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扬帆冤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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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扬冤案 4.潘汉年增诗慰扬帆 5.潘汉年含冤去世
作者: 王先金 发表日期: 2008-08-18 11:41 点击数: 9

潘汉年赠诗慰扬帆

1943年3月，何炎年(当时又化名何荦)与徐成被分配到情报部工作，当政治交通员，情报部长是潘汉年。当时情报部设在盱眙县大王庄，潘汉年带了几位女同志亦在长兴集附近，马上要去沦陷区，通知何炎年随潘汉年同行。

　　因何炎年要去仪征县转组织关系，潘汉年等人先走了，转告何：“潘汉年化名肖叔安，住镇江金山饭店。”

　　何炎年赶回金山饭店呆了几天也没有见到潘汉年。后来镇长站站长（汪伪）刘毅告诉他，肖先生打来电报，要你到上海静安寺百乐门饭店见面。

　　在百乐门饭店二楼的一间房间里，何炎年见到了潘汉年。只见他西装革履，戴着金丝边眼镜，俨然一个“小开”。百乐门饭店靠近汪伪的“七十六号”魔窟，敌伪宪警经常出入这家饭店。何炎年为潘汉年的安全担心，而潘汉年却神态自若，仅乎胸有成竹。

　　第三天，潘汉年叫何炎年到南京路皇后咖啡馆，去见小徐（即刘人寿）。以后，他从根据地带来的密件，就交给刘人寿，同时拿了交给他的东西回根据地。

　　潘汉年第一次交给何炎年的任务，是什么东西也不带，试跑一次没有任务的任务。潘汉年提议他：“从仪征渡江到镇江。”沿途虽然关卡重重，但有汪伪上层秘密分化出来，仍留在敌人内部的工作关系，还有镇江汪伪特工站通行证，万一发生情况，利用这些条件，可作掩护。

　　以后，何炎年每月要从根据地跑一次上海。有一次他因沿途饮食不慎，吃了带菌的食物，到上海找到他的女友吴佩珍后，忽上吐下泻，四肢无力。女友设法先把他送进医院，又告诉刘人寿，他因此不能按规定时间回去了。

　　刘晓那时在根据地，见到潘汉年时担心地说：“何荦可能出事了。”潘汉年则说：“不会的，他一定是生病了。”

　　1942年，全党普遍开展整风运动，潘汉年领导的上海情报系统亟需学习党的《整风文献》。1943年夏，刘人寿提出能否把《整风文献》设法带到上海，何荦回到情报部将此事向潘汉年作了汇报。这册文件既不便拆散带走，更不具备把文件翻拍成微缩胶卷的条件，如何才能不被沿途敌人察觉呢？这时，潘汉年设计了一个“障眼法”：先把党的文件密封，外按敌伪公文款式妥加一层封套，按照旧俗，用毛笔工楷直书，上款写明汪伪特工机构上海头目伪衔某某亲启，下款则写汪伪镇江某某站某某缄。何荦终于顺利地将《整风文献》交到刘人寿手中。

　　那年秋天，潘汉年嘱何荦陪刘晓到上海，潘汉年和他商量了走的路线后说：“要注意安全，路上都是你的事了。”走的那天，何荦带着刘晓从大王庄一起出来，刘晓穿着军装，骑马到了边区，警卫员把马牵了回去，他换上了便服。当他们赶到仪征县城时，城门已经关了，他们只好在南码头的一家旅馆住下。他们洗了脚，正想休息，汪伪的警察来查夜，好在何荦有特工站的通行证，刘晓有身份证，也就混过去了。

　　在根据地有政权，有军队建制，正规了，均叫职称。到了情报部，部长是潘汉年。何荦说：“我从地下党到根据地，不习惯叫什么长的，我就叫你汉年同志吧！”
　　潘汉年笑眯眯地说：“随便，可以嘛。”

　　他们围着火炉，随便闲谈。何谈起自己的老家还有孤单的母亲，潘汉年叹口气说：“我的娘是瞎子，够苦的，现在不知生活得怎样了。”

　　何荦说：“那我去看看她好不好？”

　　“不要。”潘汉年摇了摇头说。接着一阵沉默。

　　淮南路东根据地自1940年半塔保卫战胜利后，盱眙等八县相继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根据地日益巩固稳定，形势日趋好转。

