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上将:每个月的口粮不够吃,天天饿肚子,这样的生活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在一次生产汇报会上，王震表情严肃地听完汇报后，沉重地说：“我到各处转了转，看到一些事情很难受啊。生产不出粮食吃什么？吃红土？难道还要靠别人养活我们？”说到这里，他把茶杯往桌上重重地一放说：“教师、学生、城市居民、全国老百姓一个人一年只有几尺布票，每个月的口粮不够吃，天天饿肚子，这样的生活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会场寂静无声。王震情绪激动，声调越来越高：“大家要安下心来，农民种地，工人做工，教师教书，学生上课，一律不许胡来。从今天起，白天必须搞生产，总场办公室的人都下去包队，哪个游手好闲，我就对他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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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这瓢凉水曾经浇得他透心凉。
在新疆，开始的那些日子是热气腾腾的。棉花的白，稻谷的金，铁水的红，煤炭的黑，在王震的眼睛里，每一种颜色都是美丽的。他是在五彩缤纷中走过在新疆的前两年的。
直到1952年过去了一半，一种说不上什么颜色的颜色，笼罩上了他的心头。
王震是勇往直前的人，但是，有的时候需要有人拽拽他的衣襟。当然，要想拽住这样一个闯将也是一件有困难的事情。于是，有的时候，就会走的快一些。
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许多明明是功劳的事情，因为某些偏差，因为换了一个角度，就成了毛病。
王震奉调要离开新疆了，他的心情很不好，不完全是因为调离，还因为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的项目，许多都被说成“建设不当”而骤然停建。由部队工程团修建的迪库公路，就是被迫停办的重要工程之一。停建这条贯通南北疆的公路，不但由于运输绕道每年浪费巨额运费，而且影响重要物资的运送交流。这条公路由王震主持开工不久即被停建，许多路段才刚建成基本框架。王震十分生气，异常难过。
有一天王震和夫人一起，带着三个儿子，从迪化沿着尚未建成的路段南行察看，汽车爬过崎岖不平的山道，在颠簸中缓慢前进，当晚在群山环抱中的路边一间小木房里过夜。王震叫人买一只羊杀了，煮一锅手抓羊肉，与原在那里领导修建公路的尹保仁团长和两名战士、两位维族老人共进晚餐。面对突遭扼杀的工程场地，王震悲愤难平，其他人也很难过，席间都默默无语，气氛苍凉。
荒漠中挺拔的胡杨，也许能够体会到王震此刻的心情，也在风中发出低低的呜鸣。
尽管王震把在新疆的这次遭遇看做是对他最大的打击，但是决不是唯一的一次打击。十几年后，又一次大的打击来临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王震也接到请柬，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就在当天活动结束之后，有一块写着“黑帮头子王震”的牌子在他家等着他。二百多人的造反派队伍趁王震不备，一下子把牌子挂到他的脖子上，狂呼“打倒王震，砸烂王震独立王国”等口号。这时，王震心中聚积已久的怒火再也按捺不住了，针对造反派“打倒三反分子王震”的叫嚣，他愤怒地高喊：“我是革命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同时高喊：“打倒真黑帮！”“毛主席万岁！”这还不够，他把牌子取下来，摔到了地上！造反派哪里见过这种阵势，有人吓得大喊：“王震打人了！王震打人了！”
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王震怒砸黑牌子”事件。
58岁的部长敢于和造反派面对面地斗，王震让人领教了军人勇气。
这勇气，源于一身正气。
1967年的“五一”节比较特殊，一些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就遭到迫害、很久没有露面的老干部应邀上了天安门。王震也接到了请柬。毛泽东从大厅出来时，老远看见王震，喊了一声：“王胡子！我很久没有见到你了！”王震听到以后，迅速走上前去，毛泽东高兴地和他长时间握手。毛泽东用乡音浓重的湖南话说：王震，有人要打倒你，你是打不倒的，打不倒的嘛！老干部也不能都打倒。同时对王震说：对那些要打倒你的人要采取宽大态度，要宽大嘛！要实行宽大政策嘛！王震说：我遵照主席的教导。
第二天，许多红卫兵小报都刊登了毛泽东的这条“最高指示”。
王震的处境也因为毛泽东的这段话而有所好转，但是他的心情依然很坏，他对家人说：“我不理解文化大革命！”
1969年10月，王震和邓小平、陈云等些老同志被下放到了江西，理由是战备形势紧张。王震愿意下去，因为远离了北京这个政治漩涡，回到三十多年前的战斗故地。所以，在宣布名单的第二天，王震就出发了。
