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腐败——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高尔基之死》的启示
《高尔基之死》的启示
我曾非常崇敬前苏联作家高尔基。这不仅因为他是世界名人，更因为他是穷人出身，为民众呐喊的作家。但是，我在读了《红都见闻录》（刘立凯、杨进保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的《高尔基之死》之后，深为高尔基感到遗憾。大文豪如高尔基者，竟也没能把握住自己的“心路”的正确走向，而被专制暴君斯大林所收买所利用所毒杀
人所共知，高尔基不仅是举世闻名的作家，还是列宁亲密的朋友。这些都是斯大林为自己塑造“人民领袖”所需要的。因此，他非常需要高尔基为自己脸上贴金。
1928年初，经斯大林授意，全国掀起了欢迎高尔基回国的高潮；同年五月，高尔基自意大利修养地回国。
特权，不仅是帝王官僚用来维护等级社会极权统治的手段，同时也是他们用来拉拢、腐蚀、收买“社会精英”的拿手武器。特权的实质是剥削，即无偿的占有社会的政治资源和物质资源。因此，特权者能够极尽权力欲，让众人按自己的指挥棒所转；能够极尽占有欲，霸天下财富为己有；能够极尽享受欲，渔肉民膏、挥霍无度、纸醉金迷；
斯大林在莫斯科为高尔基拨了一幢宽敞明亮的花园洋房，在其它地方还给他两座别墅。高尔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必须品，都像斯大林和其它政治局委员一样，由内务部的专门机构负责保障供给。此外，还在铁路上为他准备了一节专门改装的车厢，他到克里米亚的别墅或国外旅游，有专车接送。他的别墅周围栽满了他所喜爱的专门从国外引进的树木花卉；他吸的烟是特地从埃及订购的。按照斯大林的吩咐，内务部首脑雅戈达必须迅速了解并满足高尔基的任何需要。
斯大林还亲自出马同高尔基联络感情。他常和莫洛托夫到高尔基家喝酒，聊天，朗诵诗歌，并极力做出与高尔基亲密无间的样子。斯大林为了牢牢将高尔基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以便竭尽全力为他歌功颂德，全心全意替他愚弄、蒙骗人民，还给了高尔基莫大的荣誉。诸如将大工业城市下诺夫戈罗德市更改为高尔基市，将下诺夫戈罗德州也相应更改为高尔基州；将莫斯科大剧院更改为高尔基剧院；将……；斯大林每次赐给高尔基这种荣誉时，都要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宴会，大肆张扬、吹捧高尔基是伟大的人民作家；使高尔基受宠若惊。
“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平心而论，高尔基不是那种卖身投靠，谄媚逢迎的奸佞小人。也正因如此，他才招来杀身之祸。但不可否认，高尔基被斯大林的“糖衣炮弹”所打中。
高尔基回国后创办了《我们的成就》、《苏联建设》等杂志；并且主张多说成绩少写缺点。在政治宣传上配合斯大林攻击反对派的需要，颂扬斯大林的“肃反”和“劳改”政策。
曾有一名犯人从索洛夫劳改营逃到英国，并公布了该劳改营虐待犯人的种种暴行。苏联当局为了掩盖事实，就派高尔基去“核实”情况。1929年6月20日至22日，高尔基视察了该劳改营，目睹了犯人遭受虐待的惨状，并流出了同情的眼泪。然而，高尔基向外界发表的文章竟说该劳改营的“情况是美好的”。
1930年底，国际民主作家协会邀请高尔基出席会议。高按照斯的旨意，声明拒绝加入该协会。因为该协会的部份成员曾联名向国际人权保护联盟递交了一份照会，，抗议苏联不久前判处了许多人死刑；高在信中声称被苏联政府枪决的那些人是罪有应得。
1930年11月15日，高尔基在《消息报》上发表文章，为斯大林三十年代的大镇压制造舆论。高尔基的名言“如果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曾被斯大林的爪牙在大镇压年代作为残杀无辜的口号，很多党的高级干部被当作敌人而处死（列宁死后留下的7人政治局中，5人被冠以“外国间谍”罪名而杀死，一人被逼死；1930年至1941年，26名部长只剩6人未杀，5名元帅杀死了3名，16名集团军司令杀死15人，4名舰队司令全部杀光，29名军政委杀死25人，15名二级分舰队指挥官杀死9人，17名一、二级集团军政委杀得一个不剩《杂文月刊》2000年8期第8页）。
高尔基为斯大林铲除党内竞争对手，为其实现野蛮专横的独裁专制，为其涂脂抹粉美化现实出了力，起了别人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因为高尔基是平民作家，曾为劳苦大众不平过呐喊过抗争过，被大众视为自己的代言人。这样的人，一旦给专制的暴君唱赞歌，便对劳苦大众有极大的蒙骗性和毒害性，使民众易于被专制的暴君所利用。这也正是斯大林看重、收买高尔基的“目的”所在。高尔基的“蜕变”说明了，既便是一个出身社会底层且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伟大作家，只要他接受了专制暴君所给予的特权和享受，他就会不知不觉的迷失本性，转移立场，被权势者所利用，潜移默化地站到人民大众的对立面。
高尔基本人的悲剧在于斯大林并不满足其所作所为；专制暴君需要的是绝对忠心与他—俯首贴耳、百依百顺、唯命是从的奴才，而高尔基还做不到这一步。所以，他渐渐让斯大林反感、讨厌，以至招来杀身之祸。
