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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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安可二十二岁那年，离开家，到德国去读书。

她母亲送她到北京国际机场，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世界地图来交给她。地图上，她母亲用很粗的红笔画了一条箭头线，这条线霸道地穿过黑海，穿过西亚和半个西部中国，箭头直直指向他父母居住的南方城市，那个城市的名字被框起来，旁边写了一个大大的红字：家。

安可的母亲说：你方向感差，如果迷了路，照着这张地图，总会找到家的。从德国到中国，并不远。

对于母亲身上的小布尔乔亚情绪，安可向来比较反感，但是离别在即，安可也不忍心让她太下不了台，她沉默地接过那张地图，到德国后，顺手塞到了箱子底下。

安可的大学在德国北方的一个不大的城市里。十八年前，德国的中国人还不不怎么多，听学长说，八十年代初，当第一批中国交换留学生抵达柏林的时候，柏林日报上刊登了一条大幅新闻，标题是：中国人来啦！柏林政府甚至为中国留学生免费提供自行车代步，已表示他们对中国人真心实意的欢迎态度。

德国的大学基本上不交学费，但是安可属于少数自费中国学生，必须依靠打零工来维持基本生活开支。因为没有语言障碍，找工作并不难。除了放长假的时候出去做全天学生工，周末安可基本上在一家名叫“Poparsch”的酒吧跑堂。安可和她的第一个德国男朋友米夏，就是在那里认识的。

米夏是本地艺术学院的学生，主修绘画。米夏家境富裕，他的父亲自己开着一个大商场，他属于那种长期大学生，由于衣食无忧，读书的时间，大部分在玩，八年下来，连硕士学位都还没有拿到手。

安可和米夏认识不久，就搬进了米夏自己在学校外面租的民房里面，这在本地的中国留学生中间引起一阵不小的骚动。安可在学校里总是会碰到同胞们鄙夷而又好奇的目光。对于这种目光，安可并不陌生。比起在国内的日子来，这种目光对安可的杀伤力已经减弱了不少，安可甚至学会对它视而不见的本领。虽然她和他们外表相似，但是安可觉得，她和他们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米夏的朋友，穿着宽松的棉麻布衣服，无论男女，都留着长头发。他们里面有艺术家，诗人，也有工程师，医生，甚至还有一些手工业者，自称生活艺术家。周末，他们到米夏父亲郊外的房子里开派对，音乐声震天价响，酒喝到一定程度，一群人就地坐在客厅的地板上，用烟草和上大麻，卷出一支纸烟来，一人一口，一个接一个地递下去。

在这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另类人群中，安可是唯一一个中国人。当别人好奇或礼貌地向安可打听关于中国的事情的时候，安可惊讶地发现，自己对于中国的叙述里，在表面的嘲讽之下，竟然充满着夸耀和维护。更加令她感到奇怪的是：如果有人对她的国家或者同胞表示不满，她会不顾一切地跟人辩论，经常吵得面红耳赤。

米夏问她：你既然这么爱中国，为什么还要到德国来？

安可聪明地回答：你不知道吗？审美是需要距离的。

晚上酒吧生意清淡的空当，安可坐在吧台旁边，不由得问自己：她到底为什么要到德国来呢？

是因为李明吗？

隔着时间和空间，安可再次回忆当年，发现自己和李明的往事，其实不过是一个演烂了的俗套。一段注定流产的师生恋，风流倜傥的李明最后回到了妻子的怀抱，那个回归的姿势是如此伤心绝望，李明自己都被感动得痛哭流涕。

浪子回头金不换。安可没有哭，在李明拿到副教授职称的同时，安可也拿到了被学校开除学籍的通知书。她冷静地不屈不折地要求李明调动他在德国做交换学者时认识的各种关系，半年之后，为自己办好了一切留学手续。当她陪着笑脸站在各色政府官员面前，等候那一方官印的时候，安可曾经不止一次地暗暗发誓：她要离开这个适合李明生活的地方，离开这个充满印章和傲慢的道德眼光的国家，永远也不要回来。

和米夏在一起的日子是快乐的。米夏是一个简单而浪漫的人，他们在树林里，田野农人的小棚子里，湖边的帐篷里做爱。野地的空气清新宜人，米夏年轻的身体雄劲奔放，象一匹野性未驯的儿马。