在1932年，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时任红八军代理政治委员的王震曾在离抚州不远的分宜打过一次败仗。因为当时的党中央命令红军首先实现江西省的胜利，红八军领受的任务是强取分宜。但是，分宜墙厚城高，敌人重兵把守，王震的许多战友捐躯在分宜城下。
30多年后，又是中央的错误决策，王震又一次感受到了失败的滋味，又一次感受到没有正确的领导必定失败的道理。
王震被分配在抚州的红星垦殖场。应该说，王震的处境要比邓小平和陈云好一些，这里有一个“垦”字，是王震再熟悉不过的字眼。临下去前，王震向周恩来提了两点要求，也都得到了同意：一是下去后想在各地走一走，还要蹲点；二是想带上王兴一起下去。王兴是烈士王若飞的儿子，由于母亲李培之正在受迫害，王震想把他保护在自己身边。
因为王震是农垦部长，又没有被“打倒”，在江西是蹲点性质，所以，红星垦殖场有他的话语权。他知道由于都去抓革命了，生产在倒退，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倒退得如此可怕。在一次生产汇报会上，王震表情严肃地听完汇报后，沉重地说：“我到各处转了转，看到一些事情很难受啊。生产不出粮食吃什么？吃红土？难道还要靠别人养活我们？”说到这里，他把茶杯往桌上重重地一放说：“教师、学生、城市居民、全国老百姓一个人一年只有几尺布票，每个月的口粮不够吃，天天饿肚子，这样的生活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会场寂静无声。王震情绪激动，声调越来越高：“大家要安下心来，农民种地，工人做工，教师教书，学生上课，一律不许胡来。从今天起，白天必须搞生产，总场办公室的人都下去包队，哪个游手好闲，我就对他不客气。”
王震的话，掷地有声。
从这时起，王震像垦殖场的场长一样管起场里的事情。一个中央的部长，当小小的场长，他一点都不觉得委屈。其实，还是王震的亲密战友李先念说的透彻：王震从来不要什么乌纱帽，有一顶草帽就行了。
“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闹剧，江西省的负责人为了表功，在闹剧中还要编导新的闹剧。他提出要在江西搞什么“拖拉机大会战”，红星垦殖场的农机厂根本就没有能力，也接到了生产500台手扶拖拉机的任务。
说起来，手扶拖拉机当年就是王震从日本引进的，他太熟悉了。所以，他知道红星农机厂没有这个能力。果然，红星场的人捣鼓了好久也没有眉目，只好拆了一台手扶拖拉机，拼凑出一台“新的拖拉机”，准备到县城去报喜。没想到刚开到厂门口就熄火了。
王震最看不惯这种好大喜功的大呼隆，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鄙视说：“这分明是劳民伤财的瞎指挥！”他说服农机厂职工，把精力用在生产急需的收割机和粉碎机上去，不要再搞什么拖拉机了。
“文化大革命”是王震的落难期。在他困难的时候，红星垦殖场的职工接纳了他，他也给红星垦殖场作出了贡献。他和红星人心心相印，直到在病重时，他还写过这样一封带着深情的信给红星垦殖场：
“我在病中，常常想到你们场里的事。。。。。。这也难怪，因为我是红星的一名职工，红星就是我的家。”
而红星垦殖场的员工，也一直忘不了王震，忘不了他用手捧起路上的牛粪放到地里，像一个地道的老农；忘不了他为一台收割机的生产东奔西走，像一个采购员；忘不了他的大笑，为了生产上的每一次成功；忘不了他的大怒，为了那些宵小之辈的魍魉行径。
王震，是他们心目中的一个英雄，又是一个普通的同事。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使党内的政治生活出现了转机。半个月后，王震回到了北京。在揭批林彪告一段落后，他被任命为国务院业务组的列席成员，后来又改为正式成员。这个机构，今天听起来名头挺怪，但当时相当于国务院常务办公会议，是抓经济工作的统帅机关。
耽误了几年的时间，王震心急如焚，一心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
1975年，在四届人大召开后，67岁的王震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工主管铁道、邮电、交通和供销总社。他知道这几个部门的领导比较强，用不着他多管，于是，在1975年的前十个月里，他把精力用在了黄金生产上。
1974年，距离慈禧太后死去有60多年了，中国的黄金产量还不如这个老太太掌权时高，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事情。黄金是硬通货，在中国由于长期抓革命而没有其他产品出口换汇的情况下，要靠黄金来换回美元，购买急需的物资。所以，对于恢复经济来说，黄金生产是最快捷的手段。
１９７５年６月，王震来到山东招远金矿。当地负责人汇报黄金生产情况时，开口先说“批‘唯生产力论’，促黄金生产发展”的套话。王震一听，肝火顿生，马上截住话头：“什么‘唯生产力论’，我不听这一些！”
他愤然说道：“我是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派来要金子的。我要你们拿出金子来！国家需要金子，有了金子我们的腰杆才能硬朗。你晓得吗，美元、英镑、法郎为什么能在国际货币市场上有威望？它是以黄金为后盾的！”他说：“发达国家，有远见的政治领袖，谁个不看重黄金生产？南非是世界上产金最多的国家，他们年产７００吨；苏联是第二位，年产４００吨；美国、加拿大、加纳、澳大利亚、英国，都比我们多。我们在慈禧太后时期，年产４３万两。可是解放后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搞不过慈禧太后，这岂不是我们的耻辱吗？”
