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November 13th, 2008 8:51 am
楊繼繩談炎黃春秋：在中國說出真話有秘訣
三個星期前，《炎黃春秋》副社長楊繼繩接受我的專訪，講述了《炎黃春秋》為何能屢發敏感文章的秘訣。但是今天傳來消息：《报道赵紫阳惹高层不满：炎黄春秋面临整肃》。他們的秘訣，是否能够讓雜誌再次在權力之下有驚無險地過關？我們拭目以待。
楊繼繩。
專訪《炎黃春秋》副社長楊繼繩：
第一次知道“楊繼繩”這個名字，是2005年4月在出走的前中共中央委員、香港新華分社社長許家屯位於洛杉磯的家中。他的茶几上堆著高高一摞書刊報紙，最上面的一本書油墨尚香，就是楊繼繩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
2008年10月17日，在位於美國新澤西州的西東大學舉行的“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大躍進50週年和改革開放30週年國際研討會”上，見到了專程前來的退休新華社高級記者、《炎黃春秋》雜誌副社長楊繼繩。他經十年調查研究，今年上半年出版了上下兩冊厚厚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在這次專門討論大躍進和大饑荒的會議上，做了題為《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的發言。三天會議結束後，他接受了筆者的專訪。
《炎黃春秋》連續刊出敏感文章
楊繼繩長相憨厚，穿著樸實，不像清華的畢業生，也不像新華社高級記者，倒更像一個土生土長的鄉鎮幹部。因為他的《炎黃春秋》副社長身份，我們的話題就從這裏說起。但楊繼繩對筆者有言在先：我不是《炎黃春秋》的法人和主管，按說情况不應該由我來介紹，不過多年參與雜誌的運作，就談談個人的看法吧。
筆者問：那麽《炎黃春秋》的主管是誰呢？
楊繼繩說：杜導正主管，他是終審人。
杜導正是1937年入黨的老革命，在新華社工作了近四十年，當過中南局機關報《羊城晚報》總編輯、新華總社黨組成員兼國內部主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新聞出版署署長。現在他的身份是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就是《炎黃春秋》雜誌的主管機構。不過，杜導正已經85歲了，他這個終審人，是掛名而已吧？
楊繼繩卻說：不，杜老可不是掛名，每一期、每一篇文章都要看。原來我也是終審人之一，後來寫了《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這本書，挨了上面的批，比較招人注意，杜導正就讓我別當終審人了，只當副社長和執行總編。副社長和執行總編另外還有吳思和徐孔——徐孔是一位“老右派”。
《炎黃春秋》最近幾年刊出不少題材和內容敏感的文章。像2007年7月號上田紀雲《國務院大院的記憶》率先正面描述被廢黜的總書記趙紫陽在國務院工作期間的往事：“1986年，秘書長們商量，把國務院常務會議室桌子換成了比較時尚的橢圓形會議桌，第一次使用時趙紫陽就批評說，國務院不要帶這個頭。所以，當時其他會議室沒有再更換會議桌。趙紫陽一貫倡導節儉，反對鋪張浪費，講排場。為了制止公費請客，曾明確規定，公費請客只限‘四菜一湯’。……他嚴格要求幹部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自己首先身體力行，在位期間，從未對自己的住宅、辦公室大興土木或購置貴重高檔用品，一切從儉，不浪費國家一分錢。”雖然只有短短幾句話，卻在國內外引起巨大的震動。再如2007年2月號刊出謝韜的長文《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時也洛陽紙貴，喚起衆多猜測；今年5月號的《推進民主是第一要務》，從標題上就與“發展是硬道理”“穩定壓倒一切”的說法迥然有別。
劉雲山說“你們去看《炎黃春秋》吧”
筆者問道：眼下公認當局對言論的管制日益細密嚴格，對互聯網上的輿論也採用了各種行政和技術措施來控制，許多問題被禁止披露和討論，為什麼《炎黃春秋》能够享有“網開一面”的待遇？你們發表這些敏感文章，是跟有關方面通過氣，得到特別的許可嗎？
