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青长：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

共和国的大冤案

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
罗青长

　　潘汉年同志是我们情报战线曾作过杰出贡献的优秀战士、领导人，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前辈。

　　潘汉年冤案的发生，是我党的历史悲剧。对此应当历史地分析。同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

　　建国初期，党内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这件事对毛主席震动很大。过去毛主席是很信任高岗的。毛主席对陕北党组织评价很高，说陕北是我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由于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与谢子长早已牺牲，高岗贪天功为己有，居功自傲，个人野心膨胀，建国后背着中央、背着毛主席想依靠苏联在东北搞独立王国。毛主席对此非常恼火。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判高、饶分裂党的罪恶活动，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但高岗拒绝党的教育，于1954年8月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1955年3月21日至31日的全国党代表会议，讨论了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报告，开除了高、饶的党籍。在讨论中，一些曾受过高、饶影响，或是和高、饶有过某些牵连的人，先后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交代了自己的一些问题。毛主席对此表示充分肯定，并说，高级干部本人历史上如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的，都应当主动向中央讲清楚；会上没有来得及讲的，或是不能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再想一想，写成材料；现在把问题讲清楚，我们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尤其是里通外国的问题，都得向党交代，否则罪加三等。当时党内政治气氛很紧张。在这个背景下，潘汉年向华东组组长陈毅谈了1943年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见汪精卫的经过，并且将写好的材料托陈毅转交中央。陈毅感到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就直接将材料转送毛主席，毛主席大笔一挥，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另一方面，当时在审查饶漱石时，发现上海市公安局在开展对敌斗争中存在一些问题，不仅同饶漱石直接有关，而且同潘汉年有牵连。而此时，我们国家内部肃反工作刚刚开始，由于潘汉年过去长期从事对敌隐蔽斗争，经历复杂，又是党的高级干部。这两件事就成了被怀疑为“内奸”的起因。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潘汉年就被逮捕，由政法机关审理。

　　这并不是哪个人的事情。有的人不了解情况，怀疑与江青、康生等人有关，其实并不是那样。当时江青根本没那个地位。至于康生，他当时并不在中央，是山东分局书记，1957年才调回中央。江、康插手潘案也是以后的事。所以发生潘案的直接原因还是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其实，过去毛主席是很赞赏潘汉年的，30年代潘汉年同福建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以及同南京国民党的谈判，毛主席都是参与领导或直接领导的。延安时期潘汉年发回的电报，毛主席都看过。潘汉年做的几项重要工作，如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等情报，策反敌伪工作，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等，中央都知道。毛主席多次称赞上海的情报工作。“七大”时，毛主席曾经表扬过上海的地下工作，对刘晓、潘汉年都称赞过。进北平后，中央在考虑开展外交工作时曾议论要潘汉年担任驻英国大使。可见中央过去对潘汉年很信任。因此，主要是当时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造成了这个冤案。

　　潘案发生后，反映很多，说情报部门出了个内奸、反革命，对情报部门的同志压力很大。当时情报部、公安部和监察部正分别在北京召开全国会议。有一次，三个会议在公安部大礼堂联合召开大会，周总理到会讲话。他首先谈了要依靠人民，依靠群众。他说，你们三个部门分工不同，但基本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同敌人、同坏人作斗争。要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党内绝大多数党员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无论公安也好，情报。监察也好，一定要相信绝大多数的人是好人。要依靠绝大多数好人同极少数坏人作斗争，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他又谈到潘汉年案件，周总理要大家不要紧张，说，潘汉年的事情，你们紧张什么？我同潘汉年交往的历史最长，关系最深，我都不紧张，你们紧张什么？当时周总理也只能讲到这个程度，主要是要稳定大家的情绪。

　　当时我兼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我报告潘汉年从1939年到1948年的来往电报都在，许多事情中央都知道。周总理要我告诉李克农，组织一个小组，查一下解放前潘汉年和中央来往文电的有关档案，搞一个审查报告。这个小组的成员有总理办公室秘书许明，公安部12局局长狄飞，我任组长。我们三个人检查了1939年3月到1948年8月潘汉年与中央来往电报和有关记录文件，按年月日排列，潘汉年怎么报告的，中央如何指示的，搞了3个月。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都有记载。而且当时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许的。中央对他的工作也都是肯定的。经过审查，由李克农出面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报告列了7个疑点，建议中央进一步审查。这几个疑点问题，后来都完全弄清楚了。当时提这几个问题，实际上是陪衬，因为既然是审查，当然不能不提疑点。

　　接着，报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一）是中央一再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二）潘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利用日本驻港副领事刻户根木和小泉都有正式报告。（三）潘汉年提供了决策情报：（1）关于德国进攻苏联时间的准确情报，他在1941年6月13日报告说苏德战争一触即发，延安于6月20日收到。（2）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的情报。（3）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这是当时延安，毛主席、党中央都是极为关注的问题，是起了决策作用的战略情报，得到了中央的好评。（四）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如关于上海武装起义的事。日本投降后，中央曾一度决定要搞武装暴动，解放上海。当时上海党组织反映可以干。毛主席开始也同意这个决定。但两天后，心里感到不踏实，就召集会议，提出重新考虑。他说，上海工作不错，里应外合，可以占领上海。但占领以后怎么办？根据当时情况，上海周围只有部分地方武装，新四军主力来不了。即使占领了上海，以后还得退出。大革命时期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也占领了上海，但蒋介石一来又失败了。毛主席说服大家立即发电报给上海，停止武装起义。这个决定，正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潘汉年当时是上海行动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件事前前后后潘汉年都是知道的，而国民党一点也不知道。如果消息泄漏出去，我们上海的党组织还不是被一网打尽？潘汉年经管好几部秘密电台，知道许多机密，但都未出事，怎么能说他是内奸呢？至于说上海“二六”轰炸是他利用国民党的秘密潜伏电台提供的情报，陈云同志说，那是连起码的常识都不顾了，国民党在上海统治那么多年，连杨树浦发电厂在哪儿还不清楚，还用你给他指目标啊！（五）潘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正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是毛主席、周总理所知道的。李克农的报告，有理有据，十分有力，结论是潘汉年虽然有疑点，但根据大量档案反映的事实，请中央予以重视，慎重考虑潘汉年问题。但在当时情况下，“左”风越来越盛，这个实事求是的报告并未引起中央的重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建议重新复查潘案时，这个报告才发挥了作用，成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重要依据。中纪委领导同志说，李克农当时写出这样的报告是冒风险的，是很不容易的。

　　潘汉年得以平反，陈云登高一呼起了重要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大批冤假错案被平反，潘汉年一案的复查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中纪委对潘案进行了全面的复查。当时任中纪委书记的陈云对此十分重视，亲自调阅了有关材料。陈云说，当时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和主管同国民党接触的有三个人：王明、康生和我，如今只剩我一个了。我再不说话，没有人知道了。陈云还说，我要开刀动手术，结果如何不知道，我相信潘汉年必将平反。当时党内有人也有不同看法，认为别人都可以平反，但潘汉年不能平反，主要就是抓住潘汉年见汪精卫的事。其实中央早在1935年就有打进去，拉出来，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的决定。潘汉年利用汪伪关系开展工作，都向中央请示或汇报过。见汪精卫是在李士群、胡均鹤突然挟持下发生的，当时已无法请示。这次会见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潘汉年所说的也仅是应付之词，以后也并没有进一步的接触。会见后我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当然，由于许多原因，他长期没有能向中央讲清楚，有过错。经过认真、细致的复查，中央于1982年8月正式发出文件，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潘汉年冤案，是一个历史悲剧，是沉痛的教训。邓小平说过，党的历史上犯过右的错误，也犯过“左”的错误，但“左”的错误对党的危害更大。后一代人可能不大体会邓小平这一讲话的意义。其实这不是随便说说的，潘汉年冤案就是一例。我们都是有亲身体会的。

　　　　　　　　　　　　　　　　　　　　　　　　　 1995年3月于北京

　　　　　　　　　　　　　　“潘扬案件”始末

　　　　　　　　　　　　　　　　　尹骐

　　　　　　　　　　　 一条爆炸性的新闻震惊海内外

　　1955年7月中旬，当人们还没有从全民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声中沉寂下来时，又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引起了人们的震惊和关注。7月16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宣布了已将原人大代表潘汉年逮捕的消息。第二天，这条消息就通过报纸和广播传遍全国以及海外。紧接着，便是各地各界人士纷纷表态，拥护对“反革命分子”潘汉年采取“革命”措施。在潘汉年原来任职的上海市更掀起了一场声讨和揭发运动。当地新闻媒介进行了连续的报导，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在揭发声讨潘汉年的同时，又将原在上海工作已被逮捕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扬帆公开揪了出来。罪名和潘汉年大体相同。他们两人被确认为是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的主犯。此后就被相提并论，称之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简称“潘、扬案件”或“潘扬事件”。

　　潘汉年，江苏宜兴人，1906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氏、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谈判代表、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华中局情报部长、华南局情报负责人等职；解放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等要职。

　　扬帆，原名石蕴华，江苏常熟人，1912年出生。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一三”前后在上海从事进步文化活动。1939年参加新四军，历任新四军军部秘书、军法处科长、处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华东局情报部长。解放后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等要职。

　　潘扬案件的发生之所以具有爆炸性的新闻效应，不仅在于他们两位都是资深的中高级干部，曾经担任过许多领导职务，潘汉年更是一位久负盛名的风云人物；而且在于他们都是长期活跃在党的公安保卫战线上的领导骨干。换言之，他们都是老党员、老保卫、老公安，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们都是政治上最为可靠和最可信任的革命干部。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许许多多的普通人不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疑问，一些和潘、扬有过直接交往或是相知甚深的老同志和老朋友，更是深感困惑、难以理解。

　　　　　　　　　　　　　 知人善任，政绩斐然

　　1949年4月28日，正在香港负责党的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的潘汉年，接到从北平打来的一封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签发的电报。电报要求潘汉年和也正在香港工作的夏衍、许涤新等三人立即离港赶赴北平接受中央交给他们的新任务。

　　潘汉年一行到达北平当天，立即赶到弓弦胡同李克农的住所报到。李克农当即向他们交底：中央要他们参加即将解放的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的接管工作，未来的上海市长陈毅将军已来电催促他们走马上任。李克农又对他们说：中央几位主要领导同志都要分别接见，你们的具体工作将由中央领导人亲自向你们交代。

　　中央领导同志对于潘汉年等三人的工作的确给予了异乎寻常的重视。一周之内，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先后会见了他们，听取他们在香港工作情况的汇报，又对于他们即将去上海的工作任务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潘汉年一行于5月23日赶到当时华东局和三野领导机关的所在地江苏省丹阳县城，到车站迎接潘汉年一行的正是当时担任华东局情报部长、又是即将解放的上海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扬帆。

　　5月27日，潘汉年、扬帆随华东局和新组建的上海领导机关一起，在炮声中赶到了上海，并开始了接管工作。潘汉年以军管会秘书长和常务副市长的身份，全面挑起了协助陈毅工作的重担。在担负全面接管的艰巨任务中，他又侧重分管了十分棘手而对他来说又是不容推辞的公安政法工作。众所周知，国民党在被迫撤离上海前早就做了所谓“应变”的准备，给这座中国第一大都市留下了种种巨大隐患。中统（当时改“内调局”）、军统（当时改为“保密局”）两大特务系统部署了大量的潜伏势力。后来敌人又陆续从空中、海上和地面派遣特务进入上海从事包括暗杀中共党政领导干部等各种破坏活动。旧上海固有的地痞流氓和帮会恶霸势力当然也不甘心失去他们的昔日天堂，在新政权尚未充分巩固时，他们到处兴风作浪，制造事端，给新政权不断制造困难和麻烦。再加上国民党军队溃败时残留下的一大批散兵游勇到处乱窜，为非作歹，扰民害民，给社会治安造成严重威胁。上述种种暗藏的和公开的敌对势力，都向新生的革命政权提出了严重挑战，也给人民公安工作提出了巨大而又艰难的课题。潘汉年分管的上海公安机关根据上级党委和主管部门的统一部署，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有力的措施，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各种专项的斗争，给反革命分子和各类破坏势力的猖极活动以沉重的打击，从而为新政权的巩固、革命秩序的建立、社会治安的稳定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上海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良好局面，赢得了世人的普遍赞誉。诚如当年章士刘老先生在致陈毅、潘汉年的一封信函中所热情称颂的那样，他们对上海的治理是“宽猛相济，彪光盖世”的。不言而喻，作为分管上海公安工作的领导人潘汉年尤其功不可没。

　　　　　　　　　　　　　　政策和策略的作用

　　上海解放初期公安工作之所以能取得世所公认的成绩，主要是潘汉年、扬帆等几位主管公安工作的领导在工作实践中充分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发挥了政策和策略的威力。他们在贯彻执行上述政策与策略的原则时，一方面充分发挥人民民主专政机关的威力，公开地严厉地镇压了一大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民愤极大的流氓恶霸分子，以显示人民政府除恶务尽的决心和力量；另一方面，又积极运用政策与策略的手段，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努力分化和瓦解一部分敌人，争取他们中可以争取的一些人转而为我服务，以便更有效地打击最顽固的敌人。因此，他们在建立一支强有力的自己的公安干警队伍并发挥其绝对主导作用的同时，还组织了一部分被称之为“特情”的人员作为一种辅助力量，协助公安机关开展工作。实践证明他们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正是根据上述策略思想指导，解放初期上海公安局在扬帆的主持下，组建了一个名为“情报委员会”的机构。其成员多是从敌人营垒中分化出来的骨干分子，一般具有较高的身份。因为只有这些人才能真正发挥提供咨询和参与侦破的重要作用。例如这个委员会的主任一职，就是由胡均鹤担任的。

　　胡氏经历复杂，他早年曾加入中共，并被派往苏联学习过。回国后一度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中央书记兼组织部长。1932年他被“中统”逮捕后在酷刑下自首叛党，成了“中统”特务。1939年他在上海被李士群的“特工总部”逮捕后，由于和李士群有大致相同的经历，便投靠李，并被委以重任，成了李的重要助手。当李士群为了留条路，表示愿意为中共提供一些情报和帮助中共做一些事情时，胡被指派为和中共的联络人员。1942年，李士群答应帮助中共要人刘晓、潘汉年等从上海撤往新四军根据地时，正是由胡负责安排并派专人将刘、潘一行护送越过封锁线的。抗战结束后，胡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便决定弃暗投明，派人到香港和中共代表潘汉年取得联系，表示愿意投奔解放区，并愿意帮助策反一支国民党的军队。潘汉年本着情报工作的一贯策略，又考虑到胡在抗战时和中共的历史关系，便将胡的情况与要求电告华东局情报机关，请他们接洽。华东局情报机关研究后，报请华东局领导和中央社会部批准，决定将胡留在解放区，作为“特情”人员准备让他参加上海的镇反工作。胡又向我呈交了一份“可予运用之沪地伪两统人员表”，这对于解放后的上海镇反工作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因此，扬帆在组建“情报委员会”机构时，在报经华东局和市委领导批准后就任命胡担任了主任一职。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类似胡均鹤这样的或起义、或投诚、或自首，争取立功赎罪的敌特人员数量是不少的。上海公安机关根据这些人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适当予以运用，为整个公安镇反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例如1949年底，公安机关在破获国民党派遣特务刘全德阴谋杀害陈毅一案时，就是起用了一位向我投诚自首后被当作“工作关系”的原国民党特务高激云，利用他过去和刘全德的相识，从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一位叫厉培明的原国民党特务，在上海解放前夕参与了起义行动，上海解放后被吸收参加了公安镇反工作，先后提供了20多个线索，为侦破工作做出了重要成绩，并受到了公开表扬。

　　应当承认，在运用上述各类反正人员时公安部门虽然也经过了一定的审慎挑选，尽量避免大的疏漏，但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常识告诉我们，不可能完全不出现一点问题的，被运用的反正分子不可能百分之百都会真心实意为我效力。我们有分化、争取和利用敌人的策略，敌人也就一定会利用我们的这一策略反过来利用我们。这就必然会有极少数表面上向我投诚自首而在暗中仍受敌人控制的特务分子钻进来继续与我为敌。无论我们怎样防范，这种现象或称负面效应事实上难以完全避免。但从总体上说，这类人是极少数。他们的存在并不能抵消我们在分化利用敌人的策略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更不能因此而怀疑和否认这一策略本身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否认潘汉年同志在这方面的工作中取得的巨大成绩。

　　　　　　　　　　　　　　 风起于青苹之末

　　1950年冬天，南方某省公安机关发生了一起被控制使用的“特情”人员叛变投敌的事件，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中央有关部门为此发出通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引以为戒，提高警惕。同时对负有领导责任的有关人员进行了处分。

　　不久，即1951年初，中央公安部的主要负责人到上海视察和检查工作时，有人向他反映：上海公安机关在控制使用“特情”人员工作中也存在类似南方某省的隐患。这位负责人据此对上海公安机关提出了批评。特别是对于建立那个“情报委员会”和任命胡均鹤担任主任一事深表不满。于是下令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专门检查。

　　经过一段时间的检查，检查人员提出以下三个问题：一是“重用”了一批起义投诚或自首立功的“特情”人员。特别是对于情报委员会的工作有过于“放手”、“使用不当”、“内外不分”的现象，任命胡均鹤为主任更是“原则性错误”；二是让一大批投诚自首的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继续留在社会上当作“工作关系”加以使用，所采取的控制措施又并不很得力，致使其中的一些并未真正洗心革面、改恶从善分子钻了空子，干了一些坏事，造成了不良影响；三是被控制的“敌台”（即所谓“逆用台”）有掌握不力运用不当问题。1950年春天敌机对上海进行大规模空袭时，其中2月6日这一次对上海电力公司等一批工厂企业的轰炸损失最为严重，而恰恰在此前不久，一个被控制的“逆用台”曾向敌方提供过一份有关上海电厂等企业生产状况的情报，因而怀疑这其中有因果关系。

　　按说，检查者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并提出上述问题，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对于上述问题，上海市公安局的有关领导人曾经在会上会下作过多次说明，既有诚心诚意的检讨，也有实事求是的辩解。他们承认在利用“特情”人员的工作中确有某些控制不力，乃至麻痹疏忽的缺点和失误，但在原则上，在指导思想上，他们是清醒的。在建立那个“情报委员会”时，曾明确规定过一条原则，即委员会的工作是“只能动口，不能动手”，就是说“特情”人员主要是提供情况，提出建议，并不直接参与侦查、捕人、审讯等实际行动。当然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也确实出现过个别“内外不分”的情况，这是他们掌握不严的失误。关于将一批投诚自首的敌特人员放在社会上当作“工作关系”运用问题，从政策和策略的原则上说是允许的，必要的，并且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只是在具体工作的某些环节上，抓得不严不紧，以致出现了某些失控现象，这是教训。关于对“逆用台”的掌握与使用问题，他们解释说，当时“敌台”情况十分复杂，数量也相当不少。被我们控制的“逆用台”仅占全部“敌台”的一小部分。这些“逆用台”情况也各不相同。有的是在被我破获后经过迅速争取转变过来为我所用；有的则是早就由我地下人员秘密打入而后被我所掌握利用的。既是“逆用”，为取信于敌方就不能不提供一定数量的具有实际内容的而又无碍大局的“情报”蒙骗敌方。1950年春天敌机空袭上海时，具体空袭目标究竟是由“逆用台”不慎所提供，还是由真正的“敌台”所提供，一时也难以准确判断。至于2月6日这一次轰炸上海杨树浦电厂等目标和那个“逆用”台此前不久所提供的“情报”是否有因果关系，更不能轻易下结论。因为那个“逆用”台正是由我地下党员秘密打入后掌握的。再说，上海解放还不久，杨树浦电厂在上海工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地理位置等，敌方是很清楚的。敌人选择电厂作轰炸目标，未必和某个“敌台”临时提供“情报”有必然联系（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二六轰炸”和那个“逆用台”的所谓“情报”井无关系，而是由军统的一个潜伏台直接活动的结果）。

　　上海市公安局有关领导对于上述问题的检讨和说明，如果主持检查工作的人们能够冷静地实事求是进一步调查分析，是不难得出比较客观公正结论的。不幸的是，由于“左”的思想倾向当时已经在检查工作中形成了气候，宁“左”勿右已成为人们的思想定势；加上扬帆同志的所谓态度以及人际关系紧张等因素，因此，在后来的继续检查过程中，上述几个问题没有及时得到澄清，反而被片面地夸大甚至扭曲。

　　　　　　　　　　　一般工作失误成了严重政治事件

　　检查并发现工作中的缺点失误，从全局和长远角度来说是一件好事。而且，检查者和被检查者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都可以说是为了革命，为了人民。但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前面所述的几个问题，虽然在事实材料方面并没有什么新发现，但在思想认识上却有了新的“突破”，达到了新的“高度”。在检查工作基本结束后，对于上海市公安局在利用反正人员参与镇反斗争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竟得出了如下的结论：“重用、包庇和掩护了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3300多人。”虽然在具体解释时，也还加上了某些限制性词语，如说“不管主观上是否意识到……但在客观上实质上是……”等等。这“重用、包庇、掩护”的定性词语，谁都知道是非同小可的。这当然已不是一般的工作缺点错误，而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了。那“包庇和掩护”的概念事实上已经包含了某种可疑的主观动机在内，那是随时可以继续上纲升级的。这也就为后来强加给潘、扬的严重罪名埋下了伏笔。

　　然而还有一个值得推敲的可疑之点：所谓“重用、包庇、掩护”云云，是可以由人们的主观认识和觉悟水平来定性的。但那“3300多人”的具体数据又是怎样被调查和统计出来的呢？其实这“3300”的数字并非是真实的计算结果，而是想当然的主观推测，或是道听途说的编造。关于这“3300”数据的来源，一直就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有人分析说，当初检查时大抵是把上海和华东某些地区所有曾经被运用过的各类起义、投诚、自首等反正分子，都统统计算在内了。虽然这些人的大多数在协助公安机关镇反工作时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检查者仍然要认定所有这些人都应包括在被“包庇和掩护”之列。然而即便如此，许多人认为“3300”数目仍是被夸大了的，因而始终怀疑这数字的准确性及其来源的可靠性。”事隔30多年，即在“潘扬案件”已被平反之后，才又有人说出了这数据的另一种可能的来源：原来，上海解放初期在利用反正人员参与镇反斗争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有一位干部当时同扬帆开玩笑，说他善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行工作，物色了各类人物为我所用，就像春秋战国时代孟尝君门下有食客3000一样。而且说他比孟尝君养了更多的食客，不止3000而是3300。于是有人当场附和随口就诌出了两句打油诗：“扬公门下三千三，尽是鸡鸣狗盗徒”，结果引起了众人的一阵大笑。据说就是这两句打油诗的传播而变成为定论。若果如此，岂不荒唐可笑。

　　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工具的上海市公安局竟然犯下了如此严重的“大错”，主管局长扬帆当然逃脱不了直接的领导责任。况且这个“怪癖才子”的认错态度又不能令人满意。因此，扬帆受到了更严厉的批评，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不久，即1953年初，扬帆不幸患了脑肿瘤，国内医疗条件欠佳，组织上便决定让他去苏联治疗。这一去就是近两年时间。

　　事情的变化和发展当然还有一个过程。上海市公安局和局长扬帆虽然已被认定犯了“重用、包庇和掩护”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的重大政治错误，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其错误性质仍然被界定在工作问题范畴之内。例如在一次全国性的公安工作会议上，上级领导机关就曾明确指出上海公安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是属于工作性质的错误。当时上海市委的主要负责人陈毅也曾指出，对于公安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应根据隐蔽战线的特点和规律实事求是来分析，不能简单地对待”。组织上决定让扬帆去苏联治病和疗养这件事本身也可以说明当时还并没有把他的问题看得过分严重，至少还没有把他推到敌人那边去。

　　　　　　　　　　　　　　 扬帆被打入另册

　　问题的复杂化和进一步升级，始于1954年的春天。这一年年初，党内发生了“高饶事件”。饶漱石与高岗结成反党联盟进行篡夺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被揭发出来，中央有关部门开始了对饶的全面审查。由于饶是华东局书记，批准胡均鹤为“情报委员会”主任的是饶，而具体负责“情报委员会”的是扬帆，于是扬被与饶联系在一起审查了。1954年的最后一天，当扬帆正在上海家中休息养病时，突然被叫到上海市公安局，当晚即被扣押，过了两天，他也被送往北京接受隔离审查。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监狱生涯。3个月之后，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党的最高领导人在谈到高饶问题时，便直接点了扬帆的名，明确地把他列入了饶漱石反党联盟之内。数天之后，扬帆被正式逮捕。其主要罪名，还是“重用、包庇和掩护’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勾300余人”。

　　　　　　　　　　　潘汉年成了“反革命集团”首犯

　　饶漱石的反党活动殃及扬帆，但事情到此并未结束。1955年3月下旬，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非例行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在简短的开幕词中就对当时的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做了十分严峻的估计，同时提出了相应对策。他说，帝国主义势力在包围我们，我们必须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很可能进行突然袭击。因此我们要有所准备。另一方面，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活动很猖獗，必须有计划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如果我们有所准备，采取适当措施，就可能避免敌人给我们造成重大危害。否则我们可能要犯错误。他的这番讲话，明白无误地向人们发出了一个重要政治信息：在我们所要准备和所要采取的措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便是要开展一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就在这次会议上，在揭露和解决高饶问题时，上海市公安局的所谓“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问题已经被作为一起重要政治案件提了出来。前已述及，此案的专案机构早在半年前便已建立并开始工作，主要当事人扬帆、胡均鹤以及“背后”的饶漱石都已先后受到追究和查处。然而就在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即1955年的4月3日，此案案情却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戏剧性的变化和发展，潘汉年在这一天突然被捕。后来在对外公开宣布时，被正式定名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

　　这一突然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其过程大致是；上海解放初期，潘汉年作为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曾负责分管公安工作。扬帆在公安工作中所作的各项决策和采取的若干措施原则上也部得到过潘汉年的同意与支持。但当公安局被检查出有所谓“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的问题时，首先是扬帆被抓住不放，后来又与饶漱石挂上了钩。在长达4年之久的反复检查、审查过程中，潘汉年一直被认为并无直接责任。因此，他除了在某些场合从领导工作角度作过一些自我批评主动承担部分责任外，从未被牵连进去。后来在分管财经建设工作中，工作成绩依然令人瞩目。特别是在协助陈毅主持“三反”、“五反”运动时，他对政策的把握和处理问题的稳妥受到了各方面的一致好评。1955年3月，他到北京时是以党的代表兼上海党的代表团负责人之一的身份出席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会议期间，他参加了会内外的一切正常活动。只是到会议临近结束时，党的最高领导人在会上号召所有与高、饶反党联盟有过某种联系或是有所牵连的干部应主动向中央或口头报告或写出书面材料作出交代时，潘汉年在思想上方受到很大震动。他感到上海公安工作中的所谓“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问题既已被定性为一宗政治案件，扬帆也已被定性为饶的反党联盟成员，那末，他和扬帆、饶漱石都是有过直接工作联系的，在所谓“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问题上，他自然也有一份难以推卸的责任月B个关键的当事人胡均鹤正是由他介绍到解放区去投诚的。如今出了问题，他也不能毫无干系。尤其是他和胡均鹤在抗日时期的一段特殊联系，当年他在策反李士群的过程中，胡是一个重要联络人。1943年夏天，他从新四军根据地到上海和李士群联系时，李借故将他骗到南京去，并且用挟持的手段拉他去见汪精卫，此事他在回到根据地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中央报告过。当初参与其事的胡均鹤既已被逮捕审查，自然会将当时的有关情况向有关部门交待。会见汪精卫一事虽然未损害党的利益，但长期未将此事向组织报告，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了。经反复考虑，潘汉年决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便鼓足勇气向中央写了一份材料，将他和胡均鹤在抗战时期有过的联系以及被强拉去会见汪精卫的经过一一作了交待，检讨了自己长期未向组织报告的错误。材料写好后，潘汉年就去找出席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当面向陈作了汇报，并请他将那份材料转呈中央。陈毅听了潘的汇报又匆匆看了材料后，恳切地安慰了潘汉年几句，立即将材料直送中南海毛泽东主席处。毛泽东就作出了立即将潘汉年逮捕审查的决定。其“罪名”有二：一是潘在抗日时期秘密会见过汪精卫而又长期没有向组织报告；二是潘在“重用、包庇和掩护”胡均鹤等特务分子问题上负有直接责任。据此，潘汉年被认定是隐藏在中共党内的“内奸”。

　　潘汉年的突然被捕，不仅潘本人始料未及（他原以为只会受到严厉批评或是纪律处分。在交上材料之后便打点行装准备回上海了），就是参与其事的陈毅、罗瑞卿等高层领导人也是料想不到的。陈在听了潘的汇报后曾恳切安慰潘，要他思想上不要紧张。

　　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的定性，正好成了计划在全国开展内部肃反运动的突破口。

　　　　　　　　　　　　骇人听闻的三顶“大帽子”

　　潘扬反革命集团案自1955年4月定性后，随即在中央高层人士的直接领导（5人小组）和主管部门的具体掌握下开始了进一步的侦查审理工作。但此案的侦查审理工作却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和反复的过程。

　　对潘汉年案的审理工作无疑是难度最大的。这位1925年就入党的老党员，在长达近30年的革命生涯中既担任过党的中央保卫机关和情报部门的领导工作，在隐蔽战线上长期独挡一面和敌人反复周旋较量，又受党中央的派遣和委托，长期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公开或秘密地和敌人或朋友打过多年交道，和许许多多的高层统战对象有着密切的交往。他还曾经在左翼文化和宣传战线上担任过党的核心领导职务，和许多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士有着广泛的联系和亲密的往来。要从各方面全面审查清楚潘汉年的经历，的确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潘汉年一案的审理工作难度虽大，但经过上上下下的共同努力，终于还是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即到1957年的秋后，基本上结束束了，其结果如何，几乎早就可以预知。因为审理调查是根据上面的定性取证的。审理的结果是给潘汉年正式戴上了三顶非常吓人的“大帽子”：除原在逮捕时已定下的“暗藏在中共党内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内奸’”外，又进一步加上了“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两项大罪名。

　　这真是骇人听闻和令人不可思议的。一位在党中央领导下工作战斗了数十年的老共产党员，一位在党内外都很有威望的党的高级干部，原来竟是这样一个可怕可恶的“敌特”人物。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审理结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原因不外以下三方面：一是个人迷信已经盛行，凡事“唯上”而不“唯实”。潘汉年案是由上面定的，而且是由党的最高领导人直接定的性，自然便被视为绝对正确，无可怀疑，也不敢有怀疑。倘若真的有人怀疑什么，那也只会是首先怀疑自己的立场观点是否有问题，岂敢怀疑上面有错！因此，从审理工作一开始，人们就已经形成了共同的思维定势，一切审理、调查、取证工作，都是沿着这一思维定势进行的。二是那种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愈来愈复杂的理论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并且正指引着办案者们的思想与实践行动。三是参与办案的大多数干部来自根据地、来自基层，一般说来，社会生活阅历有所局限，对在白区隐蔽战线上对敌斗争的特殊性及其复杂性认识不足，对于从事高层统一战线工作也缺乏理解。比如，潘汉年在敌占区深入日本情报机关获取了许多有战略情报价值的工作成绩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视，而为了取得敌方的信任不能不适度地向敌方提供某些敌方感兴趣的情报资料的情况（这种情况在中外古今谍报史上比比皆是）则往往被看得极为严重甚至被夸大。潘汉年的“日本特务”帽子就是这么给戴上的。再比如，潘汉年作为中共谈判代表在1936、1937年间和国民党的谈判代表陈立夫、张冲等有过多次接触。张冲虽是CC的重要头目，但对国共合作态度却是比较积极真诚的。潘汉年为了争取统战工作的进展，同张冲有更多的交往和交谈，并且适当地向张介绍了陕北的某些并非属于机密的情况，可是办案者们却据此认定潘汉年“秘密投靠了CC派”，“成了国民党特务”。诸如此类今天看来是很幼稚可笑的问题，当初却是被正式写进了专案报告和判决书一类文件。

　　1957年底，潘案审理结束后并没有依法移交检察司法机关宣判，而是长期被延搁着。原因或者还有其他一些，但关键一条是因为此案原是由党的最高决策人决定的。有关材料虽然早就呈报上去了，但没有他的直接发话，谁也不能擅自表态处理。一拖就是好些年。直到1962年初，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顺便提到了这个案件，这才使潘案的处理有了依据。毛泽东是这么说的：“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这段话的语气似乎是宽容的，但却给原本是冤案的潘汉年再一次定了性：“CC派特务”，可杀可不杀的人物。

　　正是根据这一讲话精神，潘汉年终于在1963年1月由最高人民法院结案，潘被判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也是根据同样的精神，1965年，扬帆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历史是曲折的，但毕竟是公正的

　　1963年对潘汉年案的处理，既有领导人讲话在先，又有最高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在后，按说是具有足够权威了。谁知历史风云变幻无常。三年后掀起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很快又将此案原判推翻。1967年春天，“中央文革”小组下令重新审查潘扬案件，同时将已经假释出狱数年的潘、扬重新收监关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潘、扬原先的主要罪名之一，就是所谓“包庇、掩护”了特务和反革命分子，而负责主持审理潘扬案件的公安部领导人此时却又被“中央文革”小组指控为“右倾”，包庇了潘扬这样的“特务”、“反革命”。于是他们另组专案机构对潘扬案进行了近三年的虐待性的审查。结果，1970年，在没有发现任何新材料、新问题的情况下，硬是将潘汉年改判无期徒刑。

　　1975年，潘汉年、扬帆分别被遣送到湖南洣江和湖北沙洋的劳改农场“监督改造”。

　　1976年10月，历史经历了又一次的重大转折。当风暴过后，天空逐渐变得较为明朗时，潘汉年、扬帆都仿佛看到了一线曙光，从而萌发了新的希望。他们对于自己所遭遇的不公正的惩罚，过去就没有从思想深处接受，现在是更加不服了。于是他们开始为自己申诉，希望新时期党和国家领导机关能够实事求是地复查他们的案件，还历史以公正。

　　不过历史的转折与发展仍然有一个曲折过程。在一段时间内，“凡是派”在一系列问题上还起着主导作用，潘扬案件岂能轻易推倒，潘扬的申诉当然也就得不到及时的处理。不幸的是，经历了多年折磨，已经年逾古稀的潘汉年再也等不到拨乱反正的一天，终于在1977年的4月含冤抱屈离开了人世。直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才真正取得历史性的进展，潘扬案件开始引起了高层人士的关注。

　　1981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终于开始对潘扬案件进行全面复查。整整经过一年半时间的艰巨工作，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的红头文件，宣布“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文件对潘汉年一生重新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指出：“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3年，中央对扬帆也同样作出了彻底平反的决定，这为他安度晚年创造了有利条件。

　　曾经轰动一时的“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如今早已烟消云散，成了一页历史，然而这却是一页令人痛心，令人难忘的历史。

　　　　　　　　　　　 潘汉年、董慧夫妇的最后岁月

　　　　　　　　　　　　　　　　 邹烈华

　　潘汉年、董慧夫妇的最后岁月是在湖南省茶陵县洣江茶场度过的。

　　1982年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后，中共上海市委为做好因“潘案”而被错误处理的同志的复查平反和善后工作，成立了中共上海市委“潘案”落实政策清理小组。“潘案”清理小组成立后的首件大事，就是遵照中共中央和陈云同志的指示，办理好潘汉年同志的善后事宜——把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骨灰从湖南移送到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安放。我当时在市委“潘案”清理小组办公室工作，曾于1983年三四月间两次赴洣江茶场和长沙市，找过当年与潘汉年、董慧夫妇有过接触的省劳改局、洣江茶场的干部，曾服侍过董慧同志生活的保姆，为他们看病的医务人员等。现将见到的和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写出来作为资料供更多人了解和参考。

　　　　　　　　　 潘汉年、董慧夫妇在洣江茶场的日子里

　　“文化大革命”对潘汉年、董慧夫妇来说，犹如雪上加霜。他们在1955年蒙冤遭到错误处理后，于1963年已被假释，居住在北京团河农场。1967年5月又遭“四人帮”加害，被重新收监关押、审查。潘汉年从原判15年有期徒刑改为无期徒刑（未办改判手续），永远开除党籍。董慧在审查期间因左腿骨折致残，关了8年后给了一纸“维持原判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结论释放。不久，根据当时中央专案三办的意见，将他们从北京秦城监狱移送到湖南省茶陵县洣江茶场“劳动”和“安置”。下面是当年移送潘汉年同志的公文：

　　湖南省公安厅：

　　　　根据中央决定，将潘汉年放在你省劳改单位劳动。

　　　　　　致

　　　　礼

　　　　　　　　　　　　　　 公安部秦城监狱

　　　　　　　　　　　　　　　1975年5月27日

　　潘汉年于1975年5月27日在中央公安部十五局属的专案组以及秦城监狱和湖南劳改单位派出的人陪同下从北京乘火车，于29日到达长沙，当天即与三天前（5月26日）已到达长沙的董慧会合后同赴洣江茶场。