高尔基曾答应给斯大林写传记，并用几个月的时间研究了大量的资料。但他觉得写这样的传记太令人肉麻了，因而没有写；并自此事之后，他不再靠近斯大林
斯大林要雅戈达请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为《真理报》写一篇有关当年列宁与斯大林并肩战斗的文章；高尔基未予回应。
当斯大林看出高尔基已不愿为他效劳，便最怕他公开发表言论反对并揭露他的独裁统治；所以，在他认为需要而恰当的时候—送他一盒精美的糖果。高尔基和两个照料他的卫生员各吃了几粒之后，死神便降临到他们的身上，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突然去世。
给高尔基治病的三名医生作了替罪羊。医生和他无冤无仇，为何要害他？其中列文医生是高尔基青年时代就要好的朋友；普列特涅夫医生被判刑25年，囚禁在北冰洋岸边苦寒地带的沃尔威特集中营。是他将高尔基的死亡真相告诉给了自己在狱中的医助—德裔女囚布列基达。盖尔兰德。
读完《高尔基之死》，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深深的感到独裁专制的可怕和对人的心灵的残忍的戕害。高尔基的悲剧在于他没能坚守住自己良知的阵地，而抵制特权的诱惑、拉拢、腐蚀是极不易的事；他需要清醒、冷静、明智的头脑；不羡富贵、不慕虚荣、淡泊致远的心态；追求真理、坚持正义、敢说真话的秉性：“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始终坚守天良的情操。假如高尔基当初拒绝了斯大林的“贿赂”；假如他始终与苏联人民同甘共苦；假如他一如继往，不畏权势敢说真话追求真理；也许他命运的结局不是我们所看到的结果。但历史不能假如，时光不会倒流。一个人要想始终顶天立地，就要始终坚守住自己的天良，不说假话而说真话，坚持正义、追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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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封闭的历史
这绝对是失控的专制制度，人类正义最神圣的法则，最基本的自由已无任何保障。我的内心在发出痛苦的呼号，我要反抗。我在抑制自己要说、要写的欲望......
很遗憾在看过《约翰.克利斯朵夫》很久以后，才看到罗曼罗兰写的这段话。只因为在此之前，所有接触过的有关他的书------例如小说、评论、传记，都给我们塑造着这是一个人道主义都，一个左翼知识分子，一个同情苏维埃，同情共产主义，甚至到后期是变成坚定的维护者这样的形象。但统统这一切，随着看完《莫斯科日记》后，我才发现，我又被骗了一次。
也不能说这些都是慌言，而且更得承认很多都是事实的存在。但是，就如同历史不是选择让我们记住什么，而是选择让我们忘记什么一样，一些更为真实的表明罗曼罗兰后期观点转变的事件，就这样有意识的有计划的被隔绝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为此，写下这篇文章，以让更多的人了解罗曼罗曼出访苏联后思想的真实情况。
从罗曼罗兰前期的书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憎恨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和不公正的现象，渴望一个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自由社会。但在西欧现实社会里，他无从寻找这样一个天堂。他转向东，苏联吸引住他的目光。
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的时期，罗兰同西方不少左翼作家一样，完全相信苏联的宣传。上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先后在意大利和德国兴起，引起罗兰的警惕，更把全部希望寄托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1932他在世界反法西斯大会上发言时说道：“苏联存在的事实本身就是向剥削者的旧世界的挑战，对被剥削的各国人民来说，苏联是他们的典范和希望。”纪德访苏之前对苏联的态度又何尝不如此。他们把当时经济萧条的资本主义国家同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比，自然倒向苏联一边。罗兰在答复西方学者的公开信中写道：“我自己毫不犹豫地站在苏联一边，它是代表新的劳动世界的唯一堡垒。”
但这一切，只是他去苏联前的观点。
我们先来看看罗曼罗兰去苏联的原因是什么，不是观光，不是旅游，准确的说，是情况所迫。当时有两件事决定了罗曼罗兰的成行：一是苏联国内因基洛夫被杀而开始的大规模镇压凶手和反对派。二是苏法之间当时签定了互援条约，但随着反对派的反对升级，法国人对苏联的不信任逐日而增。作为“苏联的老朋友和维护者”的罗曼罗兰，每天都收到大量的来信要求作出解释与回答。但他无能为力，因为他也不知道苏联国外在发生着什么。于是，罗曼罗兰在这样的背景下，前往了苏联。
