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鲁迅

毛泽东与鲁迅可以说是同时代人，也都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两位伟人。

鲁迅的活动略早于毛泽东，活动的侧重点也主要在思想文化领域。而毛泽东的活动则多在政治、军事、社会等多个领域。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国革命的领导人。然而，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当中，人们不难发现，两位伟人在思想、精神和文化性格上却有着紧密的联系。

众所周知，在诸多的对鲁迅的评价中，应首推毛泽东的评价最高。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精神上的关联，将两位伟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呢？难道真的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毛泽东只仅仅是出于政治目的和需要，在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框架内，人为地拔高鲁迅，塑造出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偶像吗？本文试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入手，认真探讨毛泽东对鲁迅精神实质的认识与把握，以及两人在精神上的内在关联。

（一） 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举行的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题为《论鲁迅》的讲话，首次对鲁迅作出评价。毛泽东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认为鲁迅有卓越的政治远见，指出“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

二、认为鲁迅具有斗争精神，指出“他在黑暗和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

三、认为鲁迅具有牺牲精神，指出“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也不避锋芒，把钢刀一样的笔锋向他所憎恶的一切”。毛泽东从这三个方面的评价出发，总结出“鲁迅精神”，认为“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

不言而喻，毛泽东的评价是很高的。整体地把握毛泽东的评价，可以看出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毛泽东是着眼于当时的形势发展特征，从时代的高度来总结鲁迅的精神特点；

二是以政治家的睿智和眼光，肯定鲁迅的“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是中国革命所需要的重要精神资源；

三是以充满激情的诗人气质，对鲁迅在逆境中所显示的反抗意识和不畏强暴的性格特征，表现出强烈的情感认同和由衷的钦佩。

毛泽东的评价贯穿了一个极其明确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整个中华民族救亡之际，要借发扬鲁迅精神来“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把鲁迅精神“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在当时的形势中，毛泽东所选择的角度，必然要从鲁迅精神与整个民族的解放斗争相关联的特征上，来予以认真的考量和选择，从而确定鲁迅在民族解放事业中的历史作用、意义和影响。正是这样，毛泽东的评价就摄取了最能体现中华民族风骨的鲁迅精神，在政治的高度上，予以定格、强化和宣传，尤其是将鲁迅性格中那种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的特点，与中华民族“一贯不屈不挠与封建势力、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联系起来，高度概括出鲁迅精神的实质和特征。同时，毛泽东的评价还明显地带有一种诗人气质的情感体验特征。在强烈的情感当中，毛泽东认识到了鲁迅作为民族精神的代表性价值和整个民族的精神领袖地位，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所将发挥的巨大作用。所以，毛泽东强调指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在民族解放战争处于相持阶段的1940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毛泽东再次给予了鲁迅以极高的评价。他指出：“鲁迅，就是这个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的这个评价是经典性的。主要的特点是：在探求民族解放道路，建立新中国的特定历史时期，毛泽东把对鲁迅的评价置于中国民主革命的政治与文化双向互动当中，将鲁迅对于中国民主革命所起的巨大历史作用，予以充分的肯定。在《论鲁迅》的基础上，毛泽东更进一步地明确了鲁迅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领袖地位，而非只仅仅是出于当时形势和斗争的需要，急功近利地对鲁迅作出评价。

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可以说既是全面性的，又是本质性的。全面性指的是，毛泽东认为在鲁迅的身上，文学家与思想家、革命家是三位一体的，不可分割的。在毛泽东看来，鲁迅不是那种单纯为写作而写作的文学家，而是自觉地将写作与中华民族的生存境况与发展前途联系起来，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毛泽东认为，鲁迅的写作是受制于他的思想，而他的思想发展又是与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只仅仅将鲁迅定位在一般的文学家上，就难以发现蕴含在鲁迅写作当中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内涵。本质性指的是，毛泽东认为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化方向，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发展，都是具有经典意义的。毛泽东认为，鲁迅的价值与意义不仅仅只体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一个民族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文化形态领域。在这里，毛泽东从政治与文化双向互动的层面，认定了鲁迅在中华民族创建新文化的历史功绩，并发现了鲁迅所代表的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性格——硬骨头精神。在毛泽东眼中，鲁迅的文化性格，无疑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文化性格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真实的表现，与“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毛泽东认定鲁迅是“空前的民族英雄”，可谓是本质性论断。因为他深刻地看到，在一个民族文化处于新旧交替之际，最需要有一种足以能够代表新文化本质特征的精神来作为整个民族团结一致，共御外敌，建设新中国的凝聚剂。显然，毛泽东在鲁迅的身上找到了这种精神，这就是为人称道的“鲁迅精神”。