　　在洣江茶场，我见到一间土红色砖墙、瓦顶的小平房，这就是潘汉年、董慧夫妇度过最后岁月的住屋。此屋座落在场部办公楼与职工宿舍之间，原为男、女职工洗澡房，以后也住过人，有25平方米大小，内隔两间，其中一间为灶间，屋外有自来水，邻近是职工食堂。据当时上面的要求，因潘汉年是“中央专案组单线审查对象”，属“敌我矛盾”，所以给他们住房既不能和其他犯人在一起，又不能和干部职工在一起，同时又要在管理干部的视线之内。对潘汉年、董慧夫妇来说，在他们再次被关在秦城监狱8年后能重新相逢，已经是相当满意了。所以，当茶场的干部征求他们的意见时，潘汉年连声说：“可以、可以。”潘汉年在这里一直住到1977年3月24日病重送长沙医治，历时1年9个月又5天；董慧一直住到1979年2月23日送医院，2月24日去世。

　　潘汉年早在1967年重被收监关押时，已患有肝功能不好的毛病，因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身体一直不太好。他在洣江茶场的劳动，就是做些家务，去食堂买饭菜。后来，由于董慧腿残行走不便，高血压病也越来越重，茶场干部征得他们的同意，选派了干部家属每天去料理、照料董慧的日常生活，其中有一位叫王芝兰的，一直照顾到董慧病逝。

　　潘汉年、董慧在洣江茶场生活期间，虽然蒙受着冤屈，但从没有对任何人流露过半句怨言，他们坚定的生活信念，对党的挚爱之心和关心群众的高贵品格给洣江茶场职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曾提出要把自己过去穿过的一些旧服装送给剧团做道具，把电视机送给场部让大家看；他们给职工子女讲故事、补习英语，有时还请去他们家坐坐的同志尝尝潘汉年亲手炒的花生等。茶场干部、群众也从来没有把潘汉年当成犯人对待，亲昵地称呼他们为“俩老”。每当潘汉年到食堂打饭菜时，大家主动让他先买。逢到场部放映电影，看到潘汉年推着董慧坐的轮椅过来，大家就让出好的位置给他们。甘场长的老母亲常常留他们在家里坐坐。有次，当他们经过场部蒋会计的家门时，蒋会计热情邀请他们进屋，并拿出多样食品招待他们，使潘汉年、董慧感动得掉下泪来。

　　潘汉年、董慧对毛主席、对党有深厚的感情。毛主席逝世时，大家要看电视，因场部电视机小，他提出把他一台放在仓库里的电视机拿出来给大家看。董慧对保姆王芝兰等群众回忆当年在延安见到毛主席的情景时说：“我在延安时学纺纱，有一次毛主席到我纺纱的地方来，看到我会纺纱了，就高兴地说：‘嗨！董慧纱纺出来啦！’”

　　董慧同志原名董奉然，生于1918年，广东省中山县人。1938年1月在延安入党，长期跟随潘汉年在上海、香港等地做情报工作。上海解放后任上海市委统战部秘书科长、副处长。1955年因潘汉年同志冤案受株连。董慧从小在香港读书长大，其父董仲伟曾任道亨银行经理，早在1937年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过贡献。董慧在家中排行第二，她的弟妹大多在香港，有的在国外，都是在事业上、学术上很有成就也很爱国的人。他们从小受董慧的影响，对董慧和潘汉年一直很崇敬，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当他们得知身处逆境的潘汉年、董慧夫妇在洣江茶场后，就不断地写信、寄药品、寄食品。董慧乘坐的轮椅就是她弟弟从香港送来的。他们给潘汉年夫妇的来信，充满了崇敬、关切之情十分感人。如董慧的弟弟在信中说：“我希望你的领导会让我来看你，我们大家部老了，但我永远记着你在我青年时代给我指导和鼓励，此恩此德念念不忘！”在另外两封信里分别说到：“在我们兄弟姐妹一群人中，在事业上，我以为你成就最大，因为你能出生入死，参加了民族解放的工作，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我们曾经过1930—1949时期，看到今天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人应感到光荣的，而你和老潘就在那段时间参加了中国民族解放的工作，出生入死。明白过去的人，对那时所有参加过该项工作的同志应感谢的。”他们还转达香港知名人士费彝民先生向潘汉年、董慧夫妇的致候，要他们保重。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网打尽。遭受冤屈的潘汉年夫妇显得非常高兴，董慧高兴得丢了拐杖走路，潘汉年也对来看他的干部说：“江青这人我了解……”他虽然没有把话说完，但意思已能使人听懂了。董慧的弟弟也给他们写信说：“老潘同志身体好吗？切要叫他保重，光明就在前面。”并打算在12月份到洣江探望他们。信上还说：“上一次做梦，梦着你（指董慧），就收到你的信，以后就没有梦了。可是于9月27日，我再做了一个梦，梦见老潘在20年前的影像，穿着长裤子与衬衣，样子很年轻，想不久见面时，我们都是白发斑斑的人了。”

　　董慧到洣江茶场后曾多次向省劳改局来的人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没被开除党籍！”粉碎“四人帮”不久，她又提出过这一问题，但仍无结果。“四人帮”是粉碎了，但“两个凡是”的紧箍圈还没有打碎，所以他们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董慧在香港的弟弟、弟媳在当年12月到湖南来探望潘汉年夫妇时，被挡在长沙，不能同亲人相见。他们返回香港后来信说：“打算明年（1977年）11月再来，那时‘四人帮’事总该结束了。”但一年后，当他们依约再次前来湖南时，潘汉年已不在人世了，只见到了董慧。

　　　　　　　　　　　　　　夫妻双双含冤逝世

　　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同志以“肖淑安”之名在长沙医治无效，含冤去世，骨灰被埋葬在长沙南郊金盆岭墓地西侧半山腰。墓穴上面平铺着一块约有六块瓷砖见方的墓碑，上面横写着：

　　　　　　　　　　　　　 77——652

　　　　　　　　　　　　　　　 肖淑安之墓

　　　　　　　　　　　　　　　　　　1977年4月14日病故

　　　　　　　　　　　　　　　　　　　　 妻董慧立

　　1977年2月24日起，潘汉年因肝病恶化卧床不起，3月24日被救护车送到长沙市。在上救护车时潘汉年曾大声的对董慧说：“我会回来的，你放心！”救护车到达长沙后，又改乘小汽车由公安厅同志陪同送进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原湘雅医院）14病室110床。14病室是干部病房，在进医院前，省公安厅同志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为有利于对潘汉年的治疗和护理，经潘汉年本人同意，使用了他过去曾用过的“肖淑安”的名字。

　　从当时为潘汉年同志治病的医生、护士介绍中，并翻阅了一部分病历卡，我们知道，潘汉年于3月24日住进医院，4月14日病故，先后住院22天。潘汉年进医院时病已很重，不断喊肝痛，经扫描确诊为“多肿肝”。他很少说话（满口假牙也是原因），烦躁不安，没有谈过个人的问题。但不时的要报纸看，还念念不忘他的爱人董慧。据3月29日病志记载：“体温下降，今日间婆婆（指董慧）在那里，担心她没有人招呼，陪护人员进行解说。”4月6日，病情加重，进食即吐，全身浮肿，眼睛睁不开，提出要见爱人。4月8日，使用冻干血浆200CC。4月9日输血500CC。以后，经常处于神志不清状态。4月14日下午，董慧被送到病房看望潘汉年。见面后两人情绪很激动，两人均哭。董慧对潘汉年说：“你安心休息，要有信心，要安静。”分别时到门口，还对他讲这些话。当天晚上19点45分潘汉年逝世。董慧即从长沙招待所赶到医院向潘汉年遗体告别。当晚医院领导、医生把潘汉年的病情和抢救过程向董慧作了交代，并为研究病因需解剖尸体征求董慧的意见。董慧听了表示感谢，并同意解剖。解剖所见，肝像豆腐渣。医生认为这病少见，腹腔恶性肿瘤可能性大。据省公安厅同志说，董慧在潘汉年逝世后，曾向华国锋写过有关潘汉年和她的问题申诉信，要求平反纠正。这信公安厅同志见到过。潘汉年去世后一段时间内，董慧常常意味深长地对保姆等周围人说：“老潘将来会复活的。”董慧的弟弟来信安慰她说：“最近见香港一份报纸载有姐夫在革命时期是周恩来手下重要的地下干部，他今天虽与世长辞，但他在民族解放事业中亦曾尽过一份力，死无憾焉。”并要接她去香港治病。

　　董慧在潘汉年逝世后，孤单一人，悲伤过度，没能等到党中央为他们平反昭雪的一天，于1979年2月24日因高血压脑溢血病抢救无效，含冤病逝于洣江茶场医院里。董慧病故后，她在香港的弟弟曾发来电报，寄钱给茶场委托办理后事，茶场为她开了追悼会，火化后骨灰保存在场部。以后，董慧的弟弟曾来信要求为潘汉年、董慧夫妇办理合葬，但未获同意。

　　由于潘汉年、董慧夫妇没有子女，他们在洣江茶场的遗物经请示中央后由组织负责处理。一部分按他们生前愿望，送湖南省剧团做道具，一部分送茶场职工，一部分给潘汉年胞弟、胞妹、侄子。潘汉年同志在蒙冤期间写的诗词手稿，他视之如命的一箱鲁迅全集，部分随身日常用品（表、钢笔、印章）等均放在上海档案馆保存。从潘汉年遗物中清理出来的诗词手稿有20余首，成稿年份不详，内容大多回忆过去革命岁月（如延安），也有怀念董慧的诗句。潘汉年生前一直把一套精装鲁迅全集带在身边。据省公安厅同志说，他从秦城监狱到洣江来时，这箱书是他随身带来的。董慧曾对人说，这箱鲁迅全集是他的命，装这套全集的木箱是专门精工制作的，门盖上“鲁迅全集”字样，是蔡元培写了后刻出来的。

　　　　　　　　　 潘汉年、董慧夫妇骨灰移送八宝山公墓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骨灰移送北京八宝山公墓安放的决定，中央组织部电告上海：潘汉年、董慧骨灰在长沙挂一节火车专厢，从长沙起程的日期定为1983年4月14日。这天正好是潘汉年逝世6周年。为了做好移送前的一切准备工作，我们会同湖南省委的同志，首先把埋葬在金盆岭公墓潘汉年的骨灰坛子启出，送到湖南省革命陵园大厅，把骨灰从坛子移入骨灰盒。同时，又把安放在洣江茶场董慧的骨灰盒送到省革命陵园，和潘汉年骨灰盒放在一起。

　　1983年4月14日上午，载着潘汉年同志夫妇的骨灰从长沙启程。到车站送行的有：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同志及省委书记、省长孙国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黄道奇，以及湖南省各部委办的代表、潘汉年同志在湖南的生前友好、省文联主席康濯、副主席蒋燕，湖南大学校长朱凡等同志。

　　中共上海市委特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高扬，市纪委（筹）副组长王子阳，市委统战部顾问刘人寿，全国电影协会副主席、上海文联党组成员于伶等同志，以及潘汉年胞弟、胞妹、侄子专程去长沙护送潘汉年、董慧同志的骨灰去北京。

　　15日上午，在北京火车站迎接潘汉年、董慧骨灰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廖承志、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王鹤寿，以及周扬、夏衍、李一氓、阳翰笙、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白治民等，还有潘汉年夫妇在北京的部分亲属友好。在北京火车站贵宾室内举行了为潘汉年、董慧同志骨灰盒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的仪式。然后将骨灰盒送往八宝山公墓安放。潘汉年骨灰盒安放在副一室西88号，董慧骨灰盒安放在东院二室158号。

　　　　　　　　　　　　　　 乌云散尽现忠魂

　　　　　　　　　　　　　 ——悼念潘汉年同志

　　　　　　　　　　　　　　　　　扬帆

　　潘汉年当年蒙冤后，在很多场合都被称作“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由于我是潘案的一个重要的同案人，因此，作为幸存者来说，在潘汉年诞辰90周年之际，我对他的怀念，就更甚于一般同志。

　　我和潘汉年的遭遇，基本上相同。我是1955年元旦被拘押审查的。潘案发生后，我也“升级”。1955年4月12日，主管部门向我宣布逮捕审查，押入监狱。经过长达10年的预审期，于1965年以“内奸、反革命”罪名，被判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实际上是度过了25年的犯人生活。潘汉年于1955年4月被捕，预审期长达8年，以“内奸”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但我们最后的结局却不一样。潘汉年这位长期从事革命工作，在党的文化工作、统战工作，特别是在对敌隐蔽斗争中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老革命家，比我不幸得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潘汉年在没有新的案情下，又被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更令人唏嘘不已的是，潘汉年含冤不白，客死异乡，死后连墓碑上还不能刻上真名。而我于1979年1月被接到上海养病，结束监狱生活后，1980年4月撤销了原判决书，1983年3月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政治名誉，和久别了25年的亲人团聚在一起；而且看到了潘汉年的彻底平反。人间沧桑，令人感叹。

　　在对敌隐蔽斗争中，和同时代的革命者相比，潘汉年的使命更为艰险，斗争条件更为复杂。他的工作需要异常的智慧和毅力，而他完全具备了这些常人不能具备的条件，为党工作，忠心耿耿，出生入死，智勇兼备，数十年如一日。这样一个好同志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我和潘汉年相识在1943年，地点是淮南新四军军部黄花塘。1943年下半年，我正在盐埠区新四军三师保卫部工作，突然接到一个紧急通知要我去军部“开会”。我匆匆赶到天长县军部，饶漱石板起脸孔向我宣布命令：“缴枪。”当场逮捕了我，要我交代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时的问题。怕我逃逸，给我戴上手铐、脚镣，关进破旧的砖瓦房监狱。其间，饶漱石亲自审问我一次，他粗暴地指责我是“奸细”。我寸步不让，坚决否认。我被说成是C．C．派（国民党中统特务），根据是我曾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任职，而这所学校的校务委员会主任是C．C．派的健将张道藩。而我在那里介绍了一位同志参加了“救国会”，进行地下“救国会”活动。

　　几个月以后，我的牢房门口出现了一个中等身材、长脸，满面笑容，戴着眼镜，比我年龄稍长的中年人。牢房门被打开了，陪同那个中年人进来的负责看押我的保卫部门负责人向我介绍说：“他就是华中局的情报部部长潘汉年。你向他老老实实交代。”

　　听说来人是潘汉年，我肃然起敬。尽管我对潘汉年不熟悉，但是我还是听说过他的很多传闻：党龄长，参加过长征，在党中央担任过许多重要负责工作。

　　在保卫部门负责同志的陪同下，潘汉年开始对我审讯。潘汉年是一位地下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的革命者，对我在上海的工作，也有相当了解。他显然没有带着“扬帆是奸细’”这个框框来审问我。这使我一开始就感到温暖。潘汉年审问我那天，窗外雪花飞舞，我被上了铐的手冻得难以忍受，只得不停地搓着。潘汉年看了我一眼，把卫兵叫来，冷冷地说：“把手铐打开！”卫兵面有难色。潘汉年坚定地说：“这样铐着，他怎么写交代材料？他跑不了！”

　　潘汉年根据手头的材料，要我先简单扼要地讲讲参加革命前的经历，然后着重讯问了我在“一二九”学生运动前后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的一些历史情况。我对于潘汉年提出的一些问题对答如流，每到关键，还能提出有力的证明人和旁证人。另外，“救国会”是党领导的群众性的抗日组织。潘汉年对于“救国会”的诞生和发展历史了如指掌，我的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我在接受潘汉年的审查以后，心中踏实多了。其间曾发生一件事，组织上暗中派了一名干部，装作要犯，和我关在一起，实际上是来侦察我。他故意向我问长问短，还偷抄了我在牢中写的一些诗词，暗地里送给潘汉年。其中有一首：

　　　　　　　　　　　　　　　 梦仲弘军长

　　　　　　　　　　梦中执手悄无言，热泪如潮涌塌前。

　　　　　　　　　　犹忆深宵金石语，何期往日葛藤嫌。

　　　　　　　　　　现身说法楷模在，刮骨疗疮志气坚。

　　　　　　　　　　欲诉沉冤鸡报晓，含悲依旧抱头眠。

　　潘汉年看了我的诗以后，他也写了一首诗给我。可惜的是我不慎将它丢失了，但是其中的一句“巨眼谁复识英雄”却永远铭记在我的心头。潘汉年给我的诗暗示我是受冤屈的，表示同情。我心中感激万分，当即写了《答友人问》一诗，以赠潘汉年，进一步述说了心头的疑端：

　　　　　　　　　　真真假假费疑猜，欲辩难言知己哀。

　　　　　　　　　　自是奸人离间苦，谩嗟执事囗囗衰。

　　　　　　　　　　含冤曾洒英雄泪，湔辱空夸国士才。

　　　　　　　　　　幸有寸心如火炽，凄凉伴我过年来。

　　在我被关押审讯10个月以后，1944年春，我被释放了。那天，饶漱石来看我，向我伸出了双手，说：“扬帆同志，你受委屈了！我没有什么好说的，组织上错了，你没错。”事后我才知道，对我的审查确是中央的指令。原来，延安整风后期，分管保卫部门的康生，搞了一个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把许多从国民党统治区和敌伪占领区去延安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逼供成“特务”、“反革命”。其中有个青年戏剧工作者是我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的学生，他被说成是CC特务而挨整，他不承认，只讲自己在戏校参加过地下“救国会”的组织，是学校老师石蕴华（我原名）介绍的。就这样，把我牵连上了，我就成了“特务”。康生立刻以“中央保卫部”的名义打电报给华中局，下令立即逮捕、审查我。这就是我这次冤狱的由来。

　　我出狱以后，很快恢复了原先在新四军军部保卫部门的工作，和潘汉年没有什么接触。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我们才有较多的往来和接触。潘汉年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主持市政府日常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长兼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我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因为潘汉年主管公、检、法，抓解放初期上海的镇反工作，是我的上级，我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

　　解放初期，那时为了根除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大量残渣余孽，潘汉年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国民党从上海逃跑时，国民党特务头子、保密局头头毛人凤、电讯处处长杨振裔在上海附近潜伏了10部电台，利用密码和台湾特务机关频繁联络，发送情报，危害极大。我们在潘汉年的直接领导下，组织人员进行侦破。经过一番周折，终于通过地下党内线，了解到杭州台国民党中校台长黎明与我江南工委武振平是亲戚。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使黎明起义。并在他的协助下，于1950年6月中旬一举破获了国民党保密局隐藏在上海周围的二、三、四、五、六、七、八等七个潜伏组电台及国防情报组、无锡独立台、苏州潜伏台等，逮捕了大批特务分子，缴获电台十余部以及手枪。密码等物。经请示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和中共中央批准，我们曾“边用”其中的两部，即：保留国民党的番号、呼号、人员。密码，甚至发报手法。以达到接收他们的情报为我所用，并将我们编造的假情报，通过这两部电台发送到敌人手中，迷惑敌人，扰乱他们的阵线。电台由潘汉年直接指挥。1950年8月，潘汉年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那个军统潜伏电台交给你们公安局‘边用’。”“逆用”国民党电台，后来成了所谓“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重要罪名，说我与潘汉年在1950年2月初，用敌台送出闸北电厂及上海自来水厂位置的情报，导致了国民党“二六”轰炸，使上海遭到严重损失。但事实上，闸北电厂、上海自来水厂都不是上海解放后新造的，是解放前就有的。其准确位置，国民党是最清楚不过的。1950年2月6日，国民党派飞机轰炸杨树浦电厂、上海闸北电厂、上海自来水厂，无需别人给他们提供什么位置。这真是莫须有的罪名！至于“二六”轰炸的问题，后来查明是军统特务罗炳乾的潜伏电台提供的有关上海的水电厂恢复生产和天气情况等情报。与潘汉年毫无关系。

　　所谓“潘扬反革命集团”的另一个重要罪名。是说我和潘汉年在上海解放以后，串通一气，有意包庇、掩护、重用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这样的；解放初期，在我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时，确有个叫胡均鹤的，他在1932年曾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后被国民党逮捕，经不住国民党特务分子的严刑拷打，先后充当了国民党和汪伪特务。1941年，胡均鹤同我党建立了秘密联系，并掩护过上海地下党领导同志撤退到淮南根据地。上海解放前夕，胡向我解放军请求给予立功赎罪的机会，经过当时中共中央华东局负责人饶漱石同意，胡被带到上海，参加镇反工作。在我接收此人之后，记得于1949年5月10日、23日，中共中央华东局有关领导同志就此事曾两次向中共中央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并说明用此人是经中共中央华东局批准的。潘汉年对此也没有责任。

　　对这两个重大问题、从我被捕开始，便舌敝唇焦地反复说明了上述经过。其实，用胡均鹤的问题，不仅是经过饶漱石同意，中共中央主管部门来电也明明白白地说：“由扬帆同志带往上海，协助镇反工作。”结果却还是成了潘汉年和我的“罪证”。

　　事实证明，给予一批投诚过来的特务、反革命立功赎罪的机会以后，他们在对敌隐蔽斗争战线上，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1949年10月底，台湾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派出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刘全德潜入大陆，任务是企图暗杀陈毅、罗瑞卿。刘全德既是叛徒，又是特务，此人心狠手辣，在此以前曾奉军统之命执行过多次暗杀任务，是个不能小看的杀手。但当时国家定鼎伊始，各级政权建设刚刚起步，以上海之大，茫茫人海，哪里去抓这个特务？但是，由于我们利用一些反正过来的国民党特务，刘全德从浙江舟山来上海，他沿途的情况，悉数为我们掌握。11月2日晚上，抵达上海才一个星期的刘全德在潜入他昔日的同事高激云家中时，被高傲云稳住，借故出门报告了我们，这个恶贯满盈的杀手束手就擒。

　　解放初期，我在潘汉年直接领导下工作，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以及严谨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为了根除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大量残渣余孽，荡涤旧社会带来的污泥浊水，潘汉年耗费了巨大的辛劳。在那错综复杂的新旧交替时期，他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政策，重大问题都亲自过问。那时处决一个犯人，要经过六七道手续严格审批。上海镇压了一批反革命分子，这些都是证据确凿、不镇压不足以平民愤的罪大恶极的坏人。事实证明，镇压了这些反革命分子，人民拍手称快，社会治安迅速好转，上海人民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工作接触中，潘汉年布置任务不仅具体，而且有些案件还认真负责地亲临指导。我记得有次重要会议，一个负责同志提出某知名人士的亲属是国民党特务，应该逮捕审讯。案子由我经办。我发现基本情况失实，便立即向潘汉年汇报。经潘汉年亲自研究以后，决定不予逮捕，避免了一次错捕。事后，潘汉年告诫我：做公安工作，尤其是涉及到拘留、逮捕，一定要慎而又慎，工作要细致，决不能马虎、草率，否则要犯错误。

　　潘汉年在对待来自敌人阵营的人的态度上，是正确掌握党的原则的，并没有越轨行为。当时，我们曾约法三章，在镇反工作中，给那些反正过来的人的任务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就是说，只许他们提供情况，不给他们逮捕权。可是，后来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是非完全被颠倒，功绩成为罪行。随之而来的，是无法预测的大风暴。潘汉年和我首当其冲，继而是大批的株连，大搞逼、供、信，肆无忌惮地践踏法律。不仅是与我们有关的在反特战线上的工作人员受到牵连，而且党的许多干部也在一夜之间被打成了“特务”、“反革命分子”。那时，有人居然编出了扬帆包庇坏人“三千三”的神话。株连之广，可以想象！破获特务刘全德案有功的高激云，尽管当时得到有关部门表扬、嘉奖，并号召上海公安战士向他学习，但他却因我被捕而受到株连。经关押审查1年，虽然没有罪证，但是还是被送去白茅岭农场劳动教养20多年，直至死亡。类似他的情况还有很多。每当想起他们，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所谓“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做了认真的复审，推倒了一切不实之词，否定了原来认定的所谓“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的结论，正式发出了为潘汉年恢复名誉的通知。潘汉年许多鲜为人知的功绩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不久，我和别的受株连的同志也都陆续得到彻底平反。

　　乌云早已散尽，潘汉年同志，您安息吧！

　　　　　　　　　　　　　　　　　　　　　　　　1995年5月写于上海

　　　　　　　　　　　　　　沉冤昭雪英名永存

　　　　　　　　　　　　　　　　 王征明

　　　　　　　　　　　　　 高饶事件成了爆发点

　　1955年4月5目，我由上海市公安局调北京中央公安部工作刚好一年，因饶漱石、潘汉年、扬帆案件的株连，被公安部专案组逮捕。

　　正是这一天，我从《中国青年报》第一版看到中共中央七届五中全会闭幕的消息，报道了高饶反党联盟中的高岗自杀，饶漱石被永远开除党籍。

　　翌日晚，公安部一位副部长找我谈话，要我彻底交代上海市公安局用特务等问题。我天真地以为一定是专案组不了解情况，弄错了。这些事公安部领导同志都知道。1951年春，公安部领导巡视上海工作时，曾对上海市公安局在对敌隐蔽斗争中使用特务有过定评，认为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而且他回北京给中央写了报告，认为上海表示纠正的态度还好。事实上我们已作了纠正。1952年公安部领导还通过一个案例，当面批评我是否在工作中缩手缩脚了。

　　万万没有想到，高饶反党事件成了新的爆发点，这一切又被重新翻了出来，而且上纲上线，成了莫大的罪名。

　　在多日严厉的审讯之后，另外来了两个40来岁的人，从其讲话口气判断不是公安部的，其一说：“饶漱石、潘汉年负路线之责，扬帆是主谋，你是执行。”

　　是的，解放上海之初，“以特反特”作为对敌隐蔽斗争的策略和手段，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饶漱石提出，经过市委会议认可的。其实，饶漱石这样做，是有中共中央1943年文件指示根据的。

　　我被关押600天后，审讯员以一种特别的神情告诉我，已查明潘汉年是个“内奸”，扬帆是个“奸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1961年3月，我从报纸上看到政府特赦一批战犯，溥仪、溥杰、杜聿明、王耀武及特务康泽等均被开释，而我仍被久悬不结，气得大口吐血，立时写信给中央监察委员会据理力争，但没有下文。到五一节我又写报告，翌日放我出来。关押了6年零1个月后，我被以执行“内奸”潘汉年、扬帆指示，“包庇反革命”的罪名免于起诉。

　　1963年得知潘汉年和夫人董慧亦获释，住在北京团河农场，半自由状态。扬帆则因拒不认罪，仍在狱中。“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我重被收监，长期关押达7年半，潘、扬更被“四人帮”重新判处重刑，受尽摧残折磨。直至1982年8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遗憾的是潘汉年和董慧已先后在1977年4月、1979年2月与世长辞），这件历时长达27年的共和国第一冤案，才算了结。

　　　　　　　　　　　　　 历史是怎样被颠倒的

　　上海解放初期，潘汉年同志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市委保卫委员会副书记、书记。在他直接领导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之后，我才同他有工作上的联系，但他的名字，我则敬仰已久。

　　记得1938年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当时我还是一个参军不久的小青年。有位同志故意问我：“你知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驻福建人民政府的‘首任大使’是谁？”我目瞪口呆回答不出。他逗着我说；“潘汉年同志代表我们党同福建地方实力派陈铭枢和蔡廷锴谈判，实际上他相当于苏维埃驻福建人民政府的‘大使’呀！”

　　1943年。我在淮南解放区黄花塘军部参加整风学习，潘汉年给华中局和军部干部作辅导报告。报告中引证党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左倾机会主义给党的事业所造成的严重损失，使大家深受启发和教育。有一段时间，在晚饭后，我到黄花塘去，经常看到陈毅军长和戴着金丝边眼镜的潘汉年一面在田野散步，一面热烈交谈。这些昔日美好的记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9年5月，解放军“挟全国胜利之余威，军临上海”（陈毅同志壮语）。潘汉年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长，副市长，日常事务千头万绪，可是他才华卓越，日理万机，处理问题干练，遇事沉着不乱，从容不迫，有条不紊，驾驭自如。在上海刚解放的那些日子里，潘汉年同志始终指挥着我们度过一个个战斗的日日夜夜，领导着我们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敌对势力嘲笑我们“共产党只能管农村，管不了城市”。尤其是这座东方著名的大城市。旧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地，也是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统治的大本营。光特务组织就有军统、中统、国防部二厅、蒋经国、陆京士和毛森等系统28个主要单位，特务分子累万。此外，还有一大批反动党团骨干，盘根错节的蒋帮余孽和黑社会势力。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况，5月9日，扬帆传达了华东局关于接管上海的方针政策，从而提高了我们的思想，澄清了一些不正确的认识。

　　华东局指示，要我们首先从思想上明确依靠谁，团结谁，向谁斗争这个根本性问题。指出进城以后，必须坚决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人民，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便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当，就要犯原则错误。其次，亦要看到上海的情况十分复杂，社会改造要逐步进行，一定要分辩是非轻重，稳步前进，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要犯策略上的错误。

　　华东局还指出，我们解放城市是从外部打进去，群众既会热烈拥护我们，但在思想上、政治上准备又不够，所以进城后对社会改造不能操之过急，以免使自己陷于孤立。因此，进城后先集中力量做三件事：（1）消除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安定人心，安定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2）把国民党的机构接收过来并且管理好。（3）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恢复交通运输。

　　潘汉年同志是坚定地贯彻这些方针的。

　　当时，我们的处境仍很困难，国民党政权虽土崩瓦解，但仍凭借美国的支持，不甘心失败，对上海实行海上封锁，空中轰炸，作垂死的挣扎。800万蒋军大部被消灭，残存的反革命势力发生分化，一部分消声匿迹，另外一部分则继续疯狂破坏，散兵游勇趁火打劫，经济罪犯嚣张放肆，捣乱金融，哄抬物价。反革命特务间谍有的分散潜伏隐蔽活动，有的冒名接管，破坏解放军声誉。美蒋特务机关预伏的特务电台，每天同台湾秘密通电，供给情报，提供气象信息。反动统治的残渣余孽造谣惑众，煽动不满，甚至进行猖狂的反革命纠合。台湾、舟山敌人更不断派遣特务潜入上海，妄图对华东、上海军政首长、公安局长、起义将领、进步民主人士、文化人士等进行暗杀，并在闹市投掷炸弹、制造重大事件。这一切，给我们对上海这个烂摊子进行全面接管、整顿和恢复增加了重重困难。但是新生的人民政权发挥着强大的威力，敌人的任何企图未能得逞。全市没有一个党政军首长、一个知名人士遭到敌人的暗害。在我们的连续打击下，敌人纷纷瓦解向我投降，社会秩序迅速安定，人民开始安居乐业，生产逐渐恢复。这一胜利的获得，归功于党中央政策方针的正确，亦与陈毅市长和他的主要得力助手潘汉年同志的卓越领导分不开的。我们这些历史的见证人，对汉年同志在这条战线上的业绩是终生难忘的。在那些战斗的日子里，他经常听取军警关于治安和保卫工作的汇报，并及时给予正确的指示，而且还常常亲自上阵指导反间谍斗争。例如：在同反革命特务分子作斗争的问题上，根据当时我们处于敌情不甚明了，群众还未发动起来，以及我们力量尚未组织好的情况，汉年同志参与制定的军管会治字第12号布告，主要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的破坏行动，历史已经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

　　为了保卫7月6日举行的人民解放军入城式和群众庆祝游行的安全，市委决定在七一前夕进行一次全市性大搜捕，并在瑞金路的原国民党励志社召开了专门会议。到会的有市委、市府、军队、公安、法院和工会、青年团等部门负责人，潘汉年同志主持会议。他针对主管部门制定的搜捕计划打击面过大指出：寄希望于通过一次大搜捕来彻底肃清上海特务、反革命破坏分子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如果采取断绝交通，挨户搜查的办法，群众必然反映很大。过去国民党经常采用的扰民办法我们不能采用。他强调这次搜捕目标要明确，行动计划要周密，搜捕面不能过大。

　　6月间，市公安局社会处对国民党特务布置潜伏在上海各角落极深的秘密电台进行了一次扫荡。同志们彻夜战斗，第二天，汉年同志亲自来到社会处接见胜利完成任务的同志，一面给予鼓励和慰勉，一面教育我们不要只知道破案，过于简单化，要提高反间谍斗争的水平。

　　在汉年同志领导下，市公安局在策动、团结、教育原国民党人员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国民党军委会东方经济研究所所长邓葆光，解放前夕去香港，该所重要图书资料均已运往香港。我们利用邓的女友吴嫣（吴丽丽）同邓通信，引桥铺路，果然把邓争取回来，潘汉年、扬帆同志亲自接见了他，经过做工作，邓即把100多箱、约万余册珍贵图书资料交还祖国，这批图书资料不少是善本、孤本，相当珍贵，曾获周恩来总理的嘉许。

　　解放前，著名民主人士张澜、罗隆基，曾被国民党软禁于上海虹桥疗养院，受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控制。军统曾有意加害张、罗，因得到稽查大队长阎锦文的保护未逞（阎受与我地下情报工作负责人吴克坚有联系的杨伟的影响）。解放后，党中央邀张、罗赴北京共商国是，阎害怕我们因他的历史不放过他，他定要跟去，张、罗也执意要把闽锦文带去。潘副市长出面做了许多工作，认定阎保护他们有功，并特别对阎作了妥善安排后方才了事。

　　1950年1月25日与2月6日，美制蒋机先后对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及江南、英联船厂等滥施轰炸。市公安局全力以赴，1月26日即将由台湾派沪不久，频频提供轰炸目标的罗炳乾特务电台及时侦破，于“二六”轰炸的第二天，报潘将罗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951年2月4日，将对我危害甚烈的国民党保密局上海站徐松坚一举破获。在市公安局召开的庆功会上，潘副市长到会祝贺。

　　汉年同志对公安保卫队伍的建设一贯高度重视。1950年7月，社会处第一期干训班开学，陈毅、潘汉年、刘长胜、宋时轮同志都亲临讲话。潘还时常留下与训练班干部一起进餐。技术侦察部门肩负着特殊的使命，终年埋头工作。潘亦专门去看望他们。

　　　　　　　　　　　 潘汉年执行的是党的正确路线

　　我手边尚保存1950年3月22日在华东公安会议上潘汉年讲话的记录，不妨摘要重温一下。

　　汉年同志详尽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后指出：上海度过由于美蒋封锁造成的经济困难，恢复生产，安定秩序，为保证500万人民的生活，粮食公司以低于收购价供应市民。他强调顾大局、讲政策的重要性。工人打老板，资本家不会认为是部分工人不谅解，而会对政府政策发生怀疑。他指出中国大陆解放多是军事解放，但内在政治因素起很大作用。《约法八章》的颁布，对解放全国有极大作用。政策照顾起义人员，这样就有很多留下来的旧人员，给他们机会能为人民服务。但这些因素不免也成为特务得以暂时存在的客观条件。他指出，要打倒敌人必须熟悉敌人，要战胜敌人必须学习敌人的长处。敌人的方法对我们有利无害的可用，不好的东西不能用。如肉体处罚、严刑拷打，反革命认为是唯一法宝，我们决不能用。

　　公安部门建立起来的首要任务，是肃清那些公开破坏的特务，对城市中带短枪、炸弹的破坏分子和特务组织，只要发现，力求追踪消灭，不能让其得手，助长敌人气焰。

　　关于稳步前进的方针，他指出，不管任务如何重大，情况如何复杂，一定要把情况弄清楚，不能急躁。反革命活动最易激起我们急躁情绪，产生过急做法，这样容易到处去抓，牵连过广。“不打没有准备的仗”，“不打没有把握的仗”。乱抓，抓了再清理很不好。这样，真正的敌人抓不到反而溜掉了。在斗争策略上，他坚持在“准”、“稳”基础上的“狠”。要打得准，就要看的准，诱敌深入，当敌人暴露要对我破坏时，一定要给予有力的打击。

　　他举例说，对流氓打架喜欢采取形式上的处罚，不了解只有将其后台弄出来才能解决问题。

　　他概括地说：上海解放已经9个月，有些成绩，贯彻基本方针，树敌不太多。

　　他特别指出，由于我们由农村到城市，工作改变，环境改变，和黑暗面接触多，容易产生蜕化堕落。加上我们公安人员有权在手，容易违反政策。他告诫说，不能利用权力侵犯人民的利益。他最后提醒老同志，要在提高自己方面下狠功夫。

　　在另外场合，他批评我们只会埋头苦干，而不懂得用现实材料去教育提高群众。批评我们不善于更有效地执行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他曾当着许建国局长的面批评提篮桥监狱关押的案犯中有许多未能及时依法处理，他说：“再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这些公安局长要受处分。”

　　现在回顾后来在内部肃反中走过的以逮捕代侦察，根本不讲法治，制造大批冤假错案、株连无辜的曲折道路，不正是离开正确方针，走向反面的恶果吗？！当然，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这些正确的意见，必然会被一些“左”的人看成右了。实践证明，正是由于汉年同志的正确意见在上海工作中得到贯彻，从而保证了建国初期在上海公安保卫斗争中取得那么重大的胜利和成就。

