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对30年改革“十大失误”原因和责任的追问

党中央最近突出强调严格实施问责制，这是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切实举措。我们对现任政府实行问责，是为了借鉴西方国家既司空见惯又确实有益的一种民主形式，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一切真正的改革者都决不会成为这一有效改革措施的反对派。因为，改革必须深化，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人 人 都 应 提 问和 回 答 的 七 大 问 题

——对30年改革“十大失误”原因和责任的追问

李必胜





当前，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正逐步上升为社会阶级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斗争的焦点，是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搞中国特色附庸主义〈即主张把中国变成挂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招牌的西方附庸资本主义囯家〉。这一焦点，现在又集中表现在怎样总结三十年来改革工作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如何看待它受挫折、走弯路的原因上。人民群众是改革工作最权威的评判者。每个工、农、商、学、兵、知识分子，尤其是共产党员和干部，都有权利和义务提出、回答、追问下列问题：



第一，“十大失误”是不是客观事实？



改革作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措施任务或一种方向道路，当然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个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不改革是不行的。但它作为一项工作实践，则是必然既有成绩、经验，又有缺点、失误的。邓小平说；“我们的全面改革是一种试验，中间一定会有曲折，甚至大大小小的错误。那不要紧，有了错就纠正。”〈《邓小平年谱》1060页〉三十年改革工作的失误，包括以下十个：

一，使什么是改革和怎样搞好改革的问题发生了混乱。

人所共知，“两个不问”，是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的李君如，以在十五大之前“吹风”的架式公开提出来的。他说：“不问姓社姓资是第二次思想解放，不问姓公姓私是第三次思想解放。”〈《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8月12日〉由于不问方向道路被说成思想解放、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被当作改革，便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改掉了新中国头三十年改革创新的不少成果。例如，“鞍钢宪法”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结合起来解决技术难题，就被基本上否定了；对于地震的群测群防体制，可以说改没了；比较有效的反腐倡廉机制，也改得不灵了。

——新自由主义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它的核心是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这三点，曾被“主流经济学家”大肆宣传，如“一私就灵”、“不找市长〈政府〉找市场”等等。其影响的扩大，必然会导致改革走弯路、受损失。

——使一些主张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注意反思改革即总结经验教训的同志，长期被说成“极左”、“反对改革”。这样，改革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便长期得不到纠正。

——让平民百姓承担代价的改革出台较多，让精英富豪尤其是官僚买办承担代价的改革出台较少。如医疗、教育、住房的市场化改革大量推出，使老百姓看病难、子女上学难、买住房难成为“新三座大山”，而反腐倡廉体制、防止富豪偷漏税的税收制度等等的有效改革举措，则出台不多。

——某些改革的效果相当差。如机构改革，说的是精兵简政，实际上却是机构和人员不断增多。就说乡政府，便由原来一般10人左右，增加到现在的50人以上。

二，使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成了“老大难”。

这些问题包括：

腐败现象。据《新快报》2005年3月29日报道，广州市政府办公厅177人，竟拥有172辆公车。1978至2003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87倍，占总支出的比重由4.1％上升至19.03％，反映出官场铺张浪费、贪污腐败到了何种程度 。

两极分化。1993年邓小平在与邓垦谈话时说：“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邓小平年谱》（下）第1364页）。中国社科院《兰皮书》所载地方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劳动者报酬2006年降至40.6％，而资本利润率则升至30.6％。这几乎超过了所有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信息报》报道，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也超过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连美国《纽约时报》都说：“中国大陆的贫富不均状况，已接近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平。”这种两极分化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靠诚实劳动赚钱越来越困难，用资本赚钱越来越容易。如广大农民工的工资20多年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上是下降的，至少是没长多少，而2007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有名的400人的财富，比2006年增加70.73%。“中国拥有100万美元可支配资产的富豪多达41.5万人。中国的百万富豪人数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7月8日）幸福指数和群众对生活水平的感受并没有如同GDP那样上升，相反，普遍感到生活艰难。二是贫富差距已趋向固定和制度化。由于富者的子女与穷人的子女不一样，可以受到好的教育，就业不成问题等等，父辈的贫富差别与社会地位会传递给后代，出现代际转移。这必然造成富者愈来愈富，穷者愈来愈穷，使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三是两极分化的影响重大。贫困不仅是一种物质状态，也是一种心理状态。贫富悬殊使部分群众心理失衡，有一种强烈的被剥夺感。

治安恶化。“1979到2003年，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中国的危机》第5页）。群体事件前些年也增至一年8万左右。

物价飞涨。国家发改委研究员刘日新指出；“2006年物价指数持续上升1.5％时，对现金、存款、购买力都打了个折扣，平均每人损失300元。现在上涨到8％左右，每人该损失多少元？叫他们怎么生活啊！”〈《从数字看改革开放后30年》第3页〉

对这些问题，赵紫阳集团往往以历朝历代都有来辯护，但他们无法正确回答30年来从总体上说腐败现象为什么越来越多，两极分化为什么比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还严重，治安恶化和私有制、分配不公等是什么关系，物价失控和市场经济的弊端有没有联系等问题。

三，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民营经济〈包括内资和外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2005年约达65％”〈全国工商联公布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可见，私有制已占主体。“在“国退民进”当中，有数以十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流失”〈毛继东，《主人公论坛》，2005年4月8日〉。就是说，全国每个老百姓一万元左右的血汗钱，流进了极少数人的腰包。

四，使“三农”问题积重难返。

由于绝大多数农民30年来一直处于生产规模极小而且效益很低的单干状态；不少基层党组织涣散、瘫痪；市场竞争使农业处于最不利的地位；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由1978年的13.4％下降到2003年的7.2％，导致“三农”问题越积越多。就拿和城市的贫富差距来说，便由1978年的2.7倍扩大到2003年的7.4倍

五，使工人、农民的社会地位降到了建国以来的最低点。

他们由原来的“老大、老二”，变为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说，包括下岗工人在内，他们现在处于“十个阶层”的第八、九、十位。工人、农民在人大代表中由建国头三十年中的约占三分之一，降至在十届人大2900多名代表中，只有34名。更不用说成千万的人沦为娼妓，童工“如白菜一般在东莞买卖”，在山西等地成为窑奴等等。

六，使思想文化发生大滑坡。主张改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被说成思想解放，反对私有化被说成反对改革，就说明是非颠倒、思想混乱到了何种程度。《河殤》这种宣传全盘西化、《色·戒》这种宣传卖国主义的东西受到主流媒体的热捧，就说明殖民文化、文化占据了什么地位。在实事求是时时讲的空气中竟会产生严重的“诚信危机”，立党为公时时讲的共产党中竟会发生相当多的买官卖官现象，人性大爱时时讲的社会中竟会充斥毒奶、毒酒、毒大米，就说明职业道德和社会风气等等的滑坡有多么严重。

七，使军队建设受到巨大损害。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之后大量国防和科技项目被陆续下马，以及在国防科技部门推行市场化、自负盈亏、军转民等，就极大地影响了我军武器装备水平的提高。至于在“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等开张”的全民经商狂潮中军队也被卷进去所遭受的损害，更是大得难以估量。

八，使党的建设遭到致命削弱。

发生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以及最凶恶的敌人赵紫阳集团复辟变天、反党反华，图谋把中国变成西方附庸而未受到应有的批判和处理，相反却在《炎黄春秋》上连续出现为赵紫阳歌功颂德的文章，就表明党的建设尤其是党的战斗力和执政能力，被削弱和破坏得多么严重。

九、使新资产阶级的影响越来越大。

新资产阶级的存在，不仅是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而且是连极右派都承认的事实。如“主流经济学家”茅于轼说；“改革后的三十年，中国已经有了几千万个有钱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强国论坛》2006年12月6日〉更何况总理温家宝说过：“经济适用房，大多数是面向中产阶级的。”〈2007年11月19日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举行的工商界人士晚歺会上的讲话，新华社报道〉大家知道，尽管有些人把中等收入者也算作中产阶级，但大多数人都认为，它的主体是不同于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中间层次的资产阶级。据有关专家统计，拿2005年私营企业主群体同1956年我国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私营企业主群体相比，私营企业主人数为当时16万人的26.8倍，雇工人数为当时250万的18.8倍，资本额按可比价格计算为当时24亿元的639倍。《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明确指出：“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十七大报告也肯定这一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教授在谈到私营企业主的归属问题时说：“恐怕除了资产阶级以外，没有地方可以归属。”邓小平在讲到“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时，紧接着讲“百万富翁很难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人民日报1986年9月15日），可见在他看来，产生百万富翁是产生新资产阶级的标志。现在，我国百万富翁已达数百万，有什么理由说不存在新资产阶级呢？邓小平在“南巡谈话”里说过，“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资本主义复辟，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认为资产阶级从建国初期便消灭了并且永远不会再产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发生复辟即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的任何可能性。这显然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经不住实践检验的。人所共见，新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思想上的影响都越来越大，其极右翼赵紫阳集团已沦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这些人在铁的事实面前硬说全国多数人都认为根本不存在资产阶级，无疑是在制造史无前例的最大骗局，能有几个人相信？在多数人面对事实说出真话的时候，他们就成过街老鼠了。

十，使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破坏。

〈一〉假冒伪劣产品充斥。仅以豆腐渣工程为例，湖南凤凰山大桥等多处在建工程的垮塌；汶川地震2900多间中小学校舍的粉碎性坍塌；网上所讲中国建筑的平均寿命“50年罕见，30年普遍”，不及囯际规定的60％，就很能说明问题。

〈二〉对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挫伤。大批工人的雇佣化、贫困化；约5000多万职工下岗失业；广大农民工超时劳动、工伤增多、矿难频发、常常被拖欠工资，怎么能不影响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三〉科技人才和专利大量流失。仅向美英等囯就流失80多万人。宣纸允许日本人把整个生产过程的录像带走导致他们的宣纸销量比我们多得多之类，就使我国受到重大损失。

