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宗仁回忆录》里，李宗仁曾回忆说，抗战期间有中共高级干部项乃光叛出组织，向其投诚，由此而让他对当时的中共的作为有所了解，也能对此有所防范，或许这也是当时共产党组织和武装在安徽的发展较之其它地方不太顺利的原因之一吧。唯其对项乃光日后的去向如何，未有交代，故让人无法了解项氏在国民党里之结局。下面文强的这篇回忆录，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这个问题。】
我所知道的项乃光
文 强
项乃光是辽宁省开原县人，抗日战争时期，据闻是中共中原局的工作人员，刘少奇在该局负责时，他是一位得力的工作干部。他是东北流亡学生中富有爱国热情的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年月里，我对他的详细经历不曾考查过，但知道他“抱着一种不愿打内战，希望平平安安过日子，发挥其思想自由，并能发挥一技之长，来建设新中国。他心目中的新中国，是从毛泽东和蒋介石所著《论联合政府》和《中国之命运》两部书中，经过他详细的对照阅读，然后才决定了他自己要选择的道路。”(引号中的话，是李宗仁先生向我说的，笔者注)他的所谓自我选择的道路，就是他后来决定叛离共产党投向国民党的道路。他的本心本意是否如此，我不曾当面询问过他，然而据李宗仁先生亲自告知我，当项向他自首投降时，他在口头上是这么说的，在亲写的自白书上，也是这么写的，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知道项投降国民党最先并不是我的国民党嫡系之门，而是找到了国民党旁门“桂系”之门。由于桂系的头头李宗仁先生，抗日战争一开始就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中原局的中共辖区基本上掌握在第五战区的范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李宗仁先生又一度发表为国民党政府汉中行营主任，中原局仍然在桂系权力所及的范围内。这就是项找到旁门而没有找到嫡系的原因。
据李宗仁先生亲自向我谈：项来自首时，他认为“项是中共人物中不见经传的，也就交给长官部谍报人员去处理，并未作为重要问题来看待。可是后来了解，项不见我即不愿详言其他。而本人身边专管谍报的参谋，一再签呈非请求我接见不可，于是我才与这位不见经传的人见了面的。”
李宗仁先生又说，“项口若悬河，一表人才，对国内形势以及建国之道，侃侃而谈。他将毛蒋两公的著作 (指上文中提到的两本书，笔者注) ，背诵如流，对比评论两本著作，表示赞同蒋公的，因此，才来自首。我一度认为自首的道理竟是如此简单，左右的人提醒我是诈降。我经过了一周的考虑，不论诈降也好，真心实意也好，他既跳入了我们圈子，只要提防一些，又有什么可虑的?好容易来了中共的叛逆者，立于打内战以求解决国共争端之时，项之来降总归是一桩好事。”
简单的说，李宗仁先生对项一经接见之后，虽经过小小的曲折，但又认为他是难得的人才，才决心亲自带着项去见蒋介石，一方面是表表他在中原地区主持军国大计的德望，另一方面经过蒋公的鉴定，便可亲自掌握在手，好为桂系自立门户服务。李先生谈到此，怏怏不乐地说到，“项由我引见蒋公之后，抓到手的鸽子又飞走了。项是如何飞走的呢?蒋公并不征求我的同意，反而说我驾驭不了这样多谋善辩的人，似乎只有他才能降伏使用似的。……”从这些谈话中，可测知李蒋之间，门户之见是很深的。
项见蒋介石之后的过程，我并不了解，但传闻中了解，项的第一道关是经过国防部第二厅厅长兼军统局代局长特务头子郑介民的考核，第二道关是交军统局及后来改组的保密局第二处的试用，以少将军阶任用，由二处交办一些不怕泄密的差事，让他看看不怕泄密的文件，实际上就是处心积虑的对其忠实性进行考核。第三道关是要经过军统和改组后保密局特研组的考核。这道关的考核至关重要。所谓特研组是该局直接将收容和控制在手的中共叛徒，集中在这个组内，针对新来的叛徒，作出居心叵测的考核，也就是要对被考核者作出结论。
特研组又名特情组。1945—1949年前后的少将特研组长徐梦秋，是安徽省寿县人，1924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江西苏区高干，抗战初期，盛世才任国民党新疆省主席时，徐任教育厅长。盛世才反共反苏投向国民党时，将徐梦秋逮捕关押多年。盛世才调离新疆，国民党政府接收新疆省政权时，在清理监狱中将徐接收过来，然后任命他为军统局少将特研组长。1947年秋，保密局在北平破获了中共潜伏活动的要案时，在西安潜伏活动多年的赵耀斌被捕，经查实此人是中共要员，押解南京后就叛投国民党。保密局认为赵耀斌资深，乃任命为特研组少将组长，徐梦秋降为副组长。以上略略说明特研组的实况，由上述徐赵二例，便可窥知第三道关，一句话，叫做重用叛徒把关。从具体的时空条件来看，项乃光之受重用，是要经过以上三道关的考核的。