从《论鲁迅》到《新民主主义》中对鲁迅所作的全面性和本质性的评价与论断，是毛泽东对鲁迅认识、评价、赞扬与论断的一个深化过程。作为同时代人，毛泽东的评价表现出了一个政治领袖高瞻远瞩的英明与敏锐，也表现出一种同时代人所具有的知音性特征。

（二） 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中，可以发现，毛泽东对鲁迅精神的把握是非常深刻与准确的，同时这也是毛泽东与鲁迅存在精神上联系的一个突出表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毛泽东是从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来把握鲁迅精神的。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中国的民主革命由原先的旧民主主义转变为新民主主义。在这场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深刻革命中，鲁迅自始至终都是站在斗争的前沿，以他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透辟认识和了解，对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意识形态和文化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鲁迅看到，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奴隶社会”。鲁迅指出，在这个社会当中“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坟·灯下漫笔》）。在小说《狂人日记》中，鲁迅还形象地把这种社会的实质喻作“吃人”。在鲁迅看来，要彻底改变中国人民被奴役的状况，途径只有一条，即“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同上），从根本上根除“吃人”的社会基础与根源。因此，在鲁迅的文化选择中，他所选择的始终是一条与中国社会发展同步和新文化发展方向一致的道路。由于对以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亦称旧民主主义革命）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封建主义的根基，特别是思想文化的根基，依然保持着“内骨子是依旧的”（《朝花夕拾·范爱农》），“到现在还是如此”（《坟·灯下漫笔》）的“奴隶社会”现象，鲁迅感到了深深的失望。他说：“我觉得仿佛很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华盖集·忽然想到》）辛亥革命后，鲁迅一度沉默，整日沉溺在“钞古碑”、“读佛经”之中，表现出对辛亥革命失望之情。正因为此，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时，鲁迅就以“一发而不可收”的气势，投身到这场以“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反对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的运动中，进而成为这场运动的主将，成为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的方向。 尽管在“五四”退潮之后，鲁迅又曾一度陷入彷徨境地，然而，这种仿徨毕竟只是他思想转变前的阵痛。在“进化论思路”由此“轰毁”（《三闲集·序言》），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就可以说明他的思想发展与中国民主革命进程是一致的。当中国的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时，鲁迅的思想也由“进化论到阶级论”（《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尤其是，鲁迅到了晚年生涯，国民党政府实现文化“围剿”之时，他总是挺身而出，向所谓的“第三种人”、“自由人”、“民族主义文学者”各色人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显示出他“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苦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的英雄本色。正如毛泽东高度评价的那样：“我们只要看一看鲁迅先生的杂感，就可以知道，他的抨击时弊的战斗杂文，就是反对文化‘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毛泽东选集》第 卷第 页）所以，毛泽东是基于中国民主革命进程来把握鲁迅，给予鲁迅崇高的评价。

第二、毛泽东是从社会宇宙观的发展角度来把握鲁迅精神的。 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后，整个的社会宇宙观的发展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前建立在封建文化、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基础之上的旧社会宇宙观，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而“五四”以后所确立的社会宇宙观则完全是以“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为核心的。在毛泽东看来，社会宇宙观也就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之上的文化观念形态和思想，从中包含着基于政治立场、经济基础上的对于社会发展所持有的认识观。由于“五四”之后，中国革命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对于社会发展进程的认识发展了深刻的转变。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 卷第 页）正是站在这样的高度，毛泽东对鲁迅精神进行了高度的概括。 毛泽东的概括，是符合鲁迅思想发展和精神特征的。鲁迅在南京求学期间接受“进化论”思想影响后，他的思想发展就不同于传统的士大夫和旧式的民主主义者。他始终把自己对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和现实人生的认识与理解，紧紧置于社会发展的环节中来进行，放在历史进化中来加以衡量、判断，因而所得出的结论，就往往比较符合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虽然鲁迅在未完成思想质变之前，还不是自觉地以“共产主义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为指导，但在“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当中，与同时代人，鲁迅的思想又是具有一种超前性的。在确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之后，（《二心集·序言》）鲁迅的思想发生了真正的转变，这时他也就能够比较自觉地用毛泽东所说的是以“共产主义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尺度来观察、认识和分析中国的社会发展与民主革命进程。因此，毛泽东认为鲁迅是兼有思想家、革命家类型的文学家，正是看到了鲁迅思想发展与新的社会宇宙观的特点。