〈四〉自主创新能力大大削弱。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高10倍左右。这说明某些人主张的“市场换技术”效果很不理想。中国科技实力世界排名已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13位下降到了第28位。 一些专家认为，“前些年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基本上已经回到了上世纪30年代的水平”〈范左翼，《聚焦十七大》第47页〉。原中国航空部飞机局局长胡溪涛曾表示：“如果‘运十’没有被迫停止开发，也许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一流的航空工业大国了。” 〈《参考消息》2006年4月1日）忽视自主创新，使我们在产业链的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制造业的产业链，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加工制造、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末端零售。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把里面最差的加工制造放在中国，结果造成了我们越制造，受污染和剥削越严重，而美国却越占便宜。

〈五〉重复建设造成生产能力大量过剩。“市场经济万能论”影响的扩大，使经济无政府主义大肆泛滥，宏观调控难以施行，再加上政绩标准过分强调经济指标等等，使重复建设大量产生，自然容易发生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

〈六〉乱办开发区造成巨大损失。据囯土资源部统计，截止2004年底，清理出各类开发区6866个，为世界之最。70％以上空置多年不得不砍掉，浪费了不少宝贵资源。

〈七〉不良贷款吞噬大量资金。到去年年底，按国际通行的五类法口径，不良资产达3.5万亿元。已经剥离了1.4万亿元，不到5年又生出了3.5万亿元，这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

〈八〉环境污染造成可怕后果。中国已成为污染最严重的国家，因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国内总产值的9％以上，造成的间接损失如疾病增多等也很惊人。如果扣除这些，国内生产总值实际上是是非常低的。

〈九〉消极腐败糟蹋很多财富。据《检察风云》2006年第19期报道，目前，干部公费出国消耗财政费用3000亿元，2004年公车财政支出4085亿元，公款吃喝3000亿至3500亿元，占财政支出的1/3以上。“中国每年由于赌博而流到境外的赌资达6000多亿元”〈《北京晚报》2008年6月9日〉。

〈十〉富豪们大量偷税漏税。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报告说：“约60％以上的中国人相信暴发户的财富是通过非法手段攫取的。”但是，“中国高收入者167万人，占总收入的一半以上，缴税却仅占20％。”〈《每日经济新闻》2005年9月1日〉

〈十一〉体制、机制的弊端形成障碍。例如，1978年居民消费率为48.8％，到2007年下降为35.4％。〈参见《中国统计摘要-2008》第35页〉2005年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的“灰色收入”达4.8万亿元，而这大多是通过行贿受贿等途径获得的。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2007年３月４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温克刚认为，无处不在的‘潜规则’对社会最大的伤害是造成社会上对腐败及种种社会不端行为的群体性默认和沿袭。” 可见，阻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不少，但由于对这类体制改革很少，所以对发展的阻碍相当大。

〈十二〉庸俗发展观造成二元经济现象。著名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指出，中国经济是同时过热过冷。地方政府在以GDP为纲的理念之下，投资建设的有关部门如钢铁、水泥、房地产是过热的，而制造业则是过冷的。这种二元经济现象可以说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这必然造成宏观调控进一步失效，使整个经济结构失衡并产生通货膨胀。

〈十三〉黑市经济非常猖獗。一些“主流经济学家”鼓吹的“市场经济”既不是凯恩斯的两只手的市场经济，也不是斯密的一只手的市场经济，而是连市场规则也不讲的黑市经济。比如中国的银行把原始股贱卖給外国资本，使外资短期内获取5－10倍暴利，而这样的原始股中国的老百姓根本买不到，这能叫公平的市场交易吗？在国企改制、招商引资、医疗教育改革、股票证券、公路收费、公共资源开发（房地产、矿产）等等之中，也存在大量充斥权钱交易的黑市经济。在黑市理论的指导下，一些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企走上了“自主牟利”的“改革”之路，这是正常的市场经济根本不允许的现象。

〈十四〉经济主权受到侵害。“三一”重工的老总向文波认为，战略产业发展的主导权是国家主权。“现在中国29个行业中，外商企业在23个行业中占优势地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孙学文，《乌有之乡》2008年3月28日〉“我国10年内调查的50万件腐败案中，有60％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检察日报》2007年1月2日〉。这说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面临着日趋附庸化的危险。”〈董野寒，《聚焦十七大》第131页〉

〈十五〉利用外资逐渐演变成被外资利用。“2008年3月，中国官方外汇储备达到1.68万亿美元，增长7.4倍，以昨天石油价格144美元计算，可购买117亿桶，只增长了46%，相当于2001年2925亿美元的石油购买力，净损失13875亿美元。以1美元兑7.5元人民币计算，白送104062亿元的货物给西方国家。”“外商拿出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润。”〈《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7月19日〉由于“被拖欠千亿美元，中国企业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冤大头”〈《报刊文摘》2008年5月19日〉。“海外热钱大肆投机房地产，严重透支了老百姓的购买力和土地资源。”〈《理论动态》2008年4月30日〉“从合资到控股，百吨世界级金矿，〈贵州烂泥沟金矿〉遭外资低价圈占，仅国家的税费这块就损失12个亿。”〈《报刊文摘》2008年5月12日〉由于“我们社会中所有公司和个人的财富都集中到银行，这些财富最终代表多少价值以及这些财富流向哪里，完全由银行决定，这就是现代金融业的特点。实际经济中的经济形式虚拟化了，财富流动不再和实物相联系，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经济形式，会将一个国家的财富洗劫一空而事先不被察觉，从而使金融战取代现代传统战争，成为国家之间掠夺财富的主要手段。”〈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瞭望》2008年4月号〉

这里所引用的资料因无法一一核实，肯定会有错误，但基本事实是右派朋友们绝不能驳倒的。

“十大失误”之所以会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由于赵紫阳集团的干扰破坏。大量事实证明，他们是当前最危险的敌人。

这个集团最猖狂。他们竟敢像搞垮了苏联的戈尔巴乔夫那样宣扬：“中国社会的发展，无疑总会转向社会民主党的方向〈指像欧洲社会民主党那样搞民主社会主义〉”〈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第384页〉。他们的喉舌《炎黄春秋》在2007年2月初便宣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公开打出了民主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的旗帜。并且，在胡锦涛总书记6月25日在中央党校强调我们只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之后的9月初，又派赵紫阳的老部下、新闻出版总署原署长、《炎黄春秋》杂志社长杜导正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谢韬等人，到香港更加嚣张地大树民主社会主义旗帜。

他们竟敢公开提出反对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裁的、专制的党，不应该反对吗？”〈中央党校教授杜光，《杜光文存》第11页〉“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旗帜的科学社会主义必须颠覆。”〈囯防大学正师职研究员辛子陵，《炎黄春秋》2008年第3期〉

他们竟敢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于造成40多万人伤亡的汶川大地震，赵紫阳集团的另一喉舌《南方都市报》，和帝国主义者讲的“报应”一样，说成是“天遣”即苍天给予的应有惩罚。

他们竟敢公开煽动反革命暴乱和军事政变。例如谢韬就大讲要“以暴力克服暴力”；“军队里面也有明白人，如他们认为不能通过民主的方法求得社会的进步实现，就可能发生军事政变。”〈《在成都座谈会上的讲话》，《乌有之乡》2007年4月27日〉

这个集团最反动。在帝国主义加紧“西化”、“分化”中国的严峻情势下，赵紫阳集团大肆宣扬“人类社会由美国来主导，比苏联、比中国主导要好。”“所谓现代化说的也就是“西化”，反对西化就是不同西方现代文明接轨。”“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搞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一党专政。”〈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第335、302、157页〉著名的极右法学教授贺卫方在“新西山会议”上提出，大陆要学习“台湾模式”。北京大学的余杰在前年受到美国总统接见时对布什说：“为了民主，中国应该分裂，应该作美国的殖民地”。“里根总统因为埋葬了苏联东欧的共产制度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帮助中国发生这种变化，也许是上帝给总统先生的历史使命。”去年年初余杰在《新世纪》网站发表《布什总统的中国战略》一文，称中国“是全球范围内反民主、反自由的最后的堡垒”；鼓动布什“将中共政权这最后一个帝国式的共产主义政权也扔进历史垃圾堆”。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慎之竟然说出这样简直令人不敢相信的话：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跟着美国走，“给美国当孙子”（《战略与管理》第14页）。对于今年3月拉萨等地藏独分子闹事和西方敌对势力对他们的支持，胡总书记明确强调这是分裂祖国的问题，处理这个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可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却学着西方敌对势力的腔调，把这说成是“中国两个民族、中西两种文化”的问题。可见，他们是要把中国变成西方的附庸和殖民地，并且不惜用否定党的领导、鼓动祖国分裂从而制造内乱甚至内战来达到这一目的。这难道不能说明他们是反动的买办集团吗？

这个集团最狡诈。他们极善于改变策略。人所共知，某些人前些年是把自己打扮成最积极的改革者的，近年却又摇身一变，利用群众的不满，公开煽动对社会主义改革的仇恨。今年2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改革30周年民间反思研讨会”上，一些人就宣称“改革已死，宪政当立”，呼吁“砸烂改革话语”〈《百姓喉舌网》，2008年3月22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刘军宁说：“改革没有触动旧制度的根本，未来的关键词是改制，是解决根本的制度问题。”〈《天益网》2008年1月18日〉

他们极善于嫁祸于人。前些年这些人是极力促进腐败的。如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张维迎说：“腐败对社会、经济发展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中国经济大论战》第七集152页〉“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大讲：“腐败是市场经济的润滑剂”〈同上〉。近年这些人却又宣扬腐败这一祸国殃民的现象是“一党专制”即共产党领导造成的，真反腐败必须否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实行多党制。这一招，真是够阴损的。