在抓采金生产的过程中，有一次，王震来到有色冶金研究院。刚一进门，就见迎面一条大标语：“把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王震一看就火了。他本来只要见院领导，这一下却召集了全院的人。王震对大家说：“你们是有色金属研究院，任务是研究有色金属的提炼和设备的研制。你们不是文科大学，不是搞历史的。都什么时候了，还贴这样的标语。”说到这里，王震的火气越来越大，嗓门也越来越高：“你们知道么，要搞批林批孔的人，她自己就要当女皇！要当慈禧太后！要当武则天！”语惊四座。陪同王震一同去的秘书听到这里坐不住了，怕惹出乱子来，赶紧地给王震一张条子，建议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王震看完条子，余怒未消地向大家宣布：“今天就谈到这里，不谈了，回去了。”
王震的怒火已经按捺不住了，“四人帮”一伙越猖獗，越激发他的战斗气概。
古稀之年的王震还是冲劲十足，他曾对包括叶剑英、李先念在内的几位老同志说：可以不可以让我在你们政治局开会的时候闯进去，大骂他们（四人帮）一通，甚至于动手揍他们几下。老同志都劝他不能那么冒失。他的想法是：按正常的组织程序不行，去闹一下是不是也有好处呢？
这就是王震，战场上的勇敢面对敌人的精神一点儿都没有丢掉。
有一次，王震收到了王洪文有意转来的一份简报，上边反映国务院一些部门揭发王震在“右倾翻案风”中的所谓“问题”。为了施加压力，王洪文还在上面作了指示：请王震同志读。王震看完以后，随手扔到了一边。当秘书问他怎么处理时，王震若无其事地回答说：“不用理他。”
在宣布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的会议上，王震的脸上阴沉得要拧出水来。有朋友劝他：我们听主席的。这句话引出了一贯紧跟毛泽东的王震一句硬梆梆的话：我们听他的?他为什么不听我们的！
这不是对毛泽东的不恭，而是对革命前途的担忧。其实，是最大的忠诚。
１９７６年上半年的一天，王震在向叶剑英汇报了他所知道的外边的一些情况后，终于忍不住提出了那个考虑已久的问题：“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王震毫不隐讳地向叶帅提出抓“四人帮”。
叶剑英听完以后不动声色。停了一会儿，只见他做了一个打哑谜式的手势：先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
在战争年代，叶帅当过总参谋长，王震和其他许多老同志一样，经常尊称他为参座。他的谋略，是王震一向钦佩的。叶帅的这个动作，使王震心中有了数。
这次谈话以后，王震更加经常地到叶帅家密商大计。叶帅按照他设计的整体方案，布置王震：“有两个工作你要做好，一是中央警卫团有一批老干部要转业，这些都是好同志、老同志，你在国务院，要想办法把他们安置好。第二，你要保持跟汪东兴同志能说得上话。我现在的身份，不好做这些事。”
王震出色地完成了这两个任务。与此同时，王震还按照叶帅“多到老同志那里走动走动，听听他们的意见”的指示，冒着风险，不辞劳苦地奔走于一些多谋善断的老同志之间，积极联络，把大家的智慧汇集起来。他爽快地对叶剑英说：“我听你的，做你的联络参谋吧！”叶剑英则笑着回答：“你这个参谋，我可是求之不得啊！”这个联络参谋，因为怕被窃听，在北京医院，他把正在住院的陈云请到自己的汽车里交谈，从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成员那里得到教诲。
1976年的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举国欢庆。王震的情绪仿佛像1949年的十月一样高涨。
但是，此时，极左的思潮还在影响着许多人，包括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思想。王震看到了这种情况，他知道，要有一个真正能够领导中国共产党走出困境的领导者。
他把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
当时的邓小平，作为所谓“右倾翻案风”的代表人物，还在受批判，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毛泽东定的事情，是要不能走样地执行的，因此，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王震不管那一套。
他是一个认准了方向就敢说敢做的人。
