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布满星，月芽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广播喇叭里一遍又一遍地放着那个年代流行的忆苦思甜革命歌曲《不忘阶级苦》，两千多同学排成队盘腿坐在操场上，太阳热辣辣地照在身上，把人快要烤干了。每个班级前放着一个大木桶，桶里装的是热气腾腾的“忆苦饭”。
这是我们在中学里的一天，那天进行的是忆苦思甜教育，全校集中在大操场上吃忆苦饭。那天好像没人做什么忆苦思甜报告，大桶大桶的忆苦饭抬上来就开吃。我们每人分到一碗忆苦饭。一碗黄不黄绿不绿的汤，散出一阵阵酸臭味。汤上飘着几片大大的说不出名字的野菜叶，碗底沉着豆腐渣和糠。我们捏着鼻子，硬是把一大碗忆苦饭吞咽下去。“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广播喇叭里《不忘阶级苦》高亢的结尾把现场的悲愤气氛推向高潮。吃忆苦饭的目的是让我们了解在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生活有多苦，感觉今天在新社会里人民的生活有多甜，从而加深对领袖和党的认同和热爱。
在我们中学操场上发生的这一幕只是六、七十年代盛行于中国的一种忆苦思甜阶级教育形式的缩影。中国大陆五十岁以上的人可能都在某个场合吃过这种忆苦饭，受过这种忆苦思甜教育。
忆苦思甜教育是从土改时的诉苦运动发展而来。我在网上读到叶匡政的一篇记述土改诉苦运动的文章，这篇文章对土改诉苦运动作了深刻透彻的分析。诉苦运动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四七年冬至四八年夏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的主要内容。土改和新式整军运动对共产党打天下坐天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解放后大规模的忆苦思甜教育始于六二年伟大领袖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后，当时人们刚从三年大饥荒中缓过劲来。这种洗脑式的教育是全方位的。从旋律优美的儿童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到雷锋叔叔的“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从坐过水牢的冷妈妈对四川恶霸地主刘文彩的血泪控诉到大型泥塑群雕《收租院》的展出。这一切似乎使人们忘记了刚刚捱过去的饥饿之苦，仇恨集中指向万恶的旧社会。再怎么样也不能回到万恶的旧社会去“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忆苦思甜教育一直持续到文革期间，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当时对下乡知青这种忆苦思甜教育也十分普遍，可在知青对这类忆苦思甜的回忆中不约而同地说起这样的故事，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在诉苦时讲着讲着就诉起了在三年大饥荒中所受的苦。我的两个姐姐都是下乡知青，她们都听过类似的这种时光倒错的忆苦思甜报告。我相信这些农民说的都是真话。事实上，中国农民在三年大饥荒中所受的苦超过万恶的旧社会让他们所受的苦，超过历史上任何暴政让农民所受的苦，不用去追忆那一幕幕悲惨的细节，单是饿死的人达数千万这一数字就充分说明了问题。这种对知青的忆苦思甜教育极具讽刺意义，原来的目的是让知青们了解旧社会，加深对领袖和党的认同和热爱，但结果恰恰相反。很多知青正是通过参加忆苦思甜教育，了解了三年大饥荒（官方的说法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真相，了解了农民的真实生活，开始对领袖和党发生怀疑，开始了对中国未来之路的思索。
我有时也会给女儿来一点忆苦思甜，说说三年大饥荒饿肚子的苦，文革中家里人挨斗的苦，中学里吃忆苦饭的苦，刚到美国时打拼的苦。女儿会说她也吃过苦，有一次放学下大雨，她没带伞，家里人忘了去接她，她从校车站跑回家，被雨淋得透湿。这就是女儿能说出的她吃过的最大的苦。
叶匡政：土改学—诉苦
（《南方周末》2008年4月3日，叶匡政专栏“非战国策”）