他们极善于作秀骗人。这些人尤其是他们的代表人物，由于亲属经商或当老板而成为亿万富豪，却因为很会装出朴素清廉、关爱平民的样子，而博得不少人的赞美；由于代表买办资产阶级而成为西方的代理人，却因为很会装出作风深入、不畏艰险的样子，而被一些人当成好领导；由于实质上主张“精英专政”而被右派推举为叶利钦式的首领，却因为大讲民主、平等、博爱，而被某些人吹捧为开明领导。

这个集团目前在右翼各集团中权势最大。由于多种原因，其它集团正在逐步削弱和分化，于是其中的极右分子便纷纷向这个集团靠拢，再加上西方的重点支持等等，便使其权势大大增强。能够保证在“新西山会议”上大骂共产党非法的人至今仍然嚣张；能够保证公开照着赵紫阳关于西方宣导的自由、民主、人权乃是现代普世文明，各国都不能拒绝的调子，大力宣传“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文章在所有主流媒体上发表；能够保证在党的十七大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之后，公开提出要高举“自由开放的旗帜”与之对抗的《南方都市报》至今耀武扬威等等，就说明他们的权势相当不小。

赵紫阳集团成为我们当前最危险的敌人，是由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矛盾逐步上升为社会阶级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认识不到或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将给党和人民造成惨重损失。

邓小平一再强调，改革十年的最大教训是教育，是不能经常用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人民，甚至讲得都很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本身就包含坚持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十大失误”的产生有力地证明，最大教训的实质是吃了反自由化不坚决的亏。而这又主要表现在对赵紫阳集团的软弱涣散上。总结经验教训不讲这一条，那就丢掉了主要的根本的东西。

近年来，对30年改革工作中的失误敢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多了。不仅在工、农、商、学、兵和知识分子中是这样，在党员干部甚至领导干部、机关单位包括新闻媒体中也是这样。例如，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指出，我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改革，以不成功为多数。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住房的改革也在其中。（《中国青年报》2008年7月5日）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去年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针对医疗卫生市场化改革中产生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强调：“我要明确地说，医疗卫生事业不能实行市场化改革”，“不能一切以市场为标准”〈《南方周末》2007年3月15日〉；《中国教育报》2008年5月22日说：“要敢于正视现实问题，破除对西方发达囯家、对“改革”和“改革精英”的迷信。”《光明日报》发表经济学家李义平的文章，指出：“经济增长本身演化成了目的，‘无论如何不应当妨碍经济增长’成了一把保护伞，遮盖了许许多多不好的事情和做法”。贵州省领导在总结瓮安事件的教训时，讲到了抓了经济，丢了人心的问题。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说：“现在交通工具发达了，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心理距离却疏远了；通讯工具先进了，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交流沟通却困难了；领导干部的文化、学历提高了，但做群众工作的水平反而降低了。这一现象值得深思。”〈《法制日报》2008年9月10日〉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指出：“所谓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主题，这种说法既没有什么经得起推敲的理论依据，更不符合事实和历史。”〈《祖国网》2008年7月15日〉

一些同志担心讲失误会影响改革，他们忘记了邓小平说过，纠正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才是对毛主席旗帜的真高举。今天也应当说，只有纠正“十大失误”才能挽救改革，才是真改革。再掩盖失误蒙蔽群众，那就会彻底败坏改革的信誉，丑化党的形象。



第二，“三个不足”是不是主张解放中国特色附庸主义思想？



邓小平指出：“党内不论什么人，不论职务高低，都要接受批评和自我批评。”〈《邓小平文选》第3卷38页〉据此，对温家宝同志提出一点批评意见。

在“不问姓杜姓资、不问姓公姓私”这第二、三次思想解放的基础上，温家宝于今年3月两会期间会见记者时，对当前这次思想解放提出要做到“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这实质上是说，在第四次思想解放中，要敢于“不问祖宗、天变、人言”。“三个不足”的要害是什么？要弄清这一点，必须注意它的提出背景和针对性。

关于丢祖宗问题。大家知道，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实行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以资产阶级政党为主导的多党制、以资本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思想多元化。所以，英国、法国甚至民主党当权时的美国，都被他们说成民主社会主义。可见，它是一种稍作改良的资本主义。公开搞这种假社会主义真资本主义，毫无疑问要丢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正因为这样，赵紫阳的旧部亲信于2007年5月召开会议，大讲“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皆不准”，因而应当像谢韬那样去“挖祖坟”、丢祖宗。〈《》，2007年5月30日〉针对这股思潮，胡总书记今年初在《求是》上发表文章，旗帜鲜明地强调“老祖宗不能丢”。

关于“变天”问题。我们知道，戈尔巴乔夫搞的民主社会主义，使苏联发生了党垮台、国解体，资本主义复辟变天的大悲剧。在中国搞这一套，显然也是想复辟变天。可温家宝2007年2月27日在主流媒体以个人名义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文章，提出民主、自由、人权、博爱“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因而在处理囯家关系时不能“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不难看出，这实质上是认为，人类共同价值即普世价值高于工人阶级价值、社会主义价值。这和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所说“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即认为全人类价值高于社会主义价值，因而应当少讲甚至放弃阶级斗争尤其是同帝国主义的斗争，显然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社会主义，正是以此为根据提出来的。这表明，此文在客观上至少起到了宽容民主社会主义的作用。这引起很多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注意，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要防止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旗帜复辟变天。以赵紫阳集团为核心的极右势力则受到极大鼓舞，《南方都市报》等便纷纷大讲要与普世价值接轨即顺应“天变”。与西方国家的价值观接轨，说穿了就是按这种价值观改造中国，搞中国特色附庸主义；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使我国成为“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303页）。这种“天变”，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一场大灾难、大倒退。

关于“人言”问题。 经过对建国近60年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的反复对比、思考、总结，广大干部群众的觉悟不断提高。例如，对与普世价值接轨持批评态度、对西方国家支持藏独搞民族分裂活动表示坚决遣责、对国外敌对势力正在对我国发动的经济战特别是金融战主张反击者，在网民中都占多数。同时，郎咸平关于温家宝的夫人是玩珠宝的大富婆，儿子温云松是平安保险的后台，拥有资产700多个亿的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这引起不少人对温家宝的不满和议论。如何对待这些“人言”，就有个尊不尊重民意，尊不尊重人民民主的问题。

这些情况告诉我们，赞成还是反对丢掉祖宗、复辟变天、违背民意，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附庸主义斗争的焦点之一。把“三个不足”作为第四次思想解放，无疑不会解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是会解放出中国特色附庸主义思想。

最近，温家宝在美国接受了美国CNN〈几个月前它大骂中国人50多年来一直是暴徒〉主持人的采访。主持人问：你认为二十五年之后，中国会不会举办全国性的选举，其中或许有两个政党出来角逐你现在的位置？温答：二十五年后的事情我很难预料。但是我相信中国的民主将不断发展。这个回答等于是说，他并不清楚二十五年之后中国还是不是由共产党领导，四项基本原则也不一定能再坚持二十五年。主持人出示了一张当年温家宝在天安门广场的照片，询问从那次经历中得到了什么教训。温答：我相信我们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也要同时推进政治改革。因为发展是全面的，所以改革也应该是全面的。我想你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有关中国的民主发展问题。中国从19年前的事件中得到的教训，其核心不是防止颜色革命、和平演变，而是民主问题吗？从这里也不难看出，“三个不足”有利于解放什么思想。

对于这些错误观点，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进行了多种形式、多种方式的抵制、反对和批驳。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指出：“要破除形形色色的“西教条”，尤其是盲目奉行新古典自由主义，盲目照搬西方发展模式的倾向，还要继续破除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新教条”〈《报刊文摘》2008年7月2日〉。“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科院前院长周光召在接受《环球科学》杂志社长专访时说：“回顾两弹一星的研究，那时候团队精神和学术民主气氛都很好。现在，这种情况很难看到了，往往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了；部门之间、学科之间的协作和交流越来越少，更不用说激烈的争论。”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在动员全省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时说，解放思想的重点是“还权于民”，“要通过发扬民主，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利益主体和权利主体。”〈《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9月11日〉中新网2月17日电，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将李际均在《瞭望新闻周刊》上说：“现在有些地方在观念、文化上发生了颠倒，如有的新版历史教科书，弱化革命和战争，对毛泽东、红军长征、帝国主义侵略、南京大屠杀、狼牙山五壮士等历史都大幅缩减或删除，增加和突出了摩根大通、纽约股票交易所、日本子弹头火车、领带的流行等内容。有的学者说，以前的历史课本重视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新的历史课本较少意识形态的内容，与当前的政治目标一致。这种荒唐的逻辑，匪夷所思。历史课本就是要重视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提出：“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反对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那种把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一些词句和个别结论当作教条的倾向，在党内和社会变革中的影响日渐式微”。“另一种教条主义，是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派的理论甚至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作教条，这种倾向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及经济社会变革中的影响力正在上升。”（《人民日报》2004年4月20日）不难看出，他认为这种右倾教条主义已经成为主要危险。据说，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点名批驳了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观点。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全国带头动员群众大唱30多首红色歌曲。他在参加迠国59周年纪念活动时讲话：“毛主席曾深情地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没有革命先烈的奋斗牺牲，中国今天发生的一切变化，都无从谈起。生活在今天的人们，要永远记住前辈的理想和热血；‘如果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人民日报》2008年〉等等。　　



第三，当前大讲普世价值是不是对“全盘西化”有利？



众所周知，制定并参与苏联休克疗法的美国“教授”萨克斯对我国的改革路径早就明确说过：“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经济转轨（即价格自由化与私有化）只是转轨的一部分。”（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2004年2月9日）为此，赵紫阳集团在当前将“改革”的重点，放在把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大力宣扬和推行上，努力“实现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赵紫阳在大讲“西方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乃是现代普世文明，各国都不能拒绝”的同时，公然宣称：“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巩固一党专政”。因此，“政治改革，就是要实行民主政治，开放党禁、报禁”〈《软禁中的谈话》第349、184页〉。但是，他们也知道马上实行多党制难以办到，当前便极力鼓动实行三权鼎立，摆脱“一党专政”即党的领导。例如，赵紫阳集团的干将、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大讲：“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三权分立’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非常有效，就像市场经济能有效配置资源一样，这是人类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我们有些人，把保持中国特色作为拒绝外来文明的挡箭牌，这是荒唐的和丑陋的”（《南风窗》2004年10月24日）。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许耀桐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就要建立“党退出国家政权机构的体制”〈《经济与社会观察》2006年第2期〉。温家宝2007年2月的那篇文章，对这些观点在客观上起了某些支持的作用。针对这种情况，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强调，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两院制”。

