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清
1、跪
我们分析任何制度时，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的素质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明朝的酷刑传自蒙元，不过效果肯定出乎鞑子们的意料，明人居然狠到“卖直求荣”，很显然，草原上的那套惩罚吓唬不了真正的汉人。同样，满清将大明的体制一股脑儿继承下来，可是执行者由汉人换成满人，效果就截然相反。
1644年，清兵入关，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奴隶调教师爱新觉罗登台亮相。
爱新觉罗是一个奇怪的存在。对汉人而言，他是皇帝；对蒙古人而言，他是博格达汗。有以上两条已经够上李世民的标准（李被突厥尊为“天可汗”）；不过，李世民要想和爱新觉罗比称号恐怕是拍马难追，因为他们还有一个神奇无比的称呼——“老佛爷”。
老佛爷源于女真首领的尊号“满柱”，“满柱”是曼殊或文殊的音译。满人信奉喇嘛教，在藏传佛教的体系中，达赖是观世音菩萨，班禅额尔德尼为无量寿佛（或阿弥陀佛），蒙古可汗是金刚手菩萨，满清皇帝为文殊师利菩薩。喇嘛教的确是个乱七八糟的东西，满清那些老婆多得用不完，儿子多得要火拼，杀人如麻的皇帝们居然被尊为菩萨。西藏人真有幽默感。
顺便插一句，稻城亚丁（即香格里拉的原型）有三座闻名遐迩的品字形的雪山，分别叫仙乃日（观世音菩萨），央迈勇（文殊菩萨）和夏诺多吉（金刚手菩萨），恰好指的就是达赖、满清皇帝和蒙古可汗。
既然爱新觉罗氏兼任皇帝和菩萨，参拜礼就不能象明朝五拜三叩头那么简单，庙里面怎么拜佛，大殿上就应该怎么拜皇上，于是三跪九拜这一标准的佛教礼仪被搬进满清的大殿。中国人历经数千年的文明，终于在“我大清”走到政教合一的路上——拜佛与拜皇上合二为一。
三跪九拜的清礼与五拜三叩头的明礼在安南（越南）发生不小的纠纷。安南是大明的藩属国，大明遣使出访安南时，安南国王都对代表天朝天子的龙亭和诏书行五拜三叩头之礼。受明的影响，安南国内也行五拜三叩头的拜天子礼仪。清接替明后，要求藩属国全部改行三跪九拜，安南接诏时却依旧行五拜三叩头，与清使产生冲突，双方每次都为接诏的礼仪开辩论会，好不热闹。这场纠纷长达百年之久，直到乾隆的时候才最终解决：安南不胜其烦，答应行三跪九拜之礼接诏。
满清如果光有三跪九拜倒也算了，满清的创举在于让奴才们练铁膝功，将跪拜的时间无限延长。大明虽然有跪奏，但谁奏谁下跪，奏完皇帝说起就起来了，而且明朝中后期皇帝迨政，经常不上朝，甚至几十年不上朝，大臣想跪都没地儿跪。满清不然，御门听政时，轮到某班奏事，该班官员要一并跪下；便殿召对，则所有大臣都要跪倒在地，这一跪下去，什么时候起来只有天晓得，长的时候一跪就是几小时。跪可不是一件舒服事情，否则中国家长惩戒孩子也不用罚跪。跪在蒲垫上，时间长了尚且受不了，更何况大臣们都是匍匐跪在冰冷的硬地上，跪着还不能乱动，我真不知道那些老胳膊老腿的奴才们怎么受得了如此折磨。痛上加痛的是，满清的皇帝碰巧个个勤政，天天出朝享受大权在握的快感，老奴才想歇一天都不行，估计十几年朝臣当下来，膝盖没准练得比石板都硬，泰拳手碰上也要躲避三分。满清奴才们原本就芝麻大的那点自尊，在这积年累月的长跪中早被消磨得干干净净。
