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品老照片：蒋梦麟胞姐蒋佩昭夫人的照片，此照片大概摄于19世纪30年代。蒋佩昭夫人卒于1938年或者1939年秋天。蒋佩昭夫人与他弟弟蒋梦麟早年在余姚创办女校，是余姚女子学校第一任校长 。余姚女子学校是现在余姚实验小学的前身。
知余姚档案馆曾寻找蒋佩昭夫人照片，现幸从我家相册中发现此照，故发布于此。
蒋梦麟（左一）同 胡适（右二）蔡元培（左二）李大钊（右一）合影
蒋梦麟
中年蒋梦麟
蒋梦麟小传：
蒋梦麟（ 1886 － 1964 ）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1903 年入浙江高等学堂（ 浙江大学 前身）学习，次年中 秀才 。 1909 年 2 月，赴美进 加州大学 农学院学习，后进 哥伦比亚大学 研究院深造， 1917 年 6 月获博士学位。当过孙中山先生秘书。回国后，创办《新教育》月刊。 1923 年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 1927 年 8 月至 1930 年 7 月，任国立第三中山大学（ 1928 年改为 国立浙江大学 ）校长。 自 1919 年至 1945 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 20 余年。在蔡元培任校长期间，他长期担任总务长，三度代理校长， 1930 年冬正式担任北大校长，先后主持校政 17 年， 还先后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北京大学校长、行政院秘书长、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等职。 是北大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为北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64 年病逝于台北。 著有《西潮》，《新潮》等书。
蒋梦麟 - 与陈独秀的交往
1916 年 陈独秀 担任北大文学院长，极力推动文学革命。蒋梦麟与陈独秀尽管政治主张不同，相处得倒也不错。他俩都是前清的秀才。秀才有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 秀才 ，称为 八股 秀才；八股废掉后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好象也没有八股秀才值钱了。蒋梦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有一次陈独秀问我： “ 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 ”“ 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 ” 他说： “ 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 ” 我就向他作了一个揖，说： “ 失敬，失敬。你是前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 在蒋梦麟看来，陈独秀 “ 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 ” ，这一点很对蒋梦麟的脾气： “ 我们两个人，有一个相似的习惯，在参加筵席宴会的时候，一坐下来，我们总爱把冷盘或第一、二道菜尽量地吃，等到好菜来时，我们已经吃饱了。所以大家说笑话，称我们这两个急性子， ‘ 同病相怜 ’ 。 ”
尽管这对 “ 同病相怜 ” 的朋友，后来在政治道路上南辕北辙越走越远，但当陈独秀遇到危险时，蒋梦麟还是毫不含糊地救了他。有一天，蒋接到警察厅一位朋友的电话，说： “ 我们要捉你的朋友（指陈独秀）了，你通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 ” 蒋梦麟便赶紧和一个学生跑到陈住的地方，叫他马上逃走。于是由 李大钊 陪他坐了骡车从小路逃到天津。为什么要李大钊陪去呢？因为李大钊是河北人，会说河北话，路径又熟。他们逃到山中一个古庙，李大钊写了一封信给蒋，说： “ 夜寂人静，青灯如豆。 ”
蒋梦麟 - 与毛泽东的交往