在苏联，罗曼罗兰与斯大林及一大批苏联高官及各界人士进行了会晤。在与斯大林单独会谈的一个多小时里，斯大林回答了罗曼罗兰提出的所有问题，但斯大林的回答，并没有泄露什么国家机密，他的谈话中所提及的只是外界都已所知的，只不过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开诚布公”的方式表达了出来。例如，有关基洛夫被杀后的大规模镇压，斯大林就解释到：“我们已经得悉，犯罪分子在杀害基洛夫后，还打算对其它领导人实施凶残的计划，为了预防这种罪行，我们承担了枪琵这些先生们的不愉快的责任。”仅仅是为了预防，就可以将无罪的人处以死刑。这就是斯大林的解释，斯大林的逻辑。罗曼罗兰还说到他对苏联颁布的惩处十二岁以上儿童的法律不理解，斯大林回答道：“我们应该通过这项镇压性的法律，以死刑来威胁十二岁以上的儿童罪犯，尤其是他们的教唆者。”斯大林的话引起罗兰的反感。他们两人后来虽然还见过一面，但已无话可谈了。罗曼罗兰对基洛夫遇刺后列宁格勒实行的“行政流放令”的做法也极为反感，在日记中写道：“哪怕建几座集中营，简易住房，让有嫌疑的人先住在那里，等候对他们案件的全面审查。但让他们呆在露天的地方，没有任何生活设施。这样，许许多多的儿童将死于亚洲的风沙之中(也许夸大)。”他那时还不知道因基洛夫遇刺列宁格勒处决了数千人。
谈话结束后，斯大林建议罗曼罗兰接受苏联安排的别墅，但罗曼罗兰拒绝了。虽然拒绝了别墅，但无法拒绝苏联政府已经布控好了的各种限制。斯大林邀请罗兰访苏，是希望罗兰为苏联说好话。让他们住在高尔基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把罗兰完全封闭起来，使他无法接触普通老百姓，只让他看苏联想让他看的，不让他看苏联不想让他看的。但罗兰以他敏锐的目光，依然发现了那隐藏在鲜花掌生下的苏联内情。
罗曼罗兰曾受邀参加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劳动青年体育节，斯大林把他请到列宁墓主席台上。罗曼罗兰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我无法在两个斯大林之间找到共同点――前天在克里姆林宫同我交谈的斯大林和像罗马皇帝那样花了六小时欣赏自己的封神仪式的斯大林。罗曼罗兰看出斯大林有意制造人民对他的崇拜，以此强化人民对他的忠诚，并指出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手段。“如果他真的感到恼火，他的一句话就足以消除这种可笑的崇拜。”罗兰深知个人崇拜是极集权体制的产物，镇压则是巩固这种体制的手段，但怀疑靠镇压来维持的体制能存在多久！
罗曼罗兰收到一封陌生青年的来信，他告诉罗兰，出身不好的青年不能上大学。罗兰的妻子玛莎是俄罗斯人，看了非常气愤。高尔基向玛莎解释，出身不好的人进入大学将会带来危险。如果需要牺牲一部分人，选择多数还是少数呢？玛莎反驳道：“就算是少数!可是如果这样，我们有什么权利谴责希特勒消灭在德国人口中占少数的犹太人呢？”高尔基只好用“即将颁布赋予人民更多自由的宪法”把争论敷衍过去。玛莎的看法也是罗兰的看法。
在苏联访问的行程中，与罗曼罗兰接触最多的就是高尔基，他曾在高尔基家住了三周。但高尔基从未向罗兰敞开过心扉。罗兰看出高尔基内心的痛苦：“高尔基被封住了嘴。不幸的高尔基，荣誉缠身，备受敬重，但在内心深处对所有的利益都不感兴趣。他宁愿用这些利益换取昔日流浪汉的独立。痛苦、思乡和遗憾沉重地压在他心头上。”高尔基想看到的更美，更好，更人道的东西，没有看到，却只能看到一些他根本不想看到的东西。他为此痛苦万分，他对这些根本无能无力，他周旋在几个阵营里，从不向任何人吐露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
负责监视高尔基的是他的秘书克留奇科夫。“克留奇科夫成为高尔基同外界联系的唯一中间人：收发信件和接待来访者都由他负责，只有他能决定高尔基能见谁，不能见谁。”克留奇科夫听命于斯大林，在高尔基和斯大林之间传播信息。高尔基去世后，克留奇科夫被斯大林处决，因为他已经没用了，况且知道的事情太多，留着有害无益。正好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狡兔死，走狗烹”。
但即使是了解了这些内情后，罗曼罗兰在他的日记里，依然书写着对他苏联的幻想，虽然他已能够清楚的知道这种幻想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我在作出总结时，说出了自己的有利于苏联与斯大林的政策的意见。目前这些政策包含着某种消极的东西；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打算都不可能没有错误（犯错是人所固有的）。可是，斯大林的政策所包含的积极的东西远远超出所有消极的东西。我丝毫不怀疑，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是与苏联的胜利连在一起的。”
而继罗曼罗兰访苏一年后，同样的法国作家，社会主义支持者纪德在访苏归来后，直接发表了《访苏归来》，明确表示了对苏联的幻想的破灭。
而从苏联回来后的罗曼罗兰，却痛苦的发现他的幻想的虚无。他虽然还是在公开场合中依然维护苏联政府，但私下却将自己痛苦的思索写在日记里:。当苏联传来一个个的熟人被枪毙的消息时，他终于再也克制不住自己心中的怒火，写下：“这绝对是失控的专制制度，人类正义最神圣的法则，最基本的自由已无任何保障。我的内心在发出痛苦的呼号，我要反抗。我在抑制自己要说、要写的欲望......