北京的冬天大雪纷飞，跪在零度以下的砖地上，膝腿又痛又麻又冷，跟上刑似的，以至于乾隆都觉得长跪实在是活受罪，给一品高官、年老大臣加个跪垫，算是“皇恩浩荡”。要知道，汉朝这样的宰辅大臣可是腰挎宝剑大摇大摆地走上殿，皇帝还要起立相迎；君臣就座后，给宰辅先上茶再议事。这样的礼遇满清的奴才做梦都无法想象。
礼乐是华夏文明的根基，从礼仪的变迁看，华夏文明确凿无疑地在大倒退。不过，满清已非华夏，倒退就倒退吧。
老奴才有跪垫，数小时跪下去依然吃不消，不少大臣上朝前都用厚棉花把膝盖裹起来当护膝。不过即使如此，跪时间长了，猛一站起来，脑缺血导致头晕眼花在所难免。满清找不出几个像样的人来，荒唐事倒不少。七十高龄的吏部尚书刘于义，在养心殿跪的时间太长，站起来晕晕乎乎踩到自己衣服，一跤摔下去因公殉职，死在乾隆的御座前。
刘于义是所有奴才们学习的榜样。
满清觐见皇帝行三跪九拜，上奏时长跪，告退时还要“跪安”，即退几步再跪下祝圣安，然后退出。满清将跪发展到人类所能想象的极限：能跪着就别站着。
当世界已经苏醒，大踏步向前的时候，汉民族却死死地跪在爱新觉罗的脚下，眼巴巴地望着“友邦”一个个超越，愈行愈远。
2、奴才
清以前从无朝臣自称奴才，清却规定：满人上折时自称奴才，汉人只能称臣。原因无它，八旗乃变相的奴隶制，所有满人实质上都是爱新觉罗的家奴。奴才这个称谓说明爱新觉罗与满人是主奴关系，换句话说，满人是自家人；而汉人只能称“臣”，说明汉人是外人，再引申就是潜在的敌人。事实上，乾隆以后，汉人已完全满化，没有一点民族意识，都是逆来顺受的哈巴狗，争着向满大人邀宠，但满人却从不视自己为中国人，明证就是文字狱时将金宋书籍里所有的“中国”字眼一律删除。
满清两个半世纪的统治，防汉制汉为重中之重的基本国策。宁可亡国，也要拉汉人陪葬。西太后的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绝不是一个中国人说得出口的，甚至连殖民者都难以启齿。历届港督，没有哪个敢说“量香港之物力，结美国之欢心”，虽然英国是美国的跟屁虫。西太后说出这句话，说明她从未将自己看做中国的主人，相反是一种寄生虫的心态：反正自己不是中国人，把中国全败光，只要满人多撑一天就行。维新变法时，满人的集体态度是“汉人一兴，满人必亡”，弹劾变法“保中国，不保大清”，将自己完全置于中国的对立面上。
中国的敌人统治中国，中国能不亡吗？
再谈“奴才”这个称谓，满人署名“奴才”，汉人署名“臣”，那么满汉一块怎么办？乾隆三十五年，满臣西宁、达翎阿与汉臣周元理联名上折，二满臣自称“奴才”，周元理自称“臣”，乾隆看后马上变脸，斥责周元理不肯当奴才，有意立异，把周元理吓个半死。三年之后，满臣天保和汉臣马人龙共同上了另一道奏折，马人龙有前车之鉴，便跟在天保后面一起署名为“奴才天保、马人龙”。没想到乾隆看后又是勃然大怒，斥责马人龙冒称奴才。总之，变着法子整汉人。乾隆认为“奴才”是个神圣的称谓，汉人不配，为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发圣谕满汉今后上奏折一律称臣。宁可满人降格称臣，也不能让汉人做奴才。
上面说的是奏折里的正规署谓，口语里直到清末，依然一口一个奴才表忠心。清朝今天被归类为封建社会，我一直对这个分类表示怀疑。清人张口“主子”，闭口“奴才”，“我大清”动辄上千人匍伏于地跪拜的壮观场景，怎么看都是奴隶制的标记。真正的封建社会西周，从无此类场景。相反是天子先向臣下作揖，臣下最后才还礼，与满清真有云泥之别。我们那些吃皇粮的学者们，能不能不要辱没“封建”这两个字。