1918 年秋风轻拂着故都的时节， 毛泽东 带了 23 个湖南青年进京，为的是组织赴法 勤工俭学 的事。到京后，他把他们安排到北京大学、 长辛店 、 保定 等处的留法预备班，他自己却既不想去法国留学，也不想进大学读书，他一向推崇的是自学。但总得找一份工作以资糊口啊。他暂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北大教授杨昌济，即他后来的岳父家里。通过杨昌济，毛泽东得到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引荐，得到了一份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在第二阅览室管理 15 种中外报纸，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毛泽东对这份工作十分满意，后来在延安的窑洞里尤对斯诺津津乐道。他不但每月有了收入，而且得以大量阅读各种新奇的书刊，更可以结识北大的名流和来自各地的有志青年。陈独秀、 胡适之 、 张国焘 都是那个时候认识的。工作之余，他还有机会跑到 天安门广场 ，聆听李大钊演讲《庶民的胜利》。
尽管这个时期在毛泽东的一生中短暂得如同一道闪电，但这道闪电却照亮了他非凡的人生之路。那么，是谁把他安排在李大钊手下的呢？这个人便是宁波人蒋梦麟。蒋梦麟在晚年所写的《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中这样回忆道： “ 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跑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了产。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 ”
关于这件事，蒋梦麟还说过：有一次，英国一位议员来华，他听到了这个我不甚愿意讲的故事，就说： “ 那时候你给他十七元、十八元或十九元，总之只是十几元，如果你那时候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 ” 我说那也难说，好多有钱的人不是也变成了共产党了吗？
蒋梦麟 - 北大校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
自五四运动后期代蔡元培主持北大，至 1946 年正式离开北大，除了中间有几年短暂的离开外，蒋梦麟在北大前后 2 0 余年，占北大百年历史五分之一强，是到目前为止北大校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在当年中国，有两个 “ 蒋校长 ” ，武的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文的就是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蒋梦麟也为此而感到自豪和欣慰，记得有一条资料说他和朋友打赌，说他的学生遍天下，朋友不信，来到一个军事基地，相信这里不应该有文的 “ 蒋校长 ” 的弟子，不料刚进军营，一名军官立正行礼，原来这里也有从军的北大毕业生。
在长时期主持北大的过程中，蒋梦麟对北大的未来自然有很高的期待，他理想中的北大并不一定像今天这样的北大规模庞大，无所不有，而恰恰没有自己的特色。蒋梦麟在主持北大的第二年即 1920 年就提出北大的目标不能满足于 “ 国内一流 ” ，而是应该在国际上有自己的地位。强调学校要将经费节省下来，把理化的仪器、实验室加以提升，为师生提供良好的试验条件。更重要的是，北大不仅要研究西洋已有的发明，且要自己有所创造，有所发明。庶几根基巩固，可以在世界一流大学中竞争。
蒋梦麟 - 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
1926 年 4 月，北方政局出现变化， 段祺瑞 下野， 奉系 军阀及直鲁联军 张学良 、 张宗昌 等入住北京。张宗昌枪毙《京报》社长 邵飘萍 ，逮捕《世界日报》社长 成舍我 ，一时间北京陷入白色恐怖状态，大学教授们纷纷离京。蒋梦麟也被列入张宗昌的黑名单，不得已躲在 六国饭店 长达三个月。之后悄悄离京出走，奔向南方。 1927 年出任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委员兼秘书长，稍后任浙江大学校长。翌年，接替蔡元培出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大学院改为教育部，蒋梦麟也就成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