楊繼繩連連搖頭說：我們沒有請示、也不需要請示任何人。
我追問：莫非當局真是要留一個“新聞自由”的標本，來做抵擋批評政府管制言論的擋箭牌？
楊繼繩笑了：還真有這回事——中宣部長劉雲山真的對批評者說過：你們去看看《炎黃春秋》吧。
他思忖了一下，接著說：這份雜誌能够堅持一種相對開放的面貌，有多種原因。杜老是個老共産黨員，思想仍然是體制內的，但他開明，看到了歷史潮流大勢所趨。我們雜誌的顧問隊伍，杜潤生、李昌、于光遠、李銳等也多是黨內民主派、多是老革命。主管機構對我們也給予了寬鬆的環境。
雜誌的主管機構炎黃文化研究會成立於1991年5月10日，先後有蕭克、周谷城、費孝通、程思遠等人當會長，2006年換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許嘉璐教授為新一屆會長，實際管事的是第一副會長兼黨組書記，原國家文物局局長張文彬。多年來，炎黃文化研究會創辦“二十一世紀中華文化世界論壇”，舉辦過多樣化的學術研討會，還編輯出版《炎黃匯典》等書籍；出版《炎黃春秋》也是其工作之一。不過，楊繼繩介紹說：炎黃文化研究會對《炎黃春秋》基本上是不管，過一段時間，召去匯報一次而已。
而當局手上對雜誌能打的牌又實際上很少。《炎黃春秋》是民間辦的，又沒有用他們的錢，現在發行八萬多份，能够平衡收支，略有盈餘。當局想過換人這一招，就要張文彬來跟杜導正談。張文彬說：“有句話不知該不該說……”杜導正說：“你說吧！”張說：“您這麽大年紀了，要找個接班人哪。”杜導正就明白他的意思了。回去就安排讓吳思當了常務副社長兼總編輯。但是我們的內部運作，還是照常。
“安全守則”經驗談
在當代中國講真話，沒有勇氣是不行的；但是只有勇氣又是不夠的。筆者問：你們自己內部，對敏感文章要進行討論，也評估過風險？——個人的風險和刊物的風險……
楊繼繩說：那當然。幾個副社長都要看，都要討論，都要評估。不過，我們評估的是對於雜誌的風險，個人的風險基本上不用考慮。近年來當局控制媒體的方式方法比過去還是聰明了、進步了：書出了問題，只處理出版社；雜誌出了問題，只處理雜誌——黃牌警告，停業整頓，換人，扣發書號，停刊等等。他們打壓和查封報刊本來是因為政治問題，也說你是出了經濟問題：賣書號啊，超越了出版權限啊。
評估風險，怎樣才能“化險爲夷”呢？楊繼繩在2007年香港大學一次學術會議上說過：我們要當先驅，但不必當先烈。他總結怎樣才能安全的規則，第一條就說：不要犯低級錯誤。低級錯誤往比高級“錯誤”更危險。他舉例說，《炎黃春秋》發了謝韜的民主社會主義，從過去50年當局奉行的理論標準來看，是顛覆性的，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什麼危險，這是“高級錯誤”。而《21世紀環球報道》之所以被封，不是因為發了李銳文章，而是說中共中央同意李銳的文章。中央怎麼會同意李銳的文章？這是硬給中共中央加上去的。中央當然惱火。
楊繼繩列舉的低級錯誤還有：對現任領導人的人格侮辱，對現行的重大方針政策正面挑戰，泄露國家機密，國防、民族、外交等方面的敏感話題，等。
楊繼繩介紹的第二條安全規則是，要瞭解國家允許的言論邊界。“怎樣才能瞭解這個邊界呢？在於學識，在於眼界，在於經驗。井底蛙當然不知道危險的邊界在哪裡。”——這一條，恐怕《炎黃春秋》得天獨厚：創辦者與操作者多年投注心血，建立起雄厚的顧問和核心作者隊伍，在網站上列出名單的“核心作者”就有近百人，其中有田紀雲、胡啓立、朱厚泽這樣的前高官，也有近代史重大事件的參與者和知情人及其後代，還有中共理論界、文化界、新聞界各個山頭的“大腕”，所持觀點有“左”有“右”，有體制內也有體制外。其它哪家刊物能集中這麽多有學識、有眼界、有經驗的顧問和核心作者？
儘管楊繼繩講得有理有據，但是包括他在內，《炎黃春秋》幾位副社長多未能做到安全過關：楊繼繩的書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後期以來基本上不能在國內出版；常務副社長兼總編輯吳思幾乎每一本書都被當局禁止發行，其中就包括那本《潛規則》。但“潛規則”這一概念由於其新穎和準確而深入人心，《炎黃春秋》主辦者就是憑藉按照心照不宣的“潛規則”，與宣傳主管部門進行博弈，總算在當局容忍度的邊緣保持了平衡。