虽然这时他还抱有幻想，但他已不再信任斯大林。他依然信赖着苏联政府。但更多的苏联内部大清洗的新闻传来时，更多他访苏时认识的人听闻被枪毙时，他对苏联社会主义也拉开了距离，但仍然保留着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看法。
《莫斯科日记》，一直不能出版。曾在日记稿上，罗曼罗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未经我的特别允许，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满之前，不能发表这个笔记-----无论是全文，还是片段。我本人不允许发表这个笔记，也不允许出版任何片段。
无论是罗曼罗兰本人的原因，还是斯大林不允许出版的原因，我相信罗曼罗兰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深沉的悲哀与凄凉。
这是罗曼罗兰的悲剧，是他盲目崇信斯大林与苏联的悲剧。但是他尘封的《莫斯科日记》，却又是苏联见体的预见与见证。
对文化、历史，艺术感兴趣者可加群号进行交流（庸人匆扰，谢绝白丁）：15309182
参考资料：闻一《关于封存日记50年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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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罗兰与鲁迅
作者：云儿
鲁迅先生在《“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后记》中指出，真诚的人道主义者，在革命中起的作用极坏，乃是帮着奸人“使世界留在黑暗中”。接着他就点出了罗曼·罗兰、爱因斯坦、高尔基等一串人名，作为一度犯了人道主义错误，附和着反动派的种种谣诼，非议革命的残暴，并且帮助反动分子者逃亡的典型例子：
“不过这里的吉诃德，也并非整个是现实所有的人物。原书以一九二二年印行，正是十月革命后六年，世界上盛行着反对者的种种谣诼，竭力企图中伤的时候，崇精神的，爱自由的，讲人道的，大抵不平于党人的专横，以为革命不但不能复兴人间，倒是得了地狱。这剧本便是给与这些论者们的总答案。吉诃德即由许多非议十月革命的思想家，文学家所合成的。其中自然有梅垒什珂夫斯基（Ｍｅｒｅｚｈｋｏｖｓｋｙ），有托尔斯泰派；也有罗曼罗兰，爱因斯坦因（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我还疑心连高尔基也在内，那时他正为种种人们奔走，使他们出国，帮他们安身，听说还至于因此和当局者相冲突。”
在这里被鲁迅先生点名批判的几个人道主义者里面，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都是公开支持社会主义，支持十月革命，对苏联作过高度赞扬的著名人士。一个让我一直觉得好奇的问题是，他们当年到底说了些什么大逆不道之辞，以致鲁迅先生要借吉诃德为名，指控这一类人，乃是帮着奸人“使世界留在黑暗中”，“放蛇归壑，使他又能流毒，焚杀淫掠，远过于革命的牺牲”？
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了解鲁迅先生的思想内涵，自然大有帮助。
罗曼·罗兰，是一位毕生都旗帜鲜明地支持十月革命理想的左翼人士，后来曾因为隐瞒莫斯科日记和攻击纪德公开苏联之行真相，颇遭人非议。然而在一九二Ｏ年代，他一面赞扬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一面却对革命后苏俄政权钳制思想自由，大肆清除异己的残暴行径，感到极度不安。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他在巴黎《人道报》发表了著名的《精神独立宣言》，表达了他的疑虑。这个宣言后来遭到了革命作家亨利·巴比塞的猛烈批判。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巴比塞在《光明报》上发表文章，称罗曼·罗兰主张的“精神独立”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幻想，敦促他放弃抽象的人道主义立场，站到工人阶级一边来，接受工人阶级的学说，认清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才能求得个性的真正自由和独立。
罗曼·罗兰分别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和二月连续发表两封公开信，回答巴比塞。他指出，因为两个原因，他无法认同列宁主义学说(他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第一，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这个学说采取绝对主义的形式，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不大符合人类真正的进步”；第二，它在俄国的实践已经被致命的、残酷的错误所玷污，“因为新政权的领袖们在贯彻这一学说时往往肆意抛弃最崇高的道德价值：人道、自由与真理。”
用恐怖手段残暴镇压政治异议，永远都是反动的。罗兰接着说：