　　在1944年冬至潘汉年赴延安出席“七大”前，没有大的战斗，生活安定，所属乡镇市面也逐渐繁荣。

　　潘汉年却是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他常提醒大家：“淮南路东根据地和日伪统治中心南京，仅一江之隔；西边是贯穿南北的大动脉津浦路，日伪对我们根据地虎视眈眈，日军一般习惯于夜里奔袭，拂晓侵犯。我们要时刻警惕，不能给敌人可乘之隙。”

　　他把一只装着机密材料的黑色皮包挂在他身后的墙上，并嘱咐何荦把一小瓶汽油，一盒火柴放在挂包内。他说：“万一夜里或黎明发生紧急情况，即刻浇上汽油把它烧掉。”

　　1945年9月,这只珍贵的黑色皮包移交给华中局对敌工作部部长扬帆，直到1947年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时，扬帆才把它烧掉。

1943年11月中旬，新四军第三师领导通知师保卫部部长扬帆去军部“开会”。扬帆安排好工作后，于当月27日携带交军部的100万元巨款离盐阜区，去准南盱眙县黄花塘。12月2日，扬帆赶到军部后，饶漱石召见他，即令“缴枪”，宣布对他进行政治审查。扬帆当时十分震惊，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他即被囚禁起来，有士兵日夜看守。因所住小屋危陋，怕扬帆逃跑，便加手铐脚镣，作重犯关押。

为审查扬帆问题，华中局成立了审查小组，组长是华中局书记饶漱石，组员有城市工作部部长刘长胜、情报部部长潘汉年。

扬帆之所以被捕，起因于延安整风期间，康生搞“抢救失足者”运动，有一位同志被诬为国民党CC成员，他坚持不承认，只说1936年间在南京戏剧学校参加过地下“救国会”组织，是学校教师石蕴华(扬帆的原名)介绍的。

　　“救国会”本是中共领导下的一个抗日救国的群众组织，竟被康生在“抢救”中诬成与国民党CC有关，而经过逼供信，又认定扬帆是国民党CC分子。康生据此电告华中局，将扬帆逮捕审查。

　　康生身为中央社会部长，理应深知“救国会”的政治性质和背景，而他执意要把参加该组织活动的扬帆说成是反革命分子，正是事出蹊跷，让人生疑。

　　原来1939年，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新四军的一些领导知道此事后，在皖南军部，项英让扬帆写过蓝苹(江青)的历史和生活作风的材料一事而埋下了“祸根”。

　　这分揭发江青问题的材料，被康生压了下来，没有让中央领导同志知道。

扬帆被捕后，饶漱石首先去审问。他审问的却不是扬帆的政治历史，他问扬帆：“你在我与军长之间挑拨了些什么?把事实交代出来。”

扬帆听后很气愤地说：“把我当作党员干部的话，不应该提这样的问题；如果把我当敌人，我就不回答。”

饶漱石当即语塞，训斥了几句寻找个台阶就走了。饶漱石心术不正，欲排挤打击陈毅军长，又妄图嫁祸于人。

扬帆自是不服，每次审讯都以僵局收场。无可奈何中，只得请华中局情报部部长潘汉年到军部黄花塘来继续审问。

潘汉年具有丰富的国统区工作经验。他在看了扬帆的材料后，便觉有疑。但该案从延安康生处来，组长又是饶漱石，他也难为扬帆事“纠错”开脱，只在可能范围内给予相助和安慰。

带着种种疑问，潘汉年对扬帆进行了第一次审问。初次见面，扬帆就给潘汉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身材高大健壮的扬帆，被手铐脚镣锁着，如同一头被困的猛狮，显得焦虑而愤懑，两只手因不能活动而被冻得通红。潘汉年立即命警卫员卸却扬帆的手铐：“这么铐着叫他如何写交代材料？他跑不了的！”接着，便以心平气和的口吻向扬帆提了几个问题。

望着这位态度亲切的审讯官，再听听他所提的要求和所问的问题，一直处于“对抗”情绪的扬帆，竟以平和的口气，将自己在北京大学、南京戏校、上海文化界以及皖南新四军军部等地的经历和革命工作做出诚恳的介绍。