3、辫子
我在前文《汉服的伤逝》里谈到，电视上天天看到的麻花辫实际上只存在于清末，清初的辫子是“金钱鼠尾”。所谓金钱鼠尾有两层意思：一、辫子象老鼠尾巴那么细，要能穿过铜钱中央的方口，穿不过，接着剃；二、要想有那么细的辫子，只有一个办法，把头几乎全部剃光，只留铜钱那么大的一撮毛。清兵在广州颁布剃发易服令说：“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把丑陋到无法想象的金钱鼠尾居然说成“新朝之雅政”，满人真不知道“雅”字怎么个写法。
后金时期的金钱鼠尾是脑后留细溜溜的一绺小辫，与之相配的是下颌的胡须全部剃光，只留上唇左右十余根胡子。这是汉人归降的标记，象卖牲口插标签一样。
入关后汉人爆发反剃发的斗争，虽然最终不得已都剃了，但蓄发的部位却从脑后移到头顶。虽然仍为金钱鼠尾，从前面看依旧搞不清是和尚还是秃子，但至少头从侧面看上去不至于象老鼠屁股。
那么这样的老鼠尾巴清人究竟留到何时？
前一阵子我看到马戛尔尼访清时随行画师所绘的中国场景，画上的中国人赫然留着金钱鼠尾。就是说，整个所谓的康乾盛世，清人都是大光头上顶着一条细溜溜的老鼠尾巴在那晃来晃去。
中国的电视编导们，你们什么时候能够敬业一点，拍康熙乾隆的时候让他们拖一根金钱鼠尾？你们用清末的麻花辫顶替你们祖先“精美绝伦”的老鼠尾巴，不怕主子们从地狱里爬出来找你们晦气吗？
清人的头发直到嘉庆年间，满清的统治衰落后才开始变化。蓄发的部位从一枚铜钱扩大为几枚铜钱，直到清末留一半剃一半的“半拉儿瓢”。
中国人心理的奴化从对辫子和满服的态度上能看得清清白白。清初“留发不留头”到清末视辫子为国粹；清初抵死抗拒剃发易服，到今天视唐装旗袍为国服。证明鞑虏并没有被驱逐掉，因为所有的中国人都已变成鞑虏。
文字狱的巅峰之作《四库全书》，所有的“中国”和“夷狄”字样全被删改。与之相对应，今天你用搜狗拼音，会惊讶地发现词库里居然没有“鞑虏”和“驱逐鞑虏”这么常用的词。
我们至今依然象满清那样在避“鞑虏”的讳。
谈辫子不得不谈到王国维，这位被捧为国学大师的满清遗老，直到民国十六年投湖殉清的时候，依然留着小辫。辛亥革命后，他应召任清废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溥仪被冯玉祥逐出故宫时，他就急着要跟几位遗老投金水河殉清，被家人拦住没死成；三年之后，终于还是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昆明湖自尽。
我一直都奇怪，王国学大师钻研的究竟是哪一国的学问？王是甲骨文、金文和汉简方面的泰斗，从殷商到汉，中国人什么时候留过辫子？女人都没留过！为什么他非要拖着那条象征奴役的小辫被别人“辱”？王国维是浙江海宁人，他难道忘了，两百多年前，他的祖先曾为留发不留辫与清兵抗争，多少人肝脑涂地！
王国维今天被越捧越高，成为“国学”的象征。这位留着小辫，甘愿为主子而死的好奴才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最精彩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