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英国和美国之间漂荡的留学前四年

-----为常青坛“我的洋插队”活动而作


当我高中毕业时，到农村插队的政策已经不存在，而是在1980年上了大学。所以，我没有土插队的经历。然而，医学院毕业后，我一天临床医生也没做，立即成了基础医学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很快出国。所以，有了洋插队的经历。

在研究生一年级快结束时，我帮助接待过一位从美国肯塔基大学到我校来访的教授。这位教授同意接收我硕士生毕业后成为她的博士生，前提是必须有一定的TOFEL和GRE成绩。那时，干劲特足，一路马不停蹄地考出要求的TOFEL和GRE成绩，做好一毕业就去美国留学的准备。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在研究生二年级时，第一次谈恋爱就落入情网，被未来的先生逮个正着。他是一位要被国家教委派往英国的预备生。我做好了作为他的恋人与他天各一方（英国，美国）完成学业的准备。但他不是那么想，他希望我放弃去美国留学的打算，与他一起到英国。80年代中，下期，极少有人能够联系自费去英国留学，基本上都是公派生。他建议我以探亲的身份去，然后继续上学。为此，未来的婆婆也参与了“逼婚”，坚持在他出国前登记结婚。一切如他所愿，我研究生毕业后去了英国探亲留学。

在英国留学的时光是幸福和快乐的。喜爱英国文学的我半生不熟地阅读了许多英文原著，探访了只有在梦中见到过的城堡，宫殿，和庄园。然而，在英国上学刚一年，我的英国导师告诉我,他和系主任共同建议我到美国国立医学科学研究院（NIH)做博士论文，学习新的技术。学成后，回本校完成论文答辩并留在系里工作。也许，这对别人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对我来说，这个建议将我推到了两难的地步。那时，我的先生也正在读博士学位，还要一年才毕业。如果我答应导师的建议，那意味着我和先生又要分开。当然，我作为英国的学生，可以回英国探亲，不存在签证问题。但我们结婚后6个月，他就出国。好不容易等到我研究生毕业才在英国相会。刚在一起一年，又要分开，实在不愿意。然而，那年整个系里就3名外国研究生，我是唯一得到全奖的学生，很不好意思拒绝导师和系里的按排。

导师和系主任也知道我的难处。所以，他们没有强求我接受他们的建议。而是要我与我的先生好好商量。并且，他们告诉我，如果我决定留在系里做论文，他们会欢迎我。当我将这一切告诉先生时，他的心情和我一样，极不情愿分开。但他认为是个好机会，因为他打算毕业后到美国发展。他让我先行一步，可以好好的了解美国。但我告诉他，导师和系主任是期望着我受训练后，回到系里工作。如果我毕业后立即到美国工作，有一点对不起导师和系主任。但是，如果我毕业后，真的留在英国工作，而先生在美国，这绝对是我不愿意的。我诚实地将我的想法告诉了导师和系主任，让他们知道如果我的先生毕业后到美国工作，那我就不会回英国工作了。我问他们是否选择其他人去美国培训。他们谢谢我对他们的诚实，依然决定由我去美国。他们也开玩笑的说，希望我的先生留在英国工作，这样，他们就不会白白的培养我了。就这样，带着先生的支持，导师们的期望，和朋友们的祝福，我来到美国留学将近二年做论文。

离开先生在美国留学的时光是孤独的。也许是因为当我到英国时，先生已经按排了一切，我没有感受到生活的不方便。然而，美国的生活方式与英国有许多的不同。到美国后，没有汽车，寸步难行。这是一个高度个人化，高度道德自由，和高度物质丰富的生活文化。我第一次离开所有的亲人，生活在这种没有约束的环境下，有些慌乱，不知所措。对先生的思念与牵挂变成了每月300多美元的电话费，那几乎是我每月生活费的三分之一。好在我的二位美国导师待我很好，他们在学业和生活上都给我许多帮助。同事们也很友好。我和先生都非常努力，争取尽快完成各自的课题，早日全家团圆（那时，女儿留在中国由我的爸妈照顾）。感恩的是我到美国不到10个月，先生就来到我所在地工作。在那之前，我们在英美之间来回互访了二次，并且也各自回中国探望女儿一次。在一起生活10个月左右，我回到英国写论文和答辩。毕业后，回到美国并接回女儿。

算起来，我和先生结婚前6年，在一起生活只有3年的时间。分离使我们更加珍惜相聚的时光。并且，让我意识到我的家庭比我的事业要重要得多，为我后来心甘情愿的跟随先生转悠打下了基础。这有得有失，漂荡不定的早期留学生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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