春天里，安可和米夏伙同朋友，开着破旧的野营车去荷兰度假。春天的荷兰是一片片郁金香的海洋，当米夏和他的朋友们外出购买大麻的时候，安可坐在田野边上，看着那些怒放的花朵，却突然怀念起故乡的竹林来。

这种怀念让安可心惊。日子久了，米夏的朋友对她中国人的身份已经不再感到好奇。周末的派对上，那一支卷了大麻的纸烟，自然而然地递到她的手上，没有丝毫停顿。安可接过那支烟，心头有一点惆怅。安可知道：她已经成为他们的一员，他们彻底地接受了她。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这种接受，让她感到难堪和不快，他们越接受她，她越觉得自己跟他们格格不入。

实际上，安可越来越反感米夏的派对，很多个早上，她从昏睡中醒来，走到厨房去找水喝。客厅里全是正在沉睡的人，他们半裸全裸地互相拥抱着，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像一堆没有知觉的尸体。这个时候，安可需要很大的努力，才能控制住自己呕吐的冲动。

安可问自己：当年她万里迢迢离开中国，不就是为了寻找这种反叛的生活吗？可是为什么当她真正过上了这种生活的时候，却又觉得如此不适应呢？难道是因为她自己究竟还是太中国了吗？

有一个周末，安可凌晨才从打工的酒吧回到家，打开家门，混杂着酒精和大麻的空气沉重地扑面而来，几乎使她止步。等她走进卧室，竟然发现床上躺着三四个赤身裸体的男女，其中之一，就是米夏。

安可没有惊动他们，她默默地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从米夏的公寓搬了出去。

一年以后，安可硕士论文答辩通过，她没有多作停留，回到了中国。


二
安可回国后，在广州一所大学任教的第三年，认识了万良。

万良是一个高个子的南方人，在一家美国公司做技术总监。万良温文尔雅地追求着安可，比起米夏的直接了当，这种温文尔雅有一种绵长经久的魅力，很让安可心动。

周末晚上，万良穿着黑色皮夹克，一条灰色的羊毛围巾随意地绕过颈项，搭在肩头，万良就这样气定神闲地靠在他的摩托车上，在安可住的宿舍楼下等她。穿过女同事艳羡的目光，安可强按住心头的喜悦，沉稳地跨上摩托车后座，任由万良带着她，到白云山上去兜风。

在白云山的山顶，安可和万良选个地方并肩坐下来，两个人都不怎么说话，只是时不时地点燃一只烟。广州在他们的脚下，即使天气晴朗，那里的天空仍然难得看见星星。城市的灯火被潮湿的空气钝化了，还没有他们手中烟头的红光显得真实。他们仿佛身在梦中，虽然各自作着各自的梦，但是那些梦与梦之间，却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日子长了，万良偶尔也会不经意地询问安可当年去德国留学的情况。安可稍做犹豫，便和盘托出李明和米夏。李明和米夏，这两个已经被她淡忘的名字，突然变成一场漫长的讲述，在这场漫长的讲述中，万良一直默默地注意地倾听着，只是在故事的结尾，他伸手搂过安可的肩头，把她整个人紧紧抱进怀里，在她耳边小声说：你受苦了。

安可对于万良的反应又惊又喜，而她对这场讲述带给她自己的感觉，却是难以言说。似乎在一瞬间，她突然开始怀念德国：那个远方的国家，冬天漫长得似乎没有尽头；春天里阴雨绵绵，终日不停；而在几乎转瞬即逝的艳阳高照的夏天，她躺在草地上的大树底下三心二意地读一本书，半醒半睡；秋天里她到小树林子里散步，四周时不时有野兔和麋鹿出没。是的，从二十二岁到二十七岁，她在德国生活了整整五年，除了米夏，仅仅是五年绚丽的青春，这一段岁月本身已经足够值得她留恋。她突然想再去一次德国，摆脱了李明，摆脱了米夏，中性地，客观地再去一次德国。