潘汉年对华东地区尤其是上海、南京等城市的文化圈非常熟悉，虽未曾与扬帆相识，但对扬帆所述的事件、提供的证人却极其了解。他认为扬帆的话是可信的，扬帆是无辜的。

卸去了手铐的扬帆除了在纸上写交代材料外，还以诗词诉冤明志。扬帆在诗中或表达对牺牲的项英的悼念与追思，或抒发对陈毅遭排挤的同情和挂念，表达了自己的处境与心境。

扬帆被关押后，组织上派了一名干部充作“”，与他关在一起，进行狱中侦察。扬帆是这方面的行家，那些雕虫小技一一被识破。那人只好偷了扬帆写的诗、词，送潘汉年审阅。

潘汉年读了这位北大文学系的高材生所写的诗词后，不禁与其文才和诗中流露的志趣胆略有了一种感应。他怀着复杂的心情，赋诗一首《慰炎于狱中》赠扬帆：

面壁高歌字字真，江郎岂肯作狂僧。
无端屈辱无端恨，巨眼何人识书生。

诗中的“炎”即指扬帆。扬帆阅诗后十分感动，屡屡赋诗答谢潘汉年，其中一首《谢答友人》是：

真真假假费疑猜，欲辩难言知已哀。
自是奸人离间苦，漫嗟执事信从衰。
含冤曾洒英雄泪，湔辱空夸国士才。
幸有寸心如火炽，凄凉伴我过年来。

其间，扬帆又把他在狱中写的诗词百余首，题为《鹤唳集》，转送潘汉年。潘汉年写了一首《题鹤唳集》为之作序：

同为天涯客，飘零梦亦空。
楚囚吟鹤唳，细雨泣寒风。
面壁居囹圄，杀身何碍忠。
寄余诗一卷，读罢泪眼红。

以后潘汉年又赋诗一首慰扬帆，《狱中忆某生》：

细雨寒风忆楚囚，相煎何必数恩仇。
无权折狱空叹息，咫尺天涯几许愁。

同时，潘汉年继续进行深入具体的调查取证，在获得了扬帆无内奸特务嫌疑的确凿证据后，立即向华中局和延安汇报，澄清事实。

直到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说：“因为搞错了许多人，所以对于‘抢救’我有些怀疑，乱子就出在这里，以后‘抢救’二字不能用。”对康生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作了否定。至于“纠错”工作，则早已开始。1944年5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整风中的一些问题，是则是，非则非，搞错了的，摘下帽子，赔个不是。”

这时，在潘汉年的亲自过问下，对扬帆“莫须有”的怀疑得以消除。

　9月的某一天，看守部的教导员到扬帆处，一进屋就抱拳说：“恭喜你!你的案子推翻了。”

　接着，饶漱石进屋与扬帆握手，赔礼道：“组织上搞错了，你没有错。”还说：“如果那时你乱讲的话，倒会惹出麻烦来。”

10 个月的冤狱得以平反，用扬帆自己的诗来说：“沉狱既解莫须温，大笑三声出狱门。”

直至1949年5月，潘汉年、扬帆才又相逢在奔赴即将解放的上海途中华东局和三野领导机关所在地江苏丹阳。

　先期到达丹阳的扬帆，作为华东局情报部长和未来的上海公安局负责人，到车站迎接潘汉年一行，着实令潘汉年又惊又喜。随即他们被一同派往上海，共同担任建设和保卫上海的工作。潘汉年成了扬帆最直接的领导人。

在五年多的共事中，他们配合默契，战报频传。

然而正当潘扬二人为能并肩战斗而感到欣慰与兴奋时，灾难却几乎同时降临到他们头上。

　先是扬帆，因饶漱石任华东局书记期间，曾批准上海市公安局利用叛徒、特务，于是，作为市公安局长的扬帆被牵连进去。

1954年12月31日，除夕之夜，扬帆还未及吃晚饭，便被一通约走了。之后，扬帆的妻子李群被通知“扬帆到北京开会，时间较长，准备好他的四季衣物”。这个“会”，整整开了24年......

