛亚回到人间一般壮丽。张艺谋则把《英雄》里的秦皇亮相、《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父王回朝，渲染成绝对权力的降临，象征着皇帝的至高、至尊，绝对的等级，绝对的权力；所有人都惊惶、紧张、敬畏、恐惧，他们都是整齐划一的蚂蚁，规格相同的螺丝钉，毫无个体气息的雷同道具。
在瑞芬斯丹的摄影机下，纳粹手臂是统一的，军靴迈进是统一的，旗帜和掌声是统一的。在张艺谋的秦王大军那里，万剑射杀是统一的，“杀不杀，杀！”的喊声是统一的，“风，大风”的吼叫是统一的；在《满城尽带黄金甲》里，连宫女制药、送水的动作都是统一的，甚至连裸露乳房大小都像蒸笼里的馒头一样被挤成统一规格。他用这种夸张的“整齐划一”，造成一种视觉效果，形成“整齐之美”的震撼；而在这个震撼和接受“整齐之美”的过程中，就潜移默化得到一种心理暗示：一致性、一统性、一贯性，不仅有其无法挑战的威力、威严，更有令人欣赏的绚美。在这种“整齐划一”的美丽中，任何不同、任何出格，任何个性，都会因破坏这个“统一之美”而令人无法接受。
张艺谋的影片一向很注重色彩，而且即使在这个技术层面，他也毫不掩饰地展现那种法西斯美学。例如《十面埋伏》是绿色，《英雄》是红色，《满城尽带黄金甲》是菊黄。张艺谋在每一部电影里，把一种颜色推到极致；用这种全银幕的同一色彩，呼应上面那些统一的群体、统一的行动、统一的吼叫；再次用视觉效果，强化“整齐划一”、群体的辉煌。在这里，无论是全绿，全红，还是全黄，关键在于“全”，是独尊的全色，没有余地的单一。在这个“全色”里，任何的杂色，都会刺眼，都不可以被允许。
这种表现群体意志、整齐效应、单一色彩的艺术手法，都清晰地展示出和法西斯意识形态非常吻合的观念：那就是把“群体、统一”推到至高地位；而对“个体、独特”则不仅蔑视，更要泯灭。
除了群体、整齐划一之外，瑞芬斯丹喜欢拍体育场的宏伟建筑、高耸的纪念碑等，因为这种意像更具崇高感、权威感；有法西斯美学所需的壮观、神秘、权力三要素。而张艺谋则喜欢拍紫禁城、宫殿群，也是因为这种辉煌的建筑，本身就是皇权的象征。《英雄》的结尾在紫禁城，《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结尾也在紫禁城，都标志着最后是宫殿所代表的权力胜利。
第三个类似：国家意志相近。
瑞芬斯丹的镜头，放大的是国家的崇高，日尔曼民族的优越，领袖的伟大；张艺谋的镜头，渲染的是“天下”的至圣，中华民族的辉煌，皇帝的威严。在这种“世界”，个体的存在，个性的声音，个人的自由等等，不仅微不足道、毫无立足之地，也不可避免注定要失败、灭亡的命运。在《英雄》里，任何想反抗皇帝的侠客，都以自我毁灭告终。在《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即使贵为王后、太子，只要违背父王意志，也都身败名裂，遭灭顶之灾。那种父王大军的排山倒海、不可逾越的盾牌方阵，以及万众齐声的呐喊，都是瑞芬斯丹《意志的胜利》的回响，即权力意志的胜利，同时也是想脱离王者的个人的毁灭。
对于瑞芬斯丹来说，德意志的强大，日尔曼的崛起，是高于一切的；而领袖则是国家民族的化身，因此她把片子拍成了“希特勒就是德国”。对于张艺谋来说，则是“朕即天下”，天下高于一切。为了这个“天下”，即使“十面埋伏”，血腥杀戮，导致千万人头落地，那个最终的胜利者都是“英雄”。而那些想反抗者，不仅被“天下”的雷霆之力砸得粉碎，倖存者还被征服天下的“英雄”感动，自己了断，自我神圣。在《英雄》中，那个要杀秦王的刺客，最后被朕要统一天下的雄心伟业感动，放弃到手的机会，选择被万箭穿心，成全那个“天下”。他死的时候，没有愤怒，没有悲伤，而是像《一九八四》中那个被洗脑、把四个手指头硬看成五个的史密斯一样，在被处决的时候，是含着对老大哥的敬意和满意的微笑而离开的。这才是最大的残酷。
正是这种国家意识，瑞芬斯丹把体育比赛拍成了“一种仪式化的英雄伟业”，个体之间的竞赛，变成国家意志的对决。当德国选手获奖、德国人起立狂呼，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时，个人的胜利，已经成为群体要求的胜利、国家意志的胜利，德意志的荣耀。因此有人把《意志的胜利》译成《德意志的胜利》。
张艺谋会把北京奥运开幕式导成什么样，人们还不清楚。但从他的电影美学倾向中，其实是可以预见的。
第四个类似，效果殊途同归。
《极权主义的起源》作者阿伦特说，极权主义最重视掌握两样东西，一是群众，二是宣传。纳粹宣传家戈培尔宣称，要把电影变成一种宣传工具，因它是最能俘虏大众的手段。瑞芬斯丹的两部纪录片，对宣传纳粹主义，对人的洗脑，所起到的无形而巨大的影响力，是难以估量的。有记载和评论说，无数德国人坐在电影院里，观看这部影片一直热泪盈眶。当他们离席起身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笃信希特勒是一个英雄，是上天派来的弥赛亚。他们决心为他做一切事情，包括慷慨赴死——很多人的愿望实现了。