这是因为，如果搞给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以自由化权力的政治体制改革，立刻就会造成混乱。温家宝在今年两会上会见记者时说：“如同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囯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能不能以自由平等为条件，为每一个人创造发展的机会，维护每一个人的权力呢？邓小平认为：“不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抽象地讲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因为我们的社会内部还有坏人，还有旧的社会渣滓和新的社会渣滓，还有反社会主义分子，还有外国和台湾的间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41页〉如果给反社会主义分子搞自由化的自由，他们就会重新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撒尿，哪里还谈得上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周永康同志在会见全国政法系统抗震救灾英模事迹报告团成员时说，要“始终牢记为民是党的宗旨，是政法队伍的价值追求”。既然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和人民政府的根本宗旨，那末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就应当是为公为民。真正为公为民，就要坚决打击敌对势力的自由化活动，决不能让他们的“颜色革命”得逞。

《南方都市报》等自称为“自由派阵营”的媒体，可以说天天都在讲民主、自由、人权，可他们几十年来，给过几个党员、干部和群众发表批自由化文章的权力？不仅不给这种言论自由的权力，他们还通过把社改派打成“极左”、“反改革”等手段，使不少人受到周围环境的巨大压力，甚至丧失了应有的其它权力。更不用说他们搞的阶级报复，使不少人受到打击迫害；一旦篡党夺取最高权力，将使更多的人惨遭毒手。我们说的这些，是不是毫无根据的胡编乱造呢？不是。正如胡总书记所指出的：“一段时间以来，境外的敌对势力媒体，大肆攻击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和政治制度，而国内一些媒体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宣传西方议会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针对这种错误，决不能手软，要加强新闻舆论的管理。”〈转引自《毛泽东旗帜网》2008年5月9日〉

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赵紫阳认为：“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搞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一党专政”；“无论过去的治理整顿和现在的宏观控制，实际上在压改革，也是倒退”；“所谓现代化说的也就是“西化”，反对“西化”就是不同西方现代文明接轨”〈《软禁中的谈话》157、174、302页〉。正像赵紫阳集团对中央抓的批判新自由主义进行坚决抵制所表明的那样，如果按他们这一套进行改革，必然会使公有制在丧失主体地位后进一步削减，使国有资产进一步流失，从而让外资更多地控制我国的经济命脉；必然使医疗、教育、住房等等的市场化进一步推行，从而让“新三座大山”之类更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必然使中国更多地依赖外资、外贸，从而让中国劳动者遭受更残酷的国际资本剥削；必然使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大大削弱，让物价飞涨、股市崩盘等经济危机更严重地发生。

对于文化体制改革，按照赵紫阳关于西方宣导的自由、民主、人权乃是现代普世文明，各国都不能拒绝和“从国际范围来看，美国才是‘三个代表’”〈《软禁中的谈话》第323页〉的观点来搞，是既要在政治、经济上搞民族投降主义，又要在思想文化上搞民族投降主义的。这就是说，要使本应成为主旋律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进一步被卖国主义、个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所取代，使《谁是最可爱的人》、《狼牙山五壮士》等宣扬爱国主义的优秀作品不仅被从学生课本中刪除，而且在整个社会被封杀；同时，则让宣扬卖国主义的文艺作品，更加自由地泛滥。

对这股推行“普世价值”的狂潮，党和干部群众进行了坚决反击。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上海调研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试点工作，与上海市委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座谈时指出，要始终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可是这些年来，一些党的干部特别是有的领导干部，片面强调经济中心，完全放弃了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丢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丧失了共产主义信念，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迷失了前进的方向，不但自己走上了邪路，还给党和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人民网》，2008年7月13日〉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全国党建研究会顾问张全景说：“戈尔巴乔夫鼓吹的“民主化”、“公开性”，是抽掉了阶级性的民主和公开，其实质只能是对反苏反共的人实行民主、公开，对拥护苏共、维护苏联而反对他倒行逆施的人，则千方百计进行打击。就连宣布共产党解散这样天大的事情，也是由他个人做出的决定。这样的党必然会失去党员和群众的信任，必然会失去党内和群众的监督，怎么能不失败呢？”〈转引自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办的《学习与研究》2008年第3期〉《北京日报》质问：“理论上不存在全球统一的主体，现实中不同种群、国家的利益需求又千差万别，怎么可能产生对谁都适用的普世价值？ ”〈 2008年6月16日〉《光明日报》说：“公平，作为人们的一种观念，是经济关系的反映。不存在某种永恒不变的、超越社会经济关系的公平，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公平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奴隶社会有奴隶社会的公平标准，封建社会有封建社会的公平标准，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平标准，如果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平标准去衡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社会的事情，那是荒唐可笑的。对于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我们也应该这样去理解。”〈著名理论家周新城文，2008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尖锐地指出：“价值观如同道德观一样也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历史发展中不同阶级的利益主体的价值诉求各不相同，以至相互对立。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超历史、超阶级的“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2008年9月10日，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冯虞章文〉郎咸平说：“菲律宾搞美国式的政治体制和自由经济，上世纪60年代的韩国、台湾、香港要建筑高楼大厦的时候，还需要到菲律宾请工程师来指导。可是今天呢？菲律宾的女人要到别的国家做保姆。为什么？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成果，几乎被特殊利益集团洗劫一空。哦，原来政治体制本身并不能提供可靠保证。”网上的批判声浪更大。很多网民说：“西方政治家们鼓吹的所谓|普世价值观，只是他们干涉别国内政、策动“颜色革命”的工具”；“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可是，这一次他们算是找错了对象，打错了算盘。他们这一手非但没有引起中国动乱，反而促使全国人民空前团结，连原先对那个“普世价值”抱有幻想的一部分人也看清了事情的真相，同他们划清了界线，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民族和政府。”

不难看出，按照赵紫阳集团那一套来进一步“改革”我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必然会大大加速实现中国的全面附庸化。这是全国人民决不能答应的。



第四，这样做是不是“真高举”？



党中央一直强调，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实质上是把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区分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标准。当前我们区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真高举还是假高举，自然也要坚持这一标准。宪法、党章，都规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法律为淮绳、以党紀为准则，也要求我们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标准。

四项基本原则所要求的四个坚持，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证。这决定在现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文化，必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毫无疑问，只有坚持这些特征，才是“真高举”。

邓小平曾多次讲过，社会主义“非常重要”的“两条根本原则”，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

赵紫阳却说：“应当抛弃公有制、公有制为主体这个框框”；“土地永佃制、承包制，九百九十九年都不要变”〈《软禁中的谈话》第243、369页〉。温家宝2005年在两会期间会见记者时说：“家庭联产承包制，30年不变，50年不变，永远不变。”这样搞，会不会导致发生变相的私有化，导致背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的经济特征呢？

我们改革发展的基础是什么？邓小平说：“我们所有改革开放政策的基础，是四项基本原则”；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141页〉。可温家宝同志在美国自由女神像下却说成“基于自由的创造”。由于他是把自由说成使每一个人自由发展的权力，这就容易被理解成反社会主义分子也有全面发展的自由。照此办理，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显然不能得到充分保证。这样，会不会导致背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特征呢？

温家宝同志在2007年2月27日的文章中说：“不同文化之间不应该互相岐视、敌视、排斥，而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形成和谐多彩的人类文化”。因而不仅不能在处理囯际关系时“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并且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之间，虽然有一些可以相互借鉴之处，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反映的是不同阶级利益。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因此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必然有一种阶级斗争关系。看不见这一点，划不清两种文化的阶级界限，甚至放弃应有的斗争，更不要说去屈从西方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和平演变攻势，那就根本谈不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上的指导地位，谈不上搞好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了。这样，会不会导致背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特征呢？

由此可见，用四项基本原则这一标准来衡量，背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那就决不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真高举”。



第五，这是不是乱扣政治帽子？



他们扣的第一顶帽子是“民族主义。”

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便把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和平演变的重点，对准了中国。为了搞垮中国，他们采取了多种办法。美国总统布什宣称：“反恐就是反共，反共就是反华。”他在2001年视察中央情报局时公开说：“中国是最令美国不安的国家，它应该成为中央情报局日常工作中的重点。”《环球时报》说，中国“已被美国列为头号敌人”〈2008年3月28日〉。

他们通过在中亚地区建立大量军事基地等形式，极力形成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美国管理严格的核弹基地，居然会把洲际导弹核弹头“误送”到已经有20多年核武器研究经验的台湾。美国一直在准备进攻伊朗，目的是切断中国40%的石油进口。美国50年来一直支持台独和藏独制造混乱，用达赖的话来说，“美国只是希望搞乱中国”。美国几十颗间谍卫星随时窥视着中国。美军包围中国的前线基地经常搞军事演习，熟悉中国地区的作战环境，为同中国作战做准备。

他们大搞“转型外交”，向中国各地派驻大批人员策动“颜色革命”；极力“突破共产党和政府在新闻、组织和权力方面的垄断”，创建独立的出版物，另立工会等团体和其他组织；派遣曾在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美国非政府组织，如“索罗斯基金会”、“民主基金会”等进入中国，广泛搜集中国国内问题的情报，打着“扶贫”、“技术开发”等幌子进行渗透。最近美国国会关于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的两个决议，欧洲议会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向海外各种反华反共的敌对势力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美国和欧洲国家力量在政治上对中国的各种敌对势力给予公开支持。