　　　　　　　　　　　　上海镇反运动的实际指挥者

　　1951年1月，上海市办理反动党团特务登记伊始，在市委召开的区委书记会议上，潘汉年讲话指出，对国民党员应区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北伐）和国民党叛变革命之后不同时期，提高了干部的历史知识与政策水平。

　　中央颁布镇压反革命的指示以后，潘汉年同志代表市委具体主持这一全党动员全民动员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他在多次会议上，批判右的“宽大无边”的思想错误，正确指出，上海过去注意了对特务的斗争，而忽视了对那些浮在面上有罪恶有民愤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强调要党委领导、第一把手负责，结合爱国主义教育和冬防，充分发动群众。公安机关要走群众路线，和基层工会密切结合，嘉奖在斗争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和纠察队有功人员。控制杀人权限，组织人民巡回法庭。根据毛主席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对反革命案件的审理。既听取了各方意见，改进我们的工作，又使大家了解了党的毋枉毋纵的政策，从而使广大民主阶层站在拥护镇反运动的一边。他还亲临普陀区的公审大会，公审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封企曾和陈小毛，受害者愤怒的控诉，通过电台向全市广播，影响巨大。潘汉年同志是上海镇反运动实际上的指挥者。

　　　　　　　　　　　　　　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汉年同志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工作方面，曾经作出重要的贡献。陈毅同志曾引用一句名言：“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启示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有宏伟的气魄，团结一切应该团结的力量。汉年同志是能从战略高度理解统一战线对于革命成败、国家兴衰的重要意义的，证明他真正理解马列主义的真谛并且善于运用于我国的革命实践。解放前后，有许多民族资本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专家，经他动员由海外纷纷归来。他善于团结各阶层爱国进步人士，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汉年同志学识渊博，马列理论水平高，逻辑严谨、分析问题透彻，语言简练，他写文章作报告，从来不要秘书代劳。有一次，华东和上海联合召开清理中内层的干部会，原定饶漱石作报告，届时饶有事不能来了，只有请潘讲。我们事前为潘准备了一份讲稿给他参考，一直到临开会才送到他手里，他只来得及把段落题目看了一下就上台讲话。当时我们深感内疚的是讲稿送迟了，要影响他报告的效果，可是由于他平时对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和掌握，即席发挥，他的报告讲得非常成功。1951年鲁迅忌辰，汉年同志百忙中写出《鲁迅杂文的斗争性》的纪念文章，在10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这样的学者市长，令人敬佩。

　　汉年同志参加革命很早，担任过很多重要的领导职务，为革命立下不少功勋，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勤杂人员从不摆架子，宽厚和蔼，平易近人，没有见过他对人发脾气、耍态度，受到大家的敬爱。他曾对我们的警卫制度提出意见，他苦笑说：“晚饭后想到公园散散步，干什么要跟着警卫员，既惹人注意，又脱离群众。”

　　汉年同志一贯关心干部的培养。关心青年干部的成长。他对在他身边工作的青年干部要求严格，不许任何人生活特殊化，但放手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和提高。他在公安局讲话，细致地关照大家要注意仪表整洁，符合文明城市要求。他对干部的缺点和错误，从来不放松批评，但始终是抱着与人为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大多采用启发疏导的方式，不伤害同志的自尊心，因而效果良好，也深得干部的爱戴。

　　党中央为汉年同志平反昭雪，肯定了他的历史功绩，给他应有的正确评价和荣誉，读之不免感慨万分，潸然泪下。20余载的沉冤终于昭雪，长年累月压在我们心头上的巨石终于落地了，一个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形象，又矗立在人民的面前，并将载入中华民族的英雄史册，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

　　　　　　　　　　　　　潘汉年冤案的前前后后

　　　　　　　　　　　　　　　　　文光

　　　　　　　　　　　　　　　　蒙冤入狱

　　1955年3月下旬，春寒料峭。北京饭店门前警卫岗哨林立，平添了几许肃穆的气氛。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正在这里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共上海市委的代表为陈毅、柯庆施、陈丕显、潘汉年、许建国、夏衍6人，以陈毅为团长。这次会议有三项议程：一、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二、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三、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

　　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报告。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时，一些代表先后在会上表示了态度，并对自己和高饶之间的关系作了自我检查或交代了一些问题。毛泽东主席在大会讲话中，对此表示了充分肯定，并号召凡是和高饶问题有某些牵连的，或历史上有问题而没有交代的高级干部，应主动把问题和过去的错误向中央讲清楚，以便好做人，好做工作；会上没有来得及讲的，或是不想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再写成材料，中央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

　　会议印发了所谓饶漱石、扬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护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材料。饶漱石问题发生后，所谓被“包庇”的胡均鹤已于1954年9月间被捕。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也已于1954年12月31日被送往北京隔离审查。面对这些情况以及会议的有关提法，潘汉年作为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又是主管政法工作的常务副市长自然而然要联系自己的责任。而且1943年他到沦陷区和李士群接触时，意外地被李士群挟持去同汪精卫见面（当时是由胡均鹤带去的）一事，因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中央作过报告，这也是他的一个思想负担。这次会议，潘汉年下决心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向中央讲清楚自己的问题，彻底解除自己的思想包袱。

　　3月31日会议结束。当晚，心事重重的潘汉年到同住北京饭店的夏衍的房间里，向这位知交交心说：“我心里有一件事，还没有向组织上说清楚。不说，我是睡不着觉的。”夏衍感到这一定是件要紧的事，便诚恳地对潘说：“那你就赶快向陈老总（指陈毅）去说清楚。”是什么事？潘汉年当时没有说，夏衍也不便问。

　　第二天（4月1日），潘汉年找陈毅面谈了自己在12年前被一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见汪精卫的详细情况，检讨了自己长时期没有向组织上汇报的原因，同时要求陈毅将他写的有关报告转呈中央。陈毅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答允亲赴中南海向毛主席报告并转交他写的书面材料。陈毅还安慰了潘汉年几句，要他不要紧张，要相信组织，相信中央。

　　报告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先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随后即作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4月3日中央公安部立刻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请求批准逮捕潘汉年的报告，列举逮捕的”理由”主要是两条：一是说他在抗战时期曾经背着党同汪精卫勾结，并长期隐瞒，欺骗组织；二是说他在饶漱石、扬帆“包庇掩护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问题上负有直接责任。

　　就在4月3日晚上8时许，潘汉年在北京饭店301房间内接到电话，说楼下客厅里有人等他，请他马上下去一趟。原来是中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带着几名便衣干警在等着。潘汉年下楼后，罗瑞卿宣布了对他逮捕审查的决定，当即将潘押上小车直送功德林监狱。

　　对于逮捕潘汉年的事，潘的秘书、警卫员以及同住北京饭店的许多熟人都毫不知情。潘的警卫员相其珍当晚看京戏回来，时已12点多。他发觉潘不在房里，马上到陈丕显、夏衍处打听，都说没见到他。夏衍的秘书说：“好像是中南海周总理那里打电话找他，他下楼去了。”第二天、正当夏衍、相其珍在打听潘的去向时，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赶来对他们说：“你们不要着急，潘汉年有要事离开北京了，来不及找你们。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不清楚。”同日，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谭震林为防止张扬，直接通知夏衍，潘已被捕，并嘱夏一定要保密。

　　当时，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正在北京召开。4月5日，上海市市长陈毅在人大上海代表团开会时宣布了潘已被捕的消息。他诚恳地、留有余地地对上海代表说：潘从事革命工作多年，上海的人大代表很多人同他熟识，请不要担心。潘是因内奸问题而被捕的，那是发生在1943年。在此之前，他做过许多工作，都是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并无叛党嫌疑。4月7日，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追请大会批准将对潘汉年的逮捕列为议程。因为根据宪法，逮捕人大代表必须经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批准。

　　潘汉年因“内奸”、“反革命”被捕的消息，除了上述通报的范围之外，被严格地保密着。全国党代表会议结束后，在上海代表团回程的火车上，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召集代表和工作人员开会，特地布置：潘汉年出了问题，你们回上海有人问起潘，就说他出国去了。不要说别的。相其珍不久就被“隔离”起来，因为向他打听潘情况的人很多。直到报上公开发表潘汉年被捕的消息，相才得以露面。

　　1955年7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向全国公布了潘汉年被捕的事。报告中提到：“因为已经发现”潘汉年、胡风两代表“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常委会“已先后批准将他们逮捕审判”。第二天，全国新闻媒介公布了这个报告。这个消息引起了党内外、国内外的莫大震惊和关注。而这个报告所提到的“证据”还是同年4月3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同意公安部要求逮捕潘汉年的报告中所列举的那两条。

　　从1955年4月3日到1960年3月15日，潘汉年在功德林监狱被关了近5年。1960年3月秦城监狱建成，他被转移到那里。由于他已“定性”，他的一些战友、他领导的一些干部，包括他的夫人董慧都先后受到株连，蒙冤入狱。没有被捕而在本地区、原单位受隔离审查或抄家的人就更多了。扬帆即因潘汉年被捕而在1955年4月12日从隔离审查升级为正式逮捕。以后被称为“潘扬反革命集团”，简称为“潘扬案件”。在当时政治运动接连不断，阶级斗争的调子愈唱愈高的形势下，对这样一件中共党史上罕见的高级干部被直接指控为“内奸”、“反革命”的集团性大案、要案，势难进行实事求是、合情合理的审查、处理。就在1955年潘被定为“内奸”、“反革命”后；周恩来总理即布置中央有关部门领导李克农组织专门班子查阅解放前潘汉年和中央的来往电文等全部档案。查档结果由李克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正式报告。报告对潘汉年案提出了五条反证材料，要求中央郑重考虑潘汉年的问题。先后三次报告都没有回音，被搁置起来。

　　1957年潘案的审查告一段落，1958年有关办事机构也解散，但案件本身却成了一桩悬案，只审不判，也无法定案、结案。有关部门对潘汉年的处理有一条既定原则：不杀。这是因为毛主席于1956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说：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毛主席说：“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事情拖到1962年，国内各方面政策有所调整的时候，毛主席在1月30日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提到了潘汉年；他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这番话似乎是从政策宽容的角度讲的，但却又给潘汉年增加了一条罪名：“投降国民党、是CC派人物”。5月30日，中央对公安部关于处理潘案的请示报告作了正式批示：潘汉年是一个暗藏在党内很久的内奸分子。他的罪行极为严重，论罪该杀，由于是从内部查出的，因此给予宽大处理。

　　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潘汉年案正式开庭审理，并当场宣布终审判决：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久，根据宽大处理的精神，认为潘汉年在押期间认罪服法，确有悔改，而且服刑期已超过刑期一半以上，宣布将潘汉年假释后交公安机关管制。

　　2月13日潘汉年出狱，以“刑释管制分子”的身份和夫人董慧一起被安置在北京南郊团河农场。他的生活境遇虽然有所改善，每月发生活费200元。能够探亲访友、看书写作；但是，他依然是戴着“反革命”帽子的刑释犯，他的“罪名”已经法律认定，能不委屈吗？据他的知友唐瑜回忆，他和唐瑜在这时重逢时，潘自责对人轻信，几乎陷入敌人的圈套，但没有承认自己犯罪和对革命事业有什么损害。潘还说过，几年中他一直在写材料。有一次，潘汉年夫妇去逛颐和园时，巧遇正在陪同外宾的陈毅。陈毅亲切地问了他们的近况，并说要设法催促上面一下。可见，在团河农场时期，有人在关心解决潘汉年的问题，潘汉年自己也在耐心地企盼着柳暗花明的那一天会到来。

　　　　　　　　　　　　　　　“文革”劫难

　　祸害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一切都出乎人们的意料。在这场政治风暴中，潘汉年当然也难逃厄运。“中央文革”为了彻底砸烂所谓旧的公、检、法，给中央公安部领导人和办“潘扬案件”的人员强加了“包庇反革命分子潘汉年”的罪名，将他们都送进了监狱。1967年3月，中央文革小组一纸命令：“请谢富治同志再把扬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于是，潘汉年和董慧又被收监受审。1981年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时，陈伯达亲笔供认；这个没头没尾的纸条“是我开会时受命写的”，“笔迹是我的”。

　　潘汉年在这一次坐牢期间受到的“审讯”和生活待遇，和上一次有天壤之别。在无休止的折磨下，年已61岁的潘汉年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1967年10月，监狱当局给上级主管部门提出了潘汉年已初步诊断为肝癌的病情报告。有关负责人当即请示谢富治，建议专案组抓紧审讯，并给潘增加一点营养，使他多活一些时间，“以利搞清潘犯的问题和挖出更多潘所知道的材料”。这个报告经过谢富治、戚本禹等人审阅同意，最后经江青批准。从这之后的三个月内，潘汉年竟遭到了47次突击审讯。一个多月以后，为了审讯他解放后的“罪行”，又在38天内对“连续作战”41次。身患重病，倍受虐待的潘汉年的身体进一步垮了下来。

　　经过近三年的突击审讯，大规模的内查外调，在没有发现任何新材料的情况下，1970年7月3日，专案组向“中央文革”提出了关于潘汉年的“罪行审查”和“判刑意见”的报告，提出了对潘汉年“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处理意见。这一报告经江青送“主席、林副主席、永胜、富治、叶群、作鹏”等圈阅同意。

　　真正执行这一处理意见却是1975年3月后的事。1975年，在恢复整顿、加强落实政策的形势下，当时的中央加快了各专案工作结案处理的步伐，统一部署将重要犯人分散安置到各地去。潘汉年专案组报经批准，决定对他“维持原判”（即维持1970年7月的判刑处理意见），将他和董慧放到湖南劳改单位，每月各发生活费100元。但是，1970年决定的判处无期徒刑，是在没有办过任何改判的法律手续下否定了1963年的15年有期徒刑；而且是在没有发现任何“新罪行”下的“从严”处理，怎么能说是“落实政策”呢？所以，当专案组向潘汉年宣布安置他到湖南去时，对审查结论和具体处理意见，避而不提。

　　1975年5月29日，潘汉年在度过了“四人帮”时期的8年冤狱生活之后，被押送到湖南省公安局（“文革”时厅都改为局）所属第三劳改农场——茶陵县洣江茶场安置。他没有公民权，没有通讯自由，不准接近其他犯人，离开场部要经省劳改局批准。尽管是个特殊犯人，但他毕竟可以和同时进秦城监狱而又8年未见的董慧重逢了。夫妇俩相依为命的农场生活，是潘汉年苦难生涯的最后的安慰。

　　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后，潘汉年夫妇重新鼓起昭雪沉冤的期望，相信党会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董慧曾经出面向当时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写过简略的申诉信，陈述她和潘汉年“并无两心”。但是，在同年冬天，潘汉年的健康状况却严重恶化，多病并发。为了要从茶场医院转到省城医院作进一步检查，经过层层审批，1977年3月24日，潘汉年才得以用“肖叔安”的化名住进长沙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病房。尽管医院采取了治疗抢救措施，但毕竟无法挽救潘汉年垂危的生命。4月14日19时54分，71岁的潘汉年终于含冤逝世。一个大革命时期入党，在党内历任重要职务，对党和人民事业作出许多重要贡献的共产党员，经过22年冤狱的灾难，不明不白的死去，能不死而无憾、死而无怨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优良传统，潘汉年的沉冤才得以平反昭雪，恢复了他作为真正的共产党员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历史真相

　　历史是公正的，27年后历史终于还了潘汉年以清白。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下达了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正式文件。历史事实证明：潘汉年是一贯忠于革命的好同志，那些所谓“投降国民党”、“投靠日、汪”、“上海解放后掩护包庇反革命，供给敌人情报”以及“内好”、“特务”的罪名都不能成立。

　　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潘汉年的《刑事判决书》中认定：潘汉年1936年在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的。1940年前后，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和秘密会见汪精卫；上海解放以后，掩护大批反革命分子并供给台湾情报，引起“二六”轰炸（即1950年2月6日台湾国民党飞机对上海的轰炸）。根据这三条“罪名”，潘汉年被定性为“内好”、“特务”、“反革命”。

　　历史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第一，在1936年的国共谈判中，潘汉年并没有“投降国民党”，相反地，他是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有功之臣。

　　1935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后，国民党政府曾派其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多次会谈，时在莫斯科的潘汉年奉命参加了会谈。后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派潘回国与国民党代表陈果夫、陈立夫正式洽谈国共抗日合作事宜。潘汉年于1936年4月离开莫斯科回国，同国民党代表联系后，秘密到达保安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争取国共合作抗日的意见，以及与国民党当局取得联系的情况。不久，中共中央就决定派他为国共谈判的正式代表，带着中共中央致国民党的信，去南京进行谈判，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在此期间，潘汉年与陈立夫、张冲等国民党方面的代表经常联系国共谈判事宜。他根据《八一宣言》、陕北瓦窑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电的精神，向国民党有关人士提出了中共对时局发展的见解和国共谈判的方针和条件，并介绍了自己的一般经历。这些都是属于执行中央指示的正常的工作往来。他和中共中央关于谈判情况来往的文电档案都可证明，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他是坚定地按照中央的谈判方针行事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潘汉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也没有任何事实表明潘汉年有勾结国民党、危害共产党的行为。因此，所谓潘汉年“秘密投降国民党，充当国民党特务”的罪名，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第二，抗日战争时期，潘汉年与日、汪特务机关及其头目有过来往，见过汪精卫，决不是“投靠日、汪”，而正是为了了解敌方意图和动向，不计个人安危所表现的深入虎穴的过人胆识。他发扬了党的情报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出色地完成了党的特殊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中共中央和中央有关主管部门曾一再指示敌占区的对敌隐蔽斗争的系统，需要派人打入敌伪组织，相机开展工作，了解日、汪、蒋之间的政治动向。争取重要的情报来源。潘汉年坚决执行党中央指示，千方百计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当时，潘汉年同日、汪特务机关和头面人物之间的活动是工作的需要，其情况均及时向中央作过正式报告。中央主管部门还为此从延安等地选调了一些干部给潘。为了执行这些任务，他决定采取的一些特殊手段，也都是组织上允许的。潘汉年系统在抗战时期的敌占区上海、南京等地开展隐蔽斗争，功绩显著。经过他们机智勇敢的工作，成功地派人打入了敌伪重要的特务机关，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战略情报供延安决策时作参考，曾经多次得到中央的表扬。他们利用各种关系掩护了一批打入敌人内部工作的同志和上海地下党组织及其领导人，保证了地下党组织的安全。他们在敌占区建立了秘密交通线，不仅保证了淮南根据地与上海之间秘密联系的畅通而且在环境恶化时还通过合法掩护，把在上海难以立足的地下党干部和领导人，安全撤至抗日根据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央派在香港从事对敌隐蔽斗争的一批同志和秘密电台处境危险，潘汉年王动地报经中央同意后利用他的特殊关系，派人前往将他们全撤至内地，得以继续工作。这一切都表明，潘汉年和日、汪来往，是利用敌人、争取各种机会完成党交给他的特殊使命、而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他是“投靠日本特务机关”的“特务”、“内奸”。

　　根据复查材料证明，潘汉年秘密会见汪精卫的问题，是1943年在李士群的挟持下发生的。

　　潘汉年和汪伪特务头目李士群建立情报工作关系，对李做策反工作，是潘汉年1939年离开延安时经中央社会部领导同意的，以利用李士群“留后路”的打算，争取他做一些有利于抗战的事，有限度地为我所用。由于李士群在敌伪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了慎重起见，潘还特地请示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并得到了同意。李士群在大革命时期曾经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保卫机关工作过。1934年被捕后为中统特务机关工作。不久就投靠日本特务，在汪精卫叛国投敌后充当汪的得力助手。他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多一点政治投机资本，1939年李士群设法和中共联系。汪伪政权建立后，李炙手可热，逐步受到重用，历任汪伪警政部长、特工总部副主任、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江苏省省长等要职。对于李士群这一类关系，潘汉年采取的步骤是非常慎重的。1939年潘汉年就派人和李士群接触，经过两年的观察和试探，1941年才亲自和李士群见面。

　　有一次，李士群向潘引见了胡均鹤（胡当时任汪伪特工总部副厅长兼江苏实验区区长人指定胡为潘、李之间的联络。胡均鹤，大革命时期加入过中共，从事工人运动和共青团的领导工作。1932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时被捕，叛变后投靠中统。但胡又是东北抗日联军司令之一赵尚志的妹夫，胡照顾了赵尚志父亲的生活，并帮助过东北抗日联军在香港的电台。抗战初期，胡被江伪逮捕后就在李士群手下工作。1941年间，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潘汉年同胡均鹤之间建立了情报工作关系。

　　1943年春，潘汉年奉中共中央华中局之命，从淮南根据地去敌占区找李士群了解敌伪“清乡”部署。潘先到上海，要胡均鹤安排同李士群见面。李当时在苏州家中，但当胡陪同潘到苏州，李却又到南京去了。李留话有事可到南京找他。潘觉察到李的态度有异，但还是亲赴南京以摸清李的底细。在胡陪同下，潘汉年到南京的当天仍然没有见到李。第二天，李约见潘时，就急切地提出了汪精卫想和潘见面。这就和盘托出了李士群搞突然袭击，要潘到南京的真实目的。在此情势下，胡均鹤带着潘汉年见了汪精卫。汪精卫为了猎取进一步同日本勾结的政治资本，想仿照重庆国民党召开参政会的办法，在南京另搞一个汪记参政会。汪向潘提出要共产党派人参加，当即被潘汉年拒绝。潘明确表示：延安方面不会同汪精卫合作搞什么联合。对汪的意愿可以转告。根据现有材料可以证明：潘汉年这次会见汪精卫没有说过任何不恰当的话，更没有作出任何允诺。这次会见后，潘汉年与汪精卫再未见过面，也没有发现他与汪有任何进一步的接触。事实证明，无论是在当时或以后，中共都没有因为这次潘、汪会见而在政治上、组织上受到任何损害。

　　潘汉年作为敌占区隐蔽工作的领导人，和大汪精卫见面一事，在从敌占区回到根据地以后，没有向华中局汇报。当时华中局正在整风，在淮南根据地高级干部的整风过程中，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搞了小动作，排挤打击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潘参加了整风运动，不满饶的这种做法，支持了陈毅，饶漱石则挑动一些人攻击陈毅，并指责潘汉年犯了“自由主义”、“小广播”等。陈毅这时曾致电党中央负责人报告事情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力求搞好团结。陈毅当时的电文中提到：“漱石、汉年和我三人之间，思想业已打通，可保证继续顺畅为党工作。”据潘汉年的解释：在当时的气氛下，他顾虑说出见江情况，会被严重怀疑而又无法弄清楚。再加上潘汉年还目睹了新四军三师保卫部部长扬帆被康生来电诬陷为“特务头子”而被逮捕审查。从扬帆的遭遇联想到自己，潘汉年也不会不考虑如果主动报告见江问题，将会有什么实际后果。

　　1945年2月，潘汉年作为党的“七大”代表到了延安。这一次，潘汉年原是下决心当面向毛主席报告的。当去杨家岭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非常高兴，对潘汉年在敌占区的工作表扬有加，并当场举酒祝贺潘汉年工作胜利；还嘱潘不要受流言蜚语的影响。毛主席的亲切热情，充分信任，使潘汉年把要说的话又咽了回去。据1963年潘假释后见到唐瑜提起这次见面时，他还为自己错过了这样一次袒露心迹的机会而后悔。在“七大”时，还因为饶漱石不守安分的问题和有人说潘汉年“自由主义”，受到了批评，迫使潘汉年主动提出自己不宜列入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时机一失，一拖就是12年。潘汉年的解释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长期不向组织报告会见汪精卫这样重要的事情，总是个错误。至于所谓潘汉年“背着党同汪精卫勾结”等等则都不是事实。

　　第三，关于上海解放后潘汉年“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供给敌人情报导致“二六”轰炸，也是不实之词。

　　胡均鹤在上海解放前夕向我方要求给予立功赎罪的机会，经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同意后报告了中央有关主管部门。于是胡均鹤等被带到上海参加镇反工作。对此，潘汉年没有责任。上海解放后，经饶漱石批准，’胡均鹤被委任为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所属的外围组织情报委员会主任（1950年2月改为政保处情报室副主任）和专员，利用一批叛徒、特务担任了情报、审讯工作和联络员。还有许多登记自首的原国民党特务，被用作为公安局的工作关系。在开展隐蔽斗争中利用这些人，是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对当时开展反特肃反斗争确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如他们在市公安局领导下曾经获得各种敌特线索，破获敌特潜伏电台几十部。尽管在利用这些人的范围、分寸、界限、方式方法上有不当之处；尽管潘汉年分管政法工作，但无论如何不存在所谓潘汉年“掩护胡均鹤等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的问题。

　　至于说潘汉年“供给情报”引起“二六轰炸”，完全不确。现已查明，1950年“二六”轰炸前，被上海市公安局破获的国民党军统特务罗炳乾的潜伏电台（罗已被镇压），向台湾提供了大量情报和轰炸目标，这和潘汉年毫无关系。对我国实施封锁轰炸，是当时美蒋的政策。况且当时国民党从上海败退不久，对上海原来的工业布局，包括上海电力公司、杨树浦发电厂等的所在地一清二楚，不需要提供什么情报。断言“二六”轰炸是由潘汉年“提供情报”所引起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中向全党郑重宣布：“原《判决书》认定潘汉年是内好的那些罪名，经过复查都不能成立。”联系潘汉年为党作出的重大贡献以及历史上一贯表现来看，“潘汉年是一贯忠于革命的好同志，而决不是长期暗藏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机关内部的内奸分子”。“把潘汉年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这是建国以来的一大错案，应予彻底纠正。”

　　　　　　　　　　　　　　　　株连种种

　　潘汉年冤案发生后，在他长期工作过的上海，受到株连的人员面广量大，又形成了一连串的冤假错案。据中共上海市委潘案落实政策清理小组1982年的材料：从各单位上报数字来看，全市1955年起因潘案株连而被逮捕的有800多人。受到其他处理的有100多人。这900多人中，在市级党政部门工作的干部有170人，其中中共党员91人。

　　还有一些名义上未因潘案立案，实际上却因潘汉年被错误定性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并未算入上述900多人内。所以在上海实际受株连的约有1000人以上。

　　这些株连对象，大致属于几种情况：

　　一、是解放前在潘汉年直接领导下从事地下隐蔽斗争的革命干部。解放后，大都是公安、情报、统战等部门的骨干。1955年四五月间在“潘扬案件”立案后，中央公安部直接逮捕的上海的干部除潘汉年、扬帆外，还有刘人寿、董慧、谭崇安、袁锟田、王征明、田云樵、钱明、李涤非、蔡秉贤、汪锦元、孟述先、周之友等19人。他们被关押从2年到20年不等，大多被作为“反革命犯”判处徒刑，主要“罪名”，无非是长期在潘、扬领导下参加隐蔽战线的工作。潘、扬既是“反革命”，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了“反革命分子”。

　　他们中很多人被整得家破人亡，连累了第二代也背上黑锅，工作、参军、入党、提拔，处处受限制。例如蔡秉贤同志，是1940年的中共地下党员，1942年奉命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工作很有成绩，曾受到中共中央主管部门的表扬。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公安局曾根据他提供的线索，破获过几起潜伏敌特的重要案件。潘案发生，蔡锒铛入狱时正年轻力壮，等到80年代平反出狱，已经步入老年。又如周之友（又名幼海），是周佛海之子，受进步友人的影响，在学生时代就倾向革命。抗战胜利后，上海地下党的策反组织和他建立了联系，他参加了地下斗争。1946年由扬帆、何荣介绍入党，成为华中分局情报部的特别党员，在上海参加情报策反工作。上海解放后，被分配在市公安局任副科长。潘、扬冤案发生，他被株连入狱。出狱时已是半身不遂的老人。

　　潘汉年的夫人董慧的遭遇也很悲惨。她出生在香港，父亲是道亨银行的经理，曾任香港商会会长。董慧在北平求学时经受了“一二九”运动的洗礼，1937年18岁时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情奔赴延安进了“抗大”。1938年1月在延安加入共产党。丑939年由中央社会部派遣在潘汉年领导下到敌占区工作。她以道事银行的职员身份为掩护，通过她的社会联系，为潘汉年系统掌管经费，做交通、联络的掩护工作。抗战初期，她还曾动员父亲捐了一笔巨款给八路军。上海解放以后，她担任市委统战部的科长、副处长。1955年5月被捕受审，虽然夫妻两人关在同一座秦城监狱，却互不知下落。1962年，公安部给予她所谓“参与内奸活动，盗窃国家资财，但不追究刑事责任，宽大释放”的结论。1963年潘汉年假释出狱，夫妻才得相聚。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两人被再次收监，使董慧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疾病加重，在狱中又遭骨折，一时生活都无法自理。1975年原中央专案三办宣布对董“维持原结论”，让她随潘汉年安置在湖南洣江茶场。她的处境引起在港亲属的忧虑。1976年，董的弟弟曾从香港到长沙要求探望潘、董，未获同意，但转交了他给董慧带来的轮椅。潘汉年逝世后，1978年其弟又来探望，提出要将董慧接去治病，但那时董慧正陷入失去潘汉年的巨大悲痛中，她守着潘汉年洣江茶场的旧居，期待着平反昭雪的一天。后来，董弟又致信国务院负责人，要求让董迁居到广州，以便就近照顾。这封信还未有下文，董慧已含冤离世，终年61岁。董慧蒙冤20多年来，组织上从来没有宣布开除她的党籍，只说“停止”她的党籍。直到她临终，还背着“参与内奸活动”的罪名。1979年初平反决定到达时，她已去世。1980年董弟致信湖南省公安厅，要求将潘、董骨灰合葬一处，经请示未得同意。1982年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后，忠贞善良的共产党员董慧的骨灰，才和潘汉年的骨灰一起被移送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

　　还有一些解放前后在潘汉年、扬帆直接领导下的干部，虽然1955年未被逮捕判刑，但受到隔离审查、调离原来岗位、降级使用等不公正待遇。如赵铮、何荦等在隔离审查后，有的升级逮捕，被清理出公安部门，有的送皖南劳教农场。有些干部在以后的审干、反右斗争等政治运动中又被扣上“右派分子”帽子等，受到错误处理，如王以伟、干戈、唐路等。解放前有过贡献的王大超则被迫自杀。

　　这样一批经过对敌斗争长期考验、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长期被打入另册，遭到诬陷，不受信用，且不说个人和家庭蒙冤遭难，对解放后的情报、公安、政法、统战等工作，也造成了相当重大的损失。

　　二、是解放后立功赎罪的来自敌特阵营中的叛徒、特务分子，即所谓潘汉年、扬帆“掩护、包庇”的反革命分子、这类株连对象人数最多，情况也复杂。本来是既往不咎，立功赎罪的投诚对象，现在却成为潘、扬“包庇”的铁证。

　　三、是潘汉年的亲属，如潘汉年的胞弟潘锡年，侄子潘可西等人。潘汉年是宜兴陆平潘家较早参加革命的。解放前，潘汉年是有名的共产党人，他的亲属在家乡被另眼看待。解放后，潘汉年成了“反革命”，他们又被无辜株连20多年。如潘可西和潘锡年，都是抗战时期入党、到过延安工作的老干部。由于是潘汉年的亲属，在反右斗争、“文革”中或被下放，或作为“反革命分子”监督劳动。他们的小辈也受影响，有的连上大学、当干部的资格都被剥夺了。

　　除了以上直接受株连的以外，还有一批潘汉年的战友、挚友，如王尧山、于伶等，也曾受到过种种怀疑、诬陷和不公正的对待。潘汉年被捕后，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奉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命立即回上海安排追查潘案的工作。许一到上海先和市委秘书长王尧山研究潘在上海的工作情况以及潘的私人来往关系。柯庆施从北京返沪以后，马上召集小范围的会议研究潘案，并要王尧山谈对潘汉年的看法，提供潘的来往关系中的可疑之处。王尧山谈的主要意见是：潘汉年解放前是搞情报工作的，他的关系比较复杂，因工作关系与敌人内部曾有接触；至于他是否是内奸，王尧山始终不表示态度。后来，就要王停职检查，并追查他与潘的关系。柯庆施还决定把王的宿舍从丁香花园迁出。从此，王尧山被迫写了不少交代，但每次交代都没有说潘汉年是“内奸”、“特务”。以后又召开多次揭发批判王尧山的会议，有时会议有四、五十人参加。1959年，对王尧山宣布了市委《关于开除反党分子王尧山党籍的决议》。王尧山拒绝签字，并严正提出：“签字违反我对党忠诚的意志，我不同意市委的决议。”当年，王尧山被降职降级下放到淮海中学。他的夫人赵先写了申诉信给中央。谁知此信转到柯庆施手里，赵先即被打成“右派分子”，被撤销上海市妇联主任的职务，下放到长兴岛农场“劳动改造”。

　　除了上海以外，潘案的株连对象还涉及北京、江苏、浙江、广东甚至香港等地。由于潘汉年长期领导隐蔽战线的工作；这条战线上的干部受株连的情况特别严重。现年93岁的华克之（即张建良）就是其中之一。华克之在大革命时期是国民党左派，“四一二”事件后，他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誓以反蒋救国为己任。1935年曾策划刺蒋未遂，成为国民党悬赏10万元通缉的要犯。1937年他到延安后，面聆毛主席的教导，表示决心听从共产党的调遣，万死不辞。1939年，他由廖承志和潘汉年两人介绍，由毛主席亲自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成为潘汉年的重要助手，驰骋于敌占区的隐蔽工作战线上，屡建奇功。潘案发生后，1955年5月21日他也被捕。在狱中，他实在不能接受潘是“内奸”、“反革命”的定论，犹如他不相信自己犯“反革命罪”一样。但他又不能不相信中央的决定，加上某些人对他的不实诬陷，使他极度痛苦，竟将筷子捅进自己的眼窝，眼球都掉了出来。经过抢救，眼睛虽被保住，但一目几乎失明，落下终身残疾。他被判刑11年，刑释后被押送徐州监督改造又是10年。他的夫人朱素文也是潘的下属干部，1955年被捕审查，1963年获释后下放到徐州当图书资料管理员，两人依靠她的50多元工资苦度光阴。1979年，华克之到北京找到廖承志，才得以平反。直到潘汉年平反，公安部再次复查，重新作了结论，认定他在建国前在潘汉年领导下出生入死地做革命工作，对党的事业是卓有贡献的。

　　在潘汉年冤案的影响下，如此众多的他的家属、亲友、战友、领导下的干部和所属的工作关系受到株连，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这个历史教训十分深刻，永远值得记取。

　　　　　　　　　　　　　　　　复查平反

　　1979年陈云委托刘晓等了解潘汉年解放前在上海隐蔽斗争中的工作情况和问题，为重新审查潘案做准备。后来陈云因病住院开刀，在开刀之前他语重心长地提出：虽然这次是开小刀，但人老了要防万一，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潘汉年问题得到解决。他还提出：1936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汉年去进行国共谈判时，是由王明、康生和他三人决定的。现在王、康都已去世，只有他能为潘汉年作证明了。当姚依林去探望他时，他建议中央复查潘汉年的问题，姚将他的建议立即报告总书记胡耀邦。

　　刘晓1978年在上海休养时，陈云即想找刘了解潘汉年的历史材料。1979年刘晓回北京住进医院，陈云到医院看望刘晓，并要求他在一二个月内写出报告，用实际材料回答潘汉年究竟是为我党搞情报，还是为国民党或日本人搞情报的问题。刘晓当时虽然半身不遂、记亿衰退、言语困难，而且自己的问题还没有结论，但仍然在夫人张毅的协助下，与有关同志联系。当时，在两个“凡是”的影响下，复查潘汉年案的阻力还很大，陈云交代的任务只能悄悄地进行。刘晓、张毅找了夏衍和史水等向中央写信要求对潘案进行复查，并以历史材料证明潘汉年确是为党出生人死地搞情报工作的。还找了上海的刘人寿夫妇自费到北京，名义上是探亲访友，实际上是为复查潘汉年问题提供材料。刘晓自己也提供了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凡是潘汉年掌握的上海地下党的人和事、联络机关，都没有遭到破坏的有力证明。

　　1980年廖承志最早公开对潘案表示疑问。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潘汉年的问题是个冤案，潘汉年不是“内奸”、“叛徒”；因为潘汉年解放前对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地下党的情况是很清楚的，这些地方的地下党没有一个机关是因潘而遭破坏的，建议中央对潘案要重新审查，廖承志的意见引起许多同志的共鸣。胡立教于1981年同样对潘汉年“内奸”问题提出反证，他在材料中写道，潘熟知我们党通讯密码的规律和方法，如果他系“内奸”，就不可能不向敌人透露，而确凿的事实是直到全国解放，无论国民党和日伪系统，始终不知我们的这一机密。

