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院那棵广玉兰开败了最后一朵白花 , 黄黄的火柴梗一样的花蕊，随着泛了黄的花瓣，稀里哗啦掉在树下那一人高的龙头假山石上时 , 徐阿姨又夹着她的裁缝包来了。
喜欢看徐阿姨做针线活。她是那个年代很少有的大脚姨婆。据说从小叛逆，结婚不久，年纪轻轻的，离开老公，只身一人，一块印花蓝布包着两件替换衣衫 , 便从绍兴到上海为人做佣了。
哥哥出生时，她就在我家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她成了邻居家的佣人，爸爸妈妈却雇了个小脚的无锡阿姨。
每年徐阿姨只是在这个落花的时节才来我家。那时的裁缝是吃住在雇主家的。一家从小到大一年的棉袄、夹衫都得翻新，怎么地都得两三星期。在我家做生活的那些天，无锡阿姨会在饭桌上多添几个菜，下午还要特意做水铺蛋给徐阿姨做点心。那是裁缝的待遇。
邻家同龄的孩子都喜欢凑在院子里一起玩 , 女孩子捉迷藏 , 玩娃娃，男孩子搓泥丸 , 打弹弓 , 我却喜欢绕在徐阿姨身边，边看着她做针线活 , 边听她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家长里短的说那些永远说不完的故事。她的故事就象她手中的活, 千针万线，密密麻麻。
龚家的故事就从那时开始了......
趴在八仙桌边，看着徐阿姨利索地打开那事先缩了水、黑底带金黄菊花的黄宫缎，反面对折，摊在桌上，又用指甲刮着面料，对齐了上下层。我递过划线盒，看着她从那小圆木盒的一端抽出一条黑线，按住一端，轻轻地在中间一拉，那道黑线就笔直地弹在了面料上了。
“徐阿姨，为什么肖品妈妈从来不和肖品爸爸说话？”问这话时，我才八岁。
肖品是龚伯伯的小儿子，一个比我大 7 、 8 岁的男孩。
徐阿姨在画了那开襟棉袄样子的的臂和腰身间熟练地画了一道弧，眼光从架在鼻翼上、一个镜脚用白色胶带固定着的老光镜上瞟了我一眼，提起剪刀，喀嚓喀嚓地延着那画线外两公分下了刀：“宁啦，不好作孽哦！”
我不懂那“作孽”是什么，似懂非懂地看着她。
“大小姐，你不懂的！” 那开襟棉袄面子已初具雏形了 ……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