他们利用传统媒体扩大其影响力，千方百计地削弱中国主流舆论的影响；利用互联网等新型媒体，与中国争夺思想文化阵地；利用其发达的文化产业，冲击中国的文化市场；利用某些社会敏感问题，造谣污蔑，恶意炒作，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歪曲和贬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丑化中国党和政府的形象；曲解、丑化、淡化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他们发动经济战，妄图使中国在经济上“有控制地解体”。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乔良指出，在经济战中他们特别重视金融战，“因为金融的浩劫才是一切浩劫中最恐怖的浩劫”〈《乌有之乡》2008年6月29日〉。为此美国把自己的金融大门关得越来越紧，限制外资投资的产业越来越多，规定“善意投资”不能超过10%；如果影响国家经济安全，1%的投资都不允许。可与此同时，却要求中国全面打开金融大门，变成一个金融不设防的国家。美国财长表态将继续对中国施压，促使人民币升值，企图转嫁美国经济衰退的包袱，象打击越南经济一样打击中国经济。大规模的外资遍布全国各地，一旦发生骚乱，会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他们千方百计给中国制造基因污染和基因危害。目前中国进口的粮食绝大部分都是转基因产品。这个东西最终危害会有多大还说不准，只是世界各国都在纷纷限制。在中国销售转基因食品的两家日本跨国公司格力高集团和麦德龙集团就向日本民众保证，绝不在日本国内销售转基因食品。目前中国食品市场上外来的转基因食品越来越多。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份资料警告说，一些国外公司可能钻中国立法不完善、管理不统一的空子，将中国作为“转基因生物的试验场”。各种数不胜数的转基因生物纷纷涌入，一旦形成基因污染，各种变异植物、变异生物不断出现，那将是何等恐怖的一个画面！

对西方国家的罪恶行径，连一些西方名流都看不下去了。意大利著名理论家梅尼克最近发表《呼吁书》指出：“在西方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狂妄计划中，就是要肢解很多个世纪以来形成的、现在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元文化的中国。”原德国联邦议院副主席沃尔默在《下一场冷战是否将来临？》一书中说，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对中国进行一场新的冷战，采用的方法与在东欧和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完全相同。

这同样引起了全国上下的高度警觉。平民百姓包括青年学生，也通过多种途径表达自己的爱国热忱。年轻一代的愤怒并非仅仅因西藏问题所引起。几年来西方屡屡攻击、妖魔化、遏制中国，给中国的和平发展制造障碍，使他们的不满一直在增长。“海归”派代表人物之一、搜狐网总裁张朝阳说：“当亲西藏的抗议人士在伦敦、巴黎和旧金山干扰火炬传递后，今年春季中国爆发反西方的激烈行为是完全合理的。”〈《参考消息》2008年8月21日〉全国政协委员喻权域（中国社科院学术咨询委员）、王洛林（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靳辉明（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崇富（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白 钢（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姬亚军（西藏自治区司法厅副厅长）、贺捷生（军事科学院离休干部、贺龙元帅的长女）2007年3月6日提交上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惩治言论法》的迠议。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科扬公开发表文章，全面批驳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中国最大的网络门户网站《新浪》8日报道称，目前通过网络参加问卷调查的网民中，有20万〈80％〉对可口可乐收购汇源表示反对。”〈《参考消息》，2008年9月10日〉

对这种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全国绝大多数人给予了肯定和支持，可赵紫阳集团却给扣上了“民族主义”的大帽子。赵紫阳甚至说：“美国这个价值观是符合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要求，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利益的”。“在相当长时间内，仍然是美国主导世界。同美国搞好关系，乃是战略利益。”“从国际范围来看，美国才是‘三个代表’。……这样，有人一定会说我是卖国主义，但这却是客观的现实。”“民族主义是最大的危险”〈《软禁中的谈话》笫323页〉。这和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2005年9月21日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演讲时毫不客气地宣布“中国有人认为，强调经济增长和增强民族主义可维持共产党的一党统治。这是危险的，也是错误的”，显然是一致的。赵紫阳集团这么干，是不是为西方敌对势力服务？

第二顶大帽子是“民粹主义”。知名学者鄢烈山2006年4月18日在《杂文报》上说：“在不合理的改革方案或被扭曲的改革过程中感觉利益严重受损的普罗大众”，“怀疑乃至反对市场取向的改革开放”。这是指人民群众对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学、买不起住房的不满。这些群众的合理意见，党中央很重规，正制定新方案加以解决；全国绝大多数人也给予了同情和支持。可卖国精英却给扣上了“民粹主义”的大帽子。如赵紫阳集团的干将、民运分子、高尚全的部下吴稼祥，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的题目就是《民粹一咳嗽，大众就发烧》。茅于轼说：“社会进步是靠精英的。社会没有了精英，必然退步。”张维迎说：“那些批评、骂我的人，他的道德连我一个脚后跟都没有！” 这足以说明“精英”的“民主”是什么玩艺了。但他们却反过来给大众扣上“民粹主义”的大帽子，这是不是和人民群众对着干？

第三顶大帽子是“极权主义”或“专制主义”、“一党专政”。美国就把社会主义国家称为“极权主义”、“专制主义”。赵紫阳攻击我们：“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巩固一党专政。”〈《软禁中的谈话》，第349页〉我们为什么必须实行专政？首先是因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而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比较强大的敌对阶级对人民政权进行非法破坏和颠覆，不实行专政人民江山就保不住。其次是因为，人民民主专政是绝大多数人对极少数人的专政，资产阶级专政则是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专政。《人民日报》指出：“ 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和阶级统治的形式。不能只看到在不同社会制度下都可采用的某些具体形式和做法，而忘却了事物的本质。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什么“一般民主”、“纯粹民主”、“普世民主”，有的只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的民主。所谓“一般民主”、“普世民主”等等，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用来掩盖民主的阶级性质、借以欺骗群众和输出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及社会制度的一种策略。”〈2008年9月10日〉所以十七大报告强调：“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可见，真理和正义都在人民民主专政一边，必须理直气壮地大讲和坚持。恐怕连初中生都知道，实行多党制让卖国贼组成政党兴风作浪，会发生内乱、内战。否定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这不是成心要使中华民族陷入一场大灾难之中吗？



第六，“补课论”是不是在害中国？



上述五大问题为什么长期存在并且解决起来难度很大？赵紫阳集团为什么至今如此猖狂？我们解决问题的各种办法为什么在治本上效果不太理想？根本原因之一，是“补课〈即搞一段资本主义〉论”在一部分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有相当大的影响。

“补课论”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总病根呢？

这是在于，路线是根本，领导是关键。既然四项基本原则是基本路线的基本点，是改革发展的基础，那末产生对四项基本原则连讲一讲都很少这种最大的教训，再加上1978至1989年的十多年间党的两个“一把手”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裁了跟头”，就都涉及到了路线和领导问题。

这是在于，他们穿上了“改革”的外衣。“实行私有化，补资本主义的课，这就是改革理论”〈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第285页〉。此话就表明了这一点。“两个不问”、“三个不足”被公开说成思想解放；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丧失被说成改革等等，都说明这种被“改革”包装着的“补课论”影响之大。

这是在于，“补课论”是以私有化为突破口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迠筑。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它必然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和灾难。并且，“补课”必然依赖外资，从而使买办资产阶级的影响越来越大，而这个阶级是特别反动的。

这是在于，它是把一些欺骗性相当大的谬论作为理论依据的。这包括：

〈一〉“庸俗生产力论”。它认为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低，要先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等生产力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显然，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教条化，从而努力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变成实质上的“补课”阶段；把生产力标准当作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准，不讲二者在制度特征上的区别，从而抹杀它们的原则界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演变成以经济指标为中心，直至以物为本，以钱为纲，从而努力滑向以资为本。

事实上，古巴、朝鲜、越南、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本身，就证明马克思关于这类国家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指资本主义阶段〉的论断是正确的。香港生产力发展再快也属于“一国两制”中的资本主义，就证明把生产力作为唯一标准而不看制度特征是站不住脚的；以物为本的庸俗发展观造成的种种问题，就证明不用科学发展观来否定和取代它是要吃大亏的。

那末，检验理论、路线正确与否的社会实践的根本内容是什么呢？

战争时期，检验路线相对来说会容易一点，因为胜负能比较快地见分晓。和平时期则要困难得多，不能光看有哪些成绩和错误，最根本是要看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说，“道路实践”，是检验路线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这样说的根据有哪些呢？

一是用人民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来衡量我们的工作，实质上是把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权力能不能得到保证作为标准来检验。而使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权力得到保证，最根本的是要靠走社会主义道路。

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严重损害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使他们经济上受到剥削，政治上丧失主人公地位，思想文化上丢掉主导权；使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腐败现象、两极分化、社会治安、国资流失等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必然引起他们的不满，使党群、干群关系越来越差。

三是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做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日本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还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还是走不通。

四是培植出的买办资产阶级，投靠西方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势必会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大大激化。

五是由于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所支配，再加上极力与西方接轨，并严重依赖外资外贸，自然会发生经济危机，对生产力发展造成破坏。

可见，“道路实践”，是人民社会实践的核心和根本，道路选择的对与错，无疑标志着路线的对与错。就是说，不管主观上如何认识，它实际上都是检验路线正确与否的标准。把生产力发展的快慢作为唯一标准来否定“道路实践”的标准地位，是必然会造成混乱的。

〈二〉“市场经济决定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真理；社会主义制度，是人民群众的命根子。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体制，它的实行程度要由基本制度的需要来决定；作为一种手段，它的使用范围要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和发展的目的。可是赵紫阳却大讲“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搞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一党专政”〈《软禁中的谈话》，第157页〉，想让市场经济决定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党的领导地位的存亡，这显然是把市场经济当作了复辟倒退的一种工具。