　　潘汉年的亲属20多年来受到株连，但对潘案一无所知，连潘汉年是否还在人间也不敢打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潘的弟弟潘锡年、侄儿潘可西等才积极给中纪委写信，要求对潘案进行复查。

　　1981年初，中共中央根据各方面的意见，责成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潘案正式复查。在中纪委和陈云的督促下，中央公安部采取了积极态度，于1月16日向中纪委提出了处理潘案过程的报告。3月，中纪委的复查工作全面展开。为此调阅和详细研究了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原中央专案办公室关于潘案的全部材料，并查阅了中央档案馆和有关主管部门的历史档案，又向几十位过去与潘汉年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作了调查。20多年前李克农关于潘汉年案件的报告引起人们重视，成为复查、平反的有力线索和重要证据。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努力，终于以确凿的材料证明原来认定潘汉年是“内奸”、“特务”、“反革命”的结论根本不能成立，应予否定。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根据中纪委的复查结果，正式作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中发[1982]37号文）。《通知》对潘汉年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宣布中央决定：一、撤销党内对潘汉年的原审查结论，并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判决；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他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二、凡因“潘案”而受牵连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由有关机关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定性错了的应予平反，并切实处理好他们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生活困难等善后问题。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书》，宣布潘汉年无罪，宣布撤销1963年的原判。

　　上海因“潘案”而遭到株连的人数最多，影响最深，为此受到胡耀邦、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胡耀邦曾亲自对潘案复查落实政策和善后工作作了三次批示。中共上海市委成立了以王尧山为组长的市委潘案落实政策清理小组，由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分管。自1982年开始到1985年，清理复查和落实政策工作基本结束。1983年2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各界人士座谈会，深切怀念潘汉年同志，号召全市人民学习他的优良品德。4月15日，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派人专程赴长沙将潘汉年和董慧的骨灰移送到北京八宝山公墓安放。

　　至此，沉冤27年的“潘案”终于得到了彻底的纠正。

　　颠倒的历史被颠倒了过来。以史为鉴，酿成潘汉年冤案的教训是发人深省的。“潘案”的发生，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而“左”的指导思想和决策则是导致潘汉年沉冤难伸的主要原因。









潘汉年在上海--情谊永存






情谊永存

　　　　　　　　　　　　　　　陈云与潘汉年

　　　　　　　　　　　　　　　　 迟爱萍

　　从现在掌握的历史资料来看，陈云与潘汉年的直接交往不多，在党的历史上他们仅两度并肩工作过，时间都很短暂。但这两度交往在党的历史上都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都发生在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关于这两段交往，无论是陈云还是潘汉年都未详细叙述过，后人只能沿着他们生前的足迹和他们点滴的回忆及有限的历史资料，去寻找那不寻常的战斗情谊。

　　　　　　　　　　　　　　　 在中央特科

　　1931年1月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潘汉年一度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时值陈云任江苏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

　　同年4月25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从事党中央情报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国民党反动派有了一举破坏中共中央的可能。幸而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钱壮飞及时向中央报告了这一消息，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得知后，在陈云等同志的协助下，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才使局势转危为安。此后，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的处境更加困难，活动范围被迫大大缩小，连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的会议都难以举行，工作一度陷于停顿状态。

　　为了使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逐步稳定下来，中央决定重建特别工作委员会，于是陈云、潘汉年、康生被同期调往中央特科。陈云任特科总负责人，潘汉年是陈云的助手，任特科二科科长，主要负责搜集情报工作。”

　　重新调整的中央特科在陈云的领导下，在潘汉年等同志的协助下，克服各种困难，在白色恐怖日趋严重的上海，为保卫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的安全，打击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这期间中央特科主要处理了以下几件大事：第一，协助周恩来处理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中央机关的转移。第二，惩处叛徒王世德。此人绰号“老先生”，原是特科三科工作人员，叛变后，泄露了特科工作机密，给党的特科工作造成困难。后受到特科“红队”的惩处。第三，配合营救国际职工运动领袖牛兰及夫人。牛兰是太平洋劳动书记局秘书长，当时他在上海做地下工运工作。1931年6月牛兰夫妇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帝国主义无理逮捕，后又交给国民党反动政府解往南京，关在“模范监狱”。

　　牛兰被捕后，中共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在牛兰解往南京时，上海地下党组织曾发动数千名群众赴上海北火车站示威，要求国民党反动当局释放他们。1932年3月陈云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曾召集全总党团开会，研究营救牛兰夫妇的问题。中华全国总工会于5月7日发表《反对国民党政府危害世界职工运动革命家——牛兰夫妇告全国工友书》；7月9日又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号召全国赤色工会领导全中国工人阶级来援助世界职工运动革命领袖牛兰之决议》。与此同时，著名爱国人士宋庆龄，各国的著名学者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也都以个人的名义发表声明，或采取其他方式抗议国民党政府，要求他们释放牛兰夫妇。

　　当时的营救活动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要证明牛兰夫妇是蒋介石指使人抓的；二是要证明牛兰夫妇还活着。为了搞到这两个证据，必须获得牛兰从狱中写出的亲笔信。这件事交给了中央特科二科，潘汉年通过各种关系，买通了中统特务头子张冲，获得了牛兰的亲笔信，为营救工作提供了重要条件。

　　第四，派遣宗益寿打入敌人内部。宗益寿，江苏宜兴人。1927年曾参与发动宜兴农民暴动。暴动失败后，到上海参加党的工会工作，改名孟平。后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和特科的安排，在上海报上刊登脱党启事，打入敌人内部。宗孟平在敌人内部曾成功地保护了中共被捕的同志。

　　第五，揭穿国民党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真相。此事由中央特科协同党的上海地下组织付诸实施。当时，采取的主要反击行动是：

　　1．在《申报》刊登《伍豪启事》。《申报》在上海影响大，共产党和申报馆又有一定的关系。1932年2月16日《时报》刊出伪造启事后，中共党组织即派人给申报馆广告处送去上海的临时中央所代写的《伍豪启事》，以否定国民党反动派的伪词。但申报馆广告处律师看后说：《申报》没有刊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所以不便刊登《伍豪启事》。

　　2月20日，《申报》馆在国民党当局的压力下刊登了伪造启事。因此，党又派同志于当日上午到申报馆询问：《申报》已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为何不登《伍豪启事》？申报馆答称：铺保手续不合，不能刊登《伍豪启事》。几经交涉后，终于在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顾问陶行知的支持下，同意用广告处的名义在报上公开答复：“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不能刊出。”这是当时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国民党反动派的伪造启事的一种方法。它的作用是；（1）使人得知有两个伍豪，因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已在《申报》登出，而又说伍豪有个启事未能刊出，可见后一个伍豪与前一个伍豪不是一个人；（2）使人得知后一个伍豪的启事是对着《时报》已登出的伍豪启事来的。正如陈云在1972年6月13日指出的：“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其欺骗。”

　　2．在上海散发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诬蔑的传单。这一传单于2月20日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署名，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传单指出：“最近在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堆中所登载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无论这些狗东西怎样造谣诬蔑，并不能动摇共产党在劳苦群众中的威信！”

　　3．在党内披露事实真相。2月27日，在上海出版的党报《实报》第11期上，刊登了党组织所代写的另一《伍豪启事》，指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同期《实报》还发表了题为《国民党造谣的又一标本》的文章。文章指出：“疯狂的白色恐怖，以卑鄙的造谣，……假借伍豪同志的名义来污蔑伍豪同志（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污蔑中国共产党。”

　　4．以周恩来的另一别名周少山的名义，请法国律师巴和代登启事以否认伪造启事，进一步肃清其影响。与此同时，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也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布告中说：“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1932年2月20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1983年1月23日，陈云在谈及此事时说：当时，我虽在上海临时中央，但已离开特科到全总任党团书记，所以我只知道报上登出《伍豪启事》时，恩来同志已去中央苏区，这个启事是敌人的阴谋，而不了解地下党设法揭露这个阴谋的情况。那时接替我负责特科工作的是康生。据他说揭露国民党伪造《伍豪启事》的任务，那时是交给潘汉年办的，由此也可以说明潘汉年同志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很大功劳的。

　　陈云于1933年7月17日由上海转到中央苏区。不久，康生去了苏联，特科工作实际上是潘汉年具体负责。1981年11月，陈云在回忆特科工作时讲，在特科中，“潘汉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不是一般的，实际上他是领导”。

　　1933年5月，潘汉年亦从上海转至中央苏区，到苏区后立即被任命为中央局的宣传部部长；同年六七月，调任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此时，陈云在苏区继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两人工作上没有直接往来。

　　　　　　　　　　　　　　共同担负特殊使命

　　1934年10月，陈云与潘汉年都加入了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队伍，陈云担任五军团（后卫军团）中央代表，潘汉年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同年二三月间，在红军重人遵义城不久，张闻天代表党中央通知潘汉年，要他随陈云到敌区，主要任务是：在上海附近长期埋伏，恢复党的秘密工作；设法打听上海方面有无国际关系，以恢复我党因长征而与共产国际中断了的联系；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情况。张闻天还嘱潘汉年先行一步。当时，潘汉年与陈云约定白区的联络方法，是在与陈云相识的潘汉年的表妹吕鉴莹的住址会合。吕的丈夫潘渭年是潘汉年的堂弟，中共党员。

　　潘汉年接受任务后，即从遵义起程赴贵阳城。途中改名杨涛，化装成商贩，以邓发为他找的一个广东商贩为伴。到了贵阳，找到了贵州工委的秦天真，经秦天真派蓝运城（女）同行掩护，约三四月间抵香港。到香港后，潘汉年即写信给吕鉴莹，得到潘渭年回信知道他们安全，才赴上海。在沪通过潘渭年的上级、临时中央上海宣传部负责人董维健找到临时中央上海局负责人浦化人。其时，中央上海局已遭到1934年6月、10月，1935年2月三次大破坏。1935年3月至8月成立了临时中央上海局。以维持白区工作及与各方联系的局面。同年5月，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又名劳伦斯）被捕。潘汉年到上海大约就在这个时间。浦化人告诉潘汉年：国际负责代表已不在上海，并认为白色恐怖严重，潘在上海不安全，主张潘暂返香港，等待时机活动，国际方面也待取得联系后再通知。于是潘汉年重返香港。在港潘获悉共产国际预备在当年下半年于莫斯科召开代表大会，便产生了去莫斯科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联络国际关系的想法。并经梅龚彬（原名海电龙，自1932年起，与潘有来往）会见了陈铭枢、蒋光鼎等人，托他们疏通两广关系以办理出国护照。

　　再说陈云。自潘汉年接受任务，离开红军队伍之后，陈云继续随军西行，经过两渡赤水，突破乌江，强渡金沙江，飞渡大渡河等艰难里程，于5月31日到达西康地区的沪定县。当晚，陈云出席在沪定县城附近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陈云受命后，约6月中旬离开长征队伍，在四川中共党员席懋昭的掩护下，从四川天全县灵关村出发，经荣经、雅安、成都、重庆，乘船前往上海。

　　约6月底，陈云到达上海，住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新永安路永安旅馆，化名李介生。由于党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一时难以接上关系。陈云只好先去找老朋友章乃器。这时的章乃器已是一位知名人士了，他除了担任浙江实业银行的副总经理和沪江、光华大学的教授外，更重要的是，他以很大精力从事抗日救国运动，被誉为“中国左翼运动的理论家”。他的二弟郁庵，曾任中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支部书记，上海店员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与陈云共同从事过工运斗争。此时，章郁庵改名为章秋阳，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的公开身份，继续从事秘密工作。

　　通过章乃器，陈云很快见到了章秋阳。为安全起见，章秋阳将陈云转移到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358弄尚贤坊21号自己家中，后又移至英租界山西北路老泰安里唐文云（章秋阳爱人）家中。这时原商务印书馆党员孙诗圃，奉组织之命亦从无锡赶到上海，参加掩护陈云在沪的安全工作。安顿之后，陈云即通过章秋阳，找到厂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同志，了解了上海党组织的情况；还通过潘渭年告之在港的潘汉年立即来沪。在此期间，陈云分析时局，产生了赴苏的想法，并通过章秋阳顺利找到了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和何叔衡的女儿何实嗣。她俩与共产国际驻上海联络员都有联系。

　　约8月，陈云与潘汉年在上海取得联系。鉴于上海形势险恶、暂时还没有恢复白区工作的条件，他们两人决定先后乘苏联货船赴海参威，然后转赴莫斯科。作出决定后，陈云便通过秘密交通，与陈潭秋、杨之华等先期乘坐苏联货船经海参威，于8月20日到达莫斯科。此时，共产国际七大已经闭幕。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接见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及陈云、滕代远等人。而后，陈云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化名史平。

　　约8月下旬，潘汉年化名水番三郎，乘苏联货船“东方号”离开上海。9月上旬抵达莫斯科后，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之托，列席了少共国际代表团大会。随后，潘汉年化名柏林，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学习，并与在苏的陈云、曾三、孔原、饶漱石、杨之华、高自力、梁广、夏采曦等一起参观访问。

　　陈云与潘汉年的赴苏，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们的特殊使命，使中共恢复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并使共产国际了解了遵义会议及红军长征的情况。

　　1936年初，国民党为谋求国共合作的途径，派其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为代表，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据陈云同志1981年11月8日回忆，当时是他与王明、康生三人共同商议决定。派潘汉年出面与邓文仪接头的。随后，又指派潘汉年为联络代表，回国找陈果夫、陈立夫洽谈国共抗日合作事宜。并要求他默记密码，以恢复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是年4月间，潘汉年离开莫斯科经法国巴黎回国，为争取第二次国共合作日夜奔波。

　　这年10月，陈云亦接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命他回国迎接西路军的指示。1937年4月，陈云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任中共驻新疆代表。5月，他和膝代远到新疆、甘肃交界的星星峡地区接应李先念等率领的西路军余部400多人进入迪化，而后在新疆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文化知识和军事技术，并组建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航空队。

　　　　　　　　　　　　　　 为战友伸张正义

　　陈云与潘汉年自莫斯科分手回国后，分别在不同的岗位为党竭力工作。陈云从1937年11月由新疆赴延安，12月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直至1944年3月；后出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陈云到达沈阳，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参加领导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斗争，直至解放。潘汉年回国后，曾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华中局情报部部长等职，为党的统战和情报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临近新中国成立之际，陈云受中央之托，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出色的领导了建国初期统一财政、稳定物价、恢复生产、安定人民生活等重大工作。在这期间，他曾对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有过直接的指示。当时潘汉年作为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曾为落实中央一系列指示，协助市长陈毅在上海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物价、整顿金融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55年4月，潘汉年因所谓“内奸”问题被逮捕并定罪判刑。但其问题始终查无实据，政治名誉也未能恢复，直至1977年4月14日在长沙蒙冤病逝。

　　对此，陈云心情一直十分沉重。潘汉年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党内了解他情况的同志并不多，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后，中央领导层中与潘汉年共过事的、还健在的，仅有陈云一位了。无论是从党的利益，还是从战友情谊，陈云都认为必须彻底搞清潘汉年的问题。

　　1978年11月，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工作会议上，率先提出了要重新评定“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的某些重大历史问题。三中全会后，陈云便委托曾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刘晓收集潘汉年的材料，以查清问题。

　　1979年10月，陈云因病住院动大手术。手术前，陈云郑重地给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写了一个条子，提出重新复查潘汉年的案子。姚依林来医院探望陈云，问他还有什么事。他说，没有别的事，潘汉年的问题也给耀邦同志写了条子。在疾病威胁生命的关键时刻，陈云提出潘案复查的问题，充分显示了他对党的历史和事业及战友高度负责的精神。

　　1981年3月1日，陈云再次就潘案复查问题致信已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及邓小平、李先念等同志，信中说：“我认为潘汉年的案子需要复查一下。”“收集了一些公安部的材料，和与汉年同案人的材料。这些材料，并无潘投敌的材料确证。”而且，刘晓同志领导下的上海党的组织的完整保存，从反面证明了潘汉年并未投敌出卖组织或某一个同志。陈云明确提出：“我提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正式予以复查。这件事如中央同意，可交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理。”3月3日，胡耀邦批示接陈云同志的意见，由中纪委复查潘案。

　　同年11月18日，陈云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特科工作者的座谈会上，又向当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询问潘汉年材料的情况，并对在场的原特科工作人员说：“潘汉年的案件，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为他平反。我必信他将恢复名誉。”短短的几句话凝聚着陈云对战友的深重的情意和无比的信任！它深深震撼着在场的每位特科老战士的心。

　　历史不容歪曲，这是铁的原则！中纪委在公检法有关部门的协同下，根据档案材料和大量人证物证，彻底否定了强加在潘汉年身上的“罪状”及错误结论。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根据中纪委的复查结果，向全党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应予彻底纠正。通知还充分肯定了潘汉年自1925年加入共产党后，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卓著功绩。

　　历史传扬着许多友谊的颂歌。陈云与潘汉年在白色恐怖及生与死面前所结下的战斗情谊，就是非常动人的一曲。时至今日，两人已相继谢世，但他们共同灌注的战友之情和共同为之奋斗的事业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万古长存！

　　　　　　　　　　　　　　 潘汉年与宋庆龄

　　　　　　　　　　　　　　　　 林铭纲

　　1936年10月上旬的一天，潘汉年身负代表中共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团结抗日谈判的重任离开陕北，经西安、南京，风尘仆仆到达上海，不顾旅途劳累，立刻前往位于法租界的莫利哀路29号宋庆龄寓所（今为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拜访他十分景仰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

　　对于宋庆龄的情况，潘汉年是相当熟悉的。他清楚地知道：宋庆龄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鲁迅的友谊与交往以及对左翼进步文化运动的关怀与支持；大革命失败后，她始终不渝地坚持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痛斥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行径；八一南昌起义时，她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7人主席团的第一位成员；1936年5月底，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她领衔担任执行委员，和沈钧儒、陶行知等人一起领导轰轰烈烈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潘汉年还知道，1936年初，宋庆龄曾接受宋子文请她帮助沟通国共两党联系的委托，派董健吾和张子华一起赴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领导人面交重要信件，并带回了毛泽东等人关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电。就在3个月前，潘汉年路过上海作短暂停留时，还登门拜访了宋庆龄，向她介绍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得到了她的赞同。

　　潘汉年怀着激动而崇敬的心情，走进了宋庆龄的寓所。宋庆龄亲切而热诚地欢迎这位来自陕北的中共代表，并从他的手中接过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她戴上了眼镜，一字一句地仔细看了起来：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分别，忽近10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①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付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②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①指蒋介石。

　　②指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声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

　　顺问近安

　　　　　　　　　　　　　　　　　　　　　　　　　　　毛泽东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

　　关于这次潘汉年与宋庆龄会见的详细情况，我们迄今尚未见到有关的史料。但是，从此后一连串的事态发展中可以判断，宋庆龄对于潘汉年转达的毛泽东信中提出的中共主张，是完全赞同与坚决支持的。她与中共驻沪办事处（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改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仍由潘汉年任主任。“八办”地址在福熙路[今延安中路]多福里21号）经常保持联系，并为促进国共合作抗日而竭尽全力。她于1936年11月10日发表文章指出：“我们要联合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参加反侵略的国际阵线。……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军阀。”同时，“我们要联合国内各党派及社会各阶层人物，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

　　为了执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潘汉年日以继夜地从两方面展开了紧张的工作：一是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复杂的谈判；二是向各方面的朋友做好工作，以取得他们的支持与合作。在这两个方面，潘汉年都得到了宋庆龄有力的帮助与配合。

　　10月21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委派潘汉年为代表，直接和国民党当局谈判。11月9日，周恩来又电告潘汉年，要他以党中央代表身份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正式谈判。在谈判中，潘汉年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并及时用电报向党中央报告同陈立夫谈判的情况。11月22日，毛泽东、张闻天联名给潘汉年打电报指出：“迫蒋停止剿共，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但是，蒋介石顽固坚持反共立场，使谈判陷于僵局。同时，他对内继续采取高压政策，于11月26日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七君子”以“危害民国”罪名加以逮捕。在长达8个月营救“七君子”的过程中，潘汉年同宋庆龄经常联系，并亲自到苏州监狱去看望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人，代表中共向他们表示慰问。宋庆龄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对国民党镇压抗日的救国会领袖的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她发起了影响巨大的“救国入狱运动”，领衔和何香凝等16人向苏州高等法院呈文，义正辞严地指出：“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具状人等愿以身试法律上救国之责任。’讲公开发表宣言说：“我们准备好去进监狱了！我们自愿为救国而入狱，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决不仅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这些话今天读来仍然感人肺腑、震撼人心！1937年7月5日，宋庆龄不顾天气炎热，胃病发作，疼痛难忍，坚持与胡子婴等12人亲赴苏州高等法院投狱，使该院院长、首席检察官狼狈不堪，不得不承认救国会本身并非犯罪。宋庆龄返沪后，又于7日致电蒋介石等，坚决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7月底，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了沈钧儒等7人，营救活动取得了胜利。当“七君子”回到上海时，潘汉年代表中共向他们表示了慰问，并转达了中共关于抗战的方针政策。他还约请宋子文和救国会诸位领导人会见七君子，以推动国民党政府转向抗战。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兵谏，用武力逼迫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南京政府一片混乱，“亲日派”何应钦宣布了“讨道令”，准备轰炸西安，企图置蒋于死地。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强烈要求南京与西安之间谋取妥协，把蒋介石救出来。正在上海的宋美龄深知，如果蒋氏一死，宋氏利益难保。她不仅请兄长宋子文去见二姐宋庆龄，打听中共方面的立场与动向，而且急急忙忙找到二姐宋庆龄央求她出面斡旋，与中共联系，以求保住蒋的性命。宋庆龄立即将此情况转告潘汉年，征询潘汉年的意见。潘汉年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决定派出周恩来等代表到西安参加协商谈判的消息，告诉了宋庆龄。潘还建议宋庆龄劝宋子文、宋美龄等人前往西安，和张、杨及中共代表团商谈，谋求事变的和平解决。

　　潘汉年还向陈果夫、陈立夫派来的张冲说明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件，表示陈立夫如果要去西安，他可以陪同前往。潘汉年从宋庆龄、张冲那里分别获悉了南京方面的种种动向之后，便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的精神，赶到南京秘密会见了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商定由端纳陪同宋氏兄妹去西安参加谈判。另外，又同陈立夫面谈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和国共合作抗日的基本条件。

　　西安事变很快就取得了比较圆满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共正确主张的胜利。也少不了潘汉年的一份努力。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爆发。经过周恩来等同蒋介石的多次谈判，终于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新局面。宋庆龄闻讯后“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在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潘汉年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宋庆龄作出了极为重要的特殊贡献。

　　1937年12月23日，距芦沟桥事变仅5个月16天，上海、南京都已沦落于日本侵略者之手。中共中央非常关心居住在上海的宋庆龄的安全，毛泽东、周恩来特地从延安连拍两次电报，建议她离沪去香港。潘汉年收到电报后，立即派交通联络员李云（祝秀贞）转达给宋庆龄。宋庆龄接到第一次电报，表示还有许多事要处理，暂缓离开上海。接到第二次电报，她才决定离沪去港。这天早晨，她惜别了居住多年的莫利哀路寓所，在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护送和李燕娥陪同下，到达公和祥码头。由李燕娥陪同登上一艘德国邮船驶往香港，潘汉年派李云在船上陪同前往。

　　宋庆龄到达香港后，为了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在五大洲架起一座友谊的桥梁，争取国际友人、海外侨胞的援助，支援抗日战争，支援正在敌后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依靠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于1938年6月组织了有国际友人参加与支持的保卫中国同盟。潘汉年也于1937年12月撤离上海到达香港，和廖承志一起继续从事统战工作，并领导一部分秘密工作。在香港，潘汉年参与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廖承志一起向海外华侨募捐寒衣，运送给八路军。他还参加了宋庆龄任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宋庆龄领导“保盟”向海内外许多友好团体和人士募集了大量医药物资等，源源不断地支援八路军、新四军，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周恩来紧急致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指示立即帮助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离港。9日，宋庆龄从香港启德机场乘飞机飞抵重庆。香港沦陷后，潘汉年将工作重心移至上海，继续进行情报工作。1943年1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情报部部长。1944年11月，赴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后，在沈阳、北平、上海、香港等地开展统战工作及情报工作，并为解放区提供紧缺物资。

　　革命形势迅猛发展，1945年日本投降；1949年蒋介石政权覆亡。北平和平解放后，1949年5月初，潘汉年奉调到北平，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分别接见。随即南下经丹阳于26日进入上海。27日，苏州河边的枪声完全停息，上海解放了。当天，受命任副市长的潘汉年和陈毅市长一起到宋庆龄寓所（淮海中路1843号）拜会她，向她致以亲切的慰问并征询她对接管上海的意见。作为常务副市长，潘汉年曾多次看望宋庆龄，并经常关心她的生活，宋庆龄为此曾亲笔写信给潘汉年表示谢意。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宋庆龄，在从事国务活动的同时，始终特别关怀妇幼保健卫生和儿童文化教育工作。她认为，这是为祖国缔造未来的重要工作，应当更好地开展起来。1950年5月29日，宋庆龄致函陈毅市长、潘汉年副市长，并附去25日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以及她所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它的前身是保卫中国同盟）工作计划、预算草案等抄件。信中说：“我建议他（周总理）通知你们关于接受我们的计划和预算一事，以便你们提供必要的经费，为我们开展工作之需。……中国福利基金会一直为上海和全国人民服务，将来，我们将更全心全意地做好这项服务工作。”宋庆龄还亲自提名潘汉年担任中国福利会首届执行委员会委员，潘汉年欣然表示同意。7月25日晚，宋庆龄在她的寓所（淮海中路1843号）主持召开了中国福利会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潘汉年出席会议，参与讨论《中国福利会章程（草案）》。1954年5月30日，潘汉年还和谭震林、陈丕显等一起到少年宫参加少年儿童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联欢晚会，和孩子们一起度过了难忘的欢乐的夜晚。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开会期间突然被以“反革命”罪名逮捕。从此，宋庆龄就再没有见到过这位在30年代、40年代、50年代曾和她多次交往、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中共代表和新上海的副市长了。1981年5月29日，88岁高龄的宋庆龄国家名誉主席在北京病逝。她在临终前并不知道潘汉年已于1977年4月14日逝世于长沙。

　　　　　　　　　　　　夏衍与潘汉年的挚友情①

　　①本文原载《炎黄春秋》1995年第6期。收入本书时略作删改。

　　　　　　　　　　　　　　　　　尹骐

　　文坛巨子、革命前辈、与世纪同龄的夏衍同志不幸逝世了，他正在写着的第二部《回忆录》，其中包括有最精彩内容的他与潘汉年的交往……未能写出就离我们而去了，这真是一大憾事。

　　笔者曾经接触到有关夏衍与潘汉年交往的若干资料，并为他们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战友深情所感动。我想把它们记述下来，虽然无法和当事人的直接回忆相比，但也可以窥见其中若干精彩的历史风貌。

　　　　　　　　 20年代末，在左翼文学战线上共商团结大计

　　夏衍和潘汉年相识，是在他从日本回国后，到创造社出版部给《洪水》编辑部送稿，潘汉年当年在《洪水》当编辑。不过，这只是匆匆的一次会晤而已。还算不上真正相识。

　　夏衍与潘汉年真正相识是在1929年的秋天，即左联开始筹备的前夕。这时，夏衍从日本回国已经两年多。他是在血雨腥风的“四一二”大屠杀之后不久回国，并且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列。入党后，夏衍以主要精力从事革命活动，同时也开始了以翻译为主的著述生涯。到1928年冬，他就已经成为上海中国著作者协会的成员，并当选为执委，已经是一位知名的文学翻译家。潘汉年入党的时间比夏衍只旱半年多一点。但他经过北伐战斗的洗礼和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考验，这时已经从一个普通青年作家成长为一个相当成熟的革命战士，并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所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夏衍在会见潘汉年之前，已经听了洪灵菲传达的中央精神，应解决左翼文学运动内部的纷争，停止由创造社、太阳社挑起的和鲁迅、茅盾之间有关革命文学问题的论战，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左翼作家联盟组织。潘汉年作为文委书记，原先也是创造社成员，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消除隔阂筹组左联的重任。他一面拜访鲁迅，虚心听取鲁迅的意见广面在他主编的《现代小说》上著文，带头作自我批评，以消除歧见，促进团结。与此同时，他约见夏衍谈话，要求夏衍和冯雪峰、柔石等党员作家在消除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间的隔阂方面多做工作，让这位从未写过文章卷入争论的党员作家充分发挥沟通对立双方促进团结的作用。

　　潘汉年约见夏衍的这次谈话，成了他们正式交往的开始，也成了他们后来建立深厚革命友情的起点。当时，29岁的夏衍虽然在学历和社会经验方面都胜于23岁的潘汉年，但因潘汉年是代表中央文委的上级领导，夏衍对潘的谈话表示了充分理解和尊重，并且立即就全力以赴投入工作，积极推动左联筹备工作的进程。

　　数月之后，在潘汉年、夏衍和其他许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左翼文化战线终于出现了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大好局面，组成了以鲁迅为旗帜，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左翼作家联盟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分支机构。正是在左翼文化战线上共谋团结大计这一历史性的活动中，夏衍和潘汉年之间不断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夏衍看到了潘汉年的朝气蓬勃、精明干炼和勇于负责的革命精神；潘汉年则看到夏衍的忠厚沉稳、博学多才和献身革命的宝贵品格。这两位文化名人和革命战士之间的战斗情谊便由此而建立、发展，并且不断地巩固和升华。

　　　　　　　　　　30年代初，在隐蔽战线上的心灵沟通

　　左联成立后不久，夏衍和潘汉年就因革命事业的需要而分别在不同的岗位上战斗。夏衍继续在左翼文化阵地上担负组织领导工作，为团结革命文艺工作者，为左翼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做着不懈的努力，特别是在戏剧与电影领域内，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成为我国左翼戏剧与电影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潘汉年则很快就离开了左翼文化运动领导岗位，成为一位社会活动家和职业革命家。1930年夏开始，他便越出了左翼文艺工作范围代表党发起、组织和领导了一系列的革命社会团体，包括“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反帝大同盟”等。还参加了以救援受难者及其家属为主旨的“中国革命互济会”的领导工作。1931年初，他被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从此进入了党的领导层的工作。1931年5月初，他又被调到中共中央保卫机关——中央特科，担任情报科长职务，并参加特科的领导工作。

　　当年，中央特科的一切活动，包括它的存在，都是极为机密的。中共中央也只有少数主要领导人掌握特科的情况。为了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生存并发挥作用，特科干部都必须减少以至切断和外界的联系，包括要好的朋友乃至某些亲属在内。在一般情况下，特科干部不仅要严守机密，而且要求把自己的身份隐蔽起来，让自己的政治面目表现得灰色一些。潘汉年到特科工作后，就象他的老朋友之一楼适夷后来形容的那样，这位原先十分活跃的文化人，忽然就销声匿迹了，再也难见到他。即使偶然在某一场合碰见他，他也只是稍稍点个头，就算招呼过了，马上就避开去。

　　潘汉年的这种异常态度及其有时表现出来的灰色面目，曾经引起了不少同志和朋友的误解。但夏衍在潘汉年销声匿迹之后，不仅没有对他产生误解，而且依然是那样的完全给予信任和真诚地无保留地支持。

　　潘汉年离开左翼文化战线后，在思想上仍然关注文化战线的许多事情。特别是关心一些老朋友的工作情况。有一天，他忽然约夏衍到爵禄饭店见面。这时，他们已有好几个月没有见过面了。一开始夏衍便忙着问潘汉年这一段时间到哪里去了？潘回答说，什么地方也没有去，只是换了一个工作岗位；夏衍又问他是做什么工作，他就避而不谈。夏衍对此也毫不介意，更未引起什么误解，仍象过去一样向潘谈了许多文艺工作方面的情况和问题。潘汉年也仍象过去一样仔细倾听着，随后便告诉夏衍两件事：一是要他转告主编《文艺新闻》的袁殊，对国民党社会局长吴醒亚不要存有幻想，以防不测；二是告知中央已决定由翟秋白来领导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今后这方面的事将会好办些的。

　　193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潘汉年又一次约夏衍见面。见面后，潘汉年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把夏衍带到薛立华路的一座小洋楼里去见一位50岁出头的绅士模样的人物。潘汉年对这位绅士说，他自己要出一趟远门。然后就将夏衍介绍给这位绅士：“今后由他和你单独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我们是老朋友。”潘汉年既不向夏衍说明这位绅士的姓名和身份，也不说明为什么要和他单独联系。离开小洋楼之后，潘汉年也只向夏衍简单交代说：“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但仍未将这位知名人物的姓名告诉夏衍。直到后来夏衍和这位绅士熟悉了，才知他就是当年袁世凯搞复辟运动的大将之一杨度。

　　原来潘汉年主持特科情报工作，除了依靠特科自己的部分专职情报干部外，还通过各种关系建立情报网络。杨度就是其中之一。他表面上是失意政客杜月笙的老师和食客，实际上却是中共秘密党员，经常从杜月笙那里为特科搜集一些有关国内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情报。这种特殊情报关系当然需要高度保密。夏衍不是特科干部，潘汉年要他和杨度联系，从杨那里接受情报，只是一种临时调用性质。因此，潘汉年向他交代任务时才显得那么简单、那么神秘。但是我们却从中可以看到这两位战友之间的高度信任和心灵沟通，默契配合。潘不多解释一句，夏也决不多问一句。彼此都确信对方能够理解。这或许真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不点也通了。

　　抗战爆发后，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共同开创新局面

　　潘汉年1933年夏离开特科前往江西苏区。1936年10月又以中共中央和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代表的身份到了上海，并担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他这时的主要任务是忙于和国民党当权派陈立夫、宋子文等人打交道，同时又要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上海、南京的各界人士保持密切联系与合作。经过西安事变及其以后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到1937年夏初，国共谈判终于取得了重大进展，国共合作的局面即将形成。这时，大约在6月的一天，潘汉年设法找到了夏衍，同他作了一次长谈，向他分析形势，传达党在上海即将实行的工作方针的转变，要他并通过他转告一些党内外的朋友作好思想准备。同时又询问了他个人的许多情况。

　　这次谈话，不仅加深了他们之间已有的战友情谊，而且事实上决定了夏衍后来数十年的工作与生活道路。原来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扩大，党需要调集一批得力的适宜担负统战工作任务的干部去同国民党上层人物打交道。、夏衍曾加入过国民党，认识许多国民党要人，这些都是有利条件。他的才干，他对党的事业的热诚，以及他在文化界具有的声望，更为潘汉年所看重。果然在7月10日，潘汉年又约夏衍见面，见面后便说要带他去见一个人，究竟见谁也不明说。夏衍仍按地下工作的老规矩，不多问一句，老老实实跟着潘汉年坐上出租汽车上路。等到走进一座石库门房屋的二楼，才知道是周恩来要见他。周恩来是在前往庐山和蒋介石谈判的途中临时在上海逗留的，时间很紧迫。正是潘汉年事先已经向周谈了夏衍的情况，并向周作了推荐，周才在紧张的日程安排中，决定亲自向夏衍交待今后的工作任务。夏衍这是第一次见周恩来，也是第一次见党内这样威望极高的领袖人物。虽然他在拘谨中向周表示自己性格内向，不善于和“大人物”打交道的特点，但周恩来已作出了决定，一向组织观念很强的夏衍当然只有服从。周恩来又指示夏衍说，他马上就要离开上海，以后的一切“就由汉年和你联系”。这就意味着，以后夏衍的工作将由潘汉年直接领导。如果说，左联时期和特科时期潘汉年虽在党内职务比夏衍高，但他们之间基本上还是某种横向联系与合作，是战友之间的理解与支持，现在又加上了一层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他们的这种上下级关系丝毫也没有影响或妨碍他们已经固有的友情，而是继续不断地加深和升华这种情谊。

　　和周恩来见面之后不久，潘汉年便把夏衍派上了统战工作的第一线。先是派他去给刚刚回国的郭沫若当“参谋”和“顾问”，向离国10年对国内情况已经生疏了的郭沫若介绍各方面情况，帮助郭沫若处理某些难题等等。有意思的是：潘汉年派遣夏衍工作，每每总是事先不打任何招呼。即使夏衍有所询问，也决不轻易透露具体情况，不提前多说一句。这虽然可以说是潘汉年长期地下工作养成的慎重和机警，但从另一侧面也恰好说明了他们之间的高度信任与理解。

　　接着，潘汉年又派夏衍参加由郭沫若领衔主持的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救亡日报》工作，担任中共方面派出的总编一职。不言而喻，既是统战性质报纸，夏衍就必须和国民党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的潘公展等人打交道，诚心诚意地和人家“联合办报”，同时也必须贯彻党的统战方针政策，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主导与核心作用。人们都知道，周恩来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策略的制定者之一，并且是这个领域内的杰出帅才。潘汉年是贯彻执行统战策略的高手，是周恩来在这一领域内的得力助手之一。夏衍在进入这一领域后，很快也显示了他的出色才干，把一张四开的《救亡日报》办得十分红火，销路与影响与日俱增。夏衍没有辜负周恩来和潘汉年的重托。这同时也反映了潘汉年对夏衍的真正了解与知人善任。