以下我要说到项乃光于1947年8月被派到东北为直属北满站长的一些往事。东北地区在日伪统治14年中，军统特务组织几度将触角伸入东北，先后都遭到打击和破获，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建树的。日本投降后，又遇到了复杂的国际环境，由于国共为仇，对苏政策不一致，国民党的政策是反苏反共，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则是反美反蒋。我是在日本投降后，第一批奉命到东北接收的要员之一。
其他军国大计如何暂且不谈，只就军统局对东北的部署，就是完全以国民党的政策为依据，反苏反共，一意孤行的。回想起来，如同一场大梦。
发表我的职务和头衔，是里外两套：对内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东北办事处(简称军统东北办事处)处长，军阶是中将；对外是国民党政府东北行营督察处中将处长兼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中将督察处处长。在军统东北办事处之下，以四平街为界，设立南满、北满两个甲种情报站。南满站设在沈阳，又称沈阳站。北满站设在长春，又称长春站。由于热河省划入东北辖境，又在承德设立一个丙种站。三个站之下，先后成立了30多个情报小组，为当年军统局外勤单位最庞大的情报机关。
经我报请任命的三位站长，沈阳站长前后是滕勉、褚大光。长春站长先后是王力、项乃光。承德站长是徐政。
1946年8月，国民党政府局部改组撤销了军事委员会这一“太上皇”的集权机关，仿效美国制度，将军权集中于国防部，原属于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不得不相应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属于原军统局的东北办事处亦不能不随之改组，于是对内对外的头衔都改了。对内将办事处改名为保密局东北督导室，对外为东北行营第二处，改组后督导室主任及第二处处长仍由文强负责。
1947年7月，国民党军在内战各战场纷纷失利惨败之际，忽然得到保密局紧急通知，且有另一道密令给我，限一月之内将东北三站的工作部署，改为“应变”措施具报。所谓“应变”措施，就是由公开、半公开的活动方式，一律改为潜伏活动，以绝对保密和职业掩护来物色站组工作人员，连情报电台，也改为训练全能制的人员来充任。(全能的含义要做到能收发报、译电，并以全能人员担任情报组长。笔者注)我是1947年8月底调离东北的，在离职之前，按“应变”计划的指示，对三站都完成了“应变”计划上报。同时，按计划将东北督导室撤销，将东北三站改为直属站，由保密局直接领导。以往是以东北行营第二处掩护秘密工作活动，自实行“应变”措施之后，行营第二处只管军事情报业务，对潜伏活动者不再起掩护的作用。
以上我写到有关军统组织，于“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进入东北的一些情况，对项乃光到东北长春做北满潜伏站长，都是直接间接有关的事。他于当年8月到职，我即调离了东北。以后，即在正规军人的岗位，于1948年8月充任国民党军长沙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两个月之后，又奉命调为“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之职，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与我同在淮海战役中被俘，这是我前半生职业军人生活的结束。项乃光在长春潜伏活动的情况，我全无所知。但从传闻中了解，他在长春战役结束后，化装逃走。尔后，他在台湾继续在国民党军情治机关活动，在几次反攻大陆的阴谋活动中，他都扮演了反攻大陆设计人之一的角色，但其妄想的结果，无不撞得头破血流，遭到可悲可耻的失败。
作者：文强，湖南长沙人，生于1907年。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
原载《铁岭文史资料》第七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