实际上，市场经济本身是既有长处也有弊端的。其弊端包括：它无法避免剥削，又无法将剥削来的剩余价值进行有效的二次分配，因此难以阻止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它的高级形式股份制，可使剥削的范围和速度成倍增加，特别是在价值不稳定的纸币主导下的金融市场中，会迅速制造数量可观的富可敌国的资本家；它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将经济危机转化为金融危机，通过货币汇率的变动，将经济灾难转移给弱小地区，导致这些地区经济崩溃；它会使“一切向钱看”现象滋生蔓延，进而导致腐败现象、道德滑坡、政治生活商品化等等越来越严重。它不仅能够给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和平演变创造条件，而且能够通过依赖外资外贸培植出买办资产阶级，使国家变成西方的附庸。可见，搞“市场经济万能论”，照搬西方那种模式的市场经济，是极其有害的。

〈三〉“改革开放万能论”。正像列宁所说真理多迈出一步便会变成谬误一样，把改革的作用无原则地过分夸大，就会把它妖魔化。改革作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举措，作用当然很大，但并不是万能的。消极腐败、两极分化、冶安恶化、物价飞涨、国资流失、自由化猖獗等等，都证明改革代替不了四项基本原则、思想政治工作、党建紀检政法的作用；代替不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事业的发展和稳定；代替不了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改革真是手到病除的万应灵药，还会发生“不问姓社姓资”这种把“什么是改革，怎样搞好改革”即改革本身都被搞乱了的问题吗？如果真是威力无边的魔术法宝，通过反复改革之后，我们的股市、楼市等等，还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如果真是推动一切工作发展的唯一动力，还会发生道德滑坡、风气变坏这类复旧倒退的现象吗？用极左的手法把改革开放吹成神话，制造出“改革迷信”，既极力贬低四项基本原则等等的作用，又丑化改革的形象，还乘机以改革的名义搞“补课”，所以特别值得警惕。

〈四〉“资产阶级消灭论”。它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产阶级便消灭了并且永远不会再产生出来。苏东剧变中资产阶级重新上台，就证明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所说的“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也是对这种观点的否定。不顾起码的事实，在阶级问题上搞双重标准，硬是不承认资产阶级存在的客观事实，进而否定尖锐、复杂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用改革取代革命并宣扬“告别革命”，显然是为了熄灭党领导人民进行反卖国、反复辟的斗争，掩护自己卖国、复辟的罪恶活动。

〈五〉“反‘左’永远为主论”。他们把邓小平那句“主要是防止‘左’，无限夸大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把反‘左’放在主要地位而把反右放在次要地位。要看到邓小平也说过：“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邓小平文选》第3卷47页）。 我们知道，正是由于现代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的泛滥成灾，导致了苏东剧变。这充分证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右是主要危险。中国近30年来两任总书记在反自由化上裁了跟头，而没有一任因为搞“左”下台，这充分证明国内的主要危险也是右。当然这并不排除在某个时期、某个问题上，“左”会成为主要危险。闭眼不看这些事实而大肆宣扬“反‘左’永远为主论”，不正是为了使反“左”这一手越来越硬，使反右这一手越来越软；使爱国主义者越来越受排斥，使卖国主义者越来越吃香吗？

有的同志问：“建国的前30年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改革行吗？”

体制上的弊端，当然应当改革，但不能为此而全面否定那个时期。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7》等资料，建国前29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4%。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而到1975年，工业占72%，农业仅占28%。中国在1976年时的工业门类齐全程度、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在发展中国家是首屈一指的，并在部分领域接近甚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两弹一星核潜艇”、南京长江大桥、合成胰岛素、杂交水稻等等就是这样。并且，全民甚本实现了医疗、教育、住房的免费或福利化。这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看来都是人间奇迹。同时，在朝鲜打败了美国侵略军，并且战胜了印度军队，打赢了苏联军队，支持越南把美国侵略者打回了老家。正如著名人士马克塞尔顿指出的：“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达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岁。这时，我国的积累已相当丰厚，至少二至三年粮食无忧，各种物质储备不少，战备物资尤其充盈。更何况当时既无内债，更无外债。

前30年的生活是艰苦一点，但这主要是因为旧中国留下的摊子太破烂，为了加快经济发展，需要勒紧腰带艰苦奋斗；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当时提倡“几代人吃苦，让后代人享福，早日进入共产主义”。为了准备反侵略，1970年代的国防支出超过了科、教、文、卫支出的总和。但那时干部和普通群众的生活差别不大，而且起带头作用。“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带头减口粮、吃野菜导致腿浮肿，就是明证。正因为这样，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干群关系和社会秩序都相当好。再说，即使当时的生活再艰苦，也比“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旧社会强得多。当初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崩溃是个什么样子？物价飞涨，要用麻袋装钱去购买商品。大量企业破产，大批工人失业。在人民共和国里，既没有出现那种物价飞涨，又没有出现大量工人失业等现象，怎么能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肯定那个时期“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美国著名学者莫里斯说：“从1950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均13.3％的速度增长，这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第483页〉我们决不能天天讲实事求是却否定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人都亲眼所见的客观事实 。

有的同志问：“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外汇储备达1.8万亿美元，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以前吃窝窝头，现在吃饅头，这不证明“补课论”没什么不对的吗？”

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内藏玄机的。首先，这里面有水分。时任国家统计局长的李德水说，全国省级统计数据约有四成水分，县级高达八成。如果再扣除环境污染的成分，按照中科院的计算，大幅缩水的GDP还要再缩减七成八，而且还以每年两千亿美元利润的形式流向海外。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这种资源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所造成的能源浪费是日本的九倍。其他问题如固定资产投资效益低、四分之一城镇有着严重的政绩工程等更是不胜枚举。

其次，有些产业是以前没有或基本不计算产值的，例如，变相的色情业，以前是没有的。如果算第三产业，每年便会使产值增加6000多亿元。房地产开发业去年的产值是2.96万亿元，而以前大多是福利房，产值是算得很低的。有些农田基本建设甚至不算产值。此外，还有个国防工业算不算在内的问题。这样算起来，比工农业总产值，恐怕后30年并不比前30年高。近几年的财政收入是2万亿元左右，而1978年是1132亿元。以物价30年来上涨10倍计算，1132亿元相当于1万多亿元。30年增长不到一倍，这从实质上说明后30年的经济增长率是不高的。

1.8万亿的外汇储备，其实大部分不属于中国，而是属于那些在中国投资发财的外国投资者（出口换汇的“主流”是外资）。外资把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出口国外，换到的外汇或者进口一点外国高价货，或者就直接卖給中国银行（利用中国外汇监管的漏洞），换取人民币再生产再出口。 于是本来是属于外资的中国外贸顺差，本该由外资自行平衡，现在全推给了中国，成了中国的外汇顺差、储备，由中国背着“白条”，承担汇率损失。外资则可以实现国际贸易罕见的单边出口，近乎无偿地拿走中国财富。2005至2007年底，国家外汇储备约增加了1万亿美金，由于贸易顺差被严重高估，其中48%属于热钱，数额在5000亿美元左右。2008年的前几个月，热钱增速加快，约有2000亿美元热钱流入中国。除了正式渠道观察到的这部分资金，地下钱庄和其他渠道进入市场的热钱规模在4000亿美元左右。显然，用国内总产值和外汇儲备增长快来证明“补课论”正确，是行不通的。

现在确实天天吃饅头，但我们要看到以下几点：

〈一〉农田基本建设大多是那时搞的；多套大化肥生产设备是那时进口和建成的〈年产尿素1593万吨，可增产粮食1500亿斤左右〉；袁隆平的杂交稻是那时搞成的〈也起码增产1000亿斤以上，仅这两项便可基本保证我们吃饅头了〉；大批社队企业〈后来被改称“乡镇企业”〉是那时大办起来的；那时对农业的投入相对较多，农业机械化程度已相当高；由于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以及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等，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素质。

〈二〉现在所欠内外债数目惊人。引进外资合4万亿多元，再加上数以万亿计的股票、债券、财政赤字、银行呆坏账，以及拖欠工资、养老金缺口等等，实际上“负债已经达到13万亿左右”〈《世纪沙龙》2004年12月7日〉，即全国每个男女老少头上都有一万元的债。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包括吃的一些大米白面在内的许多东西是借来的。

〈三〉每年都进口大量食品。例如，“我国2007年食用油对外依存度达59%”〈《广州日报》2008年10月1日〉。

〈四〉我们本应生活得更好一点，但由于分配不公、贪污腐败、国资流失等等，“富豪一桌席，百姓一年粮”，甚至连他们的猫狗都比我们吃的好得多，必然使相当一部分平民百姓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至少是提高不大。

有的同志问：“跟美日等西方国家接轨才能很快富起来，依附人家一点儿有什么不好？”

不仅高尚全2006年主持的“新西山会议”提出今后中国要学“台湾模式”，近来赵紫阳集团的另一大将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政论家”、被美国《亚洲周刊》杂志评选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50人之一的马立诚，又极力推崇“满洲国模式”。他说：“满洲国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以建立现代法制治国为目标的国家。以五族协和建设王道乐土为口号，满洲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提高，中国人等的流入也显著的增加了。”（《日本不必向中国谢罪》第273页〉为了配合推行这一中国特色附庸主义的样板模式并大造與论，他公然为汪精卫辯护，说什么“汪精卫在南京重新建立维新政府，也是为了解救千百万处于战争深渊中挣扎的人民，挽救濒临崩溃的国民政府。”他还否定日本侵略者搞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说什么“当时南京的人口只有20万，而且在日军攻占南京一个月后增加到了25万。这个事件，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疑点，至今仍在争论之中。因为是在战争中间，所以难免会有杀伤，但绝不会是什么大屠杀！”同时，他把日本鬼子实行“三光政策”等等的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的头上，说什么“游击队的袭击行为对于世界上任何占领国都是不能忍受的耻辱。所以，冲突重新发生，平民伤亡在所难免。而平民的大量伤亡又导致这些平民的家人和朋友更加仇视占领军，所以这导致了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中日战争的启示与思考》第4页）

