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书达老师是我中学时的数学老师。
那是文革开始后不久的1968年，“复课闹革命”结束了我们这些没有权利参加文革（文件规定小学生不能参加文革）的孩子们的每天在街道弹球，得夳“Dei tai”（一种类似弹球的游戏，是用胳膊粗细的木棍子互相得,将对手先得出端线就赢根木棍子）的自由生活，我们成帮成伙的进了一所新建的职工子弟中学。
我们是这所新中学的初一年级，69年毕业的一开学就是初二。老师们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师大毕业没有分配工作就赶上了文革的“积压品”。我们班主任姓赵，是学文的，讲毛主席诗词是他的长项，词呀，曲呀，律呀，绝呀，一堂课他喋喋不休，煞有介事的解释好像毛主席写诗时跟他商量过似的。他讲课除了不让学生提问外，还有另一个毛病，就是从来不看学生，两眼只是盯着教室后墙的两个角，从左到右，从右到左，好像他是在给教室后墙上课，又好像他的思路已经跨过了历史的墙角，飞翔在湛蓝湛蓝的万里清空，倍儿装酷。没等第一天结束，赵老师就得了他的外号“望天儿”。我喜欢教化学的解老师，他架个眼镜文文静静的，不温不火的好脾气，因为这，我特爱听他讲课。物理老师姓韩，他讲课很有激情，很像是在做战前动员，后来他官运亨通升到校长又一直升到区教育局。英语课老师是个女的，长得很漂亮，她矮矮小小的，教课很努力，因为我不喜欢英语课，一直记不住她姓啥。教生理卫生课的女老师姓张，人高马大，前挺后突，喜欢打扮，再加上经常变换发型，在讲台上一站就是个活的人体标本，特别是有次她讲到“臀部”时，一边用手指着本来已经够突出的屁股一边还特意向后撅了一下。那年月，男女孩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往来，互相之间不说话，这种不正常的生长环境使同学们对异性身体的好奇心越来越强，男女孩子表面安静，心里充满着青春期的躁动，张老师的那瞬间的示范动作在学生中造成的轰动，一直持续到第三年我们下乡支农三夏劳动时，我们道貌岸然的班主任“望天儿”和张老师在一天夜里滚到了生产队马棚的一个草堆里，被当晚站岗巡逻的低我们一年级的老师和学生巡逻时抓到为止。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至今我还不能忘记的是我们班上第一节数学课，郭老师在上课铃响的同时迈步走进教室，他的年龄在三十五、六岁，个子有一米七五左右，上身是一件半旧的兰制服上衣，下面是一条浅灰色的裤子，脚上是一双黑色的松紧口的塑料底布鞋，由于轻微的驼背，瘦削的肩膀上脖子向前探，有些小的下巴有些桀骜不驯地向前扬着，鼻子上一副白框的，看得出一圈圈涟漪的高度近视眼镜遮挡着一对不大的眼睛，不大的脑袋瓜额头却相当宽阔，神情有些抑郁，总之，他其貌不扬但有很有特点。他在右手指轻捏着两根白色的粉笔，他走到讲台后面，表情平淡，声音近似于微弱地稍带一点东北口音自我介绍“我叫郭书达，姓郭的郭，知书达理的书达，我是你们的数学老师，没有意外发生的话，以后的三年里我都会给你们上数学课。” 没有教科书，没有教案，手上就两支粉笔，我们有些吃惊地看着他，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中学的第一节数学课。郭老师很有耐心，讲课时的例题也是深入浅出，简明易懂。他唯一的一次不耐烦是我们班的一位小名叫拴柱的同学故意在课堂上出怪样逗同学笑，郭老师对他说了一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当时他的眉头紧锁着，一双不大的眼睛在眼镜后面的尖锐地看着拴住。
在我们初二下半学期的时候，郭老师出事儿了。
那时候，军宣队进驻学校，学校实行了军事化管理，年级是连级，每个班是排级，每一组学生是班级，我们初二年级六班是叫二连六排。每天形式主义的的早请示晚汇报也随着军宣队的进驻更加变本加厉，十几岁的孩子们天天挖空心思想着怎样才能触及灵魂，怎样才能在灵魂深处爆发一场革命。有一段时间每周六的下午，我们全排同学把桌椅排成会议室的样子，桌子一圈一圈的，同学们面对面互相揭发互相批判，谁小学偷过别人的东西，谁和谁要好等等全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特别是一位姓男生，人长得精瘦，象一只严重营养不良的猴子，被暴他曾经扒过女浴室的窗户，全班哗然，他三番五次地检讨，最后居然检讨成了学习毛选的积极分子，加入了红卫兵，到外班外年级甚至外校到处讲用，这可让我们班主任“望天儿”也着实地风光了一把。上课时学生的学习也成了为无产阶级争光的伟大任务。阶级斗争真是到了时时讲，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地步，同学当中互相猜忌互相揭发，弄的大家惶惶不可终日。