扬被送京隔离审查后不久的1955年3月，潘汉年也锒铛入狱。之后，潘汉年又被追加了“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两项罪名。

而此时的扬帆，也因潘汉年的被捕，由隔离审查，升级为正式逮捕。“潘扬反革命集团”就此被划定。

潘扬冤案中的“三千三”

1950年6月中旬，上海公安局破获了七个国民党保密局的潜伏电台，经请示上海市委、华东局和中央有关部门后，“逆用”了其中的两部，即保留国民党的番号、呼号、人员、密码、发报手法，接收他们的情报为我所用，并将我们编造的假情报发送过去，迷惑敌人。

不料，在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过程中，此事被认为是严重问题，因而牵涉到扬帆。1955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印发的材料中，有一件就是揭发扬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镇反，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护了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三千三百多人”。

这“三千三百多人”显然不是真实数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是这样的：

1941年，扬帆在盐城新四军军部军法处任代理处长兼盐阜区保安处处长。新四军政委兼华中局书记刘少奇经常直接指导他们的工作。

有一次，刘少奇在军部对扬帆说：“孟尝君门下有三千食客，难道我们共产党不能养几个食客吗？”领会刘少奇指示的精神，是要他敢于和善于使社会上各种类型的人为我所用，做好公安保卫工作。

1946年，扬帆在苏北淮阴城担任华中分局联络部部长。

　有一天，华中公局组织部长兼财委主任曾山派顾准来找扬帆，要他介绍一些朋友关系，帮助他们到国民党统治区开展贸易工作。

　顾准曾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政府中当过财经处副处长，和扬帆相当熟悉，便和扬帆说了一句玩笑话：“孟尝君有食客三千，老兄手下有多少食客？”

　扬帆也就顺口回答说：“我比孟尝君还多三百。”后来这句玩笑传到苏皖边区政府秘书长张恺帆那里，他随口编成了两句打油诗：“扬公门下三千客，尽是鸡鸣狗盗徒。”引得当时在场者哄然大笑。这两句诗形象幽默，很快就在部分同志中间流传开来。

解放战争开始，扬帆北撤山东。1948年在潍坊市公安局碰见一些熟人时，还有人开他的玩笑说：“扬公在淮阴有食客三千三，现在到了山东还剩多少？”顿时又引起了一片笑声。

扬帆万万没有想到，这开玩笑的话，几年后竟然成为他被打成“反革命”的一条严重“罪状”。

上海解放初期，在市公安局副局长兼社会处处长（后任局长）扬帆的主持下，设立了社会处所属的外围性组织情报委员会，利用一批反正投诚的叛徒、特务担任情报员、联络员。另有许多登记自首的特务，在社会上被利用作为公安局的工作关系。

上海市公安局使用的这批人都不在编制中，并明确规定他们只准动口，不准动手，即可以提供情报和建议，但不给予逮捕、审讯权。据有关资料表明：情报委员会提供了1000多条国民党特务活动线索，从中捕获400多名特务，缴获潜伏电台80余台。

这些事情都与“食客三千三”联系了起来，成了扬帆“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护了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三千三百多人”的“罪证”。

1963年1月，潘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65年8月，扬帆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


潘汉年含冤去世

在农场，他们的生活待遇还可以。但之后不久，潘汉年在1967年10月就已确诊的肝病又加重了，生活自理能力越来越差，董惠也因受到强烈刺激，导致间断性精神失常。

1976年的一天，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了，潘汉年和董惠心中顿时升起了一线希望。

　不久，上面派人来了解姚文元之父姚蓬子的入党情况时，潘汉年又被与“四人帮”挂上了钩。潘汉年的病情继续恶化。

　1977年4月14日下午，有关方面将董惠接到了潘汉年的病榻旁。潘汉年的手无力地握着董惠的手不放，一小时，两小时......直到当晚19时，潘汉年含冤离开了人世。

十天后，董惠亲手将丈夫的骨灰盒埋在了金盆岭西侧墓地，并亲手书写碑文：“肖淑安之墓”。

董惠满怀深情地对别人说：“我为潘汉年改名换姓，是为了替他保密。老伴怕他的病吓坏我，而我却怕他死后没有人照顾......”