“军国主义、警察恐怖或残暴武力，我不会因为它们不再是富豪寡头的专政工具，而是共产主义的专政工具，就把他们奉若神明。
“我一听你说暴力镇压只不过是小事一桩，一件暂时的小事，就感到难过。因为我想，一位资产阶级的国防部长与公安部长，也会使用同样的说法。……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这话不对。对于真正的进步，手段比目的更重要。因为，目的(很少达到，而且始终不能完全达到)只改变人与人之间的表面关系。而手段却铸造着人们的思想，不是按着正常的节奏铸造，就是按着暴力的节奏铸造。如果是暴力的节奏，那么，任何形式的政府，都不能阻止强者压迫弱者。”
这时候，列宁眼中已经变得碍手碍脚的高尔基，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十六日离开彼得格勒，经瑞典到达德国，在那里住了将近两年。当时他的思想，与罗曼·罗兰一样，按共产党官方说辞，是“坚持抽象人道主义立场”，“混淆革命暴力反革命暴力的区别”。基于共同的志趣，高尔基特意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致信罗曼·罗兰，支持他的论点，并且引为同道。他说，他自己一直信仰“人道、自由与真理”等崇高道德，并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六月，他在给布哈林的信中又说，新政权的残暴作为，仍让他无法释怀。
就在这一年，苏俄最高革命法庭开始了对异党分子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高尔基忍无可忍，在国外发表了致法国作家法朗士的公开信，称此审判为“杀害那些曾经真诚地为俄国人民解放事业服务的人”，并请求法朗士向苏维埃政权“指出这种罪行是不能容忍的”。法朗士，他也是著名的左翼作家，后来成了法国共产党党员，立即向苏俄政府发去抗议电。
罗曼·罗兰也没有置身事外。他发表了另一封致共产党人的公开信，将当时苏俄国内的残暴镇压，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大屠杀相提并论。这位将人类希望寄予苏俄革命的左翼作家，苦口婆心地劝告说：
“暴力政策，特别是颂扬这些政策的拙劣文章，已经产生了使欧洲自由思想家的优秀分子，如伯特兰·罗素，乔治·勃兰兑斯，昨天的阿纳托尔·法郎士，与俄国革命分道扬镳的必然后果，正如法国革命的大屠杀，最终使得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席勒这样的人脱离了它一样。不管你们是否对这些人嗤之以鼻，你们都丧失了他们身上的伟大的道义力量，而这种力量对于广大群众的影响力却是巨大的。我认为，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愿俄国革命者考虑到这一点。谁瞧不起心灵的力量，谁就要遭殃！
“至于思想自由，比暴力问题更加直接地触动我。我坚持我的立场：不管哪一个政府，只要它反对思想自由这个基本本能，就是一个无法形容的错误。谁若是要把思想自由的要求，说成只是掩饰资产阶级利益和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借口，就必须用新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罩眼布，蒙上人的眼睛。然而思想独立是人类的基本力量，谁也驯服不了它。如果扼杀它，大约只会争取到假知识分子、投机分子和“广场集市”的懦夫们改变观点。但是真正有思想的人，将成为英雄，如果有必要的话，就成为烈士。因为信仰是从受压抑的信念中喷射出来的。请你们再三思考！请你们不要玩火！火会把你们吞噬的。”
此后多年，罗兰多次谴责苏联政府的“严重错误和罪行”，谴责苏联的书报审查扼杀了言论自由。苏联的肃反机关，被吹嘘成“对付反革命势力的坚强堡垒”，罗兰却称其为“令人感到无限憎恶的可耻东西”。他表示，他的立场就是，“反对一切压迫者——不管他们是红的、白的还是黑的（我不去区别堵塞嘴巴的东西是什么颜色！）”
与罗曼·罗兰相比，爱因斯坦是位科学家，对社会问题发表评论相对较少。但他公开赞扬社会主义。谈到对苏俄的看法，他曾坚定地表示，他认同列宁的伟大理想主义，但他反对苏俄领导人所采用的手段。
罗曼·罗兰等左翼知识分子的批评，哪怕是非常善意、非常温和的批评，都被苏联领导人看成是对革命政权的恶毒攻击，理所当然地要开动国家机器，予以坚决的回击。回击的主力，自然少不了苏俄文艺总管之一，鲁迅先生特别佩服的那位卢那察尔斯基部长同志。他连续发表批判文章，痛斥罗兰“是一个有害的思想家”，“他从防御转向进攻，努力在接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队伍中招募他那托尔斯泰式的和平主义的拥护者”，因而他“在宣传真正的人的理想和实现理想的真正道路这一伟大事业中成了我们的敌人”。
罗兰思想中最有害的成分是什么？就是反对滥用暴力的“抽象人道主义”，必须彻底肃清其流毒。于是，卢那察尔斯基部长同志的剧作，鲁迅先生击节赞扬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一九二二年，在苏俄镇压异党分子的高潮中，应运而生，出版印行了。
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封闭的历史
这绝对是失控的专制制度，人类正义最神圣的法则，最基本的自由已无任何保障。我的内心在发出痛苦的呼号，我要反抗。我在抑制自己要说、要写的欲望......
