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的上海回忆

邬立强

刚过好年，锦江饭店又传出来一股久远而又浓浓略带熟悉陌生的烘烤奶油面包香气。

居委会来传达一个严肃又不知真假的消息：美国人要到上海了，就住在锦江饭店里。

美国鬼子夹着皮包要回来了？

这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就这样算了？怎么向那么多牺牲在异国他乡的小兵们交待呢？是啊，我们做老百姓的怎么能够理解领袖们的高瞻远瞩和正确部署。

看了那么多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电影，《奇袭白虎团》，越南《阿福》，朝鲜《原形毕露》刚刚积蓄起来的深仇大恨难道要一泻千里吗？疑惑，但是不能问，只能悄悄观察嘎苗头。

居委会的通知是像真的，要求弄堂里的人，除了在单位里，要求统统在家，实在没办法一定要走到街道上，万一遇到美国人或美国记者，一定要有礼有节，不卑不亢。顺便也告诉地富反坏右一律不准备出门。还要求沿街面的住户不能隔窗观望。也不能在马路上晾晒衣服。

那天，学校放假，天气寒冷，天色灰暗像要下雪，睡个懒觉，中午阿娘说吃了今朝不能出门买菜，吃了简单点，红烧小黄鱼，油豆腐百叶细粉汤，还有肉丝菠菜炒年糕。不能出门的日子有点憋屈，但是看着小人书，红小兵画册，听听广播，一天就过去了。

万万没想到50年以后，还有大招居然放大50倍，超过50天我无法出门。

过几天，解放日报，文汇报头版醒目地刊登着醒目标题《中美联合公报》。

尼克松一走，报纸继续恢复报道各种打倒美国纸老虎。

然后日本田中角荣来中国也来上海，但是这个待遇就不一般了，亲眼所见，被自己阿娘带着来到锦江饭店对面的弄堂口，就是现在避风塘对面的那个弄堂口，被警察封锁在里面，整个弄堂里都是老头老太都在口口声声的骂：小东洋，宗生，娘希匹，婊子的儿子。我无法体会到阿娘们在三十年前的伤痛，阿娘曾说过，在宁波，经过老钢桥，很多中国人会无缘无故地被抽耳光。她们这代人对日本的憎恨是骨子里。而我只看《地道战》和《地雷战》，我只能在这样的电影体会的娱乐表性。

政治与生活完全是二条相见的平行线。彼此假模假样地点点头打招呼，做为一个二年级的小学生，我对政治一直提不起兴趣。

若干年后，我才明白，关心政治是我等这种阶层的不配。中国的政治是属于中国的北方，苏州杭州是政治家们远离政治原点的美丽后花园。而像上海，宁波，温州等工商业城市，就是为政治服务的鸡鸭猪狗牛马羊圈养地。商人算个啥，只比臭老九的屁好一点点臭老八。

美帝国主义这边算松了口气，但是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练好铁脚板，走遍天下都不怕。小学三年级的春天，原来的春游变成了春季拉练训练，目的地，从长乐路出发到长风公园铁臂山。训练的目的就是万一有战事，我们就可以在原子弹还没有飞到脑门上，就能逃之夭夭十万八千里之外。

早上到学校，每个人都是两个包，一个是军用铝制水壶放水，另一个是绿皮书包里放到是钢宗饭盒子，至于饭盒子里的东西就是个乾坤世界。条件好一点的有贰角的奶油面包，有火腿，有鸡蛋还有排骨，条件差一点的同学，饭盒子里放的就是咸菜和淡面头。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同学之间的差距就在这里潜移默化的展开，经济条件更差的同学直接请假，他们不愿露出自己家境差的软肋，坚决不参加伟大的反对帝修反的拉练活动。

这是一个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社会，贫苦的工人老师傅带着一脸严肃而又无奈的表情，进驻到了小学里，他们是工宣队的代表。在学校里，面对众多小资产阶级出生的小学老师的眼里，他们不用上课，却高高在上，又格格不入。

打开毛主席语录第42页，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学校里的课程里，开始有了动手动脚的劳动课，老师在课上发了一些里弄加工厂的边脚废料布头，拆沙头，做成一团团回丝，给工厂里的工人擦手使用。大家嘻嘻哈哈，争取早点完成手上的工作，可以提前下课去弄堂里玩。从用指甲拉出线头，然后拆开，后来有同学在哥哥姐姐的传授下，从家里带来爸爸喝啤酒剩下的酒瓶盖子，来拆沙头，绝度提高了工作速度和效率，把拆沙头的技术含量从1.0上升到2.0版本，提前半节课下课回到热气腾腾的弄堂里。

父母还没有回来，双职工子女自由做主的一个小时，是儿童时代的沸腾生活。

静一点的同学，在家里玩跳蹦蹦，玩沙包和麻将牌，看看科学画报，学着装四管无线电，动一点的同学，在弄堂里顶橄榄核，打弹子，斗鸡，弹橡皮筋，翻刮片。最好玩的豆腐格子：画好格子，边际线，头边，二边，外拷里堂，输赢五分，记得我最多一次赢了八角，请客吃小馄饨，每碗一角，用掉四角，充了人生第一次阔佬。