　　“八一三”以后，上海抗战形势日益严峻，从上海撤退和转移的任务十分艰巨。当政有权的国民党人士尚且争先恐后备找门路，在野无权的共产党及其进步的朋友们自然更是困难重重。潘汉年作为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按照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指示，紧张而有秩序地组织指挥了整个撤退和转移工作。首先是将一批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安全转移到香港或撤退到内地去；又指挥夏衍派先遣队去广州，准备在那里恢复《救亡日报》的出版。到12月中旬，即上海经沦陷一个月之后，潘汉年才安排夏衍撤退，让人给他送去一张船票。等到夏衍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后，才在船上发现潘汉年和他乘的是同一条船。潘汉年又是事先不加说明地安排夏衍和他自己差不多已是最后一批的撤离。这一对革命战友真正是患难与共，把困难和危险留给自己。虽然这是党的工作需要，但确实反映了这两位革命战士的可贵情怀。

　　抵达香港后，夏衍前往广州主持《救亡日报》，潘汉年留在香港工作一段时间后便被召回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扩大）全会，后又被留在延安中央社会部工作。这两位战友一别竟达9年之久。虽然在1941年间，他们两个都同时在香港活动一段时间，但因夏衍是公开的文化人身份，而潘汉年则是中央社会部（后改情报部）派往敌后主持情报工作的负责人，行踪飘忽，不时奔走于港沪之间，非常隐蔽，因而再没有机会和夏衍往来叙旧。

　　　　　　　　　　 解放战争期间，在香港的全面合作

　　岁月如流，转眼就到了1946年的夏天。夏衍已从大后方重庆回到上海，继续在文化战线上从事艰难曲折的斗争。潘汉年又以中央情报部代表的身份受周恩来的调遣来到上海。他肩负双重任务：情报工作与统战工作。前者隐蔽，后者公开或半公开。在这两条有分有合的战线上，潘汉年轻车熟路，驾驭自如。这时，他和夏衍又恢复了密切联系。

　　不久，国共谈判破裂，内战烽火迅速蔓延。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谈判代表团不得不撤离南京、上海。在上海的中共机构及其成员也只能分别撤离、转移或转入地下完全隐蔽。按照周恩来的部署，潘汉年和夏衍都属于转移到香港去开展工作的干部。而且潘汉年又负起了组织指挥撤离和转移的重任。这一次潘汉年又安排夏衍和自己同时撤离。不过这次乘的是飞机8月中旬的一天，他们从上海直飞香港。

　　在香港，潘汉年的身份很特殊，他是中央情报部的代表，又是中共上海局的成员。中共华南分局成立后，组织上则由上海局兼管，潘汉年便又以上海局成员的身份参加华南分局的领导工作。他的主要任务还是两个方面：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和主持情报工作。夏衍是华南分局的成员，并主持分局所属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以文化宣传为其主要职责。从组织关系上，潘汉年又成了夏衍的直接或间接领导。

　　由于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共在香港的工作任务越来越繁重。在香港工作的干部，尤其是一些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便往往要超越原有的分工范围而需要通力协作。潘汉年的特殊身份，使他实际上成了协作的总调度和总指挥。用夏衍的话来说，很多事都需要由潘汉年来“牵头”办理。当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时，各方面的人士都要来找共产党，向共产党询问方针政策，打听人事和各种消息，他们最想见到的也是潘汉年，从潘汉年那里得到权威的答复。因为潘汉年的情报系统始终保持着和中央的直接联系。于是，潘汉年便不得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正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夏衍成了潘汉年的重要帮手之一，又正是在这新的频繁的接触与密切的合作中，他们之间进一步加深了战友情谊，从而成为莫逆之交。

　　1948年，为迎接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中共驻香港机构要设法把集中在香港和散居在国统区各地的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三百多人邀请到解放区去。这些人士又大都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严密监视的对象，一旦发现他们将去解放区“投共”，必将加以阻挠甚至谋害。这无疑是一项难度很大并且是充满着危险的任务。潘汉年调集了许多得力干部，经过周密计划和部署，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在半年多的时间内，无一意外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在这过程中，分管文化宣传的夏衍也被调积极参与其事，全力以赴协助潘汉年一批又一批地将中央指名邀请的人士通过海运送往已经解放了的大连、烟台等地。

　　随着形势的发展，潘汉年主持的情报工作范围也越来越大。除了要不断搜集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情报向中央领导机关及时报告外，还要负责开展策反工作，以加快胜利步伐。国统区不断有人到香港来找共产党的关系，打听或联络有关起义投诚一类事情；各地地下党也常派人到香港报告他们那里已经策反或联系到的敌伪人员准备起义的情况。潘汉年行踪不定，住所难寻，于是许多人就先找到中共主办的公开报纸《华商报》，通过在《华商报》办公的夏衍再找潘汉年。例如1949年初，金山从上海到香港，要向党报告章士钊策动杜月笙参加和平谈判的情况，并请示处置意见，金山原是李克农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他的真实身份只有周恩来、李克农知道。李克农曾向他交代，无法和李直接联系时，可去香港找潘汉年。金山无法知道潘汉年的行踪，只好先找到《华商报》的夏衍，通过夏衍才和潘汉年联系上。又如在淮海战役之后，上海地下党的蔡叔厚给夏衍写信，密报当时担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妻子正通过关系向中共方面打听他们汤家还有没有保全自己的退路。夏衍马上将蔡信转交给潘汉年。潘便派情报干部专程去上海了解具体情况，参与策反活动。

　　夏衍以满腔热情积极支持和参与潘汉年的工作，潘汉年自然也同样地关心和支持夏衍的工作。例如夏衍直接主持的《华商报》，1948年冬因亏损而陷入困境时，不得不进行募捐活动。潘汉年便通过情报系统，动员一位正努力向中共靠拢的实业界人十，积极帮助募捐并带头捐助，从而使《华商报耀脱了困境。夏衍因此而十分高兴。

　　　　　　　　　　　　解放初期，在上海甘苦与共

　　1949年4月下旬，中央为了加强对即将解放的上海接管工作，急调潘汉年、夏衍、许涤新三位“老上海”到北平。由李克农亲自接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位中央领导人部分别和他们会见谈话，听取汇报，指示工作任务。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央对他们在香港工作的肯定和对去上海工作的重视。根据中央决定，潘汉年被任命为上海市军管会秘书长、上海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夏衍负责文化教育的接管工作，并担任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许涤新负责工商统战工作。

　　夏衍和潘汉年在上海解放前夕，匆匆赶到江苏丹阳，在丹阳仅仅停留数日，便开赴上海履行新职。

　　潘汉年作为陈毅的重要助手，为接管和治理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陈毅的领导下，他先后主管政法、统战、财经和市政建设等各项工作，并取得世人公认的成绩。他和陈毅还在新四军时期就已相识相知。在上海解放初期的工作中，他们的关系也很融洽、合作愉快。

　　夏衍主管的文化宣传工作，无论在开始的接管时期还是在后来的恢复与发展时期，也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在文化艺术方面，上海一直保持着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发挥着别处无法替代的作用。只是他个人作为一介书生，作为一个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已经多年养成了自由职业者的诸多习惯。当他进入上海当了执政党的高官后，有一个时期很不适应解放区的某些制度、习惯和作风，包括互相之间及上下级之间的称谓等等。不过，只要夏衍一踏进潘汉年家的门槛，那一切制度、习惯和作风便不复存在，他们仍一如既往地以老朋友相待，一切都毫不拘束。以称谓而论，当面或直称“汉年”，或和过去一样戏称“小开”。夏衍有时离开上海出差外地或出国访问，在给潘汉年写信时，那称呼就更随便而显得更亲切了：“汉年兄”、“开兄”或“凯兄”等等。有一次从国外访问归来，途经广州时给上海潘汉年夫妇写信，大约是在国外呆久了，思乡心切，信的开头称呼“慧姊转开兄”。那同志加兄弟的情谊跃然纸上。

　　夏衍是主管上海文化宣传的领导。解放后不久，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宣传方面阶级斗争的弦便逐步绷紧。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及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评，都使夏衍这个宣传部长难辞其咎。夏衍的老战友，直接主管电影的于伶所受压力更大。夏、于两位不得不在各种会议上做口头检讨和在报刊上公开自我批判。潘汉年自己虽然也并不完全理解那些批判的真正含意，但他作为朋友和作为上级领导人，还是尽可能地给夏衍和于伶以真诚的宽慰与鼓励。

　　无独有偶。几乎就在夏衍主管的文化宣传工作中出了一些所谓的问题受到批判的同时，潘汉年分管的上海公安政法部门的工作也出了某些所谓的问题。虽然他不是直接责任者，但上海和北京的有关主管单位一直抓住不放，他的老战友扬帆作为直接责任者已经作了多次检讨后仍不能过关。对此，潘汉年不能不感到某些压力和忧虑。

　　但是不论发生了什么事，出现了怎样的情况，夏衍和潘汉年之间的友谊仍然牢不可破。他们之间的交往频繁依旧。周末和假日，夏衍成了潘家常客。他们促膝谈心，为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欣慰。因为那成就中包含了他们的艰巨努力与心血。他们同时也为工作中的某些失误而不安。自然，也为他们自己还不能完全理解的所谓问题而困惑。他们在思想上经常互勉互励，密切交流，直至推心置腹，无所不谈。夏衍有什么心事，或是遇上了什么难题，往往要首先征求潘汉年的意见。潘汉年有什么心事，或是遇到了什么难题，也常常要求助于夏衍的理解与帮助。例如，有一段时间，中央考虑要调动潘汉年的工作，夏衍到北京出差时便到李克农那里去打听有关的消息，并及时写信告知在上海的潘汉年。又如，潘汉年夫妇一直没有孩子，他们想收养一个孩子，便和夏衍商谈。1955年3月31日，潘汉年在北京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期间，因为自己的一个历史情况没有及时向中央报告而感到惶惶不安时，就主动去找夏衍谈心，倾诉自己内心的压抑与苦恼。这些都体现了他们之间的不寻常的深厚友情。

　　在历史的大灾难中，保持始终不渝的忠诚友情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交往，在胜利和成功的时候显得很和谐亲密，这是容易做到的；而在遇到严重挫折或是巨大不幸时，那情形就大不一样了。避之惟恐不及忙着划清界线者有之，反戈一击落井下石者有之。夏衍和潘汉年之间的情谊却是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而始终不渝、忠贞不贰的，令人感佩。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饭店被秘密逮捕的第二天，住在潘的隔壁的夏衍对这位突然失踪的战友至为关切，到处打电话打听下落。直到上级领导出面通报情况为止。

　　日益猖獗的极左思潮，很快就给潘汉年案件定性。潘汉年这位革命老战士被强加上了“内奸”、“反革命”罪名。并且按照统一部署，在党内外发动了一个揭发批判的热潮。上海更是重点，在潘被捕后的几个月内，各种所谓检举、揭发和交代的材料数以百计地转到了专案机构。但这里面竟没有见到过去和潘汉年的关系最久最深的夏衍所写的揭发和交代文字。

　　1963年，政法机关将潘汉年判处1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随即又采取假释措施，将潘汉年夫妇从秦城监狱转到团河农场监管改造。按当时的某种宽松政策，潘汉年夫妇被允许有一定范围的自由，包括进城购物和探访亲友的自由。潘汉年深知自己的身份特殊，只想利用进城购书购物的自由，而不准备使用探访亲友的自由，怕的是在那个阶级斗争已经“天天讲”的年月里，再给别人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可是有一天，潘汉年夫妇在东安市场书店里，竟意外地碰上了老朋友唐瑜。在这位侠肝义胆的唐瑜坚持要求下，潘氏夫妇到了唐家作客，并又在唐家巧遇老朋友孙师毅。劫后余生，依然能够受到老朋友的欢迎和善待，对潘氏夫妇而言，自然是一件十分欣慰的事。此后的两三年间，潘汉年夫妇每隔一段时间就到唐瑜和孙师毅家作客小叙。但当唐瑜问及可否将潘的近况告知老朋友夏衍、胡愈之时，潘汉年坚持没有同意。潘汉年对唐瑜说，夏衍、胡愈之都是高级干部，不同于普通平头百姓。和他们往来对他们实多有不便，自己既已不幸，又何苦给朋友添麻烦呢？这样，从1963年夏到1967年春这三年多时间里，潘汉年始终没有利用给予他的访友自由去见夏衍一面。虽然他在内心深处是多么希望能象过去那样和夏衍这位挚友一叙衷肠啊！

　　“文化大革命”风暴掀起后，夏衍也遭遇了几乎同潘汉年一样的恶运。“搞修正主义”、“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代表人物”、“围攻鲁迅”等一系列罪名都加到了这位革命文艺老战士的头上，身陷囹圄，惨遭批斗，所受迫害的程度比之潘汉年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潘汉年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又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指使下，被重新收监审查，也同样受到了“文革”期间那种对“政治犯”所特有的非人待遇。但他毕竟已是一只所谓的“死老虎”。他的那些所谓历史问题已经折腾了十多年，无论专案人员的政治嗅觉有多么灵敏，再也翻不出什么新花样了。然而潘汉年从20年代中期就参加革命参加党，又在好几条战线上奋斗过，经历过大量的历史事件和接触过大量的重要历史人物。于是，找他外调和要他写揭发某人某事材料的专案人员便络绎不绝，访问、审问、追逼，一心想要从潘汉年这里得到他们所想要得到的材料。其中，夏衍专案组的人员当然更清楚潘汉年和夏衍之间的长期交往，过从甚密的历史。他们几次以中央专案办的名义提审潘汉年，要潘交代和揭发夏衍的“罪行”。潘汉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回忆他和夏衍的交往经过以及他所知道夏衍的全部情况。为了应付专案人员的外调与追逼，潘汉年用了一整段时间写了一份长达数万字的关于夏衍情况的材料。由于这份材料的重要，有关部门还特地打印出来归档长期保存。20年之后，笔者读到这份材料时，深感这份材料是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除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不可能没有的一些空洞的政治帽子和流行的行文习惯用语外，就事实本身而言，可以说是没有任何虚构杜撰以及捕风捉影、蓄意夸大成分的。这既反映了潘汉年的政治品质，又反映了他对老战友夏衍的一片真诚负责态度。

　　历史的车轮不停地转动。夏衍和潘汉年的命运也在不断地变迁。1975年，潘汉年在被加重判处无期徒刑后，又被流放到湖南山区的一个劳改茶场去监督改造。1977年春，当历史的曙光刚刚露出地平线而天空的乌云还远没散尽的时候，潘汉年终因多种疾病缠磨含冤去世、遗恨终身。夏衍则在1977年的同一历史时空获得了“解放”，重新成为革命领导干部。

　　1979年后，潘汉年一案在陈云、廖承志等人的竭力推动下得以复查。到1982年8月，才得以正式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由中央下达文件通知到县团级以上党的组织。这和当年在报刊上大张旗鼓公开讨伐潘汉年的情况相比，一份党内文件显然不足以完全恢复潘汉年的真实面目。于是又在陈云的关注督促下，由夏衍带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潘汉年的文章，从而引发了1982年至1983年间在多家报刊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回忆和纪念潘汉年的文章和资料，终于使这位卓越的革命老战士，在革命文化战线、隐蔽战线和统一战线领域内，以及在接管和治理上海的工作中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优秀人物的一生光辉业绩为世人所知。

　　为了进一步颂扬潘汉年的历史功绩，在荧屏上重塑一个潘汉年的光彩形象，1992年初已经92年高龄的夏衍又牵头和阳翰笙、罗青长两位潘汉年的生前友好一起联名致函中央领导，建议拍摄一部反映潘汉年生平的电视连续剧。中央领导迅即批复同意。虽然这部电视剧至今尚未出台，但已可以预期在1996年潘汉年的90诞辰前后推出。不幸的是，夏衍和阳翰笙这两位老人还没有来得及看到他们的建议完全实现，便也先后与世长辞了。

　　人固有一死，夏衍和潘汉年这两位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都已经先后离开了人世。但是他们的革命业绩以及他们之间可贵的经受了长期严峻考验的友情，却是值得人们深深怀念。

　　　　　　　　　　　　　　　　　　 1995年3月写于夏衍逝世1个月之后

　　　　　　　　　　　潘汉年和叶挺在新四军初创时期

　　　　　　　　　　　　　　　　 林铭纲

　　潘汉年同志在他充满传奇和神秘色彩的战斗生涯中，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鉴于他长期在国统区、敌占区和香港从事统一战线与秘密情报工作，并且是一位“严守纪律、不自居功的优秀共产党员”①，从1955年起又蒙受了不白之冤，因此他的许多功绩至今仍鲜为人知。他为创建新四军所起过的重要作用，作出的历史贡献，仅仅是其中之一。

　　①夏衍：《纪念潘汉年同志》，1982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

　　1936年4月，潘汉年奉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指示，从苏联回国参加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谈判联络工作，他和精通法语的胡愈之一起离开莫斯科，经巴黎于5月到达香港。

　　肩负再次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重大使命，潘汉年一到香港便有条不紊地展开了紧张的工作。他首先发信给国民党的陈果夫，要他即派员到港面谈，并派胡愈之到上海同地下党联系，了解党中央和红军到陕北后的情况。同时，又不失时机地会见各方面人士了解国内情况，这其中就有他的好友叶挺。

　　叶挺，这位赫赫有名的北伐名将、八一南昌起义的前敌总指挥、广州起义的军事总指挥，在起义失败后于1928年春末夏初出国。他在莫斯科遭到冷遇；在柏林开过饭馆；在维也纳靠卖豆腐维持生计。同年冬，周恩来路过柏林时对他进行了友好的劝导与批评。1932年秋，叶挺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和夫人李秀文一起结束了国外流亡生活回到澳门。在澳门，叶挺没有找到中共地下组织，后来以客座参谋身份参加过福建事变，失败后又回到澳门，应邀担任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军委委员，常到香港联络国民党军队中的反蒋抗日将领。叶挺是在192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①在漫长的岁月中他和党脱离了关系。正当叶挺急切地寻找党的组织，了解党对当前时局的政策主张时，潘汉年来到了香港，并通过何麟（中共地下党员，医生）约见了他。

　　①见段雨生等著：《叶挺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535页。

　　5月的一天，潘汉年在香港弥敦饭店同叶挺进行了热诚的交谈。比潘汉年年长10岁的叶挺，倾听这位刚到而立之年、风度翩翩的同志和朋友侃侃而谈。潘汉年依据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八一宣言）的精神，告诉叶挺说，中共将由推翻国民党统治转变为联合国民党抗日，从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他诚挚地希望叶挺能够运用他在国民党军队将领中的影响，促进团结抗日的目标早日实现；同时，还希望叶挺在反蒋的两广和其他地方实力派中做一些工作，使他们能够同意联蒋抗日。叶挺完全同意中共的政策主张，并愉快地接受了潘汉年的建议。

　　这是叶挺自从离开党的组织，在国外流亡多年回国后，在香港第一次同中共的重要干部面谈。这次会面，对叶挺未来10年的人生旅程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有人认为，“正是有了这次会面才有了后来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的事情。”①

　　①见董保存：《叶挺与新四军初创》，载《世纪》1995年5月／6月总12期第22页。

　　自从潘汉年主动约见叶挺，把党的最新的政策主张告诉他，并且要求他继续为党工作之后，叶挺心情舒畅，情绪很高，遇到熟人常常高兴地说：“我现在好了，和那边（指中共）联系上了，再也不是孤家寡人了！”

　　叶挺按照潘汉年传达的团结抗日的政策精神，访问了在苏州、嘉兴、常熟、江阴一带建设防御工程的国民党部队中的老朋友，还同中共华南工委书记宣侠父赴广西苍梧，向李济深等反蒋人士转达了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7年初，叶挺在澳门会见了张云逸，表示拥护党争取国共合作抗日的政策，愿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春节后，他带了全家从澳门迁到上海，住在静安寺路一座庭院式的小洋房里。

　　这时，潘汉年已从陕北保安返沪，受命担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并被正式任命为中共代表负责同国民党谈判。卢沟桥事变后，担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当天，周恩来等赴庐山同蒋介石谈判路经上海，住在北四川路桥堍新亚大酒店。当潘汉年告诉他叶挺现在上海的时候，他请潘汉年安排与叶挺见了面。他们自从1928年柏林分手后，已有近十年没有见面，在这国难当头之际在上海相逢，要说的话何止千言万语。周恩来希望叶挺能够参加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工作，并且示意他同陈诚、张发奎等人接触，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表示自己愿意领导这支部队抗日，并通过他们争取得到蒋介石的首肯。

　　叶挺很快找到了正在上海的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向这位当年保定军校的校友提出希望参加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工作，并建议这支将要编成的部队的番号叫做“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表示继承北伐时期“老四军”的优良传统。陈诚对此表示赞同，并向蒋介石进言。蒋介石几经考虑，不得不接受中共提出的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军的方案。他认为叶挺不是共产党员，是一个合适的人选。9月28日，在没有征得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便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通报宣布“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

　　远在陕北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此时尚不知此事。潘汉年得悉后，即于10月5日发出致毛泽东、洛甫（张闻天）的电报：“南京军委已委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任务为改编与指挥闽赣边游击部队，但叶在南京与剑英及博古同志接洽，尚未得最后结论，急待我方答复，我们是否同意他去。如何？请示。小开五日”“小开”是潘汉年使用最多的一个化名。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在接到潘汉年的电报后，经过研究复电潘汉年，明确表示在下列条件下完全同意叶挺指挥闽粤边张鼎丞、何鸣两部，即叶挺和国民党同意：（一）何鸣部人枪全数交还，并公开声明错误。（二）国民党不干涉一切内部人事。（三）该两部在闽粤边原地，为保卫地方反对日寇进攻而作战，不移往他处。其他地区游击队，候国民党交还何鸣部人枪并公开认错之后，再行商量条件。

　　毛泽东还致电博古、叶剑英询问叶挺是否愿意完全受共产党领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是否来延安一次面商等问题。当博古、叶剑英向叶挺转达了毛泽东等人的意思后，叶挺明确表示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并经何应钦同意前往延安。

　　10月下旬，叶挺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诚欢迎与亲自接待。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叶挺将军在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中建立的历史功绩，热烈欢迎叶挺愿意与我党合作共同抗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在抗大礼堂召开的欢迎大会，并致词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将军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在会上说：“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跟了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经过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的艰难交涉，组建新四军有关的编制、经费、干部任命等问题陆续得以解决。叶挺军长更以其特殊身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1938年1月8日，中共方面提出的要求，以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名义“核定”了下来，批准新四军编为第一、二、三、四共四个游击支队，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任一、二、三、四支队司令。此后，又委任了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等。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办公。2月11日凌晨，叶诞军长一行到达南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闽、浙、粤、赣、湘、鄂、豫、皖八省红军游击队，终于汇成了一支抗日的铁流，在大江南北向敌人的后方挺进，像一把钢刀插在敌人的胸膛，同日伪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潘汉年和叶挺在新四军初创时期所作的贡献，将永远载入史册。

　　　　　　　　　　潘汉年和刘晓在抗战期间的亲密合作

　　　　　　　　　　　　　　　　 沈忆琴

　　“送君西去诉离愁，长渡鄱阳作楚游。大别山中堪暂住，会师江左待经秋。”这是1943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晓奉命离开淮南根据地去新四军五师接受新任务前夕，华中局情报部部长潘汉年写的一首送行诗。依依惜别，期盼胜利重逢的战友之情，跃然纸上。潘汉年和刘晓，早在30年代的中共江苏省委和苏区，就曾并肩战斗过。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又在上海地下斗争中重逢了。潘是中共上海情报战线的领导人，刘是上海地方党委的领导人。严酷艰辛的地下斗争，铸就了两人之间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他们相互支援，密切配合，机智勇敢地周旋于日、汪、蒋势力之间，为在上海坚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扩大党的全面抗战主张的政治影响，发展党和爱国进步的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海地下党在1935年遭到严重破坏，留存下来的党员和党组织同中央长期失去联系，情况复杂。党中央为恢复重建上海党组织，先后派冯雪峰、潘汉年、刘晓来上海。上海地下党的重建，正值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历史转折关头，是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进行的。继“七七”事变之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地下党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组织和动员人民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斗争，支援前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随着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不得不顺应国共合作的历史潮流，允许中国共产党公开合法的活动，但又采取种种包办统制的办法控制爱国群众的抗日斗争，并且千方百计限制共产党的影响和作用。中共中央早就预计到上海地下党重建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1937年7月上旬，周恩来在上庐山同蒋介石谈判前，特地在上海秘密会见了潘汉年和刘晓，高瞻远瞩地提出：不管形势怎么变化，统战工作要大力开展；群众工作要稳扎稳打；党要隐蔽，要从长远打算，不能只看一时现象。这三点，正是重建上海地下党的工作的关键所在，也是对上海地下斗争中长期存在的“左”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的切实纠正。潘汉年和刘晓从当时的上海实际环境出发，将这三方面的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声有色地展开了重建上海地下党的各项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加强对风起云涌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刘晓、潘汉年等决定先成立党的群众团体工作委员会（简称群委，王尧山任书记），将各抗日救亡团体中的党员组织起来，作为筹建江苏省委工作的第一步。当时，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正确与否，就是看是否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能有效地反对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潘汉年当时以八路军和中共统战代表的公开身份就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负责公开的国共谈判，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文化界的救亡运动。限于地下斗争的环境，上海地下党和“八办”组织上都是独立系统，一般不公开联系，双方负责人商谈工作要经过充分准备，但在“八办”和“群委”的协力配合下，抗日救亡工作中的上层“、中层和基层的统一战线迅速地建立和开展起来，使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健康地发展。当时，卓有成效的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都争取了公开合法化，一切抗日救亡工作都采取合法的工作方法。当时的文化界救亡协会是联系各群众团体，开展救亡运动的枢纽，也是党的工作的中心，它是国共双方共同参与的统一战线组织。当时的职业界救亡协会是会员人数最多、群众工作基础最雄厚的一个救亡团体，参加者不仅有店职员，还有经理、工商业者；领导层中还有各行业的知名人士，真正体现了上、中、下统一战线的结合。文协和职协这两个团体都参加了国民党当局主办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成为团体会员，取得合法活动的地位。潘汉年负责同抗敌后援会和文协中的国民党人士杜月笙、潘公展等打交道，同各界上层人士加强联系。他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在上层活动中尽量创造条件保证群众团体的抗日救亡工作顺利开展。文协、职协等救亡团体则通过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具体工作，发挥中层、基层统一战线的作用，冲破国民党当局的种种限制，大胆放手地发动和组织群众投入各项抗日救亡活动中去。

　　当时的群众活动，也打破了陷于小圈子、动不动就大搞示威游行的老办法，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内容和形式。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各种慰劳队、救护队、运输队、故地服务团的工作搞得如人如茶。

　　二是通过统一战线的形式，建立公开合法的新闻出版阵地，组织正确的舆论导向，使中共坚持全面抗战，抗战到底的政治主张深入人心。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办的《救亡日报》，是在中共领导下采用国共合作合法形式出版的大型日报，一开始就是中共宣传抗战的舆论中心。它高举团结、抗战、救亡的旗帜，针对抗战形势的发展和群众中的实际问题，进行宣传、组织，使广大爱国群众逐步认识全面抗战和抗战必胜的意义和途径，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下紧密团结起来，如“八一三”战争期间，针对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不宣布绝交和宣战的政策，《救亡日报》发表文章鲜明地指出：那些坚持反对绝交、宣战的人是少数的观点，动员群众起来反对当局的投降妥协倾向。当社会上出现“英美即将调停，日军将不向南京进攻”的谣言时，《救亡日报》将“主和者就是”、“战则存，和则亡”、“坚持抗战！反对分裂！反对妥协！”作为标题，并发表了潘汉年、胡愈之的评论文章，使人们认清抗战到底的阻力和困难，坚持斗争。上海失守前夕，当蒋介石谋求对日乞和时，《救亡日报？又及时组织文章揭露和反驳匡民党内主和派的阴谋。

　　在此期间，潘汉年在《救亡日报》等公开报刊上发表了几十篇观点鲜明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分析国内外形势的文章，充分发挥了他作为公开的中共代表的作用。这对党员和积极分子了解党的主张，提高对五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起了指导作用。

　　三是重新组织党员和干部队伍，为重建上海地下党打好组织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后，汇集在上海的各个方面的党员和干部人数众多，其中，有和中央失去联系的原来留在上海的各系统的党、力员；有出狱后到上海来寻找党的关系的各方面干部；有各系统在救匡会运动后发展的新党员，等等。但是，要建设一个隐蔽精干、长期作战的上海地下党，必须认真审查与物色适宜做地下斗争工作的党员。“八办”和“群委”担当起了当时审查和调配干部的大量工作。

　　1937年8月上旬，潘汉年、刘晓、冯雪峰和王尧山在王尧山家中开会。这是“八一三”时期上海地下党两个方面主要负责人仅有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商量了两方面之间的分工和党员干部分配安排等事宜，确定了哪些人坚持在上海搞地下斗争，哪些人要转移到新的岗位去。之后，经过“八办”的调配，大部分干部被动员到抗战前线和大后方去，坚持上海地下斗争的只是少数党员。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都熟悉上海环境，在上海有隐蔽条件，并且经过多年抗日救亡运动的锻炼，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

　　以上仅是“八办”和“群委”在“八一三”时期千头万绪工作中的几个重要方面。但由此可以看出，潘汉年和刘晓的密切合作，“八办”和“群委”的默契配合，为上海地下党的重建打下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良好基础，使得中共江苏省委建立后一开始工作就比较顺利。

　　1937年11月12日，上海除租界地区外全部失守。中共中央及时来电指示潘汉年和刘晓：上海失守后，救亡运动将更为困难；公开的救亡团体应准备转入秘密状态，党的秘密工作应有新的布置，严防敌人突然袭击；干部要重新分配，工作方法要有转变。来电特别提到：潘汉年应完全转入地下。12月中旬，潘汉年将各种应做的工作安排就绪后，撤离上海，前往香港。刘晓仍留在上海，负责主持中共江苏省委的工作。以后的二三年中，潘汉年在香港的情报工作和刘晓在上海地下党的工作仍然息息相通，遥相呼应。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潘汉年作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兼华南情报局主要负责人，经常往来于港、沪之间，并逐渐将上海作为情报工作的重点，着手建立上海的情报工作网络和据点。这时，他同刘晓又建立了直接联系，不时在浴室、咖啡馆等公开场所和不引人注目的学生党员陈永箴家里交换意见，商量工作。当时，中共中央一再指示要加紧搜集日、伪、蒋之间勾结的政治动态，要加紧进行打入敌伪内部和高层，开展战略情报工作。其中争取和利用李士群，是潘汉年1939年离开延安前，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研究确定的工作。潘汉年在决定亲自会见李士群之前，曾和刘晓商量过。他们分析了李士群的处境和矛盾，一致认为争取李士群的工作既必要又可行。事实证明，李士群以后确曾为我党提供过一些有关日伪“扫荡”、“清乡”动向的情报。在1942年秋，刘晓和潘汉年从上海安全撤退到华中根据地，就是通过李士群的关系。

　　为配合潘汉年的情报工作，刘晓和江苏省委还抽调了一批干部，协助潘汉年加强开展情报工作的基础，解决情报来源。譬如，江苏省委所属职委系统的何荦，学委系统的张征秉，都奉调去协助潘汉年搞政治交通工作；淮南抗日根据地发往敌占区上海、南京等地的重要指示和发往根据地的重要情报，多是经过何荦等往返传递，及时沟通的。1942年夏，省委情报工作委员会委员史永（沙文威，沙文汉的胞弟）和他领导下的人员都划归潘汉年在上海的情报组织。史永划归潘汉年领导后，为党的情报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原来联系的地下党员赵铮兄弟两人，都打入汪伪“76号”搞内线工作，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他领导的地下党员蔡秉贤，从抗战一直到解放长期埋伏在国民党特务组织内部，成为重要的情报来源。他长期联系的汪维恒，在解放战争时期提供的蒋介石发动进攻大别山战役的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等情报，对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1943年，潘汉年和刘晓虽然身在华中局淮南根据地，但仍分别领导着上海的情报工作和上海地下党。他们一如既往地互相支持，互札配合，成绩卓然。毛主席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曾经口头表扬了潘汉年和刘晓领导的上海地下斗争的成功。这是对潘汉年和刘晓的赞扬，也是他们之间战斗情谊的写照。

　　　　　　　　　　　　　 于伶心中的汉年①

　　①本文原载《长夜行人——于伶传略》，收入本书时作了删节、修订。题目为编者所加。

　　　　　　　　　　　　　　　　　袁鹰

　　　　　　　　　　　　　　　　　 一

　　1955年初，上海电影厂厂长于伶肝病复发，又住进华东医院。

　　3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潘汉年到病房来看望于伶。

　　“老于，我刚才专门去详细问过医生，他们说你这病问题不大，很快就会好转的。你就安心在这里养病吧，不必着急出院。”

　　于伶微笑点点头：“你事情多，不必来看我，我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我明天要去北京，参加全国党代表会议。”

　　“要开多长？”

　　潘汉年答道：“不会太长吧。现在大家都很忙。”

　　又谈了几句话，潘汉年说还要去外科病房看望一位老战友、烈土的遗孀邱大姐，她的癌症恐怕已经元救了，必得去看一下，说罢，匆匆握别。

　　一位护士走进病房，轻声问：

　　“咦，潘副市长呢？”

　　“他到外科病房去看一位病人了。”于伶说，“有电话找他吗？”

　　“他的药。”护士指指手上的药盘：“刚才他要了一瓶药水和安眠药片。怎么办呢？”

　　于伶看她为难，就安慰说：“不要紧的，你就放在我这里吧。一会儿吴强同志来，他正有事要去找潘副市长，我托他带去。”

　　一切都很自然、正常。谁也没有料到，这一次平平常常的探病，竟成为两位知心战友之间的永诀。

　　4月5日，于伶从报上看到党代表会议公报和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

　　4月中旬的一天，上海市委电话通知于伶立即去参加一个会。

　　这个会不同于往常，气氛紧张而神秘。他本以为是关于高饶问题的传达，不料完全不是。

　　主持会议的人用极其严肃的声调读了一份党内通知。

　　于伶一听到头几句，就如五雷轰顶，整个头脑全被炸裂了。昏昏糊糊，再听不清通知的具体词句，只是反反复复记住三句话：

　　一、潘汉年是隐藏在党内的内奸，已于4月3日被捕，关押审查。

　　二、所有到会的人必须严格保密，相互之间不得议论、打听。

　　三、每人回去写揭发检举材料，越具体、越详细、越快越好，两天内交。

　　他如梦如痴，木然地回到医院病房，斜躺在单人沙发上；透过被泪水模糊了的眼镜片，看到对面白色墙壁上只有两个斗大的黑字：“内奸”。

　　　　　　　　　　　　　　　　　 二

　　潘汉年是内奸？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这个结论，他怎么也接受不了。他大了解这位老战友的经历了。

　　——1925年，年仅19岁的潘汉年就进入中华书局，担任《小朋友》杂志的编辑。同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郭沫若领导的创造社，是个负责跑印刷厂、捆书、寄书等杂务的“小伙计”。后来又编《洪水》、《幻洲》杂志，开始用“水番三郎”笔名，写嬉笑怒骂、尖锐抨击反动势力的文章。

　　——1926年，他到南昌、武汉参加北伐战争，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革命军日报》总编辑。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他奉党中央之命到上海工作。1928年，担任文委书记。

　　——1930年，主持筹备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时参加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1931年，担任中央保卫部门负责人，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曾经参与清除叛徒顾顺章等敌特、内奸隐患。

　　——1933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

　　——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1935年，遵义会议后，奉命只身化装到上海设法恢复白区工作，打通与共产国际联系。与陈云会合后先后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及长征初期情况。

　　——1936年，又被派回上海，恢复党的各种外围组织，筹建电台。

　　——1936年西安事变后，奉党中央之命秘密去南京同宋子文、宋美龄、陈果夫、陈立夫等国民党要员谈判，敦促宋氏兄妹去西安，争取和平解决事变。

　　——1937年，随同周恩来同志担任中央代表，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和平谈判。

　　——1937年抗战爆发后，担任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公开组织和领导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期间，他风尘仆仆来往于上海、香港之间，冒着生命危险，领导地下的革命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进逼香港，他奉周恩来同志之命，同廖承志一起组织300多位文化界知名人士安全撤退到东江游击区。后来，他又几次潜返上海，负责情报工作，用各种身份作掩护，同敌伪上层分子周旋。

　　——解放战争后期，组织各界知名人士从上海等地转往香港，然后通过海上通道往华北和东北解放区。

　　——1949年，他随军进入上海，担任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委第三书记，还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长。