很遗憾在看过《约翰.克利斯朵夫》很久以后，才看到罗曼罗兰写的这段话。只因为在此之前，所有接触过的有关他的书------例如小说、评论、传记，都给我们塑造着这是一个人道主义都，一个左翼知识分子，一个同情苏维埃，同情共产主义，甚至到后期是变成坚定的维护者这样的形象。但统统这一切，随着看完《莫斯科日记》后，我才发现，我又被骗了一次。
也不能说这些都是慌言，而且更得承认很多都是事实的存在。但是，就如同历史不是选择让我们记住什么，而是选择让我们忘记什么一样，一些更为真实的表明罗曼罗兰后期观点转变的事件，就这样有意识的有计划的被隔绝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为此，写下这篇文章，以让更多的人了解罗曼罗曼出访苏联后思想的真实情况。
从罗曼罗兰前期的书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憎恨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和不公正的现象，渴望一个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自由社会。但在西欧现实社会里，他无从寻找这样一个天堂。他转向东，苏联吸引住他的目光。
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的时期，罗兰同西方不少左翼作家一样，完全相信苏联的宣传。上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先后在意大利和德国兴起，引起罗兰的警惕，更把全部希望寄托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1932他在世界反法西斯大会上发言时说道：“苏联存在的事实本身就是向剥削者的旧世界的挑战，对被剥削的各国人民来说，苏联是他们的典范和希望。”纪德访苏之前对苏联的态度又何尝不如此。他们把当时经济萧条的资本主义国家同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比，自然倒向苏联一边。罗兰在答复西方学者的公开信中写道：“我自己毫不犹豫地站在苏联一边，它是代表新的劳动世界的唯一堡垒。”
但这一切，只是他去苏联前的观点。
我们先来看看罗曼罗兰去苏联的原因是什么，不是观光，不是旅游，准确的说，是情况所迫。当时有两件事决定了罗曼罗兰的成行：一是苏联国内因基洛夫被杀而开始的大规模镇压凶手和反对派。二是苏法之间当时签定了互援条约，但随着反对派的反对升级，法国人对苏联的不信任逐日而增。作为“苏联的老朋友和维护者”的罗曼罗兰，每天都收到大量的来信要求作出解释与回答。但他无能为力，因为他也不知道苏联国外在发生着什么。于是，罗曼罗兰在这样的背景下，前往了苏联。
在苏联，罗曼罗兰与斯大林及一大批苏联高官及各界人士进行了会晤。在与斯大林单独会谈的一个多小时里，斯大林回答了罗曼罗兰提出的所有问题，但斯大林的回答，并没有泄露什么国家机密，他的谈话中所提及的只是外界都已所知的，只不过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开诚布公”的方式表达了出来。例如，有关基洛夫被杀后的大规模镇压，斯大林就解释到：“我们已经得悉，犯罪分子在杀害基洛夫后，还打算对其它领导人实施凶残的计划，为了预防这种罪行，我们承担了枪琵这些先生们的不愉快的责任。”仅仅是为了预防，就可以将无罪的人处以死刑。这就是斯大林的解释，斯大林的逻辑。罗曼罗兰还说到他对苏联颁布的惩处十二岁以上儿童的法律不理解，斯大林回答道：“我们应该通过这项镇压性的法律，以死刑来威胁十二岁以上的儿童罪犯，尤其是他们的教唆者。”斯大林的话引起罗兰的反感。他们两人后来虽然还见过一面，但已无话可谈了。罗曼罗兰对基洛夫遇刺后列宁格勒实行的“行政流放令”的做法也极为反感，在日记中写道：“哪怕建几座集中营，简易住房，让有嫌疑的人先住在那里，等候对他们案件的全面审查。但让他们呆在露天的地方，没有任何生活设施。这样，许许多多的儿童将死于亚洲的风沙之中(也许夸大)。”他那时还不知道因基洛夫遇刺列宁格勒处决了数千人。
谈话结束后，斯大林建议罗曼罗兰接受苏联安排的别墅，但罗曼罗兰拒绝了。虽然拒绝了别墅，但无法拒绝苏联政府已经布控好了的各种限制。斯大林邀请罗兰访苏，是希望罗兰为苏联说好话。让他们住在高尔基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把罗兰完全封闭起来，使他无法接触普通老百姓，只让他看苏联想让他看的，不让他看苏联不想让他看的。但罗兰以他敏锐的目光，依然发现了那隐藏在鲜花掌生下的苏联内情。
罗曼罗兰曾受邀参加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劳动青年体育节，斯大林把他请到列宁墓主席台上。罗曼罗兰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我无法在两个斯大林之间找到共同点――前天在克里姆林宫同我交谈的斯大林和像罗马皇帝那样花了六小时欣赏自己的封神仪式的斯大林。罗曼罗兰看出斯大林有意制造人民对他的崇拜，以此强化人民对他的忠诚，并指出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手段。“如果他真的感到恼火，他的一句话就足以消除这种可笑的崇拜。”罗兰深知个人崇拜是极集权体制的产物，镇压则是巩固这种体制的手段，但怀疑靠镇压来维持的体制能存在多久！
罗曼罗兰收到一封陌生青年的来信，他告诉罗兰，出身不好的青年不能上大学。罗兰的妻子玛莎是俄罗斯人，看了非常气愤。高尔基向玛莎解释，出身不好的人进入大学将会带来危险。如果需要牺牲一部分人，选择多数还是少数呢？玛莎反驳道：“就算是少数!可是如果这样，我们有什么权利谴责希特勒消灭在德国人口中占少数的犹太人呢？”高尔基只好用“即将颁布赋予人民更多自由的宪法”把争论敷衍过去。玛莎的看法也是罗兰的看法。
在苏联访问的行程中，与罗曼罗兰接触最多的就是高尔基，他曾在高尔基家住了三周。但高尔基从未向罗兰敞开过心扉。罗兰看出高尔基内心的痛苦：“高尔基被封住了嘴。不幸的高尔基，荣誉缠身，备受敬重，但在内心深处对所有的利益都不感兴趣。他宁愿用这些利益换取昔日流浪汉的独立。痛苦、思乡和遗憾沉重地压在他心头上。”高尔基想看到的更美，更好，更人道的东西，没有看到，却只能看到一些他根本不想看到的东西。他为此痛苦万分，他对这些根本无能无力，他周旋在几个阵营里，从不向任何人吐露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
负责监视高尔基的是他的秘书克留奇科夫。“克留奇科夫成为高尔基同外界联系的唯一中间人：收发信件和接待来访者都由他负责，只有他能决定高尔基能见谁，不能见谁。”克留奇科夫听命于斯大林，在高尔基和斯大林之间传播信息。高尔基去世后，克留奇科夫被斯大林处决，因为他已经没用了，况且知道的事情太多，留着有害无益。正好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狡兔死，走狗烹”。
但即使是了解了这些内情后，罗曼罗兰在他的日记里，依然书写着对他苏联的幻想，虽然他已能够清楚的知道这种幻想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我在作出总结时，说出了自己的有利于苏联与斯大林的政策的意见。目前这些政策包含着某种消极的东西；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打算都不可能没有错误（犯错是人所固有的）。可是，斯大林的政策所包含的积极的东西远远超出所有消极的东西。我丝毫不怀疑，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是与苏联的胜利连在一起的。”
而继罗曼罗兰访苏一年后，同样的法国作家，社会主义支持者纪德在访苏归来后，直接发表了《访苏归来》，明确表示了对苏联的幻想的破灭。
而从苏联回来后的罗曼罗兰，却痛苦的发现他的幻想的虚无。他虽然还是在公开场合中依然维护苏联政府，但私下却将自己痛苦的思索写在日记里:。当苏联传来一个个的熟人被枪毙的消息时，他终于再也克制不住自己心中的怒火，写下：“这绝对是失控的专制制度，人类正义最神圣的法则，最基本的自由已无任何保障。我的内心在发出痛苦的呼号，我要反抗。我在抑制自己要说、要写的欲望......
