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童年 (21)---姥爷与中统特务

      专案组，听起来好像与什么重大案件有关，像‘重案组’‘要案组’什么的。实际上，那时候姥爷学校里每一个教授、副教授，或者大小头头都有一个专案组。但有一点，专案组和那些重案、要案组是相通的，即其目的都是要抓出罪犯，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挖出隐埋在党和人民群众中间的定时炸弹’，而每一个专案组都希望自己专案的对象就是那颗‘炸弹’，或者用各种方法将其逼成‘炸弹’。

 

       每天姥爷从专案组回来，情绪都极为压抑。姥爷说：“我的历史情况，已经在解放初期就交待得清清楚楚了，组织上也给予了历史清白的定论，现在又将所有事情重新翻出来。”

 

       “翻出来就翻出来，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你就按专案组要求的做就是了。” 姥姥忙安慰姥爷。

 

       “我是每天按他们的要求写我的历史情况，可是我说的话他们又不相信，每天搞逼、供、信，” 姥爷愤愤地说。

 

       像姥爷这样的知识分子，清高一辈子，在年老的时候，每天被人喝斥，说他“胡说”、“撒谎”，真是难以忍受。那个阶段，姥爷常在家里悄悄说：“毛主席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看还得加一句：三不怕辱。” 在他看来，受辱的痛苦等同于死。

 

       实事求是地说，姥爷的专案组也不是完全无中生有地胡来。他们推翻所有以前的结论，反复让姥爷交待问题，并对每个历史情况和一些望风捕影的‘问题’进行调查。但那个时候，人们既不相信档案材料，又没有良好的通讯手段，怎样调查呢？

 

     中年以上的人大概还记得，以前不论是上学、还是参加工作，参军入伍，大事小情都要填表，而表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栏目就是‘证明人’。在专案组调查时，这个证明人可是至关重要，你说你某年某月在某地做了什么事情，要提出证明人来，专案组就要派出人来找那个人去证实，这就叫‘外调’。如果无法找到证明人的去向，或证明人去世，可就麻烦了。当然，如果专案组人员认定你有问题，即使证明人证明了你的清白，他们也会说他说了假话，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专案组外调老爷的问题，其他单位的人也会找到姥爷何时别人的情况。经常，外调人员找到姥爷，调查某一个人，姥爷如实说了，调查人员没有得到他们要得到的结果，恼羞成怒，说姥爷与他们调查的人‘定攻守同盟’。

      

       关于外调，姥爷还有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经历。一次，一个外调人员找到姥爷，劈头就问：你认识李华吗？姥爷恰好认识一个叫李华的人，便回答认识。那人便说：“交代一下你与他的关系，你们是如何认识的，在那个期间，李华作了些什么。” 姥爷便根据他的记忆一五一十地讲了李华的事情。谁知，那人越听越火，最后竟拍起桌子来：“你不老实，你胡说八道。” 他指着姥爷喊。姥爷被他的劈头盖脸的呵斥惊呆了，既耻辱愤恨，又忍无可忍。

 

       后来，还是姥爷专案组的人觉得有些蹊跷，反复一问，才发现问题的结症所在。原来，那位外调人员是位‘白字先生’，被调查者名叫‘李烨’，他读半边字，便认成李华了。

 

       姥爷的专案组在调查了一段时间后，实在没有发现什么大的问题，就有些松弛了。但还没等姥爷和家里的人松一口气，调查似乎又升级了。

 

一天早晨，姥爷刚到专案组，便被勒令“把某年某月至某年某月所有干过的每一件事都写出来” 。

那时候的人是敢怒不敢言，要是现在，恐怕有人会写：某年某月某日，清晨六点起床，然后蹲茅房半个小时……。

从那一天起，专案组便盯上了姥爷的那一阶段历史，虽然尚未落实到几点上厕所，但却追查到去过什么饭局，家里来过什么客人，认识什么朋友，及朋友的朋友的情况……。让姥爷反复写材料，交代每一个细节，并不断要求提供证明人。专案组的举动使家里人都极为紧张。虽然姥爷知道在那一段期间内，自己没有任何问题。但那是‘红色恐怖’时期，多少人被活活地冤枉致死，谁又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呢？

 

       那时候，小舅、七姨、小姨都已经上山下乡了，家里只剩下姥姥和我。姥姥每天揣揣不安地等待姥爷受审查回来，不知道这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看到很多人家都被抄了，姥姥忙带着我翻箱倒柜收拾东西，倒不是有什么贵重东西怕被抄走，更不是有什么‘变天账’，我们是在家里找各种各样的报纸：垫抽屉的、包东西的、衣服样子、鞋样子……，就怕那些报纸上有毛主席像，如果抄家的人看到用有毛主席像的报纸包东西，姥爷定会罪加一等，严重一点，甚至全家都成了反革命。姥姥经常一边收拾一边哭，为姥爷的命运担心，也为全家的命运担心。

 

       有一天，姥爷突然被几个人带着回来了。姥姥看到后，脸都吓白了，以为肯定是来抄家了。这些人倒是没有乱翻东西，只是让姥爷指出他放日记的地方，之后，将其一部分拿走了。

 

       姥爷有记日记的习惯，年轻的时候更为讲究，不仅注意文笔、书写，连纸张、装订都很在意。运动后期，姥爷找回了那部份日记，我记得那是线装的，蓝色封皮，装订成像那种孤本的旧书一样，里边的日记全部用毛笔写的。

 

       这一次，让姥姥又受惊不小，但没有被抄家，也是万幸了。而那些日记，还真救了姥爷。

 

       运动后期，通过一个亲戚，家里人才了解姥爷那一段的受审真相。原来，当时由于造反派造了所有政府部门的反，一些属于国家机密的文件便泄漏出来。当时社会上流传一份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名单，很多人要借此挖出‘大家伙’来。而在这份名单中，有一个人姓名与姥爷相同，某一个阶段的经历又与姥爷有些相似，专案组便以为找到了一个‘隐藏了很深的阶级敌人’，但调查来调查去，除了名字一样以外，实在找不出其它证据。后来在姥爷的日记，也丝毫找不到‘中统特务’的蛛丝马迹，也就不了了之了。

 

       还得感谢姥爷的专案组，没有使用武力使姥爷屈打成招，不然，不光姥爷和我们家人遭殃，连姥爷的同事和朋友都得受牵连：既然是中统特务，就一定有上级和下线了，那就只能想到谁咬谁了。那时候，有多少特务组织、反革命集团都是这样蒸出来的。

 

       虽然姥爷的这件事情并没有构成冤案，但那种调查给予人们的心理恐怖，对姥爷、对姥姥、对家里的所有人，都是不能遗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