　　这样一位为革命奔走半个世纪，为党为人民献出毕生心血，忠贞坚定、智勇双全、功勋卓著的共产主义战士，怎会是内奸？

　　如果是内奸，在那么多他经手的工作中，只要有一次出卖，就足以使党使革命蒙受重大的损失，使敌人轻易就得到梦想多年而得不到的东西。他为什么不干？

　　如果是内奸，他多年追随周恩来等领导人一起工作，要向敌人告密，易如反掌，顷刻间就能得到巨额奖金。他为什么不干？

　　如果是内奸，那年香港大撤退时，他为什么不将300多位抗日爱国的文化人拱手交给日寇，反而冒着危险，费尽心血，千方百计将他们营救出来，安全地送到大后方？

　　如果是内奸，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多次往返香港上海，手里掌握地下党组织的许多重大机密和主要负责人刘晓、刘长胜等人的住址，他为什么不去邀功请赏？

　　　　　　　　　　　　　　　　　 三

　　其实，“内奸”这个罪名，从潘汉年在北京被捕的第一天起，在最先知道消息的熟人中，就是有疑惑的。

　　据胡愈之后来回忆：

　　1955年4月5日上海代表团开会时，陈毅同志突然宣布：潘汉年被捕了。他接着说：“潘从事革命工作多年，上海的代表们就有很多和他相识或时有来往的，请不要耽心。潘是因内奸问题被捕的。这个问题发生在1943年。在这以前他做过许多工作，都是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并没有叛党的嫌疑。”陈毅同志这话显然怀疑所谓“内奸”是否正确。

　　代表团回上海以后，有人悄悄地向于伶转告了陈老总的话。于伶有点安慰地想：周总理、陈老总他们是了解潘汉年的，中央也还有些同志了解他，最后总能弄清楚。

　　　　　　　　　　　　　　　　　 四

　　两天里要交检举揭发材料。

　　有什么问题可以揭发的？

　　于伶久久地枯坐在病房沙发上，思绪如潮，心如刀割。

　　往事并不如烟。它们就像资料馆仓库里尘封已久的拷贝，一经开封，就一本一本地自动在心灵的屏幕上映现出来。

　　少年时代，于伶在宜兴就听人盛传陆陵潘家的事。潘家是书香世家。潘家三兄弟是当地有名的才子。潘汉年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这就是“水番三郎”这个像日本人姓氏的笔名的由来）。于伶在宜兴时并未见到过这位只比自己大几个月的潘家三郎，直到10多年后，两人先后来上海，在文化战线上共同战斗，才建立起同乡加同志的友谊。从此患难与共，成为息息相关的亲密战友。

　　记忆的帷幕一下子拉到20年前：

　　1936年，上海静安寺路沙利文咖啡馆。潘汉年约夏衍和于伶见面。他刚刚奉党中央之命，从陕北又一次秘密来到上海，任务是恢复遭到大破坏的党的地下组织，迅速加强力量，迎接正在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夏衍和于伶向他汇报了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后，几年来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文化界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都处于苦闷和焦急状态中。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浪潮，民心激荡。而上海文化界还卷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影响革命队伍的团结。

　　潘汉年向他们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传达了党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决议精神，使他们认清了大局，明确了目前的任务。

　　1939年的一个秋夜，上海璇宫剧院后台。上海剧艺社正演出于伶的《花溅泪》。

　　女演员蓝兰轻轻走到于伶身边，悄声说：

　　“小开来电话，要你马上到DDS去。”

　　于伶又惊又喜。上海沦为“孤岛，’后，潘汉年作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负责人，安排好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及文化界几位著名人士撤离上海，才同夏衍一起去香港。一晃快两年了，音讯不通，于伶时常惦记着“小开”。

　　于伶怀着兴奋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霞飞路DDS咖啡馆楼上，一眼就看见“小开”正安详地坐在僻静的角落里。

　　“你们辛苦了。”潘汉年握住于伶的手，用力摇几下，然后放低了声音：“我看报上影剧广告，你们上海剧艺社还在演出。这是个信号，说明没有遭到什么破坏，你本人也还安全。我就试打个电话，不想这么快就见到你。”

　　“璇宫离这里很近……”

　　“今天没有别的事，我刚到。要请你设法转一份密件上去，行吗？”

　　“没有问题。老孙还在，我立即交给他。”

　　老孙是地下文委书记孙冶方。

　　又是两年过去。1941年的一个秋夜。

　　董慧到辣斐花园剧场找于伶。于伶一见阿董出现，眼睛立即发亮了，阿董来准有“小开”的消息。

　　董慧约他走出剧场，到霞飞路底盖世宫咖啡店坐下，悄悄告诉他，明天下午去巨泼来斯路（安福路）三友浴室定个房间，晚上“小开”和老刘要来找他。

　　老刘就是当时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

　　1941年初“皖南事变”以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为了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勾结日伪对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和革命力量采取突然袭击，指示江苏省委尽快作出应变措施，保存力量，作长期的隐蔽斗争。潘汉年为此事专程从香港来上海。他同刘晓一起先约于伶谈话，讲了党的部署，询问了有关情况，商量了一些办法。后来，又换了个地方，约了更多的同志讨论了应变方案。

　　就在这次会面时，潘汉年通知于伶，党决定他离开上海去香港。

　　同潘汉年交往中的一个个镜头，依次在心头映过。这完全是共产党员之间的革命关系，有什么问题呢？有什么可揭发的呢？

　　　　　　　　　　　　　　　　　 五

　　过了“五一”节，于伶这间本来探视者不断的病房，突然变得清静了，有时接连几天，除了妻子柏李和孩子们，竟没有一个人来。柏李来时，也是轻声低语，不多说什么。病房里欢快的谈笑声消失了。

　　小护士倒常常问：

　　“于局长，怎么这些天来看你的人少了？”

　　于伶是哑子吃馄饨——肚里有数，只好苦笑一声：“大家工作都忙。清静点好。”

　　“倒也是。”小护士点点头：“我看你在病床上还要谈工作，也太辛苦了。有的小青年也不识相，人家病在床上，还要一趟一趟来谈什么剧本，真是寻开心！”

　　“不，不，”于伶微笑摇摇头：“人家也是诚心诚意的。你要知道，写个剧本也不容易。我反正不是什么要死要活的病，不碍事的。看着剧本，谈谈话，也是一种休息。”

　　话虽如此说，他的心头却不能不感到苦涩，分明人们都已风闻于伶同潘汉年案件有牵连，甚至可能还得到通知，暂时不能来往了。

　　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一些彼此相知的老朋友。

　　一天下午，叶以群同志来看望他。

　　叶以群同样由于潘汉年案件而遭到靠边审查。他满怀忿感，面容惨淡。他想安慰于伶，又觉得此时此地，也不必说什么；彼此的心情，两人都知道，彼此的疑问和惶惑，也是相同的，谁都解答不了。

　　于伶斜靠在床上，以群坐在床边小沙发上，都不开口，默然枯坐，戚然对视，一切尽在不言中。坐了近两个小时，护士推小车送晚饭来。以群看看手表，站起身，朝于伶望了一眼，轻轻点点头，不辞而别。

　　望着以群消失的背影，于伶好容易才忍住涌溢出来的泪水。

　　　　　　　　　　　　　　　　　 六

　　盛夏时节，于伶在病床上读到7月18日报上刊登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这样一段话：

　　“潘汉年、胡风两代表因为已经发现他们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常务委员会在第九次会议上和在第十六次会议上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张鼎丞检察长的请求，依照宪法第37条的规定，已先后批准将他们逮捕审判。”

　　这是第一次向全国人民公布潘汉年和胡风已被“逮捕审判”的消息。

　　7月27日，公安部长在人代会上发言，题目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于伶仔细地读了这个发言全文。读来读去，关于潘汉年的罪状只有这么一句：

　　“上海市前副市长潘汉年长期间同敌人的特务机关相勾结。”

　　放下报纸，他感到一阵茫然。

　　“长期间同敌人的特务机关相勾结”，多长时间？哪些特务机关？如何勾结？

　　一阵强烈的怀念紧紧攫住他战傈的心。他忽然想起：潘汉年那天到医院来看他时，忘了把药带回去，后来托吴强转送，也不知转到了没有？

　　　　　　　　　　　　　　　　　 七

　　秋天，于伶出院回家。

　　妻子柏李告诉他，市委已经来了通知，要于伶好好在家休息，养病，不用再去文化局上班。局里的工作，已经派了别人在负责。

　　过了两天，上影厂厂长室的秘书送来两大包信件什物，说厂里出了布告，由电影局任命了代理厂长。她又说，前不久，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在一个会上宣布，叶以群也不再担任上影厂的副厂长，他被免职了。

　　那年冬天，下了一场小雪。有天下午，于伶走出家门，沿华山路去静安寺买药，路上忽然遇到叶以群。他们的住处相距并不远。却已有好些日子没有来往了。

　　靠在路边梧桐树下，低声交谈了一会。雪花轻轻飘落在他们的头发和脸颊上，带来几分清凉。

　　“你的问题怎么样了？”于伶关切地问。

　　“前几天市委组织部通知我，说我写的跟‘小开’有关的材料，算是清楚了。”以群低声回答。

　　“可以了？”于伶露出一些宽慰的微笑。

　　“说是可以了。”

　　“那就该安排你的工作了。”于伶拍拍比他略矮一头的老友的肩膀，有点高兴，“大约不会回电影厂了吧？”

　　“谁知道呢？”以群平静地苦笑一声：“等着吧。也可能安排到作协去。”

　　“作协也好。”于伶安慰他：“那边熟人多些，还有巴公在。”

　　以群嘴角挂着一丝笑意，未置可否。于伶只觉得那笑比哭还苦涩，不由得一阵心酸。

　　以群被分配到作协以后，编了几年刊物，搞了几年理论批评，担任书记处书记和理论研究所所长，还曾被选为副主席，但是始终未能摆脱艰危的处境。一到十年风暴，他立即被作为“周扬文艺黑线代理人、潘汉年同伙”揪了出来。1966年8月2日黎明前，他正在阳台上，看到作协一名“造反派”好汉正坐着公安局的汽车停在枕流公寓门前，准备上楼来捉他。他就毅然决然从六层楼一跃而下，用自己为革命奋斗几十年的生命对眼前这个被扭曲的时代作无声的控诉。

　　就在以群跳楼的三个星期之后，于伶也被捕，开始了9年的铁窗生涯。

　　　　　　　　　　　　　　　　　 八

　　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期间，有一次在北京西苑旅社食堂外面通道上，忽然有人从后边赶上于伶，对他耳语说：

　　“知道吗？‘小开’和阿董，都已经去世了。”

　　于伶愕然，回头盯住对方：

　　“在哪儿？”

　　“湖南一个劳改农场。他们一直关在那儿。”

　　“消息可靠吗？”

　　“千真万确！”

　　“什么时候死的？”于伶紧追着问。

　　对方摇摇头，沉默地跟他走了几步，然后说：“好象就是前两年。”

　　回到房间第一件事，是打电话给夏衍。

　　夏衍证实了噩耗，并且告诉他具体日期：1977年4月。地点是湖南省第三劳动改造管教队洣江茶场。

　　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只有轻微的叹息声。

　　“夏公，你说‘小开’这案子会平反吗？”

　　“肯定要平反。”电话机里传来夏衍坚定的声音：“三中全会开过了。平反只是时间问题。”

　　1982年秋天，他又一次住进华东医院的时候，传来了一个使人振奋欢快的好消息：党中央正式为潘汉年平反。

　　27载沉冤终于得到昭雪了！

　　“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证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捧读党中央的文件，于伶禁不住一次次热泪奔泻。

　　唯物主义者不相信鬼神，不相信人死后还会有知觉，但今天，他倒宁愿相信汉年在九泉有知，能听到党在纠正错误以后终于为自己忠诚坚贞的儿子作出的公正评价。

　　正邪自古同冰炭，忠佞于今辨伪真。一切对善良无辜的人强加的诬蔑诽谤的罪名终究要推翻，一切对忠贞正直的人制造的冤狱错案终究要昭雪。

　　他在病榻上挥泪写了十四首绝句，悼念亡友。

　　　　　　　　　　　　　　　　　 九

　　半年以后，1983年4月，于伶接到上海市委的通知，同刘人寿等几人一起去执行党中央交办的一项任务：到湖南迎回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骨灰盒，送到北京，在八宝山烈士公墓安葬。

　　真是使人心酸的历史巧合，他们到达长沙那一天，是4月14日，正是7年前潘汉年在长沙去世的日子。

　　湖南的同志安排他们休息、参观，去湘潭韶山冲和宁乡花明楼，于伶都有点心不在焉，也有许多感慨。他的心早飞向湘东山区洣江茶场了。

　　于伶坐在汽车上，泪水涟涟。汉年——亲爱的好战友，我们来接你了！他仿佛看到潘汉年夫妇正从那崎岖的山间公路上一步步向他迎面走来。“小开”仍然那样潇洒秀逸，睿兽的目光似看透了人世的一切忠奸正邪，一切虚伪、阴谋和险诈。阿董依旧那样爽朗热情，朴实大方，发出南国女性真情的笑声。

　　茶场职工默默地将潘汉年夫妇仅有的一点遗物交给他们：一堆书籍，几件破旧衣服，一些零碎生活用品。

　　潘汉年临终前交待过：他的西服和董慧的旗泡，捐赠给话剧团当演出服装；董慧坐的轮椅，送给需要的残疾人；他的一支笔，给照顾他俩晚年生活的茶场职工家属黄菊珍，他们不可能送钱给那位心地善良的妇女，他们身边也没有钱，只能以这支用了多年的笔留给她做纪念了。

　　茶场职工再没有提供有关潘汉年夫妇逝世时的细节。他们是在长沙先后去世的。只有一位老职工记得，潘汉年病重送长沙抢救，几天后董慧得到通知也赶去了。临行前，她对邻居说过一句话：“老潘将来会复活的。”

　　阿董，你说得对，老潘终于在人们心里复活了！

　　他们回到长沙，在郊外面对湘江的一块荒坡上，找到潘汉年的埋骨处。一块粗糙的木板标志上写着：

　　　　　　　　 77—652萧叔安之墓　 1977年4月14日病故

　　　　　　　　　　　　　　　　妻董慧立

　　这就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功勋卓著的革命家潘汉年的长眠地。

　　　　　　　　　　　　　　　　　 十

　　3个月后，于伶在《新观察》上读到一篇《潘汉年狱中遗诗》的文章，署名阳江。作者回忆了他在洣江茶场结识潘汉年的经过和他们之间的交往，叙述了潘的最后时刻。于伶噙着热泪，一遍一遍地读文章的有关段落，仿佛见到了故人的最后姿影。

　　“我第一次在湘赣边九龙山区西麓的茶场里看到潘汉年同志，是1976年春节的前一天。场部要举办全场各队犯人的文艺会演，我们几个人在大礼堂布置舞台。休息时，我看到一位消瘦的老人，身穿破旧的藏青毛料衣服，手提蔑织圆篮，拄着手杖，从礼堂前面的小马路走向场部商店。商店里人很多。他站在柜台边的人群后面，让其他顾客一个一个挤到前面买东西，自己在后面等着。子弟学校的一位女教师看到他，让他上前去买了味精、酱油、白糖、花生之类的东西。老人含笑点头致谢。走出店门，他又向一个农村妇女买了一些鸡蛋，蹒跚着走回场部职工宿舍区。这时后边有几个儿童追上来，使劲地喊：‘潘汉年，你买鸡蛋还没有找钱哩！’

　　我心头骤然一紧，定睛打量，原来他就是潘汉年。

　　只见他回转身来，彬彬有礼地接过找回的钱，低声道了谢。随后，他的背影便消失在拐角的苦楝子树后面了。

　　一天傍晚，场部前坪放映电影《大浪淘沙》。我看见潘老推着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妇（董慧同志）乘坐的轮椅，停在场部食堂的避风处。当影片中的故事演到北伐高潮来临时，主人公每一次斗争的胜利都使这两位老人高兴，董大姐还报以嘻嘻的笑声。当‘四一二’事变后反动派屠杀革命志士的场面出现时，只见潘老仰望垦空，发出一声长叹。电影终场，潘老在人流的后面推着轮椅，沿着食堂至干部宿舍的林荫道，走到尽头的一栋两开间的小平房前。

　　22年的冤狱，使他青锋磨尽，虽然意识到平反昭雪是势所必然，但是，他说过，只怕自己等不到那一天。当我利用一个倒班的休息日，再去潘老住处的时候，听说潘老病倒了，场部用救护车把他送往长沙抢救；几天后，董大姐也去了。后来听说，潘老患的是肝癌，于3月23日送湖南医学院第二医院14病室住院治疗。在4月6日以前神志还很清醒，医护人员给他念报，有时念不到十几句，他就不叫念了，要自己看。但他拿着报纸反复浏览一下，又看不下去，脸上流露着失望的神情。因为，粉碎‘四人帮’已经5个月了，却仍然看不到一点足以驱散他忧虑的信息。当他入院治疗时，好心的同志考虑到为了不影响治疗，便向他说明，袭用了他30年代的化名——萧叔安。这对病人精神上的打击，是多么沉重啊！4月14日19点及5分，潘汉年同志含冤逝世。经过解剖检查，他的腹腔与胃部全都是紫血，而肝脏烂得象豆腐渣一样了。”

　　读到此处，于伶已经泪湿衣衫，泣不成声。

　　他从心底对那位不相识的文章作者涌起一阵阵感激之情。

　　火车从长沙车站启程，沿着湘江驶往北京。

　　窗外是辽阔的楚天，脚下是潇湘大地。

　　车过汨罗江时，于伶忽然想到屈原。

　　两千年前，那位忧国忧民的屈大夫遭到谗忌，满怀哀伤，行吟泽畔，终于投身汨罗江的清流。

　　两千年后，一位忠诚、正直、功勋卓著的革命家蒙受不白之冤，陷身囹圄，终于在可以看得见平反昭雪之日到来的时候，含恨倒在湘江畔。

　　屈大夫，你在哪里？汉年，你在哪里？上穷碧落下黄泉，你的英灵在何处飘飏？

　　魂兮归来！









潘汉年在上海--抹不掉的记忆






抹不掉的记忆

　　　　　　　　　　　　 日月不淹　春秋代序①

　　①本文原载《解放日报》1982年12月2日。

　　　　　　　　　　　　　　 ——怀念潘汉年

　　　　　　　　　　　　　　　　 李一氓

　　　　　　　　　　　　　　　　　序诗

　　　　　　　　　　　　　《无题》（1978年作）

　　　　　　　　　　　　　　电闪雷鸣五十春，

　　　　　　　　　　　　　　空弹瑶瑟韵难成。

　　　　　　　　　　　　　　湘灵已自无消息，

　　　　　　　　　　　　　　何处更寻倩女魂。

　　此仿李商隐体，虽属无题，实可解说：第一句指1926年汉年同志参加革命到1977年逝世；第二句指工作虽有成绩而今成空了；第三句指死在湖南不为人所知；第四句指其妻小董亦早已去世。说穿了，如此而已，并无深意。

　　　　　　　　　 ※　　　※　　　※　　　※　　　※

　　我认识潘汉年同志是在1926年年底。

　　当时郭沫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驻南昌。政治工作的范围为国民革命军的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三个军及江西的地方工作。政治部办了一个八开报纸，每周一次（报纸名称暂时记忆不起了），可是没有适当的编辑，从南昌、武汉都找不着这样的人。后来郭建议从上海把潘汉年同志找来。

　　潘到南昌接任编辑工作后，这个小报办得很严肃，也很有生气。这是一份军队报纸，方针是给士兵以适当的政治教育，既反对封建军阀，也反对帝国主义，也要求团结。到1927年上半年，政治形势突变，南昌政治部由九江移到安庆，准备进上海、南京，因蒋介石叛变，半路又由安庆折回九江，时间已在7月底了。在得到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之后，本来政治部可以全部赶到南昌去的，但张发奎不让去，只答应郭沫若和少数人乘摇车去南昌，政治部由他接收。这样在政治部工作的共产党人只能全部撤出，都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到。在潘无法去南昌的情况下，这部分回上海的同志的领队，我们就决定由潘负责。于是他就和我们分开回上海了。

　　在南昌短暂的几个月中，潘汉年不仅显露出编辑报纸的能力，更加显露出政治活动能力。特别是在当时政治情况下，他不过20来岁，已经能够对政治局势表示自己的看法。就在这一时期，我们结成了真正的同志友谊。

　　　　　　　　　 ※　　　※　　　※　　　※　　　※

　　南昌起义失败了，我在1927年9月回到上海，与潘汉年又见面了。

　　潘回到上海之后，一下就成为上海党内的“活动分子”或者说是“积极分子”，特别在江苏省委的工作范围之内。在大革命失败的当时，少数人叛变了，不少的人消极了；汉年同志不灰心，不丧气，仍然积极为党工作，今天讲来，这是很不容易的。当时江苏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同志，李在南昌任第二军党代表时，党内任南昌军委书记，李是认识汉年同志的，而且信任他。根据形势，当时有必要组成一个中央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根据潘在左派文化界的关系，由他来担任第一任书记，是很自然的。接受任务后，潘发挥了他的组织才能，首先团结了左派，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合，相应地也发展了戏剧、电影工作，使党在宣传上有能力与国民党反动派、国家主义派、改组派、托派、新月派、现代评论派进行斗争。左联、社联的工作，通过党，一直发展到北京、天津、广州、成都……，一直发展到许多大学，今天还有不少老同志，就是通过参加左联和社联的活动，走上革命道路的。

　　在上海，我与潘为了工作，经常见面，更加熟悉了。

　　大概在1931年，汉年同志离开了文化工作的领导岗位，于是我和他有一个短暂时期互不见面。1932年，我也脱离了文化工作，又和他在一起工作。但这时国民党的血腥镇压，迫使党中央无法在上海巩固地领导斗争，而江西苏维埃运动的武装斗争日益扩大，因此在1932年秋天，我奉命离开上海，前往瑞金。这一离开，又是汉年同志替我精心安排的。

　　在上海时期，从1927年冬到1932年秋，我们在工作上的合作既配合一致，又互相谅解，因而取得了应有的成效。

　　　　　　　　　 ※　　　※　　　※　　　※　　　※

　　1933年，党中央由上海迁到江西瑞金以前，汉年同志先到了江西。他到瑞金后，担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我与他虽处在一个地方，但交通不便，不同在一个单位工作，所以不常见面。特别是1934年上半年，我经常离开瑞金，或是去福建河州一带，或是去雩都，临到长征出发时我才回瑞金，与汉年见面的机会更少。

　　长征出发时，汉年调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主任是李富春同志，他们又再次共同工作。长征开始时，本来想在湖南活动一个时期，为此特别组织了一个湖南干部营，成员都是湖南人，我当营教导员。湖南活动的目的未能达到，干部营解散了，成员各回原单位。我又当了新组成的干部队（都是党政干部）的指导员。干部队成立后，证明不便于军事行动，又解散了，我加入总政治部的行军队伍，编在宣传部。于是我又同汉年同志在一起，一直到1935年初遵义会议他离开部队去上海为止。

　　长征途中，每天在行军、宿营以后，汉年同志还要安排一些宣传工作，当时出一个油印的小报，有时候还根据行进情况，依照地区政治形势，发些宣传口号，这都是他的日常工作，他工作很主动。在行军宿营时，如毛主席的宿营地距总政治部不远，他经常会见毛主席，毛主席也很高兴见他。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恢复了军事领导，准备组织一次有力的战斗，消灭当面的敌人，决心把总政治部所有干部都派到连队上去，激励士气，参加战斗。汉年同志首先响应，下了连队，并对宣传部的同志指出这是毛主席直接组织的一次战斗，我们大家都要不顾一切，奋勇直前，争取胜利，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因为军事形势有变动，这一仗没有打成，下连队的干部都又回到总政治部。关于这一段行动，我始终佩服他。他没有当过兵，又是一个文职人员，但临阵前那股勇气，不亚于一个军人，而且在政治上表现了他的高度水平。

　　潘汉年是在遵义会议后奉党中央命令，带着遵义会议决议，离开部队去上海的。离开前，就连我，他也没有告诉，我只是在总政治部少了一个宣传部长时才觉察到的。在这方面，又可以证明汉年同志是很遵守组织原则，遵守秘密工作原则的。

　　　　　　　　　 ※　　　※　　　※　　　※　　　※

　　1935年春分别后，到1937年夏天，我又同他在上海相逢。那时，我奉命回四川工作，而四川的工作关系，即是和刘湘的统战关系，是在汉年同志手里。我在去四川之前，必须首先去上海找着他，然后由他介绍，才能去成都进行工作。我是由西安去上海的。在上海，他详尽地介绍了联系工作情况，为我完成这次任务作了妥善的安排。可惜时局急剧变化，我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又由成都回延安了。1938年初，他奉命去香港，我奉命去新四军，大家都离开延安，又在武汉匆匆地分手了。

　　1938年、1939年、1940年我始终在皖南。他大概总是在香港、上海、重庆、延安跑来跑去，我料想他在抗日统一战线上，为党做了不少艰巨的统战工作、调查工作、联系工作、宣传工作。

　　　　　　　　　 ※　　　※　　　※　　　※　　　※

　　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我在战斗失败后突围出来，辗转到了香港，准备从香港转上海去苏北，向新四军军部报到。那时他还同廖承志同志一起，主持在香港的我党的统战工作。我向他们报告了皖南事变的经过，通过他们，把我的报告送到了党中央。

　　在香港，我急于只身去上海，好转回苏北军部。汉年同志认为不妥，要我在香港等他一路走。这样，我只得在香港留下来。在香港期间，他出主意，陪我去过一次澳门，慰问叶挺同志的夫人。叶挺同志在皖南事变中被俘，我既到了香港，有责任去慰问叶夫人。在留香港期间，潘还叮嘱我不要出去乱走，更不要暴露新四军的身份。即或在香港的熟人之间，也不要来往过密，以免去上海后惹麻烦。过了三个星期，他陪我坐船到上海，一路平安。到上海后，他把我交给江苏省委，然后派交通把我送到苏北。在整个香港、上海逗留期间，他还怕我花销不够，给了我一定的费用。住在上海，有时他也来我住处看我，要我注意安全。1941年夏天，我终于回到苏北盐城军部。1955年“潘扬事件”发生后，有好多疑点，使我不大相信这个案子。他要出卖我，真不费吹灰之力，但他反而多方为我着想，是不是看在我们两人交情的份上？可是在他的身上，也没有其他什么人出问题，又是为的什么？

　　　　　　　　　 ※　　　※　　　※　　　※　　　※

　　华东局和新四军军部在淮南黄花塘时期（1942年—1945年），上海工作归华东局管，潘有时也从上海到华东局报告工作，或者留在华东局一个短时期。那时饶漱石颇不安分，总想挤走陈毅同志，并且挑拨部分糊涂干部反对陈老总。但大部分同志都不赞成饶漱石的做法，拥护陈毅同志。这些同志后来迫不得已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反对饶漱石，支持陈毅同志。汉年同志在上海工作，与华东局和军部内部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也卷入了这个斗争，支持华东局和军部广大干部的正确意见。这个给中央的报告，就是汉年同志受这些同志的委托从军部带到延安转到中央手中的。可见他在党内斗争中也是是非分明的，有原则的，并且勇于支持正确的一方面。

　　　　　　　　　 ※　　　※　　　※　　　※　　　※

　　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到1949年解放，我都在北方工作，没有见过汉年同志。以后一直到1955年，有时他到北京开会，遇到一起；有时我从国外回国休假，到上海，他以主人资格招待过我。这段时间，社交活动多，工作关系少，这就没有什么可记录的了。至于他在上海任职期间，现在上海还有不少干部、不少党员、不少非党人士，和他共同工作过，有过工作关系，有过私人来往，或者直接间接认识，他的工作成就、工作态度，他们当然都很熟悉。我不曾在上海工作过，就很难说什么了。当然，他并不是什么完人，任何缺点都没有；在上海的工作，也并不是全无可以指责的地方。但就他本人而论，自有他引起上海同志们怀念他的地方。

　　1955年春以后，因为他和我是众所周知的好朋友关系，我也受到一些嫌疑，虽然时间很短。事后甚至有负责同志追问过我，“潘汉年的事你难道一点都不知道吗？”所以对于这个案件，我也就只能躲之唯恐不及了。我知道什么呢！他是1977年在湖南去世的，距今已5年过去了。重新来回忆这段历史，从1926年算起，我们大家都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大风暴，有时惊心动魄，有时也目眩神伤。党的60多年的斗争经验教训，既有积极的，大部分是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消极的东西，有如病毒一样，肯定地影响了党的健康发展。从“潘扬事件”，以至“文化大革命”，沉痛的教训，总值得时时警惕，永为鉴戒，不可翻覆。

　　汉年同志逝世于湖南，使我不得不想起屈原的《离骚》。如：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依前圣以节中兮，。胃凭心而历兹。济沉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

　　“站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不量凿而正柏兮，因前修以菹醢。”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幸恕征引稍烦，聊当安魂之曲。

　　　　　　　　　　　　　　　　　　　　　　　 1982年11月25日于北京

　　　　　　　　　　　　 对潘汉年同志的片断回忆

　　　　　　　　　　　　　　　　　刘英

　　我认识潘汉年同志是在中央苏区。

　　1933年6月，经过长途跋涉，我从莫斯科回到瑞金，分配在少共中央局工作。潘汉年同志比我先到，在党中央局担任宣传部副部长。部长是洛甫（即张闻天）兼任的。他们在上海时就很熟，潘汉年负责文委工作，洛甫是分管这方面工作的临时中央常委。少共中央局的驻地在下霄区，离党中央局很近。记得刚到瑞金不久，洛甫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今天我们要打你的土豪！那时从外面回苏区的人，组织上都发给一笔路费，能余下几个钱，拿出来请客吃了，叫做“打土豪”。这天下午，我同少共中央局的几个同志就到他们那边去，约了十来个人，到县城馆子里吃了。一顿，不过是熬豆腐、红烧肉之类，却感到是莫大的享受。这十来个人中间就有潘汉年。大家并不喊他名字，都亲切地叫他小开。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雅号还是20年代他在创造社出版部时得的。他自己说是小伙计，人家则给他升格，说他是未来的老板——小开。

　　那时大家都年轻，每天晚饭前后，常聚集在树下草地上唱山歌，还爱搞点体育活动。爱打监球的，吆喝一声就上球场去了。小开和洛甫、陈云爱打乒乓球。宣传部和组织部在一个小楼里办公，洛甫、小开住楼上，博古、陈云住楼下，楼下客堂间里用方桌子拼成球台。我去看热闹，他们总要喊：“刘英，来一盘。”那时生活很艰苦，但大家亲密无间，精神很愉快。

　　汉年同志是从文化人成为革命家的。他英俊潇洒，忠诚积极，精明能干，是洛甫的得力助手。1933年秋天，十九路军响应我们党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派代表来苏区谈判共同反蒋抗日。汉年同志是红军和工农政府的全权代表。他同十九路军的代表徐名鸿、陈公培谈判了一个多月，草签了抗日作战协定，并作为我方驻福州代表赴闽。不久就爆发了“福建事变”。汉年同志从事外交和秘密工作的才能，这时就为党内同志所称道。其时我被派往福建团省委巡视工作，以后又留在那里担任团省委书记。汉年同志的这段经历，是后来听说的。

　　在1934年5月扩大红军工作中，我同汉年同志有过一次深谈。

　　1934年4月，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挥下，广昌战役拚消耗打硬仗，伤亡很大。广昌失守，第五次反“围剿”形势很不利。为了支援前方，扩大红军成为当时的中心工作。中央抽调一批干部担任“扩红”突击队队长，到各县去工作。我被派到于都，汉年同志被派到杨殷。在各县任突击队长的还有王首道、陆定一、金维映等同志。杨殷县是赣南的一个边县，为纪念1929年与彭湃一起牺牲的杨殷烈士而设。这个县紧挨着白区，红白交错，来回拉锯，情况很复杂。与根据地中心区不同，这里党的影响比较薄弱，群众对我们还不大了解，加上国民党特务活动很猖獗，造谣不说，还搞暗杀，杀害我红军家属。所以“扩红”的困难很大。当年负责领导“扩红”的是李维汉同志，汉年同志到杨殷开展工作，了解实际情况后，就如实向他反映。说当地群众听说“扩红”，不少壮了跑上山去了，还有的跑到白区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分配的“扩红”任务很难完成。他还提出，要求边县象中心区一样完成“扩红”任务是不可行的。李维汉同志听后，就说潘汉年右倾，把他的突击队长给撤了。汉年同志被撤职回瑞金，路过于都，他来看我。他很不平，对我说：“下面的实际情况不反映行吗？反映了就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

　　不过这一次撤职并没有对发挥汉年同志的才干产生多少不利的影响。党中央不久就作出决定，红军主力要撤离中央苏区，作战略转移。在西征行动之前，为减少阻力，避免不必要的伤亡，红军同粤军陈济棠进行停战谈判。这次谈判，红军方面的全权代表又是潘汉年同志。中央红军过第一、二、三道封锁线，没有遇到多少阻挡，没有多少伤亡，同谈判成功是有关系的。

　　我同汉年同志真正在一起工作，是长征途中在地方工作部。

　　我是在遵义会议后不久调到地方工作部的。这里聚集了一批善于做群众工作、能说会写的同志，其中就有潘汉年。男同志还有贾拓夫、吴亮平、谢唯俊、王观澜等，女同志有蔡畅大姐和阿金（金维映），部长是罗迈。地方工作部主要是做群众工作，每到一地，打土豪，分浮财，发动群众拥护红军。还有一项是安置伤病员，伤得比较厉害没有办法跟着走的，就同老乡商量，给一笔钱，留在老乡家里养伤。后来又多了一项，叫做“撒种子”，就是在打土豪、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发现积极分子，秘密发展他们入党，让他们在本地开展工作。

　　第二次占领遵义以后，潘汉年同志忽然不见了。他当时已经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他到哪里去了呢？过了一些时候我才知道，是张闻天代表党中央把他派到上海去了。一方面要他去恢复和重建白区党的工作，一方面设法恢复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他化装成商贩，编在被红军拘捕的“云土”商贩队里，故意策划他们逃跑。这样一路上得到这些人护送，转辗经香港到了上海。8月间，他同后来到上海的陈云同志会合，即离沪赴莫斯科，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

　　潘汉年同志在长征途中消失以后再次突然出现，是1936年8月上旬在保安。长征到达陕北后，我同闻天结了婚。1936年7月，党中央从瓦窑堡经安塞到达保安，住在保安城外东南郊的一片窑洞里。

　　汉年同志这次回来，肩负着重要的秘密使命。他是作为共产党的联络人被派回国商谈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事宜的。他在5月初到达香港，七八月间先后在香港、南京与国民党代表会晤。其时国民党刚开过五届二中全会，向我党中央提出了新的国共谈判的条件。国民党代表希望潘汉年立即到陕北听取党中央对两党合作谈判的意见，也就是对他们提出的新的谈判条件的答复。于是汉年同志即从南京赶到保安。

　　这时，闻天和毛主席、恩来同志等中央领导人也正在研究在国共关系新形势下，怎样调整对蒋介石的策略，答复南京方面的来信。汉年同志一到，立即向他们作了汇报。要说的话实在太多，当晚我们干脆叫他住在我们的窑洞里，在我们炕前支了一张行军床，彻夜长谈。

　　汉年同志汇报他在香港、南京与国民党代表联络的情况，谈共产国际对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指示，具体内容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但他这次回来，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这可以从他来保安以后党中央的活动明显地看出来。

　　8月10日，闻天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和南京谈判，明确指出原来的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了，要与蒋联合，与南京合作，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南京政府真正抗日，我们就承认其统一指挥，同意取消红军和苏维埃名义，但要保证红军部队和根据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会后，为实现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转变，做了一系列的工作。8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政治局委员联名发电报给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传达会议决定，指出“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8月25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9月1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记得8月份开过会后，潘汉年同志即去西安，准备到南京去谈判。但不久他又因要讨论统一战线和西南问题被召回来了。这样，他又参加了9月15、16日的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参加的有三十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抗日救亡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把“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我印象中汉年同志在这次会上作了比较重要的发言。他是刚从共产国际那边回来的，说话有影响。但因为年代久远，具体讲了些什么，我已经无法记起来了。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同志查阅会议记录时看到了汉年同志的发言，其中谈到毛主席的一段，我觉得相当重要。他批评四中全会以来对干部问题在几个问题上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他说：对自群众中产生出来的领袖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如朱德、毛泽东同志，是全中国以至全世界群众信服的领导。他们有很好的经验，在国际都少有的。我们应该尊重他们，应该赞助他们。他们的意见如果有某些不对的地方，应善意批评，不应借故攻击。汉年同志这一番话显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在当时，对拥护毛主席的领导，进一步巩固毛主席的领袖地位，是有积极意义的。

　　潘汉年同志是为我们党的事业，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了大功的人。他的功劳不应该埋没，他的智慧值得大家学习，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对共产主义的坚贞，更要大大发扬。

　　　　　　　　　　　　　好党员潘汉年同志①

　　①本文原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川辑，原题为《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党员潘汉年同志》。