虽然这时他还抱有幻想，但他已不再信任斯大林。他依然信赖着苏联政府。但更多的苏联内部大清洗的新闻传来时，更多他访苏时认识的人听闻被枪毙时，他对苏联社会主义也拉开了距离，但仍然保留着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看法。
《莫斯科日记》，一直不能出版。曾在日记稿上，罗曼罗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未经我的特别允许，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满之前，不能发表这个笔记-----无论是全文，还是片段。我本人不允许发表这个笔记，也不允许出版任何片段。
无论是罗曼罗兰本人的原因，还是斯大林不允许出版的原因，我相信罗曼罗兰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深沉的悲哀与凄凉。
这是罗曼罗兰的悲剧，是他盲目崇信斯大林与苏联的悲剧。但是他尘封的《莫斯科日记》，却又是苏联见体的预见与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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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闻一《关于封存日记50年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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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罗兰与鲁迅
作者：云儿
鲁迅先生在《“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后记》中指出，真诚的人道主义者，在革命中起的作用极坏，乃是帮着奸人“使世界留在黑暗中”。接着他就点出了罗曼·罗兰、爱因斯坦、高尔基等一串人名，作为一度犯了人道主义错误，附和着反动派的种种谣诼，非议革命的残暴，并且帮助反动分子者逃亡的典型例子：
“不过这里的吉诃德，也并非整个是现实所有的人物。原书以一九二二年印行，正是十月革命后六年，世界上盛行着反对者的种种谣诼，竭力企图中伤的时候，崇精神的，爱自由的，讲人道的，大抵不平于党人的专横，以为革命不但不能复兴人间，倒是得了地狱。这剧本便是给与这些论者们的总答案。吉诃德即由许多非议十月革命的思想家，文学家所合成的。其中自然有梅垒什珂夫斯基（Ｍｅｒｅｚｈｋｏｖｓｋｙ），有托尔斯泰派；也有罗曼罗兰，爱因斯坦因（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我还疑心连高尔基也在内，那时他正为种种人们奔走，使他们出国，帮他们安身，听说还至于因此和当局者相冲突。”
在这里被鲁迅先生点名批判的几个人道主义者里面，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都是公开支持社会主义，支持十月革命，对苏联作过高度赞扬的著名人士。一个让我一直觉得好奇的问题是，他们当年到底说了些什么大逆不道之辞，以致鲁迅先生要借吉诃德为名，指控这一类人，乃是帮着奸人“使世界留在黑暗中”，“放蛇归壑，使他又能流毒，焚杀淫掠，远过于革命的牺牲”？
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了解鲁迅先生的思想内涵，自然大有帮助。
罗曼·罗兰，是一位毕生都旗帜鲜明地支持十月革命理想的左翼人士，后来曾因为隐瞒莫斯科日记和攻击纪德公开苏联之行真相，颇遭人非议。然而在一九二Ｏ年代，他一面赞扬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一面却对革命后苏俄政权钳制思想自由，大肆清除异己的残暴行径，感到极度不安。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他在巴黎《人道报》发表了著名的《精神独立宣言》，表达了他的疑虑。这个宣言后来遭到了革命作家亨利·巴比塞的猛烈批判。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巴比塞在《光明报》上发表文章，称罗曼·罗兰主张的“精神独立”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幻想，敦促他放弃抽象的人道主义立场，站到工人阶级一边来，接受工人阶级的学说，认清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才能求得个性的真正自由和独立。
罗曼·罗兰分别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和二月连续发表两封公开信，回答巴比塞。他指出，因为两个原因，他无法认同列宁主义学说(他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第一，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这个学说采取绝对主义的形式，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不大符合人类真正的进步”；第二，它在俄国的实践已经被致命的、残酷的错误所玷污，“因为新政权的领袖们在贯彻这一学说时往往肆意抛弃最崇高的道德价值：人道、自由与真理。”