楊繼繩歸納的最關鍵原因是：《炎黃春秋》多年來積累的影響越來越大。當今任何人若打算查封這家雜誌，都要顧及政治成本太大了，是否承受得起？
新聞與歷史，必須貫串“真”字
楊繼繩1940年出生於湖北浠水，讀高中時，經歷過“三面紅旗”高高飄揚的大饑荒，父親被活活餓死，凄慘的印象深深刻在他的腦際。
雖然他從小愛寫作，作文在《中國少年報》刊出，但1960年考大學時，卻陰差陽錯進入清華大學動力系拖拉機專業。不過，正待畢業時趕上“文革”，新華社要招學工科的記者跑工業經濟新聞，楊繼繩被選中，派到天津分社。一幹三十多年。到他晚年，卻從新聞轉到了歷史。楊繼繩覺得這兩者本來就是一脈相通，歷史就是昨日的新聞，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新聞與歷史，都必須貫串一個“真”字。他因三次探訪被軟禁的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寫作又總是縈繞讓掌權者芒刺在背的敏感話題，招致政治局常委李瑞環不滿，先後被三任中宣部長點名批評，他的幾本書也被禁，但他仍信奉“求真理、講真話、做真人”的最高信條。
楊繼繩告訴我，他跑遍了大饑荒最嚴重的十幾個省份，查閱無數公開或秘藏的檔案與記錄，訪問當事人，反覆查證，數易其稿，以大量事實和數據披露，從1958年至1962年期間，據不完全統計，中國至少餓死了3600萬人，因飢餓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估計為4000萬上下，兩者相加共計7000多萬人，這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災荒中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也是人類當代史中空前慘痛的大悲劇。更值得深思的是，這場大飢饉的主因並非天災，而是在氣候正常的年景，在和平發展年代裡發生的慘劇。而這場大飢荒，也間接引發另一場浩劫──“文化大革命”。楊繼繩的《墓碑》一書，是凝聚了許許多多老百姓的集體記憶之書，也是為那3600多萬受難者所立墓碑之墓誌銘。
對於一個有事業心的記者來說，最大的幸運，就是能見證歷史重大事件、能採寫對歷史有重大影響的人物。楊繼繩深深感到了自己的幸運。
November 13th, 2008 at 10:21 am
谢谢高博！谢谢杨先生！
小小蜜蜂November 13th, 2008 at 11:16 am
现在是新革命专老革命的政
November 14th, 2008 at 1:33 am
《要當先驅，但不必當先烈》
当先驱是自己主动，当不当先烈可由不了自己，因为刀把子在党手上。
《歷史就是昨日的新聞，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新聞與歷史，都必須貫串一個“真”字。》
真实的新闻被封锁了，不准记载，甚至不准口耳相传，历史就只能从淤泥灰烬和白骨堆里去挖掘了。俺不知道未来的考古学者怎样去考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钦佩《炎黄春秋》的全体同仁！他们是中共中高层内少有的精英和良心。虽然他们目前在国内对广大民众的影响可能只是个萤火虫（这大概也是最高当局容忍他们的根本原因吧），但他们的思想言论和纪录的历史真实，将永远是电光石火。共产党体制内有这批人的存在和发声，帮了共产党一个万金难买的大忙：使这个党多少有别于法西斯党。一旦他们都成了烈士，共产党就进步成塔里班了。
阿妞不牛November 14th, 2008 at 12:38 pm
《炎黄春秋》再次“触线”
德国之声／《炎黄春秋》是中国国内一份以敢言著称的杂志。这份刊物主要刊登历史回顾文章，曾经多次涉及胡耀邦，赵紫阳等受到整肃的前领导人。在今年九月份的期刊上，炎黄春秋刊登了前新华社四川分社社长孙振的一篇文章，以极大篇幅介绍了赵紫阳文革后期在四川担任省委书记时期的工作。据称这篇文章引起部分高层人士震怒，并以年龄过高为名，要求现任社长杜导正退出在《炎黄春秋》中的负责职务。德国之声记者就炎黄春秋杂志的办刊方针及其命运采访了前冰点周刊主编，资深媒体人李大同。
