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迁居
给我取名为霞，是因为我是早上出生的，父亲说，我出生时，天上朝霞绚丽得出奇。而且按妈妈前两个孩子的名字：莎、葭，霞也押着啊韵。
那个令人难忘的一九五七年，父亲现在忆起来，说当时幸亏我出生了，全家人都在忙我，父亲也没多大精力去“大鸣大放”，只是散步一些“右倾言论”，被划成为右倾分子，不然他也少不了会有顶“右派”的帽子的。
那期间妈妈的好朋友刘永珍阿姨也先后生了两个姑娘，余胜春为了纪念这“大鸣大放”的年月，给两个女儿起名为“鸣”和“放”。老大叫余鸣，长得跟妈妈一个样子，高鼻子、凹眼睛，新疆人一般，简直就是刘永珍之二。她性格温柔，精明能干，虽只比我大一岁，可在我眼里她就是个老大姐了。记得我还在上小学时的一个暑假里，妈妈带着我回北京，回到中央民院，看望刘阿姨一家。那天大人们都出去了，就剩我们三个孩子在家，中午小鸣给我们住了面条，用酱油香油等调味，味道好极了。老幺叫余放，酷似她老爸，笑起来，那双迷人的眼睛就弯成了两条月牙，她那张典型江南人的脸型看上去很温和，可她发起小性子来，却是一点儿也不饶人的，受宠的老幺就是这个样子吧；我虽然也是老幺，可是并不像小放那样受宠，所以没有她那么“霸道”。
小鸣、小放后来当然都上了大学，我记得小放上的是北京人民大学。她比我小好几岁，是八十年代后期上的大学，那时的大学比我们上大学时开放得多了，小放的衣兜里几乎每天有男生给她递来的条子，有时候还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可见小放在大学里的人气改有多高了。后来才知道刘永珍阿姨有一丝西方人的血统，与她有血缘关系的一位亲戚在美国，后来小鸣、小放先后都去美国留学了—这是后话了。
苏联的反目导致了三年连续的“自然灾害”，反右运动也暂告一个段落，1960年，父亲就被从中央民院下放到中南民院，美其名曰：支援地方。父亲的助教级别也毫无改动地“一锅端”到了中南民院。
那时我才三岁，母亲已经是讲师级了，工资待遇应该是不错的。但母亲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还要工作，丈夫又不在身边，可以想象那时母亲生活的艰难。两年后，1962年年初，母亲为了顾全这个家，舍弃了自己住惯了的北京、离开了她的母亲、弟弟和姐妹们，带着我们三个孩子，来到了她举目无亲的、陌生的武汉。
那时我已经四岁多近五岁了，多少有些记事了。那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乘火车。四个人在一间包厢里（估计是软卧吧），看着铁路两旁树木房屋向后奔跑，十分不理解，但觉得很好玩，就趴在车窗旁看了个够。
到了武汉，我们暂时被安置在武昌首义路省委招待所住下。在我的印象里，当时的首义路是武昌继司门口之后的第二个繁华街道。出了省委招待所的巷子，就是阅马场。首义路据说是孙中山第一次起义的地方，并在阅马场检阅了他的兵队，附近还有军校的旧址。
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中，商店里的东西很少，糖块都是奢侈物。一天早上，妈妈带我上街，因为我吃饭吃得慢，早饭时的面窝没吃完，就拿在手上，边走边吃。突然迎面跑过来一个跟我差不多高的小男孩，夺过我手里的面窝就往他的嘴里塞。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惊呆了，连哭都没想到。看到那小男孩狼吞虎咽地吃着面窝的样子，妈妈叹了口气，说：“怎么让孩子饿成了这个样子了！”就牵着我离开了那男孩。
当时的中南民院，没有艺术系，因而无法安排妈妈的工作，湖北省教育部便将妈妈安排到省实验师范学院去教声乐。当然工资还是按原来的级别发放，加上地方补助，每月能有八十多元人民币。
而爸爸只是个助教级，每月工资只有六十多元。因为级别不够，也没有分到像样的住房，只在一栋靠山边的平房里分到里一个半间的房间，估计房间的大小只有十几个平米，却要住下一个五口之家。