用恐怖手段残暴镇压政治异议，永远都是反动的。罗兰接着说：
“军国主义、警察恐怖或残暴武力，我不会因为它们不再是富豪寡头的专政工具，而是共产主义的专政工具，就把他们奉若神明。
“我一听你说暴力镇压只不过是小事一桩，一件暂时的小事，就感到难过。因为我想，一位资产阶级的国防部长与公安部长，也会使用同样的说法。……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这话不对。对于真正的进步，手段比目的更重要。因为，目的(很少达到，而且始终不能完全达到)只改变人与人之间的表面关系。而手段却铸造着人们的思想，不是按着正常的节奏铸造，就是按着暴力的节奏铸造。如果是暴力的节奏，那么，任何形式的政府，都不能阻止强者压迫弱者。”
这时候，列宁眼中已经变得碍手碍脚的高尔基，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十六日离开彼得格勒，经瑞典到达德国，在那里住了将近两年。当时他的思想，与罗曼·罗兰一样，按共产党官方说辞，是“坚持抽象人道主义立场”，“混淆革命暴力反革命暴力的区别”。基于共同的志趣，高尔基特意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致信罗曼·罗兰，支持他的论点，并且引为同道。他说，他自己一直信仰“人道、自由与真理”等崇高道德，并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六月，他在给布哈林的信中又说，新政权的残暴作为，仍让他无法释怀。
就在这一年，苏俄最高革命法庭开始了对异党分子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高尔基忍无可忍，在国外发表了致法国作家法朗士的公开信，称此审判为“杀害那些曾经真诚地为俄国人民解放事业服务的人”，并请求法朗士向苏维埃政权“指出这种罪行是不能容忍的”。法朗士，他也是著名的左翼作家，后来成了法国共产党党员，立即向苏俄政府发去抗议电。
罗曼·罗兰也没有置身事外。他发表了另一封致共产党人的公开信，将当时苏俄国内的残暴镇压，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大屠杀相提并论。这位将人类希望寄予苏俄革命的左翼作家，苦口婆心地劝告说：
“暴力政策，特别是颂扬这些政策的拙劣文章，已经产生了使欧洲自由思想家的优秀分子，如伯特兰·罗素，乔治·勃兰兑斯，昨天的阿纳托尔·法郎士，与俄国革命分道扬镳的必然后果，正如法国革命的大屠杀，最终使得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席勒这样的人脱离了它一样。不管你们是否对这些人嗤之以鼻，你们都丧失了他们身上的伟大的道义力量，而这种力量对于广大群众的影响力却是巨大的。我认为，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愿俄国革命者考虑到这一点。谁瞧不起心灵的力量，谁就要遭殃！
“至于思想自由，比暴力问题更加直接地触动我。我坚持我的立场：不管哪一个政府，只要它反对思想自由这个基本本能，就是一个无法形容的错误。谁若是要把思想自由的要求，说成只是掩饰资产阶级利益和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借口，就必须用新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罩眼布，蒙上人的眼睛。然而思想独立是人类的基本力量，谁也驯服不了它。如果扼杀它，大约只会争取到假知识分子、投机分子和“广场集市”的懦夫们改变观点。但是真正有思想的人，将成为英雄，如果有必要的话，就成为烈士。因为信仰是从受压抑的信念中喷射出来的。请你们再三思考！请你们不要玩火！火会把你们吞噬的。”
此后多年，罗兰多次谴责苏联政府的“严重错误和罪行”，谴责苏联的书报审查扼杀了言论自由。苏联的肃反机关，被吹嘘成“对付反革命势力的坚强堡垒”，罗兰却称其为“令人感到无限憎恶的可耻东西”。他表示，他的立场就是，“反对一切压迫者——不管他们是红的、白的还是黑的（我不去区别堵塞嘴巴的东西是什么颜色！）”
与罗曼·罗兰相比，爱因斯坦是位科学家，对社会问题发表评论相对较少。但他公开赞扬社会主义。谈到对苏俄的看法，他曾坚定地表示，他认同列宁的伟大理想主义，但他反对苏俄领导人所采用的手段。
罗曼·罗兰等左翼知识分子的批评，哪怕是非常善意、非常温和的批评，都被苏联领导人看成是对革命政权的恶毒攻击，理所当然地要开动国家机器，予以坚决的回击。回击的主力，自然少不了苏俄文艺总管之一，鲁迅先生特别佩服的那位卢那察尔斯基部长同志。他连续发表批判文章，痛斥罗兰“是一个有害的思想家”，“他从防御转向进攻，努力在接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队伍中招募他那托尔斯泰式的和平主义的拥护者”，因而他“在宣传真正的人的理想和实现理想的真正道路这一伟大事业中成了我们的敌人”。
罗兰思想中最有害的成分是什么？就是反对滥用暴力的“抽象人道主义”，必须彻底肃清其流毒。于是，卢那察尔斯基部长同志的剧作，鲁迅先生击节赞扬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一九二二年，在苏俄镇压异党分子的高潮中，应运而生，出版印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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