　　　　　　　　　　　　　　　　 张承宗

　　　　　　　　　　　　　　　　　 一

　　40年前，我在淮南根据地认识了潘汉年同志。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上海环境越加险恶。江苏省委奉中共中央之命，将领导上海、南京和江苏地区的地下党领导机关，转移到淮南根据地去。为了保护地下党干部的安全，培养和训练干部，江苏省委和所属工委、职委、学委、文委的领导干部，包括一部分区级干部都撤退到解放区。我是在1942年8月接到江苏省委刘长胜的通知，调到根据地去的。我当时负责江苏省委直属委员会的工作，领导我们的是江苏省委副书记兼社会部长刘长胜。

　　1942年9月，我到了淮南根据地。江苏省委筹备在新四军军部附近泥沛湾的顾家圩子举办干部训练班，从上海撤退到根据地的干部，陆续到这里学习。江苏省委在淮南区党委总联抗的附近，设立了一个交通接待站，专门接待和审查撤退的干部。省委派石志昂、田辛和我负责接待站的工作。石志昂负责接待事务，田辛负责交通联络，我负责干部审查。这个工作前后约3个月，接待了从上海撤退的干部一百几十人，大部分是区以上的干部。10月，刘长胜到根据地。且互月一个傍晚，刘晓、潘汉年、王尧。山、赵先和张本等，来到根据地，当晚在淮南区党委住宿。我在淮南区党委和刘晓、潘汉年、王尧山等见了面。当时潘汉年用肖开的假名，这时我才认识他。第二天刘晓等去顾家圩子，潘汉年去黄花塘新四军军部，也就是华中局机关所在地。

　　潘汉年到顾家圩子干部训练班来过几次，每次要住几天。他和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及做机要工作的同志住在一起。大家都是做白区工作的，保密观念很强，纪律很严格，互相间不问在敌占区是做什么工作的。潘汉年向大家作过两次讲话，一次是讲长征的故事，一次是讲白区的斗争，大家都感到他革命斗争经验丰富，讲话有条理，娓娓动听，特别是他熟悉敌伪和国民党的情况，了解社会各方面的动态，同敌伪、国民党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包括公开谈判和隐蔽斗争，都很有办法。他讲了一些利用合法方式隐蔽自己，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工作经验。

　　有的做交通工作的同志，把刘晓、潘汉年等来根据地的交通路线和利用汪伪方面的关系，在少数同志之间传了开来。把刘晓、潘汉年等利用在汪伪镇江站某某的关系，掩护他们在镇江过夜，设法护送过江，由仪征进入我仪扬边区转到淮南区党委的经过都说了。还说潘汉年神通广大。后来我们严肃地对有关的交通工作同志指出，这是自由主义、小广播，是违反组织纪律的，会对党造成损失，很快就加以制止，以后在整风中也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潘汉年在领导上海、香港等地的对敌隐蔽斗争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方面，曾作出过很多的贡献。

　　1943年三四月间，江苏省委举办的干部训练班结束，华中局成立城工部，领导华中地区敌占区的城市工作，包括原江苏省委所属上海、南京等地区的城市工作。同时成立华中局联络部，由潘汉年任部长，徐雪寒任副部长，负责华中地区，主要是上海、南京一带敌占城市的对敌隐蔽斗争。华中局城工部设在大王庄新四军政治部所在地，华中局联络部设在附近小王庄。潘汉年就在联络部办公，他的爱人董慧和小王（沈月箴，化名王静娴）也在那里。两个部的工作虽然都是做敌占区工作的，但组织上严格分开，只是领导上互有联系，各有分工，又有配合，机关干部和所属单位都互不相关。根据联络部工作需要，江苏省委曾经调张子良、蒋建忠两位工人党员给联络部当交通。城工部成立后，又继续调张征秉（学生党员）、徐诚（徐百辉，工人党员）、何牵（职员党员）三同志给联络部当交通员。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在上海、南京和淮南根据地之间，建立了秘密交通线，来往送材料、带干部，从未出过差错，安全准确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以后潘汉年去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又重回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工作。日本投降前夕，由于华中局联络部派干部进行策反工作的结果，伪军钟剑魂率部起义投诚。

　　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后期，潘汉年在香港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开展统战工作，仍领导上海原来所属的系统。上海地下党也互相配合，并得到他的帮助。中央决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保护和撤退各民主党派、各界知名人士后，上海地下党曾配合潘汉年，动员和保护在上海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先到香港，然后由潘汉年在港组织他们秘密离开香港，转到东北、华北解放区。他们冲破重重障碍，分批乘船前去，有的船经过韩国口岸，最后都安全到达，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件。这是潘汉年在历史上一个突出的功绩。解放前夕，潘汉年又组织了“两航”（指国民党的中央、中国航空公司）起义，争取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保护机关档案和工厂企业资材，听候我方接管。并和上海地下党配合，对工商界、文化界人士，进行了长期的统战工作，争取这些人留在上海，有的人还被争取从香港、从国外回来，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二

　　上海解放以后，潘汉年同志是第一任上海市副市长、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第一任市委统战部部长。他积极协助陈毅等同志主持上海的日常市政工作，领导上海人民，进行接管，恢复秩序，反对美蒋封锁，恢复和发展生产，改造旧上海，团结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作出了很多贡献。

　　1950年下半年，市人民政府在总结一年多接管城市和恢复生产的工作时指出：市政府接收工作顺利完成任务，表现在贯彻中央指示，不打乱财政经济机构，没有发生混乱现象；迅速地完成安定社会秩序的工作，对应该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及时作了处理；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努力，比较有成绩；对帝国主义的封锁，组织广大群众进行反封锁反轰炸，取得了胜利；稳定市场，逐步克服财政经济困难，开展市政建设等工作。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是人民解放军、广大人民和爱国人士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潘汉年协助陈毅，从上海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决贯彻中央政策方针，以工人、青年、妇女等组织为基础，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结果。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是解放后城市管理的正确方针。上海贯彻了把消费性城市转变为生产性城市的方针，作出了成绩。1952年3月，潘汉年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改造旧上海为新上海，必须思想上明确以生产为中心，一切为生产服务。在公私关系上，要有利于国计民生，加工定货、公私合营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个好方法。一切为了生产，一面保障私营工商业有利可图，一面又要保障工人生活。还指出，新民主主义不是永远不变的，是过渡的，当然也不是一下子就是社会主义，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保卫上海城市方面，潘汉年强调军事防空，要大家在政治、军事上提高认识，建设防空系统，确保上海工业基地。上海工人多，每个大楼、每个工厂都应成为战斗堡垒，有信心、有把握地夺取反封锁、反轰炸的胜利。今天回忆起来，建设上海，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是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共同艰苦奋斗得来的。有些革命前辈还为保卫和建设上海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潘汉年很关心工人生活。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不久，在市委领导下，就决定为工人逐步解决住房问题。当时，我在华东纺织管理局工作，曾经到所属工厂宿舍和梅芳里等工人住宅区进行调查，向市委、市政府汇报。第一个工人新村—一曹杨新村建成了，一些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首批搬进了这个工人新村。党和政府是关心人民生活的，潘汉年也为此花费了不少心血，表现了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贵品质。

　　潘汉年在任市委统战部长工作期间，协助陈毅，团结党外人士，打开了解放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局面。许多和潘汉年比较熟悉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都反映他能团结、教育党外人士，谦虚坦率，肝胆相照。他对党外的副市长盛丕华、金仲华，非常尊重，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很多解放后第一批参加民主党派的非党人士，都是和潘汉年同志商量，得到启发和帮助以后才参加的。他教育党员干部要帮助民主党派开展工作，党和青年团组织要挑选一批党团员参加民主党派，帮助开展民主党派工作，各级党委和统战部门应加强对民主党派工作的领导。这些都是正确的，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在五反运动中，潘汉年担任增产节约委员会主任，他反对片面追求退赔数字，强调要实事求是，使运动发展比较健康，而又稳步地达到了预期目的。潘汉年反对党内干部中存在的“左”的思想。例如认为“解放了，统战工作不重要了”，“民主党派可以消灭了”，以及怕麻烦，要强制改造等错误思想。他要求党员干部大胆放手，充分发扬民主，有事同党外人士商量。他认为发展统一战线，才能完成党和国家的各项任务。

　　潘汉年坚决贯彻中央和市委的决定，负责筹备并建立了第一届上海市、区的政治协商会议和上海市、区的人民代表会议。他重视发挥人代会和协商会议各自的作用，要求各级党委领导好人代会和协商会议的工作。他曾指出当时市政协协商问题的面不够广，只限于劳资问题，其他文教、市政建设等问题，缺乏协商。他提出各级党委要建立和健全各级统战机构，大的工厂党委设统战部，有基础的支部设统战委员，应该依靠全党推动统战工作。统战部门要做好党的助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团结党外人士。这些对于今天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仍然是有用的经验。

　　潘汉年长期受党的教育，参加过延安整风。他能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在我党接管上海，实现社会安定，财政经济恢复，反对美蒋封锁取得巨大成绩的时候，上海党组织进行了第一次整风。在整风过程中，潘汉年在总结上海一年多来取得的成绩时，也检查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分析了产生这些缺点的根源，提出了克服的办法。他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指出我们缺乏为人民服务的高度自觉的责任心，在各方面贯彻统战思想做得不够，领导上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产生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脱离群众以及主观主义。在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中，潘汉年主张要与日常工作结合起来，不搞运动，不能用三反五反的办法。这种精神是实事求是的。

　　潘汉年这样一个好党员、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为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竟在1955年蒙受这样大的冤屈，直到1982年才彻底平反，不能不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严重的教训。

　　有一位因潘案无辜受牵连的同志说了这样几句话：“多年沉冤一朝雪，满座欢笑两眶泪。留得余生有余力，应是分光发分热。”这是我们怀念潘汉年和对他的错案得到平反昭雪的共同感受。

　　　　　　　　　　　　　　　　　　　　　　　　　　 1982年9月26日

　　　　　　　　　　　　 怀潘汉年同志（诗）①

　　①本文原载《解放日报》1983年2月27日。

　　　　　　　　　　　　　　　　　于伶

　　党中央为潘汉年同志27年的冤案平反昭雪，群情振奋，生死同感！汉年一生为党工作的丰功伟绩，我们之间的早年交往与工作关系，我是千言万语抒写不全的。我这曾被诬为“内奸同伙”而受株连的幸存者，自愧才短，有负故人。病中作俚句怀念，感谢党的恩情。情意难尽，工拙未及计了。对敌伪隐蔽斗争的特殊贡献，难于入诗亦不宜写者，从略。

　　　　　　　　　　　　　　　　　　　　　　　　　1982年10月于医院

　　　　　　　　　　　　　　　　　闻耗

　　　　　　　　　风华一代忆潘公，又道湘灵上碧空！①

　　①1979年四届文代会中，偶步西苑路边。遇一同志低语：汉年、董慧死于湘南劳改地洣水。我木然，不知如何走回住地“国务院一招”的了。

　　　　　　　　　从此荆溪魂与梦，蜜桃枉自陆陵红。①

　　①辛亥前，宜兴、荆溪二县合署。我俩同属荆溪。潘家陆陵盛产水蜜桃。我曾有散文《陆陵桃》。1927年大革命前后、陆陵一个村庄，我所知者即有中共党团员十多人。

　　　　　　　　　　　　　　　　　身世

　　　　　　　　　有祖高魁父秀才，清贫破落蕴奇才。①

　　①潘家两代有“功名”，而家境破落。兄弟多。他行三。

　　　　　　　　　凌霞奋起彭城厄，民瘼编来志壮哉。①

　　①汉年为官林凌霞学堂高材生。考入和桥彭城中学，外婆借债资助，仍中途辍学。在学时爱好文学戏剧，编演民生疾苦的戏剧，为穷人鸣不平。

　　　　　　　　　　　　　　　创造社·文委

　　　　　　　青年编辑《小朋友》，水番三郎唱《幻洲》。①

　　①汉年19岁参加中华书局《小朋友》编辑，1925年入党，参加“创造社”，编《洪水》、《A11》、《幻洲》等刊。曾用水番三郎等笔名，嬉笑怒骂，殊鲜明尖锐。

　　　　　　　羽檄文坛兴队伍，①小开为

　　①21岁任南昌、武汉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编军报。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党组织决定由他率领部分同志回沪，后任党中央文委书记。

　　　　　　　党力绸缪。①

　　①同志们在当面与背后都爱称他小开。

　　　　　　　　　　　　　　　　左联功绩

　　　　　　　纵横捭阖建奇功，①艺苑同尊鲁迅翁。

　　①团结鲁迅组织左翼作家联盟。潘任左翼文化总同盟党组书记。

　　　　　　　笔阵戎行双胜利，①“左联”烨烨战旗红。

　　①红军军事与革命文化反“围剿”的胜利。

　　　　　　　　　　　　　　　 卫党·苏区

　　　　　　　 卫党除奸泣鬼神，①瑞金转战一

　　①任上海党中央保卫部门领导工作两年余。在恩来同志指挥下，胜利肃清大叛徒顾顺章等等敌特的隐患，智勇险绝！

　　　　　　　 雄兵。①

　　①随中央进入苏区，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

　　　　　　　 出使闽粤功行就，恼恨王明路线倾。①

　　①代表中央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到福建广东，谈判共同抗日协定；因王明错误路线干扰，功败垂成。

　　　　　　　　　　　　　　　遵义、港、沪

　　　　　　　　　遵义会中膺重任，衔枚杯壁越青冥。①

　　①遵义会议后，党派他带着中央密件，到上海与海外进行联系。他化装港商，编入被红军拘捕的“云土”（鸦片）商贩队中，有意领导彼等脱逃。彼等对他感佩礼遇，一路护行，历关隘，经黔桂湘粤四省，安全到达港沪。

　　　　　　　　　潘郎智勇忠良胆，呼应白区宋庆龄。①

　　①在上海联系宋庆龄以及部分爱国民主人士，筹组救国会。并恢复一部分地下党的联系，使长征红军得声援呼应。汉年此次只身冒险，完成任务。

　　　　　　　　　　　　　　　　在莫斯科

　　　　　　　　　绕道间关抵莫京，报知国际党中情。①

　　①化名日本人水含三郎到莫斯科，向我党驻第三国际代表团汇报党情。

　　　　　　　　　宣言抗日昭天下，迫得刁顽俯首惊。①

　　①党的《八一宣言》公布后，他参加党的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馆武官开始接触谈判。

　　　　　　　　　　　　　　　　 回上海

　　　　　　　　　受命飘然临上海，嘈嘈口号论纷纭。①

　　①1936年，汉年被派回上海时，正当文艺界两个口号论争。他了解情况，整顿文艺队伍，并着手恢复1935年春党遭到大破坏之后的各种组织，建立秘密电台等。

　　　　　　　　　谆谆转授中央意，夜半倾谈沙利文。①

　　①曾约夏衍和我在沙利文咖啡馆作长谈。这之前，陕北派来上海的李强同志，由蔡叔厚同志掩护购买电讯器材。夏衍、蔡叔厚与李强坐舢板船夜游黄浦江。夏衍汇报1935年春失去党的联系以来的文化界干部与党员的苦境。

　　　　　　　　　　　　　　　　 进南京

　　　　　　　　　西安事变震人心！狼狈南京宋氏阍。①

　　①宋子文、宋美龄等。

　　　　　　　　　为促全民同抗日，飞车且闯尧化门。①

　　①宋氏兄妹急派张冲其人辗转找我党代表商谈。汉年经中央指示去南京谈判。他考虑：如约到南京下关车站，可能会遭到接受日本方面情报的何应钦等的毒手，决定到尧化门小站即下车。进城住宋子文家，商定由二宋与端纳同往西安。并以党代表身份直接与陈立夫、陈果夫见面。西安事变后，党派恩来同志与汉年等任两党谈判的我方正式代表。后李克农与潘先后任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七七”、“八一三”抗战中，潘在上海公开活动，起了极大作用。

　　　　　　　　　　　　　　　　港沪出没

　　　　　　　　　孤岛情形日日危，奔波为党险如夷！

　　　　　　　　　璇宫剧院寻消息，秘密传书第第斯。①

　　①上海沦为“孤岛”。汉年安排宋庆龄、何香凝和救国会、文化界著名人士安全离沪之后，他才与夏衍去香港。1939年秋，汪伪傀儡登场，上海敌特猖狂。某晚，剧社女演员蓝兰到漩宫剧院，向我耳语：接到小开电话，约我到“DDS”（第第斯）咖啡店见面。他说：报上有上海剧艺社的演出广告，这是党未遭大破坏，你未被波及的信号窗口。给了我密件，只说往上交。我托文委书记孙冶方同志上交了。以后他每次潜来，先要我上交信件，通过我与省委书记刘晓、宣传部长沙文汉、八路军办事处刘少文同志等约时约地见面。

　　　　　　　　　　　　　　　　事变安排

　　　　　　　　　皖南烽火敌猖狂，相对针锋斗虎狼。

　　　　　　　　　为胜一筹筹久远，辣斐三友计周详。①

　　①皖南事变发生，省委报经长江局指示应变。汉年从港来作配合。某夜，董慧同志到“辣斐”花园剧场约我到“盖世宫”（今淮海大楼楼下当时的小咖啡馆）见面。要我在“三友’浴室（今安福路“和平浴室”）定好房间，他和刘晓同志来。谈了以后，又换了更安全的地方．约了更多的负责同志商议了各种妥善对策与措施。

　　　　　　　　　　　　　　　　 千秋功

　　　　　　　　　敌垒森森步从容，出生入死立千功。

　　　　　　　　　幸存嗟哦羞才短，咄咄无端梦寐中。①

　　①此后，汉年同志在香港活动。太平洋战后在上海与群魔斗法，为党的利益作惊人的成功的殊死战。掩护省委全体干部与重要文件以及其他许多重要人员安全撤退到淮南总部。参加延安整风与党的七大。日本投降后从延安到东北。再来上海，在思南路周公馆和我再次见面，托我办事。在香港安排三四百位著名人士进根据地与北京。后又从香港经北京奔丹阳，随军进驻上海。显赫功绩，不能尽述。

　　　　　　　　　　　　　　　　感谢党恩

　　　　　　　　　春晖尽沐庆三中！刘霍潘公冤雪同。①

　　①刘瞿，指少奇和秋白同志。

　　　　　　　　　“天若有情天亦老”，“桃花依旧笑春风”！

　　　　　　　　　　　　 战士“覆盆”廿七载①

　　①本文原载《文汇报》1982年12月31日。“覆盆”，比喻沉冤莫白。

　　　　　　　　　　　　　 ——纪念潘汉年同志

　　　　　　　　　　　　　　　　 许涤新

　　　　　　　　　　　　　　　　　 一

　　我知道潘汉年同志的名字，是在1928年的厦门大学，因为那时由他主编的《幻洲》，虽只出版几期就被封闭，但对于当时追求光明的青年颇有影响。记得《幻洲》的创刊号，还有他的英姿勃勃的照片。这样，我就不仅读了他的文章，而且也认识他的相貌了。

　　我和汉年同志第一次见面，是在1938年武汉的《新华日报》编辑部。他是同刚刚从巴黎回国的陈往天同志（那年夏间，陈就在日寇飞机轰炸下死于非命）一道来的。除了潘梓年之外，当时在编辑部工作的华岗、章汉夫、何云（抗战后期在华北负责《新华日报》华北版，在突围时光荣牺牲）和我，都参加接待。座谈抗战形势和国际形势。他们两人看见我们的办公桌上稿子堆积如山，谈了个把钟头，就告辞了。

　　大约是1939年的秋天，汉年奉党中央之命，从延安经重庆要到上海去。章汉夫同志约我一道去见他。那时他住在重庆上大梁子青年会的旅馆里。那次谈得相当长，几乎谈了整个下午。从延安的同志们对于《新华日报》的评价谈起，一直谈到王明的一些问题。汉年谈得最多，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话虽多，但是生动而尖锐。在这次谈话中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坚持原则而又相当灵活的人。

　　　　　　　　　　　　　　　　　 二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次年的四月半，我同好几位同志离开重庆到上海来。那时中共代表团设在南京；为了要在上海展开统战工作和宣传活动，因此，在马斯南路（今思南路）107号设立一个机构，对外称为“周公馆”，实际是中共代表团的上海据点，恩来、董老、邓大姐和李维汉几位领导同志，每周轮流到上海来主持工作。在代表团之下，设立一个办事机构，叫做“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简称“上海工委”），书记是华岗同志，参加委员会的有刘宁一、章汉夫、潘梓年、夏衍、乔冠华和我几个人。“上海工委”的名义并不公开，而参加“工委”的同志则以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名义公开活动。由刘晓同志负责的中共上海市委，是秘密的，因而，他没有同“上海工委”公开接触。但是，汉年同志却经常来参加我们的会议。不过，他来时总是在黄昏以后，这证明他的工作使他还不能公开到“周公馆”来。在我同他接触中，他对于时局的分析，对于各方面人物的分析，相当深刻，而且消息特别灵通。他在20年代地下工作时，有了“小开”的代号；到此时，我们也叫他“小开”，这是为了保密的缘故。

　　那年秋冬之交，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和安东（丹东），政局恶化，日益严重。为了做好准备，周恩来同志除了忙于招待中外记者和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谈话之外，还忙于安排“上海工委”同志的工作。我和汉夫、胡绳、乃超、默涵、冠华等几个人，是被派到香港去搞宣传和统战工作的；其他一部分同志撤到解放区；还有一部分同志则在董老的领导下，坚持到最后一天。有一天夜里，汉年到“周公馆”找恩来同志，谈了很久，当夜就匆匆走了。他被派到什么地方去呢？为了保密，那是不能问的。因为长期在白区工作，估计他会留在上海。但我的这个估计是错了的。

　　　　　　　　　　　　　　　　　 三

　　我同卓芬是在那年11月初抵达香港的。到香港不到几天，就在跑马地的走道上碰见汉年。我初到香港，是小心翼翼的，总是戴着礼帽走路。但是，汉年却从不戴帽子。有一次，我对他说：“你不戴帽子，特务一下就会把你认出来。”他却说：“香港同上海的习惯不同，香港人是不戴帽子的。你戴帽子，反而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只要在路上不走在一道，就没有什么事情。”短短几句话，使我觉得他在秘密工作上，是随机应变的。

　　汉年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里，为党从事情报工作。在这方面，他的成绩是卓绝的，几乎达到使人“拍案惊奇”的程度。到香港之后他的主要职务还是搞情报，但同时也兼搞一些上层统战工作。他的岳父是香港一家有名的银号老板。这一点对于他的活动和掩护，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948年初，党在香港工作的同志，同解放区一样，也在进行“三查三整”。有一位同志对汉年提了意见，说他“西装革履，不像一个共产党员”。在香港搞上层活动，如果不是“西装革履”，那怎么行呢？这位同志可能不知道汉年的岳父是银行老板，如果知道，他可能还会加上一句“出入大老板之门，成为资本家的孝子贤孙”。据我所知，汉年是没有利用他的政治地位，为他的妻家搞什么好处的。

　　刘邓大军在1947年6月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使整个中国，整个世界不能不发生难以形容的震动。敏感的香港社会，当然震动得更加厉害。次年1月，民主同盟的领导人沈钧儒等在港召开会议，决定重建“民盟”的领导机关，并恢复活动（因为“民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领导机关，在蒋介石的压力之下，已经涣散）。同月，国民党的民主派李济深等也在港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它们都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主张，发表宣言，主张联合中共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反对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不久，我党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口号在港迅速地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显然应归功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而党的工作和汉年同志的活动，也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从1948年秋起，在港的党组织奉中央之命，有计划地把停留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送到解放区。这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既要得到各位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同意，又要保证他们在离港时以及在旅途中的安全。据我的记忆，主要负责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联系的是汉年和方方两同志（记得林平同志在1948年秋已经到广东内地搞武装斗争了）。章汉夫和连贯两同志为了陪送几位老先生，先后北上了。留港的同志，人手越来越少，工作更加紧张。在这里，汉年同志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特别出色。

　　1949年4月间，大军胜利渡江的消息，震撼了整个香港。大家都很明白，天快要亮了，全国解放迫在眉睫了。有一天，我同汉年在九龙弥敦道方方同志住处开完了会之后，一道乘轮渡到香港。我们坐在一个无人注意的角落里，他问我：“全国解放就在眼前，你打算在什么地方工作？”我说：“由中央决定吧。”他说：“你已经干了这么多年的工商界统战工作。上海是民族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我看，你还是到上海工作为宜。”在此以前，刘晓同志到香港时，也曾向我谈这件事，但是，我一向并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经汉年这一说，我就不得不考虑起来了。几天之后，我因事到方方同志家里，老方把中央的电报给我看。电报的内容是要汉年、夏衍和涤新三人，急回北京，接受新的任务。这真使我大喜欲狂了！

　　南京解放的喜讯一到香港，我们就在英皇道的“哥罗士打”八楼举行招待各界的庆祝会。这是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公开招待各界的第一次规模盛大的会。还未离港的民主人士、文化界、工商界和各国记者都出席了。这是一次空前的盛会啊！方方和其他同志，都在忙碌地招待来宾。记得汉年也在这里露面，但他站在一个不大受人注意的角落，同几位熟人谈话。

　　大约是在庆祝南京解放的酒会的第三天早晨，我同汉年、夏衍两同志和老夏的女儿“阿咪”，悄悄地上了那艘开赴天津的“东方号”。我们乘的这艘“东方号”装满了商品。乘客呢？除了我们四个人之外，只有胡瑞梁（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夫妇和两位华侨姑娘。一个可以眺望天际的宽敞餐厅，在吃了饭之后，只有我们三人在谈天。从香港起旋到天津的旅程，正好是七个昼夜。由于空闲，自然就海阔天空地谈起来了。谈话的主角当然是汉年。谈些什么呢？内容现在是回忆不起来了，只能写下一些题目，例如上海地下时期的反特斗争；长征途上的见闻；30年代对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化上的反围剿，等等。

　　我们大约是在5月5日从天津到达北京的。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同志先后接见我们，负责对我们安排工作的是周恩来同志。那时，恩来同志住在中南海的颐年堂侧面的房子里（后来毛泽东同志进城后，恩来同志才搬住西华厅）。他就是在颐年堂同我们三个人谈话的。他告诉我们：“上海现在已经被我军包围了。你们的任务就是赶到丹阳，向华东局报到，跟部队进入上海。黄浦江上还有外国人，特别是美国军舰。进入上海之后，要作最困难的准备，准备美帝的军舰开炮，准备水电都被破坏，准备各种可能发生的混乱。你们都要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但是，有前敌党委和华东局的领导，有上海地下党的群众工作的配合，困难是能够克服下去的。”关于工作，恩来同志对汉年说：“你要当好陈毅同志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使中国这个第一大城市，能够正常运转下去。’咬给老夏的任务是搞好宣传和文化界的统战工作；交给我的任务是帮助曾山同志做好接管工作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

　　　　　　　　　　　　　　　　　 四

　　进入上海之后，汉年同志是市委常委兼副市长。不久，提为第三书记。陈总事情很多，市政府的日常工作，是汉年抓的。我的工作，在刚刚解放的几个月，重点是帮助曾山同志搞接管，接管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工作重点就在上海了。我那时是上海市委委员，并先后担任市委统战部、市府工商局、上海市财委和市府秘书长等职务，而这些工作都是由汉年同志把关的。从1949年5月下旬到1952年秋我调离上海的3年4个月间，因为工作关系，同汉年几乎天天见面。在这期间，汉年有几件事，是使我不能忘怀的。

　　进入上海之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是一个重要问题。有些同志怕受资产阶级影响而不敢同他们来往。陈总在这方面是胸有成竹、高瞻远瞩的。解放后一个星期，他叫我出面，召集二百多名有代表性的工商界人士，在中国银行的四楼会议室开会。他同汉年都做了长篇发言，用爱国主义去教育出席会议的人们。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去启发他们。当时出席的人物中有一部分人，没有见到共产党，是抱着一种恐惧的心理来开会的，听到这些入情入理的报告之后，情绪逐步稳定了。一些在香港观望的人物，也逐渐回来了。刘鸿生老先生就是在这个时候从香港回来的。鸿老一回到上海，汉年就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六七月间，几位代表性的工商界人士要求我邀请陈总和市政府几位负责人吃饭。有几位同志主张不去，理由是吃资本家的饭，怕在政治上划不清界限，犯政治错误。陈总笑着说：“你们不怕帝国主义，不怕国民党蒋介石，却伯起民族资产阶级来了，真是怪事！”汉年支持了陈总的意见。吃那餐饭，我也参加了。实际上，那是在做政治工作。我那时已经参加了统战部和工商局的工作。汉年经常对我说：“要同资本家搞好统战工作，首先是要同他们接触，是要同他们交朋友，是要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正确的和错误的。如果彼此隔得远远，甚至令人望而生畏，统战工作从何做起呢？当然，政治立场是要站得稳的。”我在上海搞了三年多的工商统战工作，是得到陈总的亲切领导，也得到汉年同志的有力支持的。

　　上海同其他城市一样，在打击了投机倒把，在财政经济实现了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之后，物价稳定下来了。国民党反动政权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和虚假购买力，也骤然消失了。为了解决当时的市场困难，中央财委在1950年4月间召开7大城市的工商局长会议。上海市委接到中财委的电报时，进行了讨论，汉年同志提出一个意见，认为单单工商局长出席还不够，要有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参加才好，因为他们对市场困难的情况，会比我们的干部更加了解，这样，他提出要副市长盛丕华老先生也出席。陈总和刘晓同志都同意这一意见，并向中财委提出这个建议。陈云同志批准这个意见。这么一来，天津的副市长周叔弢老先生也参加了，连在北京的陈叔通和黄炎培等与工商界有密切联系的人士，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不仅因为扩大了加工定货而解决了工商界的困难，而且成为我们党团结守法工商业者，扩大对工商界统一战线的会议。这一点汉年同志是有贡献的。

　　上海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在1952年进行了“五反”斗争。陈毅同志在市委的会议上提出“两路分兵”的主张，那就是把一些有代表性的资本家集中在上海市政治协商会议中，进行交代，互相揭发，而工人群众则在厂里背靠背地对资本家进行揭发。至于其余的资本家则在工厂商店中，由工人群众面对面地进行揭发。中央批准了陈毅同志的这一主张。集中在上海市政协的具有代表性的资本家，共303户，大中小资本家都有，而以大资本家为主。这个战场是由陈毅同志亲自指挥的。他指定汉年和我参加这一工作。汉年帮助陈总掌握形势，而具体工作则由我出面，陈总交给我们的方针是：“对资本家的五毒问题，马马虎虎是不行的，必须清查清楚。但是，决不能不择手段，乱干一通，这就要切切实实掌握党的政策。在这三百多个资本家中，如果有人自杀，那就证明我们的工作失败。”汉年对这个问题体会得很深，他说：“这三百多个具有代表性的资本家，集中到市政协来交代，结果如何，就要看我们能否把斗争与团结结合起来。”我在现场工作，汉年每天总是来电话询查情况。在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有两个资本家的神色很不正常，甚至全身在发抖。有的同志说，他们可能是害了病。我不放心，打电话给汉年，他在电话中告诉我，这两个人的发抖决不是伤风感冒，而是政治病，要好好抓住这个问题。事实证明，经过开导之后，他们松了一口气，把口袋里准备自杀的安眠药交出来了。我们把此事向陈总汇报，陈总说：“还要提防第三个准备自杀的人出现，关键就是贯彻党的统战政策。”运动进入后期的时候，如何执行党中央关于处理五类工商户的原则的问题，有几位同志认为应以“退赔”数字做标准。陈总批评了这种意见，认为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党的政策；资本大，加工定货的数量大，“退赔”的数字自然大，这个退赔数字必须同加工订货的数量去联系，还要看他们对运动的态度，否则，这303户中的大多数人，都要成为完全违法户和基本违法户了。汉年同志在这问题上是明确地坚决地支持陈总的意见的。这样，303户中有几个“退赔”超过1000万甚至4000、5000万元的资本家，定为基本守法户。当汉年同志代表市政府在会议上宣布这几个大资本家是基本守法户的时候，他们在惊愕中高兴得要发狂了。

　　是不是汉年同志在执行党的统战政策时，只有团结而没有斗争呢？不，不是的。对于极少数敌视共产党、敌视人民政府的人物，对于那些投机倒把，抗拒加工定货，甚至把假药卖给人民志愿军后勤机关的坏蛋，汉年同志是坚决斗争以至绳之以法（如对王康年的处决）的。总而言之，汉年同志在上海，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正确地执行了党的统战政策的。

　　　　　　　　　　　　　　　　　 五

　　汉年同志被打成“内奸”，是1955年的事。在事前，我是一点也没有觉察的。那年4月下旬我参加了访苏友好代表团到苏联访问，5月中旬我们从莫斯科经西伯利亚回到北京。当火车进站的时候，突然听到广播说潘汉年是“内奸”。当时，我真不相信我的听觉！难道这是真的吗？难道这位为党为革命出生入死，奋斗数十年的老党员，竟然是一个“内奸”吗？象这样一个了解地下组织情况的“内奸”，为什么不在那时（特别是1946年的上海和1947至1949年的香港期间）把地下组织和党的同志，出卖给敌人呢？这个疙瘩，多少年来，我是没法解开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所谓“潘汉年案件”，做了认真的复审，否定了原来认定潘汉年同志是“内奸”的结论。党中央正式发出了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汉年同志，27年来，泼在你身上的血污，党中央已经为你洗涤干净了。你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的业绩，终于为党和人民所肯定了。历史是不会忘记你的。安息吧！汉年同志！

　　　　　　　　　　　　　　　　　　1982年12月31日在北京南沙沟宿舍

　　　　　　　　　　　　　许涤新与潘汉年的交往

　　　　　　　　　　　　　　　　 方卓芬

　　涤新和潘汉年相识是在1938年的武汉。以后在重庆、上海、香港，都有接触。1949年，中央要在香港的潘汉年、夏衍、涤新一起到北京，商量参加接管上海的工作。从此，他们相处的日子就更多了。

　　涤新对潘汉年十分敬仰。1982年，党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之时，他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写下了《战士“覆盆”二十七载——一纪念潘汉年同志》一文，以饱蘸感情之笔，写下了他们交往的全过程。涤新生前，曾多次向我称颂潘汉年的才能、品德，讲他看问题看得很远，革命经验丰富。1950年4月，中财委召开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讨论解决当时的市场困难问题。当时涤新是上海市工商局长。潘汉年认为单单工商局长出席还不够，建议工商界代表也参加。后来中央同意了这一意见，上海由副市长盛丕华参加。这个会既解决了工商界困难，又扩大了工商界统一战线。涤新生前几次回忆往事时，十分称道潘汉年这一建议所起的作用。

　　还有一件事，也是涤新多次对我讲的。那是1954年3月，中央决定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先对私营企业进行调查摸底，组织调查小组到工商业集中的上海进行调查。由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统战部、重工业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交通部、商业部等抽调200名干部参加。涤新和沙千里分别担任正、副组长。当时涤新任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中财委成立第六办公室时，他任主任。调查组到上海调查了四五个月。回到北京后，潘汉年曾给涤新打过长途电话，说：“我有个意见，是不是留几家大厂，不要全部吃掉。无论从加工订货也好，对国际影响也好，留少数几家很必要。”涤新当时很为难地回答道：“这是中央已经决定了的。”潘汉年说：“那你向中央反映反映。”回想起来，潘汉年的意见很有道理。此后在总结企业合营的经验时，都感到我们搞企业合营走得太快了。潘汉年看问题很有远见。涤新对潘汉年当时的提醒和建议，一直念念不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讨论改革所有制结构、发展多种经营形式时，涤新还讲到潘汉年的见解很有道理。

　　潘汉年关心朋友，关心同志。他对涤新的关心，我有切身体会。只举1952年涤新煤气中毒这件事。那是1952年的元旦，涤新因几天来十分疲劳，午饭后准备洗个澡。天气冷，他用木炭在浴室里生了个小炉子。谁知煤气中毒，昏倒在浴室地上。当时，杨叔铭来找涤新谈工作。我们在客厅等了一个多小时，不见他出来，敲门没回声。我们急了。连忙设法把门撬开，并立即联系送华东医院。潘汉年知道后，十分焦急，急忙赶到我们住的宿舍来探望，问长问短，直到他知道涤新到医院后已经清醒过来，才放心地回去。

　　涤新对潘汉年有深厚的感情。1988年2月8日，涤新因肺癌离开了人间。2月9日，我的次子和女婿去北京医院收拾他的用品，从床头柜中捡出他写过的几页纸，字迹歪歪斜斜，有一页写着：《忆汉年》。我们辨认了好久才看清楚。他写道：“长期与魔鬼打交道，履如夷，志益坚，贡献可以比金石，谁料含冤27年。1988年2月在北京医院。”这是涤新怀念潘汉年的心声。涤新在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还在追思长期受冤屈的潘汉年，对潘汉年的功绩、贡献，表达了他无比崇敬的心情。