安可把这个想法告诉万良，万良说：你去吧！你去了，也许就轻松了。

凑巧学校里这时候有一个到德国培训的名额，为期半年。系主任问到安可头上，安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临走的前一晚，万良到安可的宿舍帮她收拾行李。安可打开那个当年出国带出去后来回国又带回来的旧皮箱，她母亲送给她的地图，赫然躺在箱底。安可拿起那张地图，指着那条颜色变得暗淡的箭头线，对万良说：你看，我带着这张地图，就不会迷路了。从德国到中国，并不远。

万良微笑着轻轻抚摸她的头发，他说：等你回来，我们就结婚吧。万良褐色眼睛里流露的温柔，让安可流泪了。

安可到达德国的第二天，接到朋友从广州打来的电话，说万良开摩托车出了车祸，要她赶快回去。等到安可拿到机票，准备去机场的时候，她的朋友又来电话说：回不回来，你自己决定，因为万良已于车祸第二天早上去世了。

安可没有回去，她在自己的房间躺了一个星期之后，以最快的速度，申请到德国南部一所大学的德语博士学位，再一次留在了德国。


三
安可和比利时人罗伦结婚六年，有两个孩子，他们一家人住在波恩附近小镇上自己的一所小房子里。

回顾这六年的婚姻生活，安可总是觉得无话可说。

罗伦出身于比利时法语区一个工人家庭，家里有七个兄弟姐妹。认识了罗伦的家庭之后，安可不难想象，当年罗伦一路上大学，读博士，考律师证，他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和艰辛。因为这个，罗伦是骄傲的。罗伦的骄傲使他毫无原则地维护着自己的家庭，在罗伦自己的叙述中，他的粗暴的父母，庸俗的兄妹换上了一幅热情洋溢，朴实忠厚的面孔。

罗伦是不容指摘的，与罗伦有关的一切，都是不容指摘的。和罗伦相识八年，安可敏感地维护着他脆弱的骄傲。罗伦吃素，安可于是放弃了自己对于肉食的热爱，只在和朋友外出时偶尔点一份荤菜，慰籍自己寡淡的肠胃；罗伦每天晚上上网收集资料，和政界的朋友沟通关系，需要绝对的安静，安可把孩子送上床之后，就一个人静悄悄地坐在客厅里看书。她的朋友都知道，晚上八点以后，除非有十分紧急的事情，不可以打电话给安可。罗伦不能忍受安可在他面前和别人讲中文，安可于是几乎断绝了本来就不多的和本地同胞的来往。

但是罗伦对于安可却也是迁就的。比如他总是尽量抽时间照顾孩子，好让安可有机会做一点别的事情。比如每次安可回中国，他都会亲自采购各种礼物，塞满安可的旅行箱。再比如为了安可能够出去工作，他放弃了自己律师行薪水优厚的职位，接受了波恩大学清闲的教职。

对于自家人，罗伦的态度是巴心巴肝的好。安可母亲到德国，罗伦主动从生态商店买回昂贵的猪牛肉和各种鱼类，交给丈母娘开小灶。罗伦还专门请长假陪同安可的母亲开车游览欧洲，并且在家里装上可以接受中国电台的卫星天线，以免丈母娘感到无聊。

安可的母亲离开德国时，对她说：你有了自己的家，又有这么好的丈夫，我可以放心了。

安可没有说话。她父亲多年前病逝，她不想用自己对罗伦的抱怨为仍然忧伤的母亲增添烦恼。而她更无法告诉母亲罗伦那个让她难以启齿的毛病。实际上，结婚之后，安可才知道，当年罗伦身上吸引安可的含蓄的气质，那种近似万良的东方人的温文尔雅，不过是一种伪装，伪装下面，是罗伦的性冷淡。