即使在今天的中国网站上，还有人写道， “人们再一次感受到这两部作品中强大的力量、秩序和美。”有的中国教授甚至不敢把《意志的胜利》在课堂上全部放完，说“它的力量太强大了，我担心如果学生把片子看完，就会变成真正的纳粹。”还有中国网民激愤地为瑞芬斯丹抱不平说，“一个神话追求者，最终将她的生命编织成神话。一生酷爱运动和美的美丽女子，究竟错在哪里，罪在何处？”
张艺谋那种推崇国家、维护天下、荣耀暴政、独尊群体、泯灭个体的电影，在中国个人主义意识刚刚萌芽的今天，起到多少扼杀、窒息作用，也是难以估量的。
第五个类似：“英雄”所见略同，都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2003年去世、活到101岁的瑞芬斯丹，至死都没有为她的纳粹宣传认错，坚持认为那两部片子不是“宣传性的纪录，而是纯粹的历史”，并强调对纳粹集中营一无所知，在波兰时“我从没看到一个尸体，无论士兵还是平民的。”但上述美国学者巴赫的传记说，有照片证实，纳粹在波兰一次处决几十个平民的屠杀现场，就有瑞芬斯丹，虽然她脸上有扭曲的表情。
她拍的《三六年柏林奥运》，特意选在希特勒生日举行首映式，作为“生日礼物”献给元首。希特勒则回报说，“这部作品讚美了我们党的强壮和优美，它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比拟的。”
早在纳粹上台前，她就说过，“只要犹太人做电影评论，我就永远不会有成功的机会。大家瞧吧，等希特勒上台，一切都会改变的。”希特勒第一次见到她，就决定“等我们掌权，你一定要给我们拍电影。”而她曾对记者说：“对我来说，希特勒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他非常朴素，而又充满男性的力量，真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
美国学者瓦里纳斯（Algis Valiunas）在去年秋季号《克莱蒙书评》上发表对上述两部瑞芬斯丹传记的评论中说：“声望，金钱，权力，诱惑她和纳粹交易”。但从瑞芬斯丹的一生来看，她的强人气质（72岁开始学潜水），征服欲，事业狂和纪律性（她说不会爱任何一个男人），都使她的日尔曼国家观和纳粹不谋而合，而不只是她“逢迎”当局。她说过，即使丘吉尔要她拍，也会拍出这样的纪录片。
在生命晚期，她还梦想拍一部女王电影：美丽、英勇的女战士族的女王，最后被希腊英雄所杀，但那位英雄抑制不住对女王的爱慕，和她的尸体交媾。瑞芬斯丹说，“我会用二千匹白马拍摄战争搏杀的场面”，还是要大场面，要“意志的胜利”。她说，那个女王就是我的个人肖像，热情果敢，充满勇气。听到有人拍她的传记片，她自己起了片名：被爱，被迫害，永不被忘记。这种劲头本身就带希特勒色彩。她即使不是传说的希特勒的情妇，也是他的“灵魂伙伴”（soul-mate）。
张艺谋的“天下”国家观，也是和官方意识形态“不谋而合”。虽然很懂得“艺谋”，何时“悄悄示爱”，何时“公开献媚”，拿捏准确，但张艺谋也并不是全然逢迎当局，而是自己欣赏那个意识形态里的东西，可谓一拍即合。而且张艺谋也有瑞芬斯丹式的“征服心理”。《英雄》的作曲谭盾曾在电视上这样评论张艺谋：“他是一个英雄，这个人他就是想当英雄。他非常非常的自信，也非常非常有手段……”
事实上，《英雄》这个片名和谭盾对张艺谋的评论都用词不当。他们歌颂的、想成为的，都不是英雄，而是“王”。英雄是挣脱群体、不靠群体而站立的个人；而“王”是践踏个体、毁灭个人、完全依赖群体意志而生存的暴君。
三个不同：原创和模仿，阳刚和阴柔。
但瑞芬斯丹和张艺谋也有不同，起码有三点：瑞芬斯丹的片子毕竟有些原创：锐利的线条、亮眼的蒙太奇、张力的影像，律动的画面，广角特写等。而张艺谋的电影，则有太明显“二手货”的模仿痕迹。只不过当年只是黑白影片，而今天的高科技，可以调动鲜艳的色彩，把国家权力的形象，镀得光芒万丈。像在《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张艺谋就用了三万个琉璃，使皇宫放射出更耀眼的辉煌。
瑞芬斯丹有一种原始的野心，自我的神圣。纳粹没有了，瑞芬斯丹还在，她的“女王之梦”还活着。而张艺谋的雄心，似有暴发户的底气不足。靠“天下”壮胆，他才能架起“王”朝幻梦。朝廷不在了，他的“王”牌野心还能继续吗？
第三个不同是，瑞芬斯丹的影片，用军队、纪律、钢铁、机械、胜利建构出一个阳刚世界。而张艺谋的电影，则体现中国特色的阴柔。在瑞芬斯丹那里，是铁骑的阳刚；在张艺谋这里，有闺房的阴柔。前者扩张国家的威风，后者渲泄团伙的委琐。前者充斥奇观、神秘、权力，后者则汇集阴险，阴谋，阴暗，并浸透着刻毒和残忍。
美国学者瓦里纳斯在他的书评结尾说，瑞芬斯丹“就像是个现实版的二流的女性浮士德，给邪恶戴上美丽的面具，宣称她一生都活在纯洁美丽之中。”而张艺谋则是给暴君戴上英雄的面具，让十三亿中国人都活在“十面埋伏”的“英雄”世界。
2008年7月20日于美国
原载《开放》2008年8月号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cnmpq.com/bencandy.php?fid=109&aid=485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