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穷人的悲惨生活

中国穷人的悲惨生活
黄如桐/ 文

　　我国要实现和谐社会，首先要了解阻碍和谐社会实现的贫富差距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实现和谐社会的对策和办法。

　　当前在我国城镇约有数千万贫困人士，他们生活困难的具体情况如何，发生过哪些悲惨遭遇，他们是怎样渡过的，所有这些，都是老百姓十分关心的。

　　本文试图对城镇中农民工、下岗工人、贫困劳动模范、童工、包身工等贫困群体的悲惨生活作些报道和评析，供大家参考。

一，农民工的悲惨生活

　　据中国扶贫基金会提供的数据，当前全国农民工约有4000万人。

　　2004年11月中国青年报记者报道说，在中国加工制造业的心脏--珠三角洲竟然爆发了“民工荒”。

　　2004年7月底，广东省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王观玉对缺工原因的解释是：工资水平低且长期得不到提高、长时间加班、劳动条件恶劣、生活质量不高、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等，导致很多企业无法留住老员工，招不到新工人。

　　多年来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情况如何呢？报道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报告显示，最近12年来，珠江三角洲外来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8元。在工资收入如此微薄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劳动情况又如何呢？

　　据内参披露，1998年5月至年底，深圳先后五名外来工被打死或累死。

　　据“工伤律师”周立太提供的数据，1998年仅深圳宝安、龙岗两个区，就发生工伤事故1.5万多起，其中工伤的工人有90%以上失去了手臂。

　　又有另一份发往北京的内参说，深圳外来工工伤事故多发生在合资、港资等“三来一补”企业及个体私营企业。原因包括：机器设备陈旧落后；没有或不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强令工人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工人营养不良，健康状况不好；工人缺少岗前培训。政府监管不力，是造成大量工伤的一个深层原因。

　　一位劳动官员告诉内参作者：有的乡镇和村甚至提出口号“不惜任何代价为外商外企创造投资软环境”。

　　2004年的另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珠三角每年发生断指事故案件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截。

　　当最起码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时，工人们只能选择反抗。

　　一份研究资料显示，1999年仅发生在深圳的大规模罢工至少在100起以上。

　　没有人能准确统计出每年发生在珠三角的大小罢工事件到底有多少起。广东省总工会提供的数据是每年一万多起，另一说则是每年两万多起。

　　统计显示，2004年1至7月份，广东省劳动部门处理过的群体性突出事件达到540宗，涉及人数5.73万人，比上年同期分别增加了15.4%和17.7%。“今年很有可能会突破1000宗”，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一位官员忧患地说。

　　2005年2月学者雷云撰文说，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调查，2002年农民外出打工平均每月收入582元，其中400元以下的占26.9%。经济非常发达的广东省东莞市招待的最低工资标准是450元，而且当局表示一分钱也不能加，为的是怕“起走投资者”。

　　据浙江省对900多个企业的调查，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1500元以上。虽然屡屡掀起“清欠风暴”，却收效甚微，以至“风暴”过后故态复萌，并愈演愈烈。

　　有的地方老板白天付拖欠工资，晚上又派人抢回。

　　2004的11月2日，广州市珠海区竟然还发生了老板指使30多名便衣用铁棍毒打25名讨薪工人的事件。河南省“两会”期间，在郑州又发生了百余狂徒手持利器冲向讨薪民工，见人就打，见人就砍的“讨薪血案”，惊动了国务院。

　　2004年8月，一位学者撰文说，他所在城市的农民工承担着全城市90%以上搬运重物的体力活，市民称他们为“棒棒”，谋生的工具是一根扁担和两个绳子。

　　据一个农民工月账本的记载，每月收入770元，支出项目有：房租50元，管理费20元，餐费182元，日用开支70元，给儿子生活费350元，母亲医药费50元，意外支出60元。这个民工说，他只想每月多挣些钱，能多买点好药给母亲，多给儿子生活费，多给老婆买件好看的衣服。他很怕死，因为他要为这个家奋斗，他的母亲、儿子、老婆还要他养活。

　　这些农民工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底层，他们没有接受这个国家的任何资助，没有享受到这个国家的任何福利，他们是最容易被遗忘和欺压的弱势群体。