1950年代前后，与“苦”字相关的政治语汇曾大行其道，像“诉苦”、“忆苦思甜”等都被赋于了特定的政治内涵。当这些词汇被染上政治色彩后，便开始远离它原先指称的那种个体行为，而演变为一种由无数民众共同参与的政治行为，一场集体性的政治仪式。“诉苦”便是土改运动中一个核心的政治行动，它让千百万贫苦的农民参与其中。个人的苦难诉说在这个集体仪式中得以重新塑造，苦难不只属于个人，它还升华为一个阶级的历史。在1952年出版的《人民学习辞典》中，对“诉苦”的官方解释是：“诉说自己被阶级敌人迫害、剥削的历史，因而激起别人的阶级仇恨，同时也坚定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就叫做‘诉苦’。”
可以说，土改运动并不是乡村社会矛盾激化后的自然结果，而是由于政治力量的介入与广泛的民众动员才引发起的一场政治革命。土改领导者发现，他们试图建立的阶级话语体系，与农民的日常思维及乡村的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要想发动农民起来斗地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只有借助诉苦、算帐等一些特殊的手段，才有可能实现目标。
由于当时的农民有较强的命运、家族及乡情观念，对什么是苦、苦从何来也有着自己完全不同的解释。山东莒南大店的土改总结，记录了当时一位60岁老佃户的回答。这个佃户叫王成，家里6辈子干佃户，穷得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问他：“你不赌钱，又不喝酒，天天干活，为什么还这么穷？”他想了半天回答：“这些年短工太贵了。”（大佃户农忙时要雇短工）又问其他原因，回答：“我种的地总是舍苗，少打粮食。”再追问，他叹口气说：“咱命苦啊，那有什么办法。”换个角度问他：“为什么地主整年整辈子不干活，可是吃的好，穿的好，住的好呢？”他的第一个说法是：“人家当大官，当初大店十二顶轿出来进去，还没钱吗？”第二个说法是：“人家开大买卖还没钱吗？”最后又归结为：“人家命好呀！祖宗……”当问到“你有什么办法没有呀？”他的回答：“除非我去当土匪！可是我又不会。”工作队最后只好总结道：“大店群众久在地主欺骗之下，阶级觉悟不是普遍的。”而山东滨海地委的土改总结中则有这样的记载：“群众的落后思想：‘穷是命不好，祖上没积德’；‘家里人多，吃穷了’；‘分家分穷了’；‘给土匪抢穷了’；‘赌博赌穷了’；‘死人送殡送穷了’；‘嫁闺女嫁穷了’。”农民们往往把自己的“穷根”归于：“一、命；二、自己；三、鬼子汉奸、土匪。”
可以看到，农民即使在诉苦的过程中，与领导者试图灌输的阶级观和斗争观的政治目标也相距甚远，农民个体之间的想法也大相径庭。我们知道，土改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土地的再分配，而是要启发农民认识到自己贫穷的根源在于受剥削，进而达成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心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压迫→反抗→解放”的革命逻辑。只有当这个逻辑主宰了个人的思维与表达时，农民对国家的认同方式才能发生改变，使之不知不觉地进入到党和国家设定的意识形态中去。
我们从诉苦时的一些口号，就能感知到当年领导者的良苦用心：“是穷人都有苦，是地主都有罪”、“谁苦最多谁光荣”、“苦多就是功劳大”、“有苦就是理，穷人是大爷”“谁不诉苦谁不和毛主席一个心眼儿”、“穷人都有苦，有苦人人诉”、“没有苦的不是穷人”、“父苦不诉不算孝子”等等。在这些口号中，宣扬的是一种以苦为荣、以穷为善的价值观，而诉苦与否则成为判断穷富和善恶的标准。在这一价值观的引导下，诉苦才能被真正发动起来：只有诉苦才能表明自己的阶级身份，只有诉苦才能在分配时获得更多的好处，只有诉苦才能被工作队提拔为乡村中新的政治精英。诉苦本身也许并不能体现权力，但诉苦这一集体政治仪式无疑成为阶级权力系统构建的有力支点。