１９７７年３月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事先定好了两个基调：邓小平的问题不说，天安门事件不说。但是，王震站了出来。他发言说：“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嘛！还说他会打仗、反修坚决。１９７５年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地希望他能早日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天安门广场事件，是首都人民都知道自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在毛主席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人民爱戴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逝世后，自发地进行的大规模悼念活动，是首都人民对‘四人帮’罪行的群众性声讨，表达了首都人民的无产阶级义愤。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现。我认为，这就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本质和主流，不承认这个本质和主流，实质上是替‘四人帮’的罪行进行辩护。”
尽管陈云、王震等人要求恢复邓小平工作和为天安门广场事件平反的发言未被会议简报刊登，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随后，在同年７月和次年１１月，党中央终于先后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以及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
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给中国带来了希望，也给王震带来了更大的激情和更大的工作空间。
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王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继续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国防工业。在中共十二大上，他继续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不久，他相应干部队伍年轻化的号召，退出政治局，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王震象是回到了青年时代，观念是年轻的，思想是年轻的，连身体都仿佛年轻了许多，经常日以继夜的工作也不知疲倦。
他是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者。
早在1979年，王震在副总理任上，就带了国务院几个部长到深圳的蛇口考察，对深圳特区的建立提出了许多设想。1983年3月，他在广州考察，特地派身边工作人员到深圳调查。听到的汇报使他十分气愤，因为据说北京有人在深圳考察后认为特区在发展资本主义。王震旗帜鲜明地说：“这些人比清末那些办洋务的还落后，还不如那时的郑观应。说什么走私增多了，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不开放就没有走私了？照样有，关键看你怎么管。一定要对外开放，闭关自守只能造成落后。”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一直叫王震为胡子叔叔，她记得这样一件事情：
1984年新年刚过，有一天，胡子叔叔把我叫去，这次，他没有发火，可表情一点儿也不轻松。
我坐下来，看着他，等了半天，他吐出一句话：“这个特区！”
他话没说完，但又顿了半天，看得出来，他心里有气。
“这个特区！有人不同意搞，说是资本主义！”
他手里拿着拐棍，戳在地上，又顿了半天。
“特区是你爸爸提出来的，是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不能否定！”
胡子叔叔的话是一句一句说出来的，每句话的后面都是惊叹号！
之后不久，王震陪同邓小平到深圳特区和广州厦门、上海等地视察，回京后，他写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在1984年春天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上，被作为主要文件下发。
在中央党校，他给数百名领导干部讲了陪同邓小平视察的情况，他说：“有人对开放后的长头发、高跟鞋、涂口红看不惯，并认为是开放政策带来的淫秽、赌博、凶杀，说还不如关上国门。”他加重了语气说：“闭关自守是不行的，我看这是好得很和糟得很之争。请你们专家找几本办洋务的书读一读，也给我看一看。必须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
讲这番话的时候，王震是中央党校的校长。他是从1982年4月开始担任这个职务的，一直到1987年的3月，他请求不再担任。在这五年时间里，他为培养党的跨时代干部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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