二、下岗工人的悲惨生活

　　2000年10月，学者严元璋发表了对东北地区下岗工人采访录如下： 沈阳市44岁的下岗司炉工甲说，下岗时工厂未办下岗证，从未发过最低生活费，大部分下岗工人都和我一样，家有3口人，月均家庭收入350元，住父亲的房。目前最大的压力是孩子的学费和家庭生活费。生病后去药店买低价药治病，不去医院。

　　只有10%的下岗工人重新找到工作，20-30%的做小生意，1-5%能挣1000元/月，其余都是没活干的。近几年下岗的没有当老板的，因下岗导致家庭破裂的很多，女性作别人情妇的、卖淫的很多。

　　他认为，现在我国反正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这跟美国可不像。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家里7口人，父亲45元/月工资，全家够用。

　　今天也不像社会主义，有可能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不都在学习美国吗？

　　他说，号召群众反腐败，他会跟着干；人横着是死，竖着是死，饿着也是死，怕什么？他说，集体上访事经常有。

　　辽宁某市煤矿下岗工人丁说，矿上没办下岗证，但发最低生活费179.4元/月。夫妻两人卖小吃，400-500元/月收，租房150元/月，水电费30元/月，其余全花光，无积蓄。

　　他认为，现在我国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

　　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好，那时生活有保障，现在什么也没有盼头。

　　 黑龙江某市下岗工人己说，家有三口人，家庭收入600元/月，不够开支。丈夫患脑血栓，单位不能报销医药费，这个压力最大。

　　他认为，现在有点像资本主义，因为旧社会的东西都有了。

　　她赞成毛主席的社会主义。上访事件是常事，她单位上访也参加过。

　　沈阳市某搪瓷厂下岗工人乙认为，现在是资本主义制度，因为现在跟旧社会一样。

　　他赞成毛主席时代的社会主义，那时没有贫和富的差别。

　　他说，他接触到的人都会跟毛主席走。

　　辽宁某市屠宰厂下岗工人丙认为，现在是资本主义制度。

　　现在是谁有钱，谁光荣，穷人被人瞧不起，被人欺负，旧社会的东西都回来了。还是毛主席那个时候好。

　　他一个邻居老人是个老革命，给国家干了一辈子，今天得了大病没钱看病，差点死了，是朋友寄来500块钱救了一命！

　　2004年8月，学者陈寒鸣对下岗工人的采访录说，一位年仅37岁的下岗工人下岗后连打三份工，滚轴式地不断劳作，体力、精力早已严重透支。终于，有一天他心脏病突发，猝死在工作场所。

　　一位40多岁的下岗工人，仅仅因为医药费报销不了，无钱医治，患了甲状腺这种并不算很严重的疾病而死亡。

三、贫困劳动模范的悲剧生活

　　贫困劳动模范是穷人中一个特殊群体，北京市朝阳区共有451位劳动模范，其中有63人因收入低、长期疾病等原因生活在贫困之中。

　　以下是2005年7月北京青年报记者对困难劳模的采访录。

　　1960年北京市劳动模范马庆香是北京3501厂的退休工人，如今住在朝阳区水碓子附近一幛破旧的老楼里。马老住的房子是单位分的一套两居室，并不宽敞的客厅中搭了一张床，卧室的几面墙是斜的，房屋内的空间更显得狭小。

　　马老有4个孩子，其中3个孩子都在3501厂工作，家里的生活条件都不太好。马老和儿子一家三口一起生活，大女儿离婚后，带着孩子回到家里，由于卧室只有两间，只能在客厅搭住了6个人。马老的小女儿告诉记者，今年2月，只有1000多元退休金的马老突发心脏病，装了心脏起搏器，自费花了2万多元。谈话间，马老突然眼圈一红，急忙起身走出房间。

　　1985年全国劳模高家成，原酒仙桥粮管所党委书记，在1983年至1985年连被评为北京市劳模，1985年被评为全国劳模。

　　上世纪90年代，高老的独生子患白血病去世后，高老一直和老伴相依为命，1995年8月24日，老伴又突发脑溢血，老伴每月不能报销的医药费有1000多元，为了照顾瘫痪的老伴，他请了位保姆。而老两口每月的退休费加在一起也就2000多元，支付了医药费和保姆的劳务费后所剩无几。