好在我的两个姐姐分别上中学了，都住校，只有周末回家，家里平时只有我和爸爸妈妈。爸爸上班就在院内，很方便，而妈妈每天要乘两站路的公共汽车，去付家坡的省实验师范学院上班。我则每天由妈妈送到爸爸学院门口的幼儿园。
妈妈的适应能力很强，很快就熟悉了新的环境，她全心扑在新的工作上，她的热心教学不仅取得了学院的好评，也赢得了学员们衷心的爱戴。
一位名字叫余新松的男学员，人腼腆得像个大姑娘，平时说话的声音都很小，课堂上发言时总是红着脸，回答问题的声音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同位的学生才能听到。师范学院的学员，将来是要当老师的，这样的声音，如何能给学生讲好课？他自己也很苦恼。妈妈就给他“开小灶”，从最基本发声方法教起，教他如何用气，教他怎样发音。余新松学得也很努力，渐渐他的声带得到了开发，人也不像原来那么扭捏了。后来在学院的汇报演出会上，余新松竟能独唱一首难度很高的歌曲。听着他那洪亮的声音，奔放的演唱，怎么也想像不到他曾经是那么腼腆、说话声音像蚊子叫似的一个人。
人获得了一种能力，同时自信心也增强了许多，对生活的态度也有了巨大的改变。余新松很感激妈妈为他做的这些努力，一直尊妈妈为他的启蒙老师，总是很恭敬地聆听妈妈对他的开导和教诲。每逢年过节，都拎着大包小包地来看望妈妈，送上他的一片尊敬之心。他虽不是妈妈的“显门弟子”，但也可以说是妈妈教学的一个活生生的成果。
妈妈对她的每个学生都很用心，即使他们已经毕业，只要他们还来找妈妈，妈妈都会热情接待，听听他们的声音和歌声，再给他们一些指点。文革中，学生们也常来妈妈这里，一起谈论世事。后来改革开放后，余新松去了一段时间深圳，回来后也来跟妈妈讲述她在那儿的见闻。如今，余新松也已是六十多岁的退休老师了。我前几次回国，还碰到过他来看望妈妈呢。
还有一位名叫宋凯国的学员，是个专业军人。开始，他说他自己是个粗人，不会跟歌曲有什么缘分，上妈妈的课总是心不在焉。妈妈就用美妙的民族曲调吸引他，在音乐欣赏课上，妈妈找来一些朴实而欢快，抒情又深沉的乐曲，给他们讲解每首歌曲内涵的意义和它们所表达的感情。渐渐，宋凯国喜欢上了这些乐曲，后来每次上了妈妈的课后，都央求妈妈给他们唱一首歌。宋凯国说，妈妈是他的音乐启蒙老师，很感谢妈妈让他能欣赏到这么美妙的歌曲和音乐，他对妈妈崇敬无比，当他得知妈妈没有儿子时，一定要给妈妈当干儿子，拜妈妈为自己的干妈妈。退休后的宋凯国，还是那种军人的气魄，他看到妈妈现在是一个人生活，每年春节都接妈妈去他家，跟他的家人一起过年。他还召集过他们班上的同学一起聚会，当然邀请妈妈也去参加他们的聚会，一起唱卡拉OK，一起回忆当年的事情，。。。这是后话了。
1962年的夏天，是妈妈在武汉的第一个夏天。由于不适应气候，妈妈浑身长了痱子，还患了脚气病。那个夏天，爸爸对妈妈是头等照顾，每天早上买来妈妈爱吃的早点，晚上用扇子给妈妈扇着风，挠着痒，守候妈妈入睡。
对我们几个孩子爸爸也很上心。那时大姐莎开始上高中，在武汉市第十五中学，离妈妈上班的地方很近；二姐葭，还在上初中，在华中农学院第一附属中学上学。华农附中离家较远，后转到离家稍近一些的马房山中学。假期里，爸爸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几只白兔，让我们几个孩子喂养着玩，他自己也在学院的后山（就是洪山）上找了块空地，种上了芝麻。那时的爸爸是一心全扑在这个家上来。那个夏天是全家最幸福的一个夏天。
第二年，1963年，妈妈调到了大姐上学的十五中，分配在体音美教研组，负责教音乐。这样也好照顾在那里上学的大姐。当时的十五中是武汉市的重点学校，还设有滑翔班，即培养未来的飞行员的。滑翔班的学员都很傲气，因为他们是百里挑一挑选出来的，身体要好，家庭出身也要祖孙三代都是清清白白的“纯红”的苗子。因而给滑翔班的学员上课并不是件简单的事儿，但妈妈也都挺下来了。