作为研究教育的专家，蒋梦麟素来重视教育之普及，很早就提出要随时随地推行义务教育以促进社会之进化；随时随地扩充职业教育、补习教育以增加经济之能率；推行大学及专门教育，以养成社会进化增加经济能力的领袖人物。根据这些原则，蒋梦麟当然格外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普及，总是期待更多的年轻人有深造的机会。
1911 年之前，中国人自办的大学只有四所， 1916 年全国专科以上的学校 86 所。为了鼓励国人重视教育， 1922 年颁布的新学制规定单设一科的学校也可称为某科大学，于是引起专门学校的 “ 升格运动 ” 。此后，国立大学既有增加，私立大学更是大幅度的扩容，一时间大学之发达，有如经济兴旺时期的股份公司。这些学校的设立，对于缓解青年学生的升学压力固然有好处，然而由于大学增幅太快，合格教师不多，教育质量低下，设备简陋，内部管理混乱，大学成为一些不良者谋财的工具，贻害无穷。
当蒋梦麟出任教育部长的时候，这种情况非常严重，贩卖文凭的 “ 野鸡大学 ” 充斥各大都市。为了改变这种恶劣的局面，对青年学子负责。蒋梦麟在教育部长任内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制定并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取消单科大学的设置，规定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八大学院，凡具备三个以上学院者，始得称大学。不合这些条件者，为独立学院。对于那些无良的私立大学，蒋梦麟也以铁腕手段加以整顿，或取缔，或警告。于是从根本上遏制住滥设大学及以教育谋取不义之财的现象。
蒋梦麟书法
蒋梦麟书法
有种有义蒋梦麟
信息来源 : 江苏公众科技网
有 种 ”
一次，曹聚仁与几位好友围炉夜话，突然有人问他生平所钦佩所敬仰之人是谁，曹聚仁答是蒋梦麟。举座皆惊。曹聚仁见状忙申明，他决不做违心之论，也决不依草附木，更不是北大的学生。友人问为什么敬佩蒋梦麟，曹聚仁说蒋梦麟 “ 有种 ” 。
种者，胆量、骨气也。
五四运动后，蔡元培淡出北大，蒋梦麟当代校长。 “ 半年的欠款，六百饥饿教职员，三千惹祸的学生，交到我手里，叫我怎么办？ ” 接收这一 “ 烂摊子 ” ，蒋梦麟当算是临危受命。他为人低调，谦虚地说是 “ 蔡先生派他来捺印子的。 ” 他一面 “ 谨守蔡校长余绪 ” ，一面矢志改造北大。他认为： “ 北京大学为新思潮发源地。既有新精神，不可不有新组织，犹有新酒，不可不造一新壶。 ” 无奈当时北大的经济 “ 已差不多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 ” ，所幸得到胡适、傅斯年的鼎力支持，帮他网罗人才，筹措经费，以 “ 维持北大的生命，决不让他中断。 ”
蒋梦麟上任后的第一招是静心观察，把诊问脉：学校 “ 纪律弛，群治弛 ” ，他致力 “ 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 ” 他说他平生做事全凭 “ 三子 ” ：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事，以鬼子（洋鬼子，指科学务实精神）办事。他大胆放权，对文、法、理三学院院长说： “ 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 ” 他把辞退旧人这种得罪人的事揽在自己身上，这体现了他的 “ 有魄力，敢担当 ” 。罗家伦说得中肯： “ 他用人也专，待人也恕，不以察察为明，所以许多人乐为所用。 ” 理学院的丁文江、李四光、曾昭抡；文学院的周作人、汤用彤、徐志摩；法学院的刘志扬、赵乃抟等教育界名流遂云集其麾下。蒋梦麟用人不拘一格，他重用新人吴晗，选用没有学历的钱穆，接纳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研究《资本论》的千家驹 ……
与蔡元培不同的是，蒋梦麟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不惜重金 “ 武装 ” 物理系， “ 费了很大的力量发展理学院，希望以基本自然科学为骨干，进而发展其他有关部门。 ”