但是，谎言掩盖不住血淋淋的事实，相反只能激起全国人民对卖国贼的阶级仇、民族恨。然而更危险万倍的是，这样一个赤裸裸的，竟然被《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等作为改革明星加以追捧。没有一些手握实权的赵紫阳集团大人物的庇护，这显然是难以想象的。但由于这种满洲国式的帝国主义附庸，终归只对卖国贼有利而对人民大众有害，是绝不会搞成的。

有的同志问：“赵紫阳集团的成员大多是平民家庭出身，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共产党教育出来的领导干部，为什么竟然主张使中国成为美日的附庸，走到甘当官僚买办、卖国贼，把祖国和人民推进民族解体大灾难的深渊这一步呢？”

要理解这一点，必须弄清买办集团的产生条件、基本成员、主要特点、罪恶行径。

之所以会产生买办集团，是因为多方面的原因使西方国家占据产业竞争链的高端，而第三世界则被迫处于底端，也就是出卖资源，出卖劳动力，制造初级半成品，污染环境的生产底端，它们能剥削第三世界国家。要剥削就要寻找代理人，买办资产阶级就是这种代理人。

他们的基本成员，主要有三部分，即买办商人、买办官僚、买办文人。买办商人，包括在对外开放进程中滋生的一大批从事“买办”活动的掮客，他们游走在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各级政府部门之间，获取超额收益。还有与境外利益集团结成利益共同体的法人。一些大型中资企业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充当外资的“铺路石”与“敲门砖”。这就使某些合资一开始就体现出外资的独资图谋，并逐步导致我国的一些行业和产业被外资控制。

官僚买办，包括象原中国建设银行“买办”行长这类接受国外巨额贿赂，廉价出让银行资产者；因捞到了种种好处便执意将国有股权转让给洋大人的官老爷；掌握审批大权将控制的市场份额尽可能优惠给外企的部门头头等等。

买办文人，包括境外利益集团聘请的咨询师；西方国家以多种研究会、基金会的名义，通过将相关课题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等途径收买的一批人；以多给广告费等形式拉拢的一批新闻媒体及有关人员，等等。如高尚全就不仅被聘为民生银行、中国联通等数家公司的独立董事，而且担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等职；刘吉则担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

中国买办集团的主要特点，是大多以老子官僚、儿子“买办”、孙子海外的形式存在。据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森迪普报道，赵紫阳的儿媳任克英，就是美林中国区投资银行业务总裁。“人们认为，通过她的公公、中国前总理赵紫阳，任克英与中国政府有着密切联系。”外资外商通过这种曲线的“官僚买办”，干涉左右中国决策，强迫牺牲中国利益。由于这种形式比较隐蔽，很难发现。

买办集团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行径，表现在许多方面，这里仅举几例：

他们极力把以紧货币、高税率的宏观经济政策推向极端，将内需为主的中国经济变成主要依赖美国市场的廉价商品供应国，从而导致中华民族的资源和财富，如长江黄河般流向国外，形成令人发指的“财富浩劫”。

他们将外汇储备主要用于买美国政府债券，将我黄金储备运到美国存放，置国家最重要之经济战略储备于最危险之困境。

他们把大量的国有资产贱卖给外商。张宏良教授的统计资料显示，仅十多家银行，贱卖的资产损失就超过10600亿元，加上广发行、深发展、华夏银行和北京银行的控股损失7000亿元，达到17000多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是2006年一年的损失。

他们通过协助外商搞商业贿赂，垄断市场、垄断技术，限制国产设备，严重阻碍了我国的自主技术创新。

他们使“四大跨国粮商”在控制了国际大豆贸易及定价权后，又完全控制了国内大豆加工业、贸易及定价权。然后利用其垄断地位，压价收购，致使农户纷纷破产而改种其它作物，大豆种植面积下降一半。让中国绝大多数榨油企业，由此被送上绝路，亏损高达60亿元。

他们使重大经济情报，常常提前外泄，我们刚想买什么，就已传遍全球，该物价格随即暴涨。重大经济决策有时也是如此，国外在第一时间就已知晓，先我而动，占了很大便宜。

他们在政治、文化方面也积极配合洋主子。卖国贼包括李鸿章、汪精卫等，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不给翻案的；我们的民族英雄，几乎没有一个不被丑化和否定的。

一些原来并不坏的人之所以会跟随赵紫阳集团成为铁杆卖国贼，这是在于，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他们一旦成为赵紫阳的爱将和追随者，几十年来跟着步步高升，和赵紫阳集团决裂便等于否定了自己的一生。这对他们来说自然是极难办到的。

这是在于，它的许多骨干在“八九风波”中受到了严厉打击和惩处，不少人被迫逃到海外。这种阶级仇恨，他们绝不会忘记，必然要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所以中国的叶利钦如上台，一定会有千百万的人头落地。

这是在于，他们家中数百万、数千万、数亿、数十亿、数百亿元的资产，是来路不明、巧取豪夺的。因此，为了防止被清算，他们必定要拼命篡夺最高权力，把中国变成西方的附庸国，所以最需要西方的保护；另一方面，西方要搞垮、控制中国，最需要卖国贼的配合。这就使中国的阶级矛盾往往通过民族矛盾尖锐地表现出来。唯其如此，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把反对帝国主义作为首要任务。现阶段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当然更应当这样。这就决定他们必定把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族当作敌人，穷凶极恶地将其置于死地。

对这一点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承认甚至坚决反对，就会成为给人民造成惨重损失的千古罪人。

有的同志问：“美国搞得那么好，实行西化究竟有什么害处？”

这首先涉及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比问题。正确对比，就应当拿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而不能仅拿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比。全世界有180多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其中发达国家只占很小比例，绝大多数处于落后、贫困状态。印度与中国国情相似，可比性较大。他们自己的经济学家承认，中国人均生活水平是印度的三倍。社会主义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则缺乏可比的基础。一是经济发展起点不同。我们接手的是“一穷二白”的烂摊子，这同资本主义经过数百年掠夺积累起来的“资本巨富”差异十分悬殊。二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同。资本主义的历史，是一部充满血腥的肮脏发迹史。而社会主义的发展，主要依靠的是本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三是发展的时间长短不同。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不过五六十年历史，处于发展的初期。而资本主义已有三百六十多年的历史，积累了雄厚的基础和丰富的经验。四是发展环境不同。社会主义国家从建立之日起，就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封锁、军事包围乃至武装侵略。而资本主义大发展之时，从世界范围看，封建制度已经彻底衰落，国际环境十分有利。两相比较，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愈显珍贵和不易。所以，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比，比发展速度、分配合理、道德风尚等等，可比性才比较大。

相当多的人相信美国是天堂，是苏东发生和平演变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一部分人对今日中国投靠西方的卖国贼恨得不深的原因之一，所以务必要把这个神话戳破。

先看经济方面。美国经济模式之所以能够存在，首先是因为它建立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上。它制造了生产和贸易的劳动差价，从而使科技成为帝国主义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要工具。资本的积累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它能够匀出一部分剩余价值，用于收买工人阶级的上层，甚至用于整个无产阶级的生活保障，从而出现了世界范围内工人和资本家按照民族界限进行划分的情况。这种被国际奴役供养起来的贵族式帝国主义，由于依靠世界范围内的剩余价值流向西方，从而出现了西方国家表面化的“社会主义”色彩。而这却是以多数民族和全世界多数劳动群众的贫困为代价的。

美国实力的支柱有两个：一是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二是军事实力保护下的石油与美元挂钩。世界各国用自己的资源和产品换取美元货币，其实就是在支撑美国的“免费消费行为”；虽然美国也创造各种产品和服务来兑现一部分美元“债权”，但更多的美元是各国政府和个人的“财富储备符号”，并没有得到兑现。这才是美国能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科技发展和武器更新换代的原因，也就是说世界各国在“无偿支持”美国在科技、经济、军事、政治各方面的超强地位。连美国人自己也承认，如果失去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美国在其他方面的优势也会随之消失”。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组织对美国霸权行为的不满，愿意继续充当美国“奶牛”的国家越来越少。2007年，以美元形式持有的外汇储备百分比降至60%多一点，它将严重威胁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冲击美国的实力。

并且，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有很大一部分是虚的。美国企业家享利曾于2002年8月13日在香港《亚洲时报》上说：“一个离开中国工厂时价值2美元的玩具到达美国时加上成本值3美元。而消费者买它要花10美元，这个玩具的销售便增加了美国7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2000年美国1.25万亿美元的进口直接形成了美国2.5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占9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28％。”可见，美国的经济增长，在不小程度上是靠低价进口别国产品支撑着的。再说，金融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也相当大，2003年便达20％以上。而这一行业的风险是极大的。并且，美元的地位很虚弱，它早已和含金量脱钩。如果持有美元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去买美国的商品，能买下几十甚至上百个美国。这样，美元的霸主地位便会立刻丧失。中央编译局主办的刊物《国外理论动态》的文章说：“美国现有的外债为6万亿美元”，加上内债，“实际的债务总数将增至70万亿美元”。 这就是说，美国每个人平均欠债25万美元左右，“这个数目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完全偿还得清的”。在过去的5年中，美元已经贬值了近15％，“还将贬值35％或更多”。这“将会毁坏全球経济”。连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都说：“一场破坏巨大的危机即将到来”〈2008年第6期〉。美国《财富》杂志说：“股市回到了8年前的水平，房屋价格跌至5年前的水平，平均工资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增长，那么现在我们怎么再假装生活水平仍然在提高？”〈《参考消息》，2008年8月31日〉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说，当前正在发生的经济危机是“百年不遇”〈《参考消息》2008年9月23日〉。这就是说，它将超过1929至1933年那次大危机。可以预言，这次经济危机，将从根本上动摇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信念、基本路线、基本制度，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大衰落和社会主义的大复兴。