1977年，潘汉年在去世前，给妻子董惠写了这样一首诗：

相爱成遗恨，奈何了此生，
怜君犹少艾，为我困愁城。
昨日同生死，今朝半残身，
但求息怨恨，勉力觉新人。
道路分明在，火里铸忠魂，
抗敌陷地下，十载尔同行。
北上延安路，朝夕共苦辛，
南旋千万里，悄然居海滨。
六年留上海，解放更相亲，
倘有千般罪，当有风先闻。
堪叹莫须有，一脉贯古今，
沉冤二十载，何日见清明？

“沉冤二十载”，还未见清明，1979年4月24日，董惠在农场默默地追随她的丈夫而去了。

两位老人怀着莫大的遗憾在孤寂与凄凉中相继辞世，没有等到为他们平反的那一天。

扬帆遭受了24年的牢狱之灾，直到1978年11月，才在中央领导的批示下获准他的妻子前往湖北探望丈夫。1982年，潘汉年冤情大白，被正式平反，扬帆的平反书也因此而有了结论。

　潘汉年却因“潘扬案件”身陷囹圄，含冤负屈几十年，于1977年含冤去世，直到1982年才得到平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建议复查此案，重新看到李克农给中央的报告，及一些尚健在的老同志的旁证。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的文件。

1998年冬，扬帆以87岁高龄仙逝。若在九泉路上重逢潘公，扬帆大可欣慰地给老友捎去许多好消息。

潘汉年平反后，董惠才相继得到昭雪，对她的结论是：“董惠原名董奉然，1918年生，1938年1月在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1938年起在潘汉年同志领导下做党的情报工作。1955年因潘案被捕，1962年被释放，1967年5月两次被收监关押。安置在湖南茶陵县农场，1979年2月24日病逝。董惠从1939年到上海解放为止，在潘汉年领导下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是有成绩的，对革命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董惠同志是忠于党的好党员，1955年受到错误的审查处理，蒙冤二十余年，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1983年4月15日，潘汉年夫妇的骨灰被取出，送入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潘汉年、董惠一对患难夫妻，终于永远地相伴在一起了。

参阅资料

　　　　参见《作家文摘》1995.5.12.何炎年：《我当潘汉年的地下交通员》
　　　　　　　　　　　　　　　　　 (1995.05.30.)
参见《文摘旬刊》1996.1.18 《潘汉年冤案真相》
原载《劳动报》1996.1.12 文光/文 (1996.02.20)
参见《文摘旬刊》1996.10.8 《强扭终分道 患难情更深》
原载《妇女生活》1969.9 姚文奇/文 (1996.10.17)
参见《作家文摘》1998.7.8 《忆伯父潘汉年》
原载《北京日报》1998.5.28 潘虹霖/文 (1998.10.06)
参见《作家文摘》1997.8.8 《潘汉年》谭元亨/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8.12.30)
参见《作家文摘》1999.1.12 《“逮捕”潘汉年》
原载《潘汉年屡建奇功的一代英才》武在平/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 (1999.01.17)
参见《作家文摘》1999.4.20 《潘汉年赠诗慰扬帆》
原载《上海滩》1999年第3期 何炎年/文 (1999.04.28)
参见《作家文摘》2000.8.15 《潘汉年和扬帆的传奇友谊》
原载《世纪》2000年第4期 唐日红/文 (2000.12.25)
参见《最后的档案和一首诗》戈 华/文
载《民主与法制》1983.10 (1984.4.7笔记 2002.12.30)
参见《作家文摘》2003.7.15 《潘扬冤案中的“三千三”》
原载《上海滩》2003年第7期 林络纲/文 (2003.07.21)
参见《作家文摘》2004.12.31 《斯人独憔悴忆舒湮(言旁)》
原载《南方周末》2004.12.16 王春瑜/文 (2005.05.23)
参见《作家文摘》2005.3.8 《令潘汉年蒙冤的“镇江事件”》
原载《文史春秋》2005年第2期 杨宏伟/文 (2005.12.30)
参见《作家文摘》2005.3.4《中国秘密战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纪实》
（选载之六）郝在今/著 (2005.12.30)
参见《作家文摘》2006.10.20 《博古与潘汉年关系的背后》秦福荃/文
原载《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 (2006.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