为确保学生专心求学，蒋梦麟主持制定《国立北京大学学则》，取消选科单位制，实行学分制；在管理上保持自由、宽容，注重个性发展的北大传统，师生间达成了 “ 只有陶冶，而无训练 ” 的共识。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对教授仍礼遇有加，恢复建立学术团体，营造学术氛围，开展中外学术交流，期以 “ 教育救国 ” 、 “ 学术救国 ” 。
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北大的教学、科研在那风雨飘摇的年代能平稳有序地发展， “ 蔚成全国最高学术中心 ” 。
最能显出蒋梦麟 “ 有种 ” 本色的是，他在日本人面前表现出的骨气和民族精神。
1935 年 11 月，冀东有人阴谋搞 “ 华北自治会 ” ，蒋梦麟领衔，与北平教育界诸多名流发表联合宣言，痛斥这一行径 “ 脱离中央，乃卖国的阴谋 ” 。此举在全国上下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故有人称蒋梦麟在 30 年代前期是 “ 北平正气的代表者 ” 。
北大学生运动十分活跃，日本人视北大为反日运动的中心。由于蒋梦麟在北平教育界的地位与名望，日本人早就想拉拢他，希望与他建立所谓的 “ 友谊 ” 。蒋梦麟多次公开表示日本侵华 “ 不友好 ” 的态度后，日本人开始对他施以威胁、恐吓等卑鄙手段，企图迫其就范。
日本人指责蒋梦麟煽动学生反日，要求宋哲元严加惩罚并强逼其离开北平。宋哲元将此信息告知蒋梦麟，蒋却我自巍然，继续留北平主持北大校务。在蒋梦麟领衔表态反对华北自治后，日本军方十分恼火，于 11 月 29 日请蒋梦麟到日军司令部 “ 谈话 ” 。
蒋梦麟将此事告诉了家人和几个朋友，于天黑之前单枪匹马来到日本军司令部。
蒋梦麟在自传《西潮》中有生动精彩的描述：
“ 我们司令请你到这里来，希望知道你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日宣传。 ” 他一边说，一边递过一支香烟来。
“ 你说什么？我进行反日宣传？绝无其事！ ” 我回答说，同时接过他的烟。
“ 那末，你有没有在那个反对自治运动的宣言上签字？ ”
“ 是的，我是签了名的。那是我们的内政问题，与反日运动毫无关系。 ”
“ 你写过一本攻击日本的书。 ”
“ 拿这本书出来给我看看！ ”
“ 那末，你是日本的朋友吗？ ”
“ 这话不一定对。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敌人，正像我是中国军国主义的敌人一样。 ”
“ 呃，你知道，关东军对这件事有点小误会。你愿不愿意到大连去与坂垣将军谈谈？ ” 这时电话铃声响了，大佐接了电话以后转身对我说， “ 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专车。你愿意今晚去大连吗？ ”
“ 我不去。 ”
“ 不要怕，日本宪兵要陪你去的，他们可以保护你。 ”
“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是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 —— 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要成为笑柄了。 ”
他的脸色变了，好像我忽然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 你不要怕呀！ ” 他心不在焉地说。
“ 怕吗？不，不。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这句话。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绝不会损害一个毫无能力的人。 ” 我抽着香烟，很平静地对他说。
罗家伦评价说： “ 蒋梦麟先生是郭子仪第二，大有单骑回纥的精神。 ”
曹聚仁在盛赞蒋梦麟 “ 临难不苟免 ” 的骨气时，还说 “ 这男子汉的气度，并非胡适、鲁迅诸氏所能及的。 ”