　　1959年北京市劳模韩秀珍，原通州区商业幼儿园保育员，现在每月退休金518元，外加80元劳模补帖。韩秀珍身患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尿酸等多种疾病，每个月的药费都要超过1000元。但她没有任何医保，所有医疗费都要自己负担。老伴一个月有1200元，但身体也不好。她说，自己根本不敢住院，有一次哮喘转肺炎，医生说再不住院的话就有危险，要求她必须住院。但为了省钱，她楞是在社区卫生站打了4个星期的点滴，扛了过来。

　　1960年全国劳模袁瑞云，原河北省大产公社双柏村幼儿园园长，现在每月三百来块钱退休工资，和女儿、儿子及他们的家人挤在一套不足100平方米的房子里。2002年老人的老伴去世，随后女婿突发脑溢血也撒手人寰。老人又患上了高血压、心脏病，每个月需要六七百元的检查费和药费。大笔的检查费不能报销，实行医保后，医药费满500元才能报销60元，老人的生活变得很拮据。于是老人和女儿、孙女挤在客厅的一张床上，儿子和媳妇住里屋，腾出两间小屋子出租，每月收取八九百元的租金帖补自己的药费。

四、童工、包身工的悲惨生活

　　2004年8月，原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候补书记韩西雅发表了《中国啊：人间地狱知多少？》一文。

　　该文说，福州祥威电脑机绣有限公司现有外为女工34人，其中有年龄在16岁以下的童工6人。工人每小时报酬1元至1.25，每餐伙食标准1元。每天早晨7点到晚上23点，中间除了午、晚餐各用10分钟外，没有任何休息时间。绝大多数女工一站就是16个小时，加班没有加班费。女工们不仅腰酸背痛，脚背也肿得厉害。老板却不让请假，请假一天扣80元，迟到早退一分钟扣1元。该厂不到200平方米的简陋厂房，几十人站在机器前制作鞋帮。用的是一种刺鼻的化学溶液，环境中空气污浊。

　　2004年10月，学者云淡水暖撰文说，《南方都市报》曾经报道过的广州血汗工厂的小童工们就吃不饱：白粥、白饭、榨菜、青菜，这是孩子们三餐的全部。早餐是11点半开始，清炒白菜和白粥；傍晚5点半是正餐：白饭和清炒白菜；凌晨1点左右，白粥和榨菜。孩子们常常是赶快吃完，匆忙干活。孩子们经常因为吃饭慢而遭到训斥。每次他们都会委屈地滚着眼泪说：“我真没吃饱！”对这些正处发育期的孩子们来说，自然吃不饱。

　　2005年3月，中央电视台播发了一条长篇报道“盘锦惊现现代包身工”。

　　“包身工”是一个反映解放前资本家对工人进行残酷剥削的代名词。没有读过夏衍先生《包身工》的年轻人，可以从央视的报道中领略到“包身工”的惨状：“有一群农民工，活做得慢了，就会被工头拳打脚踢，被煽十几个耳光，甚至被剥光上衣，站在东北凛冽的寒风中，还要被浇上一桶凉水”，

　　“同时这些民工也向记者证实，几乎是所有的人都被工头打过。拉到工地先打一顿，完了以后天天开始打，每时每刻都看着，最多时候一天干16个小时，两肩都打断了，铁钩把这地方都打成骨折了。


　　简短的结束语

　　综上所述，生活在城镇底层的农民工、下岗工人、贫困劳模、童工、包身工等，他们劳动十分辛苦，住在简陋狭小的房间里，吃粗茶淡饭，不得温饱，贫病交加，处境十分困难，过着“人间地狱”的悲惨生活，这是一极。

　　另一极是富人群体，住着高楼大厦，豪华别墅，美味可口的中西餐轮流换，坐着宽敞舒适的进口高级轿车，搂着“裙子”翩翩起舞，过着“人间天堂”的奢侈生活。如此严惩的贫富差距焉能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据新华社2005年7月7日电，国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社会现实，引起了参加政协常委们的高度关注。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由分配公平失衡导致的贫富差距较大是当前社会不和谐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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