第三，毛泽东是从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方向的高度里把握鲁迅精神的。 在毛泽东心中，鲁迅上空前的民族英雄，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的方向。之所以得出这一论断，是毛泽东根据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结合自己对鲁迅精神深刻把握而论断的。毛泽东认为，封建文化、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的实质是“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它是少数人的文化，贵族阶级的文化，这种文化在整个中国迈向民主革命阶段，也就必然要成为革命的对象。因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按照这一文化标准，毛泽东认为，只有鲁迅在文化战线上所取得的成就，才能代表这一文化发展的方向。 毛泽东从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方向的高度来把握鲁迅的精神，也是符合鲁迅思想发展与精神特征的。在鲁迅的思想发展当中，鲁迅先后广泛地接受了包括18世纪西方启蒙主义和19世纪末所产生的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完成了现代性质的转变。但是，鲁迅不是“全盘西化”者。他对近代西方文化的接受，是基于中国社会现状有选择性的接受。当他以近代西方文化为参照对象来猛烈地抨击旧文化、旧道德、旧观念时，并没有忘记对民族文化当中优秀成分的吸收。即便是在十分激烈的时候，如主张“少读中国书”，甚至不读“中国书”，（《华盖集·青年必读书》）也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鲁迅是主张抛弃传统，全盘西化，而是出于他对“整体的反传统是合理地继承传统的前提”的逻辑认识与判断所得出的结论。（参见拙著《反省与选择——鲁迅文化观的多维透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鲁迅一贯认为，文化并不只是少数人的事情。在确立“惟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的思想之后，他明确指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时，“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就从地狱里涌现而出”（《南腔北调集·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了。因为使文化真正为大众所掌握，也就是思想启蒙要最终唤醒仍处在“昏睡”之中的大众的关键所在，而千百万大众的觉醒与崛起，也就必然会汇聚成一支摧毁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滚滚洪流，从而实现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宏伟目标。所以，毛泽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看到了鲁迅的精神所在，看到了鲁迅精神所体现的新文化方向，也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的方向。

（三） 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及对鲁迅精神把握的特点上来看，可以说，毛泽东与鲁迅之间存在着一种精神上的联系，一种文化性格上的认同性关联。对于毛泽东的评价，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出于当时形势上的需要或出于政治的需要，而是在这当中包含着毛泽东在思想上、文化性格上、观念意识上和精神气质上、文化性格上产生强烈的认同，并作出高度的评价，是十分自然的。 在毛泽东看来，鲁迅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和人生的深刻认识与透辟理解，以及从表现出来的思想风采，是最令人为之叹服的。他曾给予鲁迅百科全书式的杂文以高度评价，称之“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因为鲁迅“学会了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 ，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4页）而毛泽东本人也是如此。作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在对于历史、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认识与把握当中，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来认识、分析和考察中国社会、历史和革命的实际情况，从而最终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迎来了新中国诞生。因此，从社会宇宙观的发展上来说，毛泽东与鲁迅也是具有本质上的相通之处的。

在文化性格方面，毛泽东最为推崇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孺子牛精神和不怕牺牲的精神，事实上，也正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正直、善良，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威武不屈，不怕牺牲的文化性格和精神的现代写照。在这方面，毛泽东与鲁迅有着极其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在他光辉的一生当中，他领导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弘扬民族正气，藐视一切“纸老虎”似的敌人，倡导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大无畏精神，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都可以说是与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孺子牛精神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完全一致的。与此同时，毛泽东与鲁迅在性格气质上的相似，也是他们在精神上、性格上具有内在关联的一个重要方面。从鲁迅的性格气质特点上来说，不论是他早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昂扬和充满激情的浪漫主义精神，还是他在辛亥革命之后一度沉溺于“钞古碑”、“读佛经”而显示出一种冷静、客观的现实主义精神，都说明他是一个带有诗人性格气质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他对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和现实人生的深刻认识和透辟理解，以及充满内在激情的思想表述，都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同样，在毛泽东身上，也具有一种诗人性格气质的特点。他既是一个杰出的政治领袖、卓越的军事指挥家、战略家，同时也是一位诗人。他对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和中国革命所具有的深刻与诗性的认识和理解，也是富有激情的。与鲁迅一样，毛泽东的理想、激情、信仰和人格，也都是具有诗意的。特别是他那种对中国社会前景和中国革命前途的展望，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一种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情怀。所以，毛泽东曾经说，鲁迅的心是和他相通的（转引自《人民日报》1977年5月21日社论）。认真比较现代中国这两位伟人的精神联系和文化性格，如果说毛泽东主要是在政治、军事等领域，以政治家的智慧和天才，使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了民主革命历程，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纪元，那么，鲁迅则主要是思想、文化等领域，以思想家、文学家的智慧和天才，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和毛泽东的丰功伟绩都是永载史册的，是中国人民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