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街头最早出现的一幅最大的美人广告，当时这幅手绘广告画的视觉冲击力极大。一九七九年冬摄于沙滩大街十字路口。
戴哈蟆镜，保留镜上作为进口货标志的商标，曾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北京街头和公园里的一道时尚风景。当时的媒体曾加以公开批评。今天看来，它其实是品牌意识的最初觉醒。一九八O年摄于北海公园。
这张“资产阶级情调”的作品当时受到了批判。一九七七年摄于樱桃沟
舞禁初开时，对跳摇摆舞的时尚青年还有一种异样的心理，观看的人离得远远的，时而还能听到几句带刺的议论。一九七九年摄于北京颐和园。
由于“文革”禁锢的打开，人们在一些场所开始划拳、行令、放音乐，于是“禁忌”又开始回潮。一九八二年冬摄于颐和园知春亭餐厅。
一九八六年，美国“劳森柏现代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引起了中国美术界、新闻界、评论界的争论，更让观众们看得满头雾水。展览及争论可算当时艺术界一件大事了。尽管展览曾被否定，可一九八九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还是看得出一些作品受到“劳森柏现代艺术展”的影响。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羊剪绒帽子、大拉毛围巾、军大衣、进口蛤蟆镜一度是北京时尚青年的最爱。一九八O年三月摄于北海公园。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媒体大谈妇女解放、妇女半边天，那几年北京街头公园里，男的给女的背包、打伞一度成为亮丽的风景。
一九八O年夏游故宫的人，不看国宝、不看宫殿，围观外国游客。同年笔者在上海外滩亦见过更甚者，听说一九七八年一个外国旅游团在兰州被十万兰州人围观。
八十年代中期，北京及全国女青年终于敢以夏天穿红色裙子、冬天穿红色羽绒服为时尚，曾有一部电影叫“街上流行红裙子”。
那个时代没有今天琳琅满目的饮料，在北京前门大街卖大碗茶发家的尹盛喜先生，安排返城知青做这项工作，又解决了就业，又方便了群众。大碗茶，当年二分钱一碗，曾经是北京的街头一景。一九八一年摄于北京故宫午门前。
一九七七年一月在北京东长安街青年艺术剧院剧场前（位置在现东方广场正中）挂出的“四人帮玩偶”。
画家袁运生与小女儿--一九七八年，袁运生经过二十年右派生涯后，从云南回到母校中央美院任教授，此后在首都机场创作了当时受到争议的壁画《泼水节》。这幅画一度成为测量意识形态松与紧的晴雨表，这场争议也为当代中国美术史和变革中的中国留下了记忆。一九七九至一九八O年间摄于中央美术学院袁运生家中。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年轻人结婚办理结婚证时，可以领取购买一件家具的票证，凭票证领号排一夜的队，就可以买到一件家具。这是一对新婚夫妇买到家具回家的情景。摄于一九八O年夏。
故宫、红旗轿车与初期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初期面对专制与权力羞答答。一九八O年冬，摄于北京故宫。
法国时装大师伊夫·圣洛朗的时装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星星美展--一九七九年九月在中国美术馆外展出的来自民间的街头美术展览。此展览与同时期的“四月影会”、“无名画会”的迎春画会展，文学创作中的《班主任》等等共同构筑了新时期文化艺术的回归与觉醒。
西单民主墙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文革”中兴贴大字报的习惯，让老百姓找到一个窗口。最早期的大字报大都是要求给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及上访群众诉写的冤案控诉。
一九八九年二月，第一个“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在这次大展中，曾有行为艺术家向自己的作品“电话亭”开枪，造成“美术馆开枪”事件。这是艺术家们在“不准掉头”的标识上展示创意。
烫发经过十年“文革”后重新出现，一度成为街头“美的焦点”。一九七七年夏，摄于北京王府井四联理发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