　　　　　　　　　　　　　　　　　　（马福龙、沈忆琴、李小苏整理）

　　　　　　　　　　　　　　　潘汉年和董慧

　　　　　　　　　　　　　　　　　赵先

　　初识潘汉年，是在抗战爆发前夕，当时他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在冯雪峰陪同下，他和刘晓来到我的家里。他当时30多岁，已是久经战斗、革命经验丰富的人了。他那时从延安回来还不久，风尘仆仆，紫红色的脸，不象人们常说的“白面书生”的文化人，鼻梁上有几点浅浅的天花痕迹，中等身材，穿一套淡咖啡色的西装。潘、冯、刘和我爱人王尧山四人在我家相聚，主要是为商量工作的交接问题，哪些人和事由办事处管，哪些应划交上海地下党管，还有从狱中释放出来的同志，哪些可留在上海，哪些应介绍去延安或大后方等等。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健谈而活泼的人，没有一般老资格党员的那种严谨的神情。

　　1942年7月，中央指示上海领导机关撤退到新四军地区去。行前，刘晓对王尧山说：“小开（潘汉年别名）也要撤退，他那里的交通线很安全。”不久，约11月初，刘晓通知王尧山和我，晚饭后到南京路四川路一家旅馆集中。我们如约到旅馆后，刘晓已开了两个房间，不多一会，张本也拎了只皮箱来了。次日黎明，我们四人分乘两辆三轮车到广东路一家商号，店堂里不见有什么货物，象是做转手生意，上海人称之为“申庄”的地方。天未大亮，电灯还亮着，由两个商人模样的人招待我们，说小开就要来的。不一会潘从店堂后面出来，似乎住在商号里过夜的，穿着一身时髦而合身的西装，外加秋季大衣，派头很大，俨然是个洋派经理的样子。他胖了些，也老了些，已不是五年前的样子了。我惊奇他怎会改变得这样快，几乎使我难以辨认了。

　　谈话间，已经有人叫来了两辆出租汽车，直驶北火车站，大家的行李都交给送行的商人代办托运手续。另一个穿长衫的商人模样的人把我们引进餐室。早餐后，乘上二等车厢去镇江。二等车厢很整洁，除我们五人外，全都空着，座位间的小桌上还有插着鲜花的小花瓶。沿途经过大站时，有几个腰佩指挥刀的日本军官上上下下地短途乘车。这样阔绰的旅行，是我生平第一次，比起两个月前我和刘晓、刘长胜去南京时，挤在做单帮生意的人一起，给日本宪兵推推撞撞的情景，真有天壤之别。

　　车到镇江时，有穿西装和长衫的两个人到车站接我们。到金山饭店后，尧山颇有点紧张地告诉我，说那个穿西装的现在是镇江特工站负责人，他就是中央通报过的叛徒，他在一次做交通工作时被捕叛变，要我当心。到镇江的第二天，潘告诉大家，有个任伪方军官的人要请我们吃饭，刘晓对是否应邀，有些犹豫，面有难色。潘说：“某某等人对国民党是很恨的，他们在严刑下被迫叛变，也明知跟汪精卫走没有前途，想为共产党效力，取得党的宽大。我在某某前只说你们是上海商人，跟我到新四军去做生意的。”这样，刘晓就同意去吃饭，我们则看刘晓的脸色行事，一起去了。汉年为了劝大家去吃饭，费了不少口舌，他还怕刘晓会担心花钱，特别说明这次费用都由对方开支。当时他说服我们这些不习惯用特殊手段去做工作的人的神态，至今想来还是十分感人的。酒菜馆离金山饭店不远，当我们跟着潘到酒菜馆二楼时，这个伪军官已等候在那里，他身穿伪军装，态度拘谨。席间我充当的角色是王太太，张本是张小姐。谈话内容始终是我们到达镇江后第一天下午游览金山寺，以及饭后将要去的竹林寺，有关政局的问题一句也未涉及。饭后即由穿西装的特工人员带我们去了竹林寺。

　　第三天一早，我们乘上一只去仪征的机帆船，船上各色人等都有，也有几个年轻的伪军。从这些伪军的和气态度来猜想，他们是当时镇江特工站负责人派来的。下午，到了仪征县城，住在一个很简陋的客栈里。仪征在敌伪时期是很萧条的，街上行人稀少。次日天蒙蒙亮，这个特工人员改穿了中装短衫，带来几个青年挑夫，到客栈挑着行李，陪同我们离开客栈。到城门口，只见城门还紧闭着，特工人员和守门的伪军交涉后，开了城门让我们一行十几人（连几个挑夫在内）出城。刚走出几步，城墙上的伪军就高声喊叫“站住！”大家停下来，转身抬头看城墙上的伪军，潘对伪军大声喊道：“和你们上面讲过了，还不知道吗？混蛋！”经这一训，伪军只得放下端着的步枪，不响了。潘的这一喊话，确使人相信他的神通广大。大家继续在泥土公路上前进，走了十几华里，向着一条小岔路上走，走不多远，迎面一排小山岗，两个小男孩探出头来叫“站住，不准动！”我们都一齐停步，服从命令，只派一个人上去讲话。看着这两个威严而又认真得可笑的孩子，大家都会心地微笑。潘上去对小孩说：你们罗炳辉师长的客人到了。于是他们同意我们爬上小山岗，另外两个孩子奔向村庄报信去了。我们走向一眼就能看清的第一个村庄，休息以后，由乡长招待吃了午饭。饭后特工人员带着挑夫匆匆忙忙转回去了。

　　我们一行由乡长和两个农民挑着行李去找区公所。路上刘晓一直在和乡长谈话，我们紧跟着走。走着走着，我发现潘掉队了，在后面步履艰难的样子，我停下来等他，他说：“真糟！皮鞋把脚磨出了血泡。”于是我陪着他慢慢地走，凡有岔道的地方，尧山在等着，指引方向。到一个小镇，找到了区公所，已是夕阳西下了。区公所铁将军把门，吃了个闭门羹。乡长把我们带到一处小饭铺里，要我们第二天再去找区公所，他就带着两个农民告辞了。

　　小饭铺的主人给我们做了晚餐。饭后，主人夫妇把两张方桌向土灶一边靠拢，空出一块地方，弄来些稻草，铺在地上。我把这地铺分成两块，大些的给潘、刘、王睡，我和张本合睡一块小的。在昏暗的菜油灯光下，一只狗在方桌下监视着我们。潘打开他的被卷，淡绿色的绸被面特别显眼，稻草粘在被面上，他屈着双膝去拣被面上的稻草，一面讲：“糟糕！糟糕！”（这是他的口头禅，一路上他总是这样讲）我说：“谁叫你带这么漂亮的被子呢？”大家睡下后，潘欲吹灭油灯，这时桌下的狗吠起来。女主人把狗赶出去，狗还不服气地不断扒抓门板。潘叹着气，不由说了声：“糟糕。”

　　正当我们睡得香甜的时候，一只老母猪咕咕咕地走出来，啃着地上的稻草，在潘的头前粗声粗气地咕噜起来。“哪来的这只猪？真糟糕！”透过门缝的亮光，看到潘一面赶猪，一面坐了起来，他的狼狈相使我不禁格格地笑了起来。笑声刚停，我自己的难题也来了，原来晚上天气突然变冷，我只穿一件单旗袍，一条短裤，冷得受不了，只得坐在被窝里不起来。潘笑着对我说：“冷，是吗？”我不作声，心里在嘀咕，不是说一到边区就可换上军装的吗？现在进入边区已有几十里路了，却连一个穿军装的新四军战士还没遇到。潘从他的手提皮箱里拿出条薄呢的西装裤说：“穿这裤子吧！”我还扭扭捏捏地不肯穿，大家说：“穿吧！穿吧！在这乡下兴许人们还以为这是城里人的时兴打扮哩！”我无可奈何地穿了，裤脚太长，潘还弯腰帮着把裤脚卷些起来。这时，他真象是大哥一样。

　　我们在新四军二师淮南驻地步行了三天，吃饭是有一顿没一顿的。有天夜里说是有敌情，一连换了两处房子，没睡好，但谁也不觉得苦。我们先找到当时的仪征县委书记李代耕，他把我们送到淮南区党委，找到了党委书记刘顺元，然后到上海撤退干部集中的顾家圩子。省委负责同志刘长胜、张登（即沙文汉）、刘宁一和许多同志都跑来欢迎我们，祝贺我们撤退的胜利，热烈情景颇为激动人心。这是1942年11月6日。为什么我记得这样清楚呢？因为第二天是十月革命节，顾家圩子开了庆祝会，主持会议的是大王同志（学生方面的），开头用俄语叫了声同志们，然后庆祝斯大林格勒反攻的胜利。潘在顾家圩子住了一个时期。

　　1943年9月我第二次回淮南时，尧山调华中局组织部工作，驻大王庄。这是军直政治部的驻地，潘住在我们隔壁的房子里，有空的时候，总是听他讲山海经，他的山海经特多，听来使人入神。

　　有一天，潘汉年的交通员从上海带来一位女同志，她身体结实而丰满，中等个子，相貌一般，穿天蓝色布旗袍，与潘隔张小桌面对面坐着，用广东话交谈。华中局组织部长曹山以为是老潘的部下来了，要我派个通讯员送她到招待所去住宿，我说慢慢看情况再说吧，老潘不是已和原配夫人离婚了吗？后来才知道，她就是董慧，在老潘处住了半个月，天天学习整风文件。那时干部们都各有一块自己开垦出来的自留地，种出来的蔬菜交给伙房，这叫作生产自给。降霜期到了，董慧抢着收菜，翻晒后送到伙房去加工（这是冬季的主菜），得到了大家的称赞。

　　董慧是香港名门之女，其父董仲维是香港总商会会长，著名实业家。董慧1918年出生，1937年从广州去北京报考大学，适遇七七事变，充满抗战热情的董慧，不愿进大学而宁愿投奔延安。在延安马列学院，她曾听过潘汉年的报告。1939年董慧被派往香港，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董慧对潘汉年既尊敬又崇拜，潘也暗暗地爱上了比自己小12岁的董慧。在了解了潘在婚姻与感情中的不幸与苦闷后，同情与爱慕使他俩结合了。但时间长了，董慧对这非正常的关系感到无法忍受，潘汉年自己也很尴尬。如今，这一烦恼的解决，出于他俩的意料，真是天作之合啊！

　　董慧要回上海去了，潘亲自送她直到仪扬边区，眼看着交通员带董慧跨过了封锁线，才依依不舍地回到军部。当他独处寒室，情思董慧时，作《寒风曲》一首，诗云：“寒风吹晓月，大道锁青霜。马蹄声声得，方寸益惶惶。此别伤心处，无言泪几行。”

　　我和董慧做了半个多月的邻居，深感她朴实厚道、思想单纯、心地善良、劳动积极、作风正派。

　　潘汉年继续留在华中局任情报部长，主要负责上海、江苏敌占区的情报工作，战绩累累。他在参加华中局甄别委员会工作时，帮助弄清了不少案件，特别是扬帆被康生诬陷为大特务头子一案，也是在他的过问下平反的。这期间，他也受到挫折，在黄花塘事件中，饶漱石整陈毅，潘对此不满，在高级干部中为陈呜不平，这样他自己也被整成“小广播”、“自由主义”。我很为他担心，心想老潘就是心直口快，讲话不择对象，要知道自己人中，也有人爱搞小动作的哟！

　　1946年8月2日，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全面内战已不可避免，周恩来安排潘汉年和夏衍撤离上海，于是潘、夏和董慧同乘一架飞机抵达香港。

　　此时的香港表面上是一个自由港，但各情报机构密布，情况十分复杂。潘汉年有董慧为他所作的社会掩护和经济援助，使他在香港的活动十分活跃和顺利。家务均由董慧操持，如买菜和下山挑水等。董慧的父亲明知女儿和潘的关系已非一般，但没有正式结婚，这在香港上层社会人士眼里是很丢面子的。于是在她父亲的主持下，潘、董举行了盛大的结婚典礼，时年董慧已29岁。

　　潘汉年在香港一手抓情报，一手抓统战，他在香港工商界和已解放的城市如烟台、大连、天津的通航贸易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党中央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后，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工商、文化界人士，还有起义的国民党军长、西北军的代表，至少在350人以上，都要从大陆各地转道香港，再租船把他们送往青岛、塘沽等地。此事历时一年多，潘汉年在港英当局警戒森严，国民党特务云集的困难情况下，没有一次失误。在政治上为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用他的老搭档夏衍同志的话说：“潘汉年在香港，两年做了四五年的工作。”

　　淮海战役尚未结束，中央就决定由陈毅担任未来的上海市市长。1949年5月11日晚，周恩来在北平约见潘汉年，他说：“中央决定你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统战工作，你要当好陈毅同志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使中国这个第一大城市能够正常运转下去。”1949年5月23日，潘汉年抵达中共中央华东局驻扎地丹阳，在这里，集中了一支数以千计的干部队伍，他们正紧张地做着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

　　次日，潘汉年被通知去陈毅处开会，他换上了刚发给他的一套新军装，又将一支新手枪挂在腰间，这虽给他增添了几分军人的威武，但文人气质却并无多少改变。陈毅在会上重申了各项入城纪律和规定，并宣布接管方面的具体事情一律听潘副市长的指示。

　　解放后，作为一个管理大上海的常务副市长，潘汉年更是日理万机。当时，潘汉年和刘长胜（市委副书记）合住在丁香花园的一幢大房子里。晚饭后，大家都在大院里散步聊天，每到晚上和休假日，潘副市长家经常是高朋满座，好友如云，他们多数是工商界、文艺界、民主人士中的老熟人、老朋友，有些是较亲近的部下。从大家毫无顾虑的高谈阔论中，他得到了送上门来的许多信息，也借此联系了群众。人们觉得他谈吐自然，没有官架子，仍是从前的老潘，但大家感到不足的是丁香花园的门不好进，大门口有传达室，找人先要在登记簿上登记，然后打电话通知，因为潘汉年是一级保卫对象。

　　大概是出于“不方便”的原因吧，1952年，潘汉年搬到康平路居住，我去看他，只要按一下门铃，就被人领进潘的会客室。这时，常常仍有客人围着潘谈天说地，他见到我，站起来问；“有事么？”我点点头，不一会客人们就知趣地走了。我向他反映妇女问题，他仔细地听，没有丝毫首长的架势，那亲切的语言至今记忆犹新。如宣传新婚姻法，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些包工头、恶霸、流氓都有大小老婆，有的甚至有好几个。有些女工，不但被霸占了，还要把工钱全交给霸头，她们没有人身自由，新婚姻法的宣传对她们也“不起作用”。潘汉年说：“这些流氓、恶霸都是社会渣滓，只有通过社会镇反，才能把他们铲除掉。”果然不久便开始了社会镇反，那些被压在最底层的妇女纷纷起来揭发、控诉，人民政府把她们从火坑里救了出来。

　　在“五反”时为了避开职工和资方的正面冲突，集中了有代表性的大户303户，在和平饭店交待“五毒”。市妇联重点抓了303户的家属工作，要她们帮助丈夫过好“五反”这一关。对此我向潘汉年作了汇报。潘听了大为赞赏，他说：“正合我意，要不，白天斗，夜里回到家里也挨斗，谁能吃得消？这是要出人命的。”潘自己以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的身份，带着一批干部整天泡在和平饭店里，“五反”结束时，303户都被鉴定为守法户或基本守法户，他们皆大欢喜。

　　潘汉年对上海的过去和现在太了解太熟悉了，所以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做报告谈问题也使人感到贴切。他经常衣冠楚楚，身着西装，举止潇洒，为此“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开始时，我真为他担忧。

　　市级机关的“三反”开始了，市领导都必须“洗澡”、“下楼”才能轻装上阵。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潘汉年身穿毕挺的人民装，坐在第一排，不断地抽着三五牌香烟。我心想糟了，要是潘“下不了楼”，接踵而来的运动将由谁来领导？轮到潘汉年“交待”了，他笑眯眯地说：“官僚主义在我身上是严重的，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也就是官僚主义。至于贪污浪费嘛，我无帐可算，因为我从来也没有领过工资，也不管经费开支。我到市政府办公，公务员叫我去吃饭，我就去吃。我的吃、住、行都是公家包了。至于我穿的一身衣服、鞋袜，抽的三五牌香烟，都是我老婆从她家里弄来的，我也没问过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就这样，这位市委第三书记轻轻松松地“下了楼”。因为大家都知道，董慧是香港银行家的女儿，从1939年调到上海情报系统工作后，就在她父亲设在上海的分行里当职员，党的大量活动经费，都是以董慧的名义，在银行里立的帐户，并由她担保，需要时可以随时支取。在这方面，她是有特殊贡献的。解放后，董慧一直在市委统战部工作，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做着各种具体而琐碎的事情，从不居功自傲，也不以副市长夫人的身份突出自己，是个朴朴实实的人。她也是市妇联的常委，每当常委讨论时，她常常是首先发言，与别人有不同意见时，她从不在会上和人争论，而是会后个别向我提出意见，她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有人认为副市长夫人的话“有来头”。

　　1955年3月下旬，那天是中苏友好大厦建馆纪念日，上午9时许，潘汉年到会剪彩后，我和他一起步入展馆大厅，他对我说，今天下午他就要去北京开会。可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诀别。

　　　　　　　　　　　　　 敦厚长者“胡越明”

　　　　　　　　　　　　　　　　　叶凡

　　抗日战争期间，我家住在上海英租界的一处弄堂房子里。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在她母亲逝世后不容于姐夫，得到我的同情，住进我家的一个只有6平方米的非常简陋的亭子间。她就在这里开党小组会、支部会……后来，她介绍我入了党。我家周围环境很简单、安全。党的领导同志也常来这里碰头、谈工作。这里先后掩蔽过5个女共产党员；油印过党的秘密文件。后来，区委书记竟把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同志也带到这里。1942年夏初的某日，刘晓同志带了一位年龄与他相仿的领导同志来到这里。这位同志非常和蔼，戴了一副金丝边眼镜，一派斯文。一进房间，他就对我说：“我们年纪比你大得多，不能说是你的同学，你就说我是到你们学校向女学生推销丝袜时认识你的，到你家来是为了请你帮我推销丝袜。他（指刘晓）是我带来的。我的名字是这个，电话号码是这个。你遇到什么问题时，可以打电话找我。”说着、从怀中掏出一张名片，用自来水笔在上面写了些什么就递给我。我一看，铅印的名字是“胡越明”，手写的是10789五个数字，写得潇洒流畅，我至今还记得。另外还印着什么头衔之类的，我没有注意。刘晓同志说：“我们在这里谈话时，你不要躲出去，免得你家里的人感到奇怪，为什么客人关起门来，主人家却要躲在外面。但是，你不要听我们的谈话。”

　　其实，我哥哥上学去了，母亲出去搓麻将了，别的人根本不管我的事。我的同学们来来往往，他们也都看惯了，不会觉得奇怪。我是入党才一年多的在基层工作的女学生，对党内领导同志敬若神明，所以就老老实实地坐在一旁看书，把思想集中在书本上，没有听他们的谈话，连茶水也忘了奉上。

　　他们走后，我看着名片想着：这名字当然是假的，胡，胡说八道吆，越胡说越明白；铅印的，还不知是怎么搞来的。电话——我想当然更是假的，刚才现写的；本来是7、8、9、10，假装是外滩一带的1字打头的，成了10、7、8、9。这样一想就记牢了。别的字，反正不是丝袜商人，不记它。“这是怕我听错了，或是听一遍记不住，才给我看的。”于是我就烧掉名片，冲掉纸灰。

　　之后，我才知道潘汉年真的用过这个名字。名片是他自己的，电话也是真的。原来这是留给我的一个护身符。

　　当时，我家生活是靠父亲从重庆汇款来维持的。有时，款不能按时汇到，就靠典当度日。1942年夏季，我到新闸路底的一户人家当家庭教师，挣些钱来供我自己活动和学习之用。为了省下车费，常是步行而去；只在因故迟出门时，才坐电车。我舍不得花钱乘头等车厢，总是坐三等车厢。

　　有一天，刚走进三等车厢，就猛然看见“丝袜商人”坐在通往头等车厢的小门旁。他穿着一身漂亮的白西装，戴着一顶高雅的白草帽。我着实吃了一惊。他却坦然一笑，点点头算是对我招呼，我也赶快点一下头就坐下，不敢走过去和他说话。再一看，车厢里稀稀拉拉坐了几个普通市民，才定下心来。过了两三站，他先下车，仍是微微一笑，点点头，算是道别。我一看，没有发现什么人跟着下车。

　　一次，潘汉年与刘晓在我家碰头时，潘提前来了几分钟，他问我：“我好几次看见大热天你在马路上走，是到哪里去？为什么不坐车？”对党内领导同志，我当然说实话。那时候，共产党员口袋里没有多少钱，也用不着难为情。他听后仍是微微一笑，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我却在想：他也常在这条路上坐电车？也坐三等车？为了省钱？那为什么穿那种西装？是在甩掉什么尾巴？解放以后才知道，潘说过，认识他的人一般不会坐三等车，他有时坐三等车，既省钱又安全。

　　到苏北解放区听了学习班里关于保密工作报告时，才知道“胡越明”原来是领导隐蔽战线工作的潘汉年同志。别人在议论他的“神通广大”、“神出鬼没”……，我却总觉得他与想像中做地下工作的人不易联系起来。我只觉得他待人宽厚，一片祥和。那微微一笑、点点头，总是让人心里充满了温暖。尤其是1946年8月那次，在老蔡的书房里与我单独谈话时，是那么恳切、关心。他批准我去和莫洛一同工作，和莫洛结婚；交代了在那里长期工作的任务和工作方法；决定我的组织关系留在上海，由“大姑”和我联系。因为她有公开身份，容易找到。潘肯定了莫洛的人品，说他是个好同志，分析了莫洛与我经历不同，个性不同，嘱咐我要与他互让、互谅。他的话使我满心感激，不知说什么才好。最后，潘说：“去吧！好好干吧！”仍是微微一笑，点点头。那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

　　1949年底以后，我和莫洛转业到财贸部门、工业部门工作。经过1955年的风波，历次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尤其是那十年浩劫，我们都受到了歧视、排挤和打击。但却始终保持自由之身，还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尽己所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添砖加瓦。

　　“四人帮”倒台之后，我逐渐与一些多年不通音讯的老同志见面了。要互相诉说的话是讲不完的。1979年11月，我终于能在吴康和刘人寿两位同志面前说出那么多年郁积在心里的那句话：“我不相信潘汉年是什么敌人、特务！”我相信这是当时许多老同志的共同心声！

　　冤屈终于得到昭雪，但是人却早已不在了。

　　有人引用过“大雪压青松”的诗句。我却想：大雪何其多！其实不必等到雪化，人家也看得出那青松的高洁。那静谧的雪景岂非比那尘红陌紫、柳绿桃艳的春光更美，更能表达那难以言传的意境吗？”









潘汉年在上海--附录






附录

　　　　　　　　　　　　　 潘汉年生平大事年表

　　　　　　　　　　 陶柏康　李小苏　谢黎萍　黄金平

　　1906年

　　1月12日（农历了已年12月18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今宜兴市）陆林（今陆平）村。

　　1912年（6岁）至1921年（15岁）

　　先后在本村初级小学官林镇宜兴县立第三高级小学、宜兴彭城中学、常州延陵公学读书。

　　1922年（16岁）

　　春。因贫退学，返宜兴。在宜兴县城励进社小学代课。开始广泛阅读上海出版的报刊。参加编辑《宜兴评论》。

　　1923年（17岁）

　　在励进社小学任教。和进步师生一起参加反对腐败的县教育局长周聘高的斗争。

　　10月12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发表《打破小学教科书之我见》。同日，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发表新诗《不敢》。

　　1924年（18岁）

　　春。应聘到宜兴和桥镇养初小学任教。

　　秋。到无锡唐文治先生创办的国学专修馆学习。

　　1925年（19岁）

　　春。到上海，进中华国语专科学校读书。不久，进中华书局当校对员，并协助编辑（小朋友》周刊。

　　秋冬之际，受五卅运动影响，积极投入社会政治活动，由陈铁庵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不久由阮仲一、王弼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20岁）

　　3月1日，正式加入创造社出版部，担任编辑、发行工作。被称为“创造社小伙计”。4月26日，创办《A11》周刊，任主编。6月12日，主编出版《幻洲》周刊。10月1日，与叶灵凤合编《幻洲》半月刊。

　　1927年（21岁）

　　2月，应郭沫若、李一氓邀请，前往南昌，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办的《革命军日报》总编辑。

　　4月下旬，在武汉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纂股长。

　　7月，随郭沫若到九江参加张发奎部工作。月底奉命撤回上海，继续从事革命文化斗争。9月，与叶灵凤继续合作恢复编辑出版《幻洲》半月刊。10月，参与编辑张秋人主持的秘密刊物《工人》。

　　1928年（22岁）

　　1月1日，与叶灵凤合编《现代小说》创刊。4月1日，创办《战线》周刊，任主编。5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文化工作党团（或称文化党组，后划归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书记。

　　1929年（23岁）

　　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设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担任第一任“文委”书记。

　　10月，在北四川路公啡咖啡馆召开党与非党文学界人士座谈会，传达中央对“革命文学”论争的意见，并成立“左联”筹备组织。

　　1930年（24岁）

　　2月中，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被选为执行委员，并任党组书记。

　　3月2日，出席在中华艺大召开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任左联党团书记。

　　5月7日，陪李立三在爵禄饭店会见鲁迅。

　　5月20日，出席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大会，并代表“文委”讲话。

　　夏。艺术剧社、南国剧社等先后被查封。主持召开戏剧界会议，研究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的前途问题，决定重新组织中国左翼剧团联盟（后改称左翼戏剧家联盟）。

　　8月15日，社联和左联联合主办的《文化斗争》创刊，任主编。

　　秋。调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日报》，担任上海地区总采访。

　　10月，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文总）在上海成立，任党团书记。

　　冬。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分管文化出版工作。

　　1931年（25岁）

　　春。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

　　5月，调中央特科工作，任情报科科长。6月，任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至1933年5月，一直担任中央保卫工作。

　　6、7月间，通过情报关系获知向忠发被捕，即向中央报告，采取安全措施，以后又设法获得向忠发口供，证实向已叛变。

　　1932年（26岁）

　　2、3月间，参与组织粉碎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划的“伍豪事件”的阴谋。

　　1933年（27岁）

　　夏。奉命撤离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六届五中全会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10月，受命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中国工农红军，和国民党十九路军代表谈判。后任中共驻十九路军常驻代表。11月，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代表中共与福建人民政府签订抗日停战四条协定。

　　1934年（28岁）

　　1月24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6月，任赣南省委宣传部长。

　　10月，奉命与何长工一起代表红军与国民党广东陈济棠的粤军谈判，达成5项协议，为后来红军长征创造有利条件。

　　10月，参加长征，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

　　1935年（29岁）

　　2、3月间，遵义会议后，奉命离开红军前往上海，设法恢复白区工作以及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8月，与陈云在上海会合，并先后乘船离沪，经海参崴转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和长征初期的情况。10月，在莫斯科列席少共国际代表会议。

　　1936年（30岁）

　　1月13日，奉命在莫斯科会见国民党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

　　2月，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回国参加国共谈判联络工作。

　　4月，和胡愈之一起离开莫斯科回国。

　　5月，在香港广泛接触救国会在港成员陶行知、邹韬奋、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旧情报系统人员梅龚彬、胡鄂公、钱铁如以及友好柯麟、叶挺等。并说服在香港的邹韬奋、陶行知，由胡愈之起草告全国同胞这样的文件，后来由邹韬奋去上海，要沈钧儒、章乃器签名，即有名的章乃器、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四人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同时派人去上海打听地下党情况。一面写信给陈果夫望其派代表来港会晤。

　　7月上旬，在香港会见国民党陈果夫、陈立夫派去的联络代表张冲。不久，与张冲一起经上海到南京，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会面。

　　7月中旬，由宁抵沪，与冯雪峰会面，共同研究赴陕方案。在沪西一豪华饭店与张学良会面。

　　7月中、下旬，在沪会见宋庆龄、沈钧儒等，向他们介绍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他们的充分理解与赞同。

　　8月8日，由上海经西安到达陕北保安。10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汇报在莫斯科、香港、南京与国民党谈判联络的情况。随后奉命到西安与张学良会面。

　　9月24日，携带《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即八项条件），毛泽东致宋庆龄信，毛泽东致章、陶、沈、邹信，以及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离开保安，经西安、南京前往上海。

　　10月14日，经中共中央正式任命为中共谈判代表。

　　10月上、中旬，从西安到达上海，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会见宋庆龄、沈钧儒等。面交毛泽东致宋庆龄，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向他们转达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并与他们建立经常性联系。

　　10月19日、得悉鲁迅病逝消息后，随即向中共中央报告，根据中央指示组织葬礼活动。

　　11月10日，在上海沧州饭店和陈立夫举行会谈。

　　11月12日将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电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21日并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11月23日晚，国民党下令逮捕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邹韬奋，史良。潘汉年积极发动营救“七君子”运动。

　　12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向到上海询间西安事变内幕的张冲介绍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赴南京与宋美龄、宋子文会面，向他们陈述中共和张、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向。同时建议，请与蒋介石、张学良关系均很好的澳籍顾问端纳陪同他们前往西安。

　　1937年（31岁）

　　1、2月间，为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奔走于上海、南京、西安等地，继续执行中共谈判代表的使命。

　　春。王稼祥、贺诚候船赴苏联治病，亲自布置安全保卫工作。其间，还亲自将方志敏设法从狱中带出的文章、诗词拍摄成胶卷呈交党中央，原件交冯雪峰保存。

　　3月下旬，陪同周恩来到杭州和蒋介石会谈。

　　7月7日，陪同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到中国饭店与刘晓会面，倾听周恩来有关上海地下党的工作与上层统战工作的指示。

　　7月吕日，安排周恩来与上层民主人士、文化界党员干部见面。

　　8月2日，与夏衍一起看望自日本返沪的郭沫若。并向郭介绍上海救亡运动情况，决定由夏衍当郭的助手。并帮助郭沫若、夏衍和国民党联合创办《救亡日报》，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

　　8月底，出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主任。

　　9月25日，决定由一批爱国革命青年组成战地服务队到国民党部队工作，并由夏衍、杜国库、钱亦石负责。

　　10月28日，以“八办”名义，致函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席杜月笙，指出：八路军团军费限制、缺乏防毒设备，极望后方同胞捐助。后杜月笙捐献了1000只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

　　1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向各界知名人士阐述在日军占领上海形势下，为保存革命力量，希望他们撤离上海。并妥善安排宋庆龄、何香凝等一批著名人士撤离上海。

　　12月10日，和夏衍同船撤离上海到香港。

　　1938年（32岁）

　　2月，在武汉中共长江局汇报工作。旋即返香港，与廖承志一起主持八路军、新四军驻港办事处领导工作，继续开展统战工作，同时仍领导一部分秘密工作。

　　9月29日至11月6日，以地区负责人身份参加中共六届六中（扩大）全会。会后，留中央社会部工作。

　　1939年（33岁）

　　4月涸眼疾，去香港治疗，并负责了解敌后的情报工作。行前和社会部领导一起研究敌后情报工作问题，并就争取、分化李士群等取得一致意见。

　　9月下旬，由香港抵达上海，建立上海情报工作班子，先后建立与延安、香港、重庆等地联络的电台。

　　10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主持第一线情报工作。根据中社部决定，负责组建华南情报局，并统一领导港、澳、穗等地的情报工作。

　　1940年（34岁）

　　往返于香港和上海两地，组织指挥上海与华南敌后地区的情报工作。

　　1941年（33岁）

　　2、3月间，通过秘密交通线，将从皖南事变后突围出来的一批重要干部转移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

　　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向中央提供了“苏德战争一触即发”的战略情报，以及日军准备南进的情报。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工作重心移至上海。并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取得合法身份，继续开展情报工作。—

　　根据中央和南方局指示，与各方面配合，在日军严密封锁中，疏散在港的各方面人士800多名，其中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

　　1942年（36岁）

　　4月，会见李士群。李士群提供了敌伪即将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扫荡”的有关军事计划。

　　1943年（37岁）

　　春，华中局情报委员会成立，任书记。华中局情报部成立，任华中局情报部部长，继续领导上海、南京等敌后地区的情报工作。

　　4月，奉命前往敌占区了解敌伪“扫荡”、“清乡”计划。在南京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与汪精卫会面。随后即返回淮南根据地。

　　参加华中局整风运动，并向干部作整风辅导报告。对扬帆受诬一案，参加审查，实事求是纠正错案。

　　1945年（39岁）

　　2月14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

　　4月，在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会议。会议期间，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和接见。会后留在延安，仍在中央社会部工作。‘

　　1946年（40岁）

　　3月，离沈阳到北平。旋即奉命到南京参加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工作。

　　7月，陶行知逝世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正在上海的许多进步人士一一进行了解，并给以多方面的关心与照顾。

　　9月，根据周恩来指示，与夏衍一起离上海到香港，在港主持统一战线及隐蔽战线工作。

　　1947年（41岁）

　　1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南京局所属香港分局，被任命为香港分局成员。

　　1948年（42岁）

　　5月，就即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一事，和各反美反蒋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见。

　　联系和组织港商同大连、烟台等解放区沿海城市进行贸易往来，为解放区提供紧缺物资。

　　年底，在港获悉上海李白电台被国民党破坏，电告上海情报负责人刘人寿及部分情报干部撤往香港。

　　有计划地组织良主党派领导人和各无党派知名人士从上海等地转往香港，然后由香港通过海上通道转移到解放区，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做准备。先后共组织20多批，约350人，历时一年，没有一次失误。

　　1949年（43岁）

　　春。参与策动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和上海海关两系统的起义。参与组织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在港机构和人员的起义。

　　4月，应中央电召，与夏衍、许涤新同船离香港前往北平，接受接管上海的任务。

　　5月11日，受周恩来接见，谈上海接管工作。被告知即将担任解放后上海市副市长职务。5月12日，受毛泽东接见。当晚又出席周恩来召集的会议，讨论上海工作。

　　5月16日，离开北平。

　　5月23日，到达丹阳向中共中央华东局报到，参与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

　　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任上海市副市长。陪同陈毅市长接收上海旧政府。5月31日被任命兼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长。”

　　在此前后，党内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社会部部长、统战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副书记、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等。

　　9月30日，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1950年（44岁）

　　1月，中共中央决定华东局与上海市委领导机构分开。任市委常委。

　　1月27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当选为委员。

　　1951年—一1953年

　　工作基本上没有变动，负责市政府的日常工作，并分管政法工作。

　　10月16日——24日，在上海市第二届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上，当选为副市长，市协商会议第一副主席。

　　11月，任市委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副书记。1951年5月兼任市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1954年（48岁）

　　春。华东局撤销，上海市委改组，任第三书记。

　　8月16日——21日，出席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9月1日，赴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55年（49岁）

　　4月3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期间，通过陈毅，以书面报告形式主动向中央谈了自己12年前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会见汪精卫的经过，并说明自己长时间没有向组织上说清楚的原因。经毛泽东批示，被以“反革命”罪名逮捕，关押在北京北郊功德林公安部看守所。4月17日，上海各大报刊公布潘汉年被捕消息。

　　1960年（54岁）

　　3月15日，被转移到昌平县秦城监狱关押。

　　1963年（57岁）

　　1月9日，被最高人民法院以“内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月13日，被“假释交公安部管制”，并与董慧一起到北京南郊团河劳改农场居住。

　　1967年（61岁）

　　3月，根据“中央文革”命令被重新收监审查，从团河农场转口秦城监狱关押。7月，患病住院，被怀疑为身患癌症，在医院住了两个月，仍回监狱。

　　1970年（64岁）

　　7月，根据“专案组”的建议，经中共中央批推，被重新加重处理：“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75年（69岁）

　　5月，与董慧一起被遣送到湖南茶陵县洣江茶场安置，作为“特殊犯人”接受管制。

　　1976年（70岁）

　　冬。多种疾病发作，住进茶陵县茶场医院治疗。

　　1977年（71岁）

　　3月24日，获准转到长沙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治疗。

　　4月14日，因多种疾病迸发，医治无效，于晚上19点45分逝世。17日遗体火化，骨灰埋放在长沙市金盆岭火葬场墓地。

　　1979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委托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刘晓收集潘汉年材料，以查清问题。

　　1980年

　　11月3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稿）时，廖承志与刘晓率先提出，潘汉年问题是个冤案，要求中央对潘汉年一案重新审查。

　　1981年

　　3月1日，陈云致信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我提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正式予以复查。”

　　3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复查潘汉年案件。

　　1982年

　　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宣布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

　　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撤销原判，宣告潘汉年无罪。

　　中共上海市委决定成立以王尧山为组长的潘汉年案件落实政策清理小组，对受潘汉年案件牵连的同志作全面复查平反工作。

　　1983年

　　4月1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潘汉年和夫人董慧的骨灰从湖南长沙移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