德国之声：中国有一份非常特立独行的杂志《炎黄春秋》，这份杂志的主要领导人都是前中共的一些高干，外界认为这些高干相对而言思想比较开放自由一些。这份杂志经常刊登一些触碰到“宣传红线”的一些文章，比如说今年9月份他们就刊登了新华社四川分社的前社长孙振的7000字文章—《文革后期我与四川省委书记的交往》。这样的文章在《炎黄春秋》能够登出来，您觉得是否意味着这份杂志确实与众不同呢？
李大同：它是中国的独一份，没有任何第二家能够登出这样的文章来。而且不只是这一篇，在这之前刊登过多篇，包括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先生也多次写过文章，回忆他和赵紫阳总理共事时候的事情。也公开登出过赵紫阳先生的照片，也包括党史上的重要的史实，也包括对胡耀邦先生的重要的回忆，这些都是中国其他媒介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德国之声：胡耀邦和赵紫阳是中国媒体的禁忌词，很多人认为，在《炎黄春秋》不断地触碰底线，不断地提到这两位前领导人的名字之后呢，这些名字都“脱敏”，就不再“过敏”了，但是其他媒体也没有跟进。那么您认为这样的“脱敏”是不是起到了实际意义上的作用呢？
李大同：实际上也还是取决于这份杂志的办刊者的特殊身份，大家都知道的，《炎黄春秋》是由前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先生在办，而且有一大批党内的中央委员和上将以上这样级别的老同志、老军人作为他们的办刊顾问。应该说他们尽管在做这些报道的时候也冒着很大的风险，但是过去的一段时间总的来说，上面对这份杂志还是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就是并没有设法去禁止这份刊物的出版、直接干预刊物的办刊方针，甚至还在对外国媒体采访的时候把它作为中国具有新闻自由的一个例子来加以证明。到目前为止，双方处得还不错。因为它毕竟只是一份杂志，杂志的发行量也是有限的，而且除了他们这个杂志，任何媒体都不可能转载他们的这个报道。我想，他们还是把它的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采用了这样的一种方法。
德国之声：刚才您也说了，这份杂志的报道风格和它的报道内容是几乎不可能被中国其他任何媒体所效仿。《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以及副社长杨继绳等主要负责人都认为他们采取的是在中国稳步的、逐步的一种所谓“碎步前进”的方式，您怎么评价他们这种的办杂志的方针或者整个的对于中国改革的一种思路呢？
李大同：他们的思路我是完全赞同的，其实中国就媒体的这种限制而言，他们是非常了解。因为他们不是外行，像杜导正先生原来就是《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他又当过新闻出版署的署长，杨继绳先生是新华社的高级记者，另外还有一个副社长，原来好像是《农民日报》的总编辑。这些本来就是中共新闻媒体的重要的负责人，他们当然是知道政治边界在什么地方的，但是他们如此小心、如此谨慎的这种做法，竟然在中国还成为了最为大胆的做法，这本身也是一种讽刺。我想，这样温和地、实事求是地，只是说出历史事实而已的一份杂志，如果还要被整肃的话，那就会构成一个新的媒体事件，我预计也会受到强烈的反抗。
德国之声：有消息称，孙振先生撰写的关于赵紫阳先生的文章可能触怒了一些领导人。据媒体报道，上层可能以杜导正社长年龄太大为由，要他退出《炎黄春秋》负责的这个职务。您认为这样的要求可能性有多大？
李大同：这个要求本身就是荒唐和没有道理的，因为《炎黄春秋》杂志它实际上就是一本民办杂志，它是没有政府的一分钱，也不由政府来派遣干部，它之所以挂在文化部下面的所谓什么炎黄文化研究会下面，是因为中国的体制不允许纯正的民间媒体出现，以此只能戴一个帽子，实际上像杜导正先生这种情况，只要他活着，他就有权利继续担任总编辑。他本身就是退休干部，根本没有什么再退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