蒋梦麟的 “ 有种 ” 还表现在他到台湾后，在 “ 中国农村复兴联合会 ” 主任任上，敢于 “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 他极力主张在台进行农村社会改革，以实现 “ 社会公道 ” 或 “ 公平分配 ” 。上世纪 50 年代初，他先后发表《三七五减租面面观》《土地问题与人口》和《为什么要限田？限田以后怎么办？》等 10 篇阐释土改政策的文章。时任台湾 “ 行政院内政部长 ” 的黄季陆认为蒋梦麟 “ 对土地改革的决策，是一位忠诚而努力的推行者 ” ，有 “ 首义之功 ” 。
蒋梦麟在台还提倡兴修水利，倡导、推动人口节育。尤其是后者，曾使他遭到无端的指责和恶毒的攻击： “ 基于极端个人快乐主义之邪念 ” ，为 “ 主张性交自由，而以人为的方式或性交技术以遂其快乐 ” 。有人辱骂他比秦桧、汪精卫还可恨，可杀，声言要 “ 杀蒋梦麟以谢国人 ” 。蒋梦麟直面以对，依然故我。 1959 年 4 月 13 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 “ 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 ”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做得对。国民党元老王世杰称赞说这是 “ 一件最不平凡的功业 …… 将来影响一定是很深远的。 ”
这些都叫 “ 有种 ” 。
显然，用 “ 有种 ” 来评价蒋梦麟毕生的作为是远远不够的。蒋梦麟有勇有谋，能干肯干也善干。台湾《仙人掌》杂志评论说： “ 蒋梦麟生在一个左右中都不是的年代，但他却慎重地选择了自己的路，向时代做出了他的贡献，对后代献出了他的宝贵经验，他应死而无憾了。 ”
还是他的老朋友傅斯年评说的得体、到位且有趣： “ 孟邻先生学问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 ” 傅又诙谐地说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办事却比胡适高明。蒋梦麟当时在场，听后笑着说： “ 孟真，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 ‘ 功狗 ’ 。 ”
蒋梦麟在处理个人婚姻问题上，也表现出了鲜明的个性。
他的第二任太太陶曾谷于 1958 年病逝。时年已七十有五的蒋梦麟动起续弦的念头，不顾家人的反对、朋友的劝阻，欲与某将军的前夫人、 49 岁的徐贤乐结婚。老朋友胡适闻讯，抱病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对此表示异议，细述朋友们对徐女士看重钱财、人品不端的种种反映，言辞恳切地说： “ 我是你和曾谷的证婚人，是你一家大小的朋友，我不能不写这封信。 ”“ 你我五十年的友谊，使我觉得我不需为这封信道歉了。 ” 力劝他谨慎行事。同时，蒋梦麟的老朋友陈诚、张群，以及宋美龄都一致表示反对这桩婚姻。然而，蒋梦麟终不为众多老友苦口婆心的劝说所动，毅然与徐结婚了。他认为： “ 结婚是我个人的私事，我有我个人的自由，任何人不能管我。 ” 可是，婚后不久，蒋梦麟因不慎跌断腿骨，住院治疗。 “ 徐贤乐对正在住院的蒋梦麟托言回家做年肴，将自己原在蒋家之户口迁出，行李亦搬离蒋家，置于中央信托局原宿舍中。稍后，蒋梦麟迁出病房，徐贤乐不知去向。 ” 此时，蒋梦麟才幡然醒悟， “ 以不堪徐娘虐待之苦 ” 为由提出离婚。他对记者说： “ （从结婚）到现在一年多，我失望了，我受到人生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是我痛苦的深渊，我深深地后悔没有接受故友胡适之先生的忠告，才犯下错误。我愧对故友，也应该有向故友认错的勇气，更要拿出勇气来纠正错误。 ” 同时，蒋梦麟竟不怕难堪，把胡适 1961 年 6 月 18 日写给他的那封长信公开发表。
蒋梦麟晚年的婚变，一时成为台湾重大的社会新闻，闹得满城风雨。
法院判决他们离婚后，香港《自由报》刊发打油诗调侃蒋梦麟，诗云：
闻道先生负旧盟，金钱为重美人轻；
徐娘解得夫妻味，从此萧然抱独身！
也有人讥讽徐贤乐，把他们的名字嵌入一副对联：
蒋径全荒，孟母难邻之矣！
徐娘半老，贤者亦乐乎此？
面对沸沸扬扬的社会舆论，蒋梦麟十分坦然： “ 这是我个人的私事，我发现错误便应该改正，所谓 ‘ 人作孽，不可赦 ’ ，我愿面对事实，接受不幸的后果。 ” 解除婚约后，蒋梦麟又精神焕发，专心投入到石门水库的建设中去。
蒋梦麟敢做敢当，自暴家丑于众，也算作 “ 有种 ” 。
有 义