一天妈妈送我进了民院门口的幼儿园，就上班去了。我因为到武汉的时间不久，还不怎么会说武汉话，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们都笑话我说话，幼儿园的阿姨对我也不是那么上心地关注，我在幼儿园里感到很不自在。这天我被妈妈送刚进幼儿园，就被几个大班的孩子围住，其实他们也只是想逗我玩，可我却对他们充满敌意，但见他们是好几个，我虽然个头跟他们差不多大，但一下子也对付不了好几个。看看身边幼儿园的院墙也很矮，我就翻身出了幼儿园，去追走向公共汽车站的妈妈。可这时正好来了一辆12路公共汽车，妈妈并没有看到我，就上了车。我眼看着妈妈被公共汽车载走，就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追着公共汽车，一直沿着公共汽车开过的马路（武珞路），走了两站多的路程，途中还得过一个丁字路口（付家坡），终于找到了妈妈的学校。门房的老头儿见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心疼地问我是怎么一回事儿，我结结巴巴地说出了妈妈的名字，他才把我带到了妈妈所在的体音美教研组。妈妈正在上课，不在教研室里。跟妈妈同一教研室的几个没课的老师接待了我。可我是不见妈妈就眼泪不止，谁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等到妈妈下课了，我才像见到了救星一般扑向妈妈怀里，细声细气地跟妈妈诉说了一路的经历。妈妈听完后，好一阵后怕：一个五、六岁的小孩，一个人在大街上哭着走着，万一有了个什么闪失，。。。
爸爸得知此事后，估计也找幼儿园的阿姨抱怨了。幼儿园的一位叫杨侯凤的阿姨，对爸爸显得特别上心，甚至允许我将爸爸给我扑捉到的麻雀带到幼儿园去玩。
一次在午睡时间里，我的麻雀挣断了栓在它脚上线绳，在午睡间里来回飞，弄得全班的孩子都无法睡觉，都想扑捉到那麻雀，可那麻雀却找到了奔向自由的路径，飞跑了。回家后，我找爸爸抱怨，爸爸说没关系，他教我怎么扑捉麻雀：一把米，一个簸箕，一根长为三米左右的线绳，一根短棍。将线绳的一端栓在短棍上，用短棍将倒扣在那一把米上的簸箕支撑起来，留一道麻雀可以看到簸箕下面的米的缝隙。等麻雀钻到簸箕下面吃米时，迅速拉线绳，短棍便倒下，簸箕就将麻雀扣在其中了。只是我用此方法试着扑捉麻雀总是没能成功。
后来我也在幼儿园里也有了一位好朋友：忠民，她是我爸爸所在的数学系的系主任的女儿，跟我同年，只比我大几个月，但身体比我健壮，她圆圆的脸蛋儿总是红扑扑的。她家自然住在教授楼里。她第一次带我去她家，很细心地告诉我记住她家的楼栋，还告诉我怎么样找到哪个门是通往她家的。她也有个已经在上中学的姐姐，平时我很少见到她姐姐，因为她姐姐也是住校，偶尔见到她几次，也只是看到她姐姐座在写字台前看书、写字，很少跟我们说话。忠民的妈妈胡尔康阿姨是个热心人，每次我去她家，她总是笑眯眯地欢迎我来。一次她还教我如何叠衣服呢。忠民家有好几间房间，她父母的卧室，她爸爸的书房，她姐姐也有一间自己的房子，而我们只在忠民的房间玩，更多的时间我们是在外面玩，在后山上，在草坪里，。。。。忠民的胆子比我大，后山她很熟悉，哪里有什么菜地，哪里有野果子都知道。带着我漫山遍野地玩啊，找野果子吃。只是有一次，她误食了一种有毒的野果子，我看着她的嘴唇开始发青，她自己也感觉不妙，我们俩赶快去了学院的医务所。到了医务所，她都说不出话来了，医务所的医生看到她的样子，也不知所措，听了我的讲述后，马上就给她洗了胃，接着又输液，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但这并没有让她变得小胆起来，她还是那样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气。文革中带着我去揭另一派别刚刚贴出来的大字报；我父亲带着我俩去横渡东湖，她也是遥遥领先于我；。。。
经妈妈向学校提出要求，十五中分给了妈妈一间房间，就在妈妈上班的体音美教研室的楼顶上，这样妈妈就不用每天乘公共汽车往返在付家坡-街道口之间了。但每周的周末，妈妈还是回民院的家来的。、、、、、、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