一天上课时，郭老师一反常态，精神恍惚地站在讲桌后面，课也上得有气无力，心不在焉。课后我们得知他在上周六教师政治学习会上发言，反对在中学生里面提倡以阶级斗争为纲，互相揭发斗争，他说“青年好似一张白纸，何必用阶级斗争去玷污他们纯洁的心灵。”当时，这可是典型的反动言论。军宣队立刻立案，说他是一个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唱反调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出来的没有改造好的旧知识分子，他当时就被当成“现行”进行批判。我们的“望天儿”主任以及另外几位激进派老师无限上纲上线，仗着军宣队撑腰把郭老师批了个体无完肤。一周以后郭老师被停止教课，他的批斗会接二联三，一排、二排、、、、、、六排，循环进行。
那年秋天我们到京郊农村支援秋收劳动，不知是“望天儿”主动争取还是军宣队分派，郭老师被分配到我们排进行监督劳动和批判改造。我们每天早晨6：30起床，军训练队40分钟，然后为老乡担水扫院子，7：30吃早饭，8：15到地里帮助生产队收割稻子，12：00回去吃午饭休息片刻，1：30又回到地里干活，傍晚：600收工吃饭，然后7：00集合开郭老师的批斗会直到晚上9：30。我们男生是住在村托儿所里，女生分别住在老乡家，男生每天在送女生回老乡家后才能回到住地洗漱睡觉。晚上的批斗会就在托儿所的大房间里进行，一个大土炕占据了半间屋子，因为没有凳子同学们都挤挤插插的坐在炕上，女生在中间，男生围在外边，50多个人勉强坐下，最外圈的男生可以说是半蹲半坐。“望天儿”坐在唯一的一个小方凳上，郭老师则孤零零地站在对面的地上。每天的批斗会都是“望天儿”打头炮，一顿上纲上线之后，政治上表现比较有出息的几个同学们相继发言。不大发言的同学替换着冷不丁地带头喊个口号蒙混过关。每晚的批判会都会有人笑场，因为我们每天喝凉水，闹消化不良的同学很多，一会儿这里“打一枪”，一会儿那边又“放一炮”，男生的屁是又响又臭；而女生则是努力憋着，实在憋不住时先不好意思地嗤嗤发笑，然后屁断续着有高低音的挤出来，像是小孩子不成调的吹喇叭，（我们男生管那叫‘音乐屁’），这时“肇事”女生会红着脸低下头不好意思地努力往邻近的女生身后躲，而男生就会带有嘲讽意味的讥笑，“望天儿”这时往往会气急败坏地大声呵斥我们。
记得有一天，我们在寒冷的秋雨里抢收稻子一整天，晚上我们已经累得睁不开眼睛，可“望天儿”说：“阶级敌人不会因为我们累了他们就会睡大觉。”批评会还是照常进行，郭老师依然站在我们的对面。大概是为了让我们不打瞌睡，“望天儿”那晚的嗓门特别高，可随他怎样叫喊，郭老师还像往常那样就是不说话。“望天儿”就喊着让郭老师低头，两个班干部上去按郭老师，本来就很干瘦的郭老师也不知是那儿来得劲，他的头就是不卑不亢的半扬着，怎么也按不下去，恼羞成怒的“望天儿”和那两个学生干部一起把郭老师推搡到靠墙的地方，这里房粱上边吊着一只幼儿园用来盛剩饭的大篮子，那是防止老鼠偷吃食物的，其高度正好比郭老师的身高低一些，他们按着郭老师的头强迫他站在篮子下面，开始郭老师的头是低下了，可是没有多久他的头又缓缓的抬了起来，他的头正好在篮子的重心点，篮子脱了钩，可还是在他的头上稳稳当当的顶着，像是杂剧团顶缸表演，由于“望天儿”和那两个学生干部离郭老师很近，他们看不到篮子的位置。就在他们声嘶力竭的狂喊狂叫着的时候，一位姓胡的男生正好坐在冬天生火烧炕的地炉上方，炕沿的下方是空的，他由于太累睡着了，头越睡越往前低，突然他失去中心一头就摔到地炉上，双膝和头重重的摔到炕炉的铁盖扳上，“砰”的一声，吓了所有的人一大跳，郭老师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响声吓得身子不由自主的一振，顶在他头上的饭篮子一下子就翻到了地上，篮子里面的十几只孩子用的搪瓷小饭碗叽里咕噜的散了一地，我们忍不住笑起来，胡同学匍匐在地上还没有醒过来，这下我们就更控制不住了，笑声四起，几个女生在也憋不住自己，一边笑一边像对山歌样此起彼伏的放起“音乐屁”，等到胡同学被人拉起来时，懵懵懂懂的看着大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看着他那副很无辜的表情，我们已经一个个捂着肚子，流着眼泪笑倒一片。那天的批判会也只好草草收场。
两周的劳动结束了，郭老师从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
后来苏联人在珍宝岛闹事，形势陡然紧张起来，毛老头的备战令一发，北京的全体市民都投入到挖建地下防空洞的工作中。我们学校也不例外地在操场上开挖防空洞，郭老师的批评会也就由此告一段落，他每天都被监督着和我们一起在操场上挖地刨坑，推土和泥，土法烧砖，砌墙垡碹，也没有人太在意他了。后来我们就在几个同学被沈阳军区招去当兵后不久，大多数同学被提前分配留城工作了。在以后的时间里，我听说郭老师调动工作回了东北老家，好想给他写封信或是去探望他，打听多次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具体地址。
在我的记忆里，特别是我长大成人以后，随着自己阅历的增长，越发地对郭老师深怀敬意，在那种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他的正直，勇敢，刚强，敬业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毫不夸张地说，郭书达老师——他是我心中最钦佩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