“ 九 · 一八 ” 事变发生后，蒋梦麟与清华的梅贻琦等大学校长联名发表《告同学书》、《第二次告同学书》，提出 “ 赤手空拳的群众活动只有荒废学业，绝非有效的救国方法 ” ，希望同学们 “ 马上复课吧！先尽我们的责任。 ” 在多次呼吁无效的情况下，蒋梦麟无奈地说： “ 我是中华民国国立大学校长，我不得不服国家的命令！ ” 这一期间他确实打击过支持学生运动的进步教授许德珩、马叙伦，开除过韩天石等一批又一批学生；但我们也应看到蒋梦麟后来亲自向马叙伦道歉并 “ 再三 ” 退回（送去）聘书的悔改表现；也得承认学生被捕了，蒋梦麟亲自向北平市长秦德纯交涉，保释了因反日游行被捕的 28 名学生的事实。也不应忘记： “ 三 · 一八 ” 惨案发生后，蒋梦麟是追悼会的主祭，他悲愤地说： “ 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才，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 ” 说到此， “ 潸然泪下 ” 。接着他猛烈抨击军阀暴行： “ 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如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 ”
另一耐人寻味的事情是， 1933 年蒋梦麟以 “ 不交学费 ” 为由，开除了９名 “ 左 ” 倾学生。奇怪的是这些被开除的学生后来都收到了一封匿名同情信，信中还附有一张三百大洋的支票。千家驹后来回忆说， “ 我至今不明白这钱是谁送的。 ” 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学生们分析，共产党想送，没钱；社会上好义之人想送，也不知被开除学生的姓名和地址。千家驹说： “ 我判断这是蒋梦麟校长耍的两面派手法。蒋一面开除学生，一面又怕他们留在北京铤而走险，对他发生不利行动，干脆花一笔钱叫他们早早离开。果然，九位同学得了钱后，有的东渡日本，有的去了德国，各奔前程去了。 ”
再说许德珩、侯外庐和马哲民三位当年是北大的左派教授，在对待学生运动问题上与蒋梦麟尖锐对立，有怨在前。但 “ 七 · 七 ” 事变后他们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蒋梦麟毅然与胡适联手，多方奔走，终将他们营救了出来。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大小汉奸们惶惶不可终日，或出逃或隐匿。 12 月 6 日，周作人被捕，关押在北平。 1946 年 5 月 26 日，周作人被移交南京首都高院，押在老虎桥监狱。
1946 年 7 月 19 日，南京政府首都高院对周作人第一次公审。周作人在辩诉状中称： “ 学校南迁，教授中年老或因家庭关系不能随行者，有已故之孟森、冯祖荀、马裕藻及被告四人，由校长蒋梦麟特别承认为北大留平教授，委托保管校产。 ”
蒋梦麟专门为此事出具了证明。
对周作人这个 “ 巨奸 ” ，当时 “ 国人皆曰杀 ” 。胡适为周作人作证，社会舆论就谴责他为汉奸洗刷罪名；为周作人辩护的律师王龙也一度被控汉奸嫌疑。蒋梦麟在当时敢于挺身为周作人作证，是需要勇气的。当然，首先蒋梦麟所说的是基于事实，或是他深受北大传统的 “ 兼容 ” 精神影响，或是眷顾老朋友之情。
8 月 13 日，首都高等法院院长赵琛致函蒋梦麟，函云：因蒋梦麟出具证明文书未填年次， “ 是否即为台端手笔，无从悬揣。兹为慎重起见，相应函请查照，即希据实见复，以凭核办。 ”
次日，蒋梦麟复赵琛函。全文如下：
准贵法院本年八月十三日函刑字第五七四号公函，以审理周作人汉奸案，嘱查复有无为该被告出具证明文件等语。查本人在前北京大学校长任内，于华北沦陷时，确曾派已故之孟森、冯祖荀、马裕藻及现在押之周作人保管北京大学校产。该被告所持此项证明文件确系本人于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出具，准函前由，相应复请查照为荷。此致
首都高等法院
赵院长琛
前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蒋梦麟
现任行政院秘书长
三十五年八月十四日
显然，蒋梦麟出具的证明函对法院的判决是有相当的影响力的。
以上是笔者目前所见到的公之于世的蒋梦麟为周作人作证的材料。
总之，蒋梦麟是不乏人情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