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我们院子里住着四位江苏省教育厅的副厅长，朱厅长就住在我家楼上。
朱厅长是河南人，高高的个子，目光慈祥。他声如洪钟，有点耳背，所以说起话来声音很大，很远都能听见。在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朱厅长个算得上是一位雅士。他喜欢下围棋，打网球，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到了周末朱厅长会约些人来“手谈”，棋子落盘的啪啪声经常响至深夜。有时他高兴起来会把我和他儿子毛头招在一起给我们讲一些“金角，银边，草肚皮”之类的围棋ABC。周末时朱厅长还经常背着网球拍骑自行车去五台山体育场打网球。朱厅长的魏碑体毛笔字苍劲有力很见功底。
在省教育厅朱厅长主抓中学教育。朱厅长先前曾在南京市教育局做同样的工作，所以他是这方面的行家。朱厅长的教育理念十分开放，他主张开门办学，学生走向社会，反对埋头读书。六四年毛泽东《春节谈话纪要》发表后，全国上上下下都在推行教育改革。朱厅长是这场改革的积极实行者，他去南师附中蹲点试行教育改革。有一次附中学生步行去农村开门办学，年过五旬的朱厅长陪同学们步行了几十里。同学们把当时流行的一首歌“巍巍井冈山，养育了钢一连，毛代表就在我们身边，朱军长走在队伍前面…”中“朱军长”改成“朱厅长”一路高唱，士气十分高昂。
六五年的一天朱厅长请回乡知青董加耕来他家做客。董加耕是江苏盐城人，六一年时他放弃了保送上北大哲学系的机会，放弃高考，立志回乡务农，做出了成绩。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京参加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的他被邀请参加毛泽东的七十一岁生日家宴，坐在毛泽东的左手边，坐在毛泽东的右手边的是邢燕子，同桌的还有陈永贵、王进喜、钱学森等。董加耕在当时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记得有儿歌唱道，“咯噔蹬，咯噔蹬，我骑马儿去盐城，盐城有个董加耕…”（去年十月凤凰卫视“鲁豫有约--董加耕访谈”节目中鲁豫戏称董加耕为当年的刘德华）。那天我们知道董加耕要来朱厅长家做客，早早就等在楼梯口。不一会董加耕来了，他那天穿一件暗红色的卫生衣，黑红黑红的脸膛很朴实，一副邻家大哥模样。董加耕向围在楼梯口的大人和孩子们微笑招手，我们都很兴奋激动。
六六年文革开始后，朱厅长写了一张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南师附中的红卫兵小将们给大字报加了序并冠以醒目的标题“厅长也造反了”。这张大字报当时贴满了南京大街小巷。六七年三，四月间，全国上下开始“抓叛徒”。不知为什么朱厅长的名字也进了叛徒名单。一天晚上南师附中来了几十个红卫兵，院子里自行车黑压压停了一大片。小将们冲进朱厅长家要他交待成为叛徒的经过。从在楼梯上上上下下的小将们的脸上和他们的议论中看出他们很气很激动，他们曾如此尊敬和拥戴的朱厅长竟然是一个隐藏在革命队伍中多年的叛徒。朱厅长在客厅里大声地解释和争辩着什么，一直持续到下半夜。小将们把朱厅长带去南师附中关在一个小楼上继续审查。在后来几天的审查过程中小将们动手打了朱厅长，朱厅长不堪其辱以跳楼抗争，摔折了腿。“医院诊断为腰椎断裂，脚跟骨折。朱出院在家休养期间，又被学生揪到学校审查，当时是由丁老师（附中两个右派之一）用板车将不能动弹的朱拖到学校的。朱在学校禁闭了几个月，由家中的小女儿和保姆护理。”（“南师附中老三届”网《南师附中文革大事记》）后来省级机关在句容县的下蜀镇和桥头镇建“五七”干校，朱厅长尚未痊愈，拄着双拐下了乡，他家保姆随之下乡照顾他。朱厅长的夫人在南京市的一个机关工作，当时带着十三四岁的儿子毛头和毛头的一个姐姐下放到淮安农村。毛头的另一个姐姐留在了南京，一家人分了三处。
七四年朱厅长从干校回了南京，这时我们全院已搬入民政厅的残废军人收容所。朱家只分了两间阴暗潮湿的小屋，白天屋里不开灯什么也看不清。我有时去他家串门，看见朱厅长总是静静地坐在屋里看书或写什么东西。朱厅长一家在这样的环境中住了整整十年。七九年我们都搬出了这个院子，从此就很少见面了。
七七年高考恢复后，中学的教学迅速回到追求升学率的老路上。朱厅长当时闲赋在家，可他一直关注中学教育的发展状况。八十年代初是改革开放的年代，当时的改革之风激起了朱厅长长期以来从未平息过的教改热情。他在南京八中找了一些赞同他教改理念的老师搞起了试点。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去八中听课。当时朱厅长年近七十，已是一介平民，每次去八中都是挤公交车，他在文革中摔折的腿走路很困难，每去一趟的难度可想而知。朱厅长的耳朵那时基本失聪，借助高分贝的助听器才能听见一点声音。朱厅长在八中听课，严格地讲是“看”课。他坐在讲台前，面对学生，通过看学生的表情来判断教师的讲课效果。由于他的热情，八中当年曾短暂地形成过一个教改的氛围，大约持续了一年。朱厅长的教改之梦很快就被追求升学率的大潮淹没。在学校的改革碰了壁，朱厅长又想召集一些有志于教改的老师来写点东西。他认为自己的思想是超前的，虽不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但将来一定会有益于教育事业。他的这一想法不知什么原因，最终没能付诸实现。朱厅长多年来一直在做着教改梦，可一直壮志未酬。他的一个女儿曾这样评价她的父亲，“热情有余，处处碰壁”。
九四年我回国探亲，特地去朱厅长在西康路的住处探望了老人。老人看见我很激动，握住我的手半天不放。老人很健康，眼神还是那样慈祥。问了一些我在美国的情况后，老人告诉我他正在写书，想把他几十年在教育领域工作的经验和体会写下来。老人说：“我的观点和他们（我想是指当时主管教育的人们）完全不同，没有人愿意听我的，但是我还是要写。”说这话时老人平静、自信、坚定。他已没有了追随者，孤身一人，仍为自己的信念奋斗着。我望着这位八十岁的老人，心里充满崇敬之情。老人对教育工作的观点或许有可商榷之处，但他这种执著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九四年后我再也没见过他。后来听说朱厅长完成了三十多万字的书稿，但没有地方可以出版。出版社的条件是他必须自掏腰包，自行推销。老人已没有精力完成这件事，这部书稿现在仍束之高阁。
朱厅长于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一日在南京逝世，享年九十三岁。这样，老人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
我相信南京市一些老中学教师一定还能记得这位为教育事业特别是中学教育事业工作和操心了一辈子的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