为了使诉苦达到预期效果，各地领导者也总结了大量的实战经验用来推广。比如在选择“苦主”上，冀南九地委认为：“青年人没有什么苦，壮年人有苦也不大，受苦最多而且受地主剥削最厉害的是老年人，因此培养的对象应在这些人身上。” 渤海区党委的经验是：“各种诉苦会议，老头儿诉苦最起劲，妇女最容易哭，有了妇女哭才能哭成一团。”河北某地工作队的办法是：“典型诉苦人员的选择，最好是女人，因为女人感情脆弱，容易哀情，记忆力较清，诉起来即哭泣，能以泪引泪。” 在场地选择上，工作队往往也煞费苦心。冀南三地委总结认为：“诉苦会场的严肃沉寂是必须要注意的问题，尤其干部态度要郑重其事，启发动员，便很容易造成越诉越冷静、越冷静越苦的空气。” 而另一份文件则对场地做了更细致的要求：“小组会以在贫苦农民之住暗淡破烂房屋（为好），如晚上不甚明的灯光下更好，大会诉苦也要在偏僻凄凉的地方，无人来往，如戏广（场）的布置布景就更会（令人）感动了。” 在一些工作报告国，甚至规定了要训练诉苦者的“悲哀表情，说到地主欺压农民时，要有奋（愤）恨之态度，能成为一个能感动人的演员来感动农民”。在领导者这番精心的策划下，无怪乎每一个诉苦会都开得群情激愤，如一位农民所说的：“八路军真怪，他叫穷人家笑穷人就笑，他叫穷人哭穷人就哭！”
只有在诉苦中让农民强烈地感受到“苦”，这种苦才可能转化为“怒”。只有真正“怒”了，一旦指明“苦”的根源，农民自然会完成了从诉苦走向复仇、从诉说走向行动的重要心理转化。面对面的斗争是让农民感到陌生与恐惧的，如何将这些处在边缘地位的农民发动起来，主动投身到政治斗争中去，进而实现对乡村政治结构的重构，这是诉苦真正要解决的问题。范斯莱克在《剑桥中华民国史》分析道：“每一次行动都使下一次行动更容易，并且断绝了退路。一个佃户由于害怕报复或者为了保持社会融洽，可能一时偷偷地付给地主原先未减的租金。但是，一旦他在斗争会上大声训斥了这个地主之后，他或许再也没有退路了。”
土改领导者对这一目的的认知也是非常清楚的。在山东临沂地委的工作布置中就明确要求：“由诉苦到控诉地主的苦，将农民低级的苦提高到阶级的苦，少数人的苦成为广大群众的苦，群众才能发动，成为团结内部部向封建阶级斗争的过程，是阶级教育的过程，其觉悟则提高，诉苦就成为运动，由低到高的发展，成为自觉的诉苦，地主的罪恶得到揭发，群众就起来了。”湖南醴陵县委则把诉苦分为访苦、问苦、引苦、诉苦、论苦等几个阶段，这个过程的演进，使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当年诉苦的真实原由、操作手段及想达成的目标。而冀中区委的结论是：“诉苦越诉的苦，斗争亦好发动，群众越能翻心，否则群众即是翻了身亦不能翻心”。河北唐县的总结则更直接“越诉越苦，越苦越冤，越冤越恨，越恨越有气，越有气越有劲斗地主。”
诉苦的高潮阶段就是“哭”，不哭就没完成任务。河北渤海区委在介绍乐陵县诉苦运动时，就写道：“四区西凉家六十个贫中农诉苦会上哭了五十多个，小赵家四十个中贫农会员全都哭了，东梁家六十个贫中农会员哭了五十多个，九区×村中中贫农哭成一团。”“有若干的贫农哭死了，哭病了，把眼哭红了，哭得不吃饭了，这种现象不胜统计，在各个贫农大会上绝大部分的干部与群众哭成一团，有些哭得死过去了。”冀南三地委在总结蒹庄的工作中写道：“经一天多的时间，百分之百的都诉了苦，其成绩效果之大，是在发动群众的已往历史上少见的，有的弟兄二人对面抱头痛哭，口口声声要冤冤相报，有的哭不成声，有的痛哭绝食，有的眼皮哭肿了，有的一人诉苦痛哭，大家为之泪下或伤心的低头不语，一片哭声，其凄凉惨酷之景况，使人不禁流下阶级同情之眼泪。”河北渤海区介绍黄骅县诉苦情形时，还有具体的统计数字：“黄骅县五个区一个镇，到会人数7519，刷洗350人，剩下7169人。7169人中6492人诉苦，其中哭的5411人，哭病了的195人，哭死的13人，干部哭的273人。哭的种类，为饿死哭的397人，卖儿女哭的157人，给土匪打死打伤而哭的153人，全家书（输）讼而哭的55人，为要饭哭的75人。”针对诉苦中的“哭”，有的地方还提出了“不哭就不是真贫农”、“消灭不哭的贫农”等口号。
经过这场政治仪式的洗礼，农民的个体意识开始被集体驯化了，他们认识到，个人只有通过阶级才能发出声音。农民，这个通常“最为消极、最无精致目标、最少组织性的阶层”，终于因为“诉苦”这一“政治技术”所提炼的苦难，而被联系起来，并通过“阶级”这个中介物，与更为宏大的国家政治话语发生了关系。诉苦不仅使农民有了“阶级觉悟”，也使他们认识到新、旧两种社会制度的不同。这虽然是以打乱农民的日常生活逻辑为代价的，但突显了一个全新的、正面的国家形象，在这个革命的逻辑中，国家成为农民感恩的对象。同时，通过打击传统社会中的乡村精英与权威——地主，诉苦也成功地在农民心中摧毁了那个旧的、负面的国家形象。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感恩型国家观念的塑造，与民主国家的公民所形成的国家观念是全然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