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袭警案的深处

施化

从七月以来，北京青年杨佳的上海袭警案，一直是中国千万民众关注的焦点。其受关注的程度，或许仅次于北京奥运会。９月１日上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杨佳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依法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有大约百分之七十的网民，对判决的过程不满。更有人把杨佳看成是反抗暴政的孤胆英雄。

新华社的报道说，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５日，杨佳骑一辆无证无牌的自行车途经上海市闸北区芷江西路、普善路口时，受到上海市闸北公安分局芷江西路派出所巡逻民警盘查。由于杨佳不配合，被民警带至派出所询问，以查明其所骑自行车来源。此后，杨佳对公安民警的盘查不满，多次向公安机关投诉并要求赔偿，闸北公安分局派员对杨佳进行了解释、说明和劝导。杨佳经过充分准备后，于２００８年７月１日携带尖刀等作案工具闯入上海闸北公安分局机关大楼，持刀对数名公安民警及保安人员的头、颈、胸、腹等要害部位连续捅刺，造成６名民警死亡、２名民警轻伤、１名民警和１名保安人员轻微伤。仅从这一面之词，就看出其中的怪诞。

一个看起来单纯的杀人案，之所以受到长久持续的关注，主要原因无非两个：之一，不明动机，没有精神疾病，没有犯罪前科的杨佳，采用如此激烈的手段，以死来表达意愿，传递信息，到底为什么，希望看到背后的真实。之二，当局对这个案件的公布和审理，严重缺乏透明度，人们想知道为什么要掩盖一个普通刑事案件，想掩盖什么？这些问题得不到明确答案，追问是不会停止的。除非类似事件只是一个极端的偶然，只发生一次，将来就绝迹了。但不。

在倡导和谐的中国社会，近年来涉及暴力的群体突发事件已经达到历史高峰，《瞭望》新闻周刊引述官方统计说，2006年中国爆发的恶性冲突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用密封式的审讯杀掉杨佳，不可能改变这一趋势。只有公开讨论，分析出这一案件的深处到底是什么，才有机会把坏事变成好事，促使中国社会转型，从传统社会转到现代社会。

到目前为止的全部状态表明，中国社会还只是一个传统社会，不是现代社会。传统社会的主要标志可以概括为，用强力或暴力解决争端。而现代社会则相反，用协商和妥协解决争端。这至少是我个人的看法，可以讨论。

杨佳袭警，袭警后真相受到封锁，封锁后民众一边倒支持杨佳，这都从深层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内伤。对此，任何一个对中国社会有责任感的人，都不能掉以轻心。这种内伤，实际是中国几千年传统社会遗传下来，深深进入人们思想意识的文化积淀。

自秦以武力统一中国，用强暴解决争端就成为思维定势，深入中华文化。先秦时期的某些优良文化从此失传。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以及这些统治者的随从文人，不断地用事实和文字强化着一种观念，认为，只有拘禁，严刑，虐待，杀灭，才是社会管理和解决认识争端的法宝。受害的另一方，则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尽管这个法宝失灵千万次，人们还是照信不误。近年来受到迫害的XX功群体的反抗，似乎打破了这一常规。

杨佳持刀进入闸北公安分局，被人很容易地联想到林冲持刀报复杀人，并不由地佩服称赞。杨佳的影子可以从古代到近代、现代的许多中国名人身上看到。从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共产党贺龙的“两把菜刀”，进而到邓小平调动野战军戒严，最终到杨佳手持利刃弑警，传递的都是同一个信息：杀。

中共本身就是用这种思维方式起家的，名称好听一点，叫“革命”。刚刚用武力统一中国的国民党蒋氏政权，用的也是同一思维，试图把这些农村暴民斩尽杀绝。两党似乎在进行一场政治斗争，实质上都不过是传统的消灭异己的斗争，或者说“最后解决”。

事实上，所有社会的社会矛盾都没有任何一种方式的“最后解决”。这是现代最有智慧的一些人的发现。社会矛盾永远存在，旧的去了，新的又来。最佳解决方案，应该是矛盾双方各自克制调整，达到任何一方都可以至少接受的平衡，然后用时间来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不断采用“最后解决”方案的人，即便再有计谋有胆略，也还是没有智慧，是个莽汉。用强力和暴力可以震慑一时，但只是短暂的一时，很快就要失效。被震慑而暂时强压下去的矛盾冲突，不但不会消失，还会用其它方式，更猛烈地爆发出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中共种下“革命”的种子，要想结出和谐的果子，怕很难。

中国社会积压了几千年的内伤，即便用心治疗，也要花几百年才能治愈。何况这种治疗现在还没有开始。希望能从杨佳案开始。治疗方案主要是反思。共产党改名，整理历史教科书，重新评价毛泽东的暴力革命等，都是具体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