巨鹿路菜场上流行踢罐头抓人游戏，大家都玩的满头大汗乌嘴黑脸汗流浃背，回到家里被寻不到人的爸爸妈妈们一顿拖鞋皮。弄堂里哭声叫声彼此起伏。

国际形式一片大好，国内形式一片大好。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防空洞要用一块块砖叠起，那么多砖从哪里来？从革命群众手里来。

每到周末，弄堂里会车来很多烂泥，为了反对苏修，我们要备战备荒为人民，每家每户按大户和小户，制作防空洞的砖头，黄鱼车把烂泥扔在弄堂里，河塘的沼气味有点臭臭，无法靠近，但必须完成革命任务，在爸爸带领下，伸出自己双手抱起一团臭烘烘黑中带蓝色的泥团，反复在地板上摔打，等到烂泥变成了有劲道的烂泥团，取过制砖工具，先用水擦试四边（防止取模的时候粘链），再把烂泥团放入制砖的木质工具盒里，然后按实，再用一根钢丝一刮，砖已成型，手上沾点水，在砖上一摸，算是抛光。

我们小朋友最喜欢，在烂泥团上挖个凹勺，然后翻过来对着地方一甩，听到清脆“噗”的声，炸裂声越响，说明这个烂泥团做的越好。

每人十块砖，前几天需要隔开晾干，后几天再可以叠放晾干，一周后，居委会会派人来收取，然后送窑炉烧制。

现在地下室的灰色旅社，棋牌室，大多就是那个时代的防空洞的原形产品。

那天，在我们落课回家路上，听到从成都路传来的大锣鼓声，叮叮当，叮叮当，同学阿庆的爸爸光荣退休，被他的同事们送回家，阿庆的爸爸坐在黄鱼车上的小竹椅上，身着干干净净带着几块补丁，印着安全生产字样的工作服，胸佩大红花，手捧退休证，他面带笑容和周边的邻居点头打招呼，我们几个同学很调皮：“阿庆爸爸，阿庆爸爸，阿庆今朝帮人家打相打，被老师留下来了”阿庆爸爸脸色立刻转晴变阴。

那年，每个电影院海报都画着金姬和银姬扑倒在山坡上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电影情节设计了非常煽情，看得苦是苦的来，我受不了这样的悲伤，就像我看《白毛女》一样，他们是与我无关的悲伤，这个世界总是好事坏事各50%一样多，我尽量找寻到那50%的好事部分即可。

当时，悲伤的流泪也是在压抑环境的感情发泄，能哭出来就能排毒，很多人带着这样的功能反复多次买票走进电影院，据说，有人一次哭湿了九块绢头。

对七十年代的观众来讲，朝鲜电影算是舶来品，无论是化妆造型，还是主题曲，一改我们这里的进行曲一统天下的旋律，记得，当年很多人在学唱朝鲜电影歌曲。

整个七十年代，还有好几部朝鲜电影，《一个护士的故事》，《原形毕露》《鲜花盛开的农庄》。印象非常深的是《看不见的战线》，里面有个老狐狸的老特务。

十月国庆节刚过一天到二天，就听到弄堂口的几个青工正在绘声绘色地描述一个非常具体的画面，至今记忆犹生：南京西路上的新华电影院，下午四点左右，一帮黄牛在贩卖电影票，一对情侣去等退票，结果在讨价还价的时候，这个女生与这帮黄牛发生的争执，从争吵开始，发展的推搡。上海的十月初，天气还是在30度上下，衣服穿的还是单薄，结果在推搡中，女的衣扣掉了，白花花的肉露了出来，听到这个，我个头矮小抬着头，开始仔仔细细听细节了，眼前涌现出电影蒙太奇手法的画面。白花花的肉，手臂拉着衣服遮挡，一群黄牛前后左右上去扯开，反复多次，男友被拖拽到远处，久久不能冲入解围，南京西路上人山人海，20路电车被堵塞，远处的人伸长了头颈观望，不知所然，新华电影院门口，又混入一批浑水摸鱼的社会闲杂人员，女生的衣服被剥了，内衣被高高抛起，落下再抛起，然后无数只咸猪手像苍蝇一般对白花花无数次侵袭，一阵阵的邪恶笑声和起哄宣泄声彼此起伏。直到派出所警察来驱赶，才把女生送去了医院。当然晚上直到八九点钟，南京西路上的新华电影院门口依旧人山人海一团一团围在一起议论，在描述场景，再添加细节，

在性压抑的时代里，他们的议论不但是口嗨，他们吧唧吧唧更是在自我满足的意淫。

我突然感到了莫名的兴奋，回到家里，翻开了《新华字典》，把所有的女字旁的字统统看了一遍。这大概是我的第一次的性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