是的，罗伦性冷淡，儿子出生以后，安可和罗伦几乎没有过任何床第关系。有时候安可忍不住问他：你难道不可以抱一抱我吗？我不一定需要性，但是我需要一点温存。

罗伦冷漠地说：你不要勉强我，我没有兴趣。

安可进一步试探道：听说这个是可以医治的，你为什么不试一试？

罗伦无语半天，抬起头瞪着安可，似乎要把这个无知的女人用目光杀死。

你不要逼我。他说。

安可知道，她触到了罗伦的痛处。她沉默了。

但是罗伦却说：你实在需要，就去找一个情人好了。只要你不让我知道他是谁，也不带他回我们的家。

安可打了一个寒颤。

半年前，安可陪同一个商业团队到上海考察，在那里，她和一个互联网论坛上认识的朋友见了面。那个人有一双褐色的眼睛，安可觉得，万良就在那双眼睛后面看着她。他们坐在外滩边上的酒吧里，酒精的作用，现代城市狂乱的空气，都让安可多年干渴的身体骚动不已。但是就在她步入他的公寓房间的那一瞬间，安可想起了米夏，想起那些早晨，她小心穿过地上沉睡的人体去找水喝，想起他和米夏床上那三四个赤身裸体的男女。安可颓然地走到阳台上，点燃一只烟。自从和罗伦结婚以后，她有很多年没抽过烟了，香烟的味道是这样熟悉又这样陌生，安可发现，自己已经不能习惯这种味道，她把才吸了两口的烟顺手掐灭，扔下楼去，转身回到了自己的酒店。

安可想起万良。十年前，当她接到万良的死讯，她以为自己心死了。为了逃避回忆，她选择留在德国，嫁给罗伦，过一份平淡庸俗的生活。但是十年以后，她居然再次心动了。难道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性？还是因为她究竟并不爱罗伦？安可忍不住自问：爱情是什么？假设当初万良没有出车祸，她现在还和他生活在一起的话，他们还会象当初一样相爱吗？最重要的是：她和万良的生活会比跟罗伦在一起更幸福吗？对于她来说，逃避只是对于某一个事件本身？或者竟然是：逃避本来就是她的天性？

安可又想起当年第一次出国，母亲对自己说的那些话。是的，安可一向没有方向感，她自己开车，即使去过三四次的地方也经常会迷路。但是在德国南部那个简单的小镇上，只有一条主道，只要上了这条主道，安可总是能够找得到自己的家的。而在她自己的国家，这个陌生的大城市，那些交错纵横的街道，虽然标记着她的母语，却仍然让安可昏头转向。从二十二岁到现在，十八年过去了，安可每次迷路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从一个机场飞向另一个机场，从一个国家逃跑到另一个国家。如果她还年轻，在这个花花世界里，即便是谜了路，也许还能够重新来过。不过她已经不年轻了，她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她的力气，已经不够再做哪怕一次逃跑了。何况，她早就是人在天涯，天涯这么近，她最后能够跑到哪里去呢？

安可开始学习瑜珈。孩子，工作和家务，使她能够把白天的生活安排得很满，满到晚上孩子上床之后，自己就已经疲劳得倒在沙发上睡着了的地步。安可不再和罗伦讨论治疗的事情，为了不让罗伦起疑心，她甚至推掉了两三次独自去中国出差的机会。

春天里，安可正在花园收拾旧年的落叶，她的哥哥打电话来，告诉她：母亲突然病逝，死于脑溢血。

罗伦坚持陪同安可飞往中国。在安可母亲的葬礼上，安可看着那些前来吊唁的人，就像当年看着自己的婚礼。在那个婚礼上，一大群陌生的比利时人讲着叽哩哇啦的法语，也是这样过来过去，她不懂他们，正如他们不懂她。而如今，在她母亲的葬礼上，周围都是她自己的同胞，虽然他们说着她的母语，她听明白了，但是她仍然不懂。而他们，肯定也不会懂得她：一个嫁给老外的中国女人。这个女人神情恍惚，一言不发，不知羞耻地靠在自己的外国丈夫怀里，甚至没有流下一滴眼泪。

回到德国，安可找出多年前母亲送给她的那张地图，把它镶进一个像框里，准备挂在卧室里墙上母亲像片的旁边。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带着这张地图，她现在才知道：在她心底里，她父母亲的家，一直是她最后的避难所。如今，母亲走了，这个避难所将不复存在，那个用红笔圈起来的家，她是再也回不去的了。而她自己，也许多年以后，也会送给女儿一张地图，画上一条箭头线，再加上一个红框框。只不过这个红框，应该框在当年母亲箭头线的起点，而不是终点。

安可拿起小榔头往墙上钉钉子。一不小心，榔头打在左手拇指上，钻心地痛，安可扔掉榔头，滑倒在地，双手就势抱住床脚，失声痛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