再看政治方面。且不说他们从来不敢讲经济民主即全民人人都成为生产资料主人公的公有制，就拿其政治民主的核心多党制来说，早在上世纪50年代便对美国共产党进行全国性的残酷镇压，采取多种措施保证民主党和共和党〈二者同属资产阶级，只在策略上稍有不同，因此它们实质上是一个党即民主共和党〉牢牢掌控政权，这就是被吹嘘为世界楷模的民主制、多党制吗？在60年代，他们对黑人群众争平等、自由、人权的斗争所进行的一连串大规模血腥镇压，震动了全世界。近年，又把多名如实报道伊拉克战争的记者撒了职。这难道不是对自我标榜的“自由世界”、“最尊重人权的国家”的最大讽刺吗？连最紧跟美国的以色列，其总统佩雷斯也批评它“过于依赖军事力量，企图把民主强加于中东”〈《参考消息》，2008年9月8日〉。一面高喊民主，一面对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哈马斯巴勒斯坦政府进行抵制和扼杀；一面高喊自由，一面让情报部门窃听公民电话；一面高喊“人权”，一面在关塔那摩等不少地方设立恐怖阴森的黑监狱，这种“普世价值”能被世界人民接受吗？

还有思想文化方面。被称为“金融大鳄”的美国亿万富豪索罗斯在《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一书中说，在美国，“货币价值取代了内在价值，市场主导着不适合它的生存领域。”有钱人犯法可以保释，可以不坐牢，甚至还可以高价聘请律师逼迫穷人原告庭外和解。当一个国家的一切全都用金钱来衡量时，腐败就彻底合法化了，因为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就是个腐败的、烂透了的社会。布什、切尼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可以驱使军队和媒体这些国家机器为自己的石油公司牟利，这才是真正的制度腐败，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腐败。美国的犯罪率，多年来都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非婚生子女，占到三分之一以上。美国是世界最大毒品市场和头号洗钱大国。“几周以前，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国。共有7200万美国人（占12岁以上美国人的34%）曾经某次服用过毒品”。 “全世界每年毒品美元洗钱的数量在5000-10000亿美元之间，其中3000-5000亿美元经过美国的银行”（《环球视野》摘译自2008年8月3日西班牙《起义报》）。像“安然”这样的多家垮国公司接连爆出的丑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信用危机”。

由于大搞单边主义，在许多国家搞的多次民意测验都表明美国是全世界最不受欢迎的国家之一。今年4月，一项民意调查表明，8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走的是一条‘错误路线’。“美国经济问题动摇了许多中国人在改革开放30年里确立的信念的基础。”〈《参考消息》2008年10月4日〉同时使许多人认识到，“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如果不以终结西方霸权为目标，则高速经济增长无法持久，中国不能真正崛起，不可能富强”。〈著名中年经济学家左大培，2008年9月13日在乌有之乡的讲演〉

仅从以上的简要分析中便不难看出，美国不仅在军事上是纸老虎，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也是纸老虎。把美国当作天堂，把美国统治者当作天使，是当前危害最大的思潮。不驳倒它，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必然失败、新中国必然灭亡。但是，实践一定会证明，失败绝不属于社会主义，绝不属于世界人民！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首先是因为社会主义能够保证中华民族独立；搞资本主义必定亡中国，首先是因为这要做西方国家的附庸。赵紫阳集团大搞“补课”，正是为了通过它使中国变成西方国家的附庸。我们之所以反对“补课”，首要原因也在这里。

　　 　

第七，当前我们应该怎么办？



〈一〉要顺应国际国内发展变化的大势。今年的南方雪灾、藏独闹事、圣火传递特别是汶川大地震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连香港电视台都承认这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回归。而灾区人民则发出了“还是共产党好、解放军好、社会主义好”的心声。同时，人民群众从西方对藏独暴乱的支持、对圣火传递的破坏、对地震灾民的咒骂、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攻击、对中华民族的诬蔑中；从买办精英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对老百姓则为富不仁的桩桩事实中，进一步从根本上认识到，让买办精英篡党夺权把中国变成西方的附庸，老百姓就不会有好果子吃。因此，灾区人民的呼喊，绝不是一个孤立、偶然的现象，联系网上左派网民占上风的现实，就不难看出呼唤社会主义价值观回归，已成民心所向之大势。

在国际上，苏联党跨台、国解体后美国大搞单边主义，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发动进攻，导致了侵略原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卢旺达大屠杀等大灾难。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并没有给世界人民带来幸福生活，相反却使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并没有使西方国家高歌猛进，相反却发生了严重经济危机。美国在伊拉克亲自操刀制作的进口民主，给伊拉克带来的却是混乱和灾难。普京去年11月21日在莫斯科向支持者发表讲话时，与戈尔巴乔夫时期、特别是叶利钦时期的“改革”彻底划清界线，对那时的当权者及其政策给予了严厉的抨击。他说，当权者在“抛下人民不管，导致人们甚至得不到最起码的服务和商品，人们没有糖、肉、盐、火柴等等”。普京指出：“毫无疑问，正是他们的政策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动态》 2007年第64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卫迠林2008年9月4日公开发表文章说：“俄罗斯在格鲁吉亚的一战告诉世界，它正在重新成为压迫的反抗者。这次反抗的结果，尚待事情本身的演进，然而它开了一个头，具有里程碑意义，已经载入史册。新自由主义的旋风肆虐全球以来，第三世界人民已经不战而降了吗？不。非暴力的反抗没有终结。暴力的反抗也没有终结。从西雅图风暴，到墨西哥萨帕塔运动、拉美左翼崛起和尼泊尔，甚至阿富汗和伊拉克，这种反抗正在书写的，是西方走向衰落、民族独立运动重新勃起的历史画卷。正好在格俄交战的8月，俄罗斯教育部和科学部推荐的教科书中，斯大林被定格为“英雄”和“苏联最成功的领袖”。美国在衰退。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在衰退。受欺负的国家在反抗，受欺负的民族在反抗。这是世界人民觉醒和斗争的新的篇章。坎坷起伏、艰难牺牲摆在面前，最终的胜利也摆在面前。无论如何，历史终归不是布什和他的鹦鹉们的朋友。”这都从多个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标志着社会主义运动露出走出低潮的端倪，已成世界潮流发展的大势。

国内国际发展变化的大势实质上表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救世界。顺应这一大势，既积极又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任何怀疑这一点的人，都会犯根本性的错误，最终被人民抛弃。

〈二〉重点开展反对卖国主义的斗争。

这是因为，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正逐步上升为社会阶级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之所以如此，一是由帝国主义的战略目的促成的。“在21世纪永久性地解决中国问题”，即把中国肢解成“七个板块”，使之陷入国家解体、民族分裂、内乱不休的灾难之中，就是这一目的的核心。因此，他们把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战略进攻的重点，放在了中国。金融战、经济战、政治战、思想战等等，都是这一“新冷战”的组成部分。苏东剧变证明，这种冷战比热战即军事进攻要危险得多。在帝国主义把“颜色革命”、“新冷战”作为打垮中国主要手段的情况下，再认为只有在西方国家发动军事进攻时民族矛盾才会成为主要矛盾，是要吃大亏的。

二是由国内阶级矛盾的新变化促成的。当代的买办资产阶级，是靠对内掠夺人民，对外出卖国家利益暴发起来的。所以，他们最怕党和人民进行清算，最需要洋人的保护。而帝国主义打垮和肢解中国也最需要这样的代理人。这就决定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三是由国际国内的客观条件促成的。当代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不允许中国搞社会主义，也不允许迠设资本主义强国，因为这会挑战他们的霸权帝国主义。所以一旦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便会使中国成为西方的附庸。

因此，只有把反对卖国主义作为斗争的重点，才能在繁纷复杂的斗争中认清本质，击中要害，掌握主动，克敌制胜；才能在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时抓住根本，真正做到纲举目张，标本兼冶，亊半功倍；才能形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团结一切爱国者。形成这种统一战线，当然要防止把独立性淹没在统一战线之中，但当前特别需要注意反对左倾幼稚病，尤其是要反对极左关门主义，去积极地逐步争取使民族资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党员干部的多数能参加进耒，共同投入反对以赵紫阳集团为核心的卖国主义势力的伟大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和基础上，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运用多种形式对这个集团的罪恶行径进行揭露、批判和斗争。工人们知道了如果想保住工厂不被洋老板巧取豪夺过去，想避免失业能养家糊口，想不使自己在老板面前让跪就跪，让过劳死就过劳死；农民们知道了如果想保住土地不被拿来做高尔夫球场，不被美国人剥夺了粮食定价权；民族资本家们知道了民族经济的困境主要是外资的挤压和围剿造成的，要发展民族经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把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买办资产阶级作为中国人民（包括守法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敌人；学生们如果想毕业后能够找到工作，避免“毕业就是失业”的悲剧命运；爱国官员们如果想避免祖辈英勇牺牲夺得的政权落到帝国主义买办手里；所有还有一点点民族自尊心的炎黄子孙知道了如果想避免民族分裂、国家解体、民众成为美国的“黄奴”，就会下定决心重点抓好反对卖国主义的生死斗争。

〈三〉要来一次社会主义思想大解放。解放思想的前提是敢于实事求是，讲实情、说真话。我们坚信，全国多数党员、干部、群众，是认为真正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就要彻底批倒赵紫阳集团公开竖起的民主社会主义旗帜的；真正坚持社会主义改革观，就要扭转四项基本原则连讲都讲得很少的局面，批倒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公开批驳以物为本、以钱为纲的庸俗发展观的。可是，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却不敢公开说真话，即使他们说了，媒体也不敢发表。这是为什么？无疑是因为右的思想的束缚仍然很严重。在不实行实名制的网络上批普世价值的占据多数，就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现在的问题是，在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中，部分人由于受右的思潮影响较大等多种原因，身在右中不知右，反而自以为绝对正确，所以特别顽固。显然，应把他们作为这次思想解放的重点。

〈四〉开创科学改革的新局面。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要保证使改革沿着科学轨道健康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做到，务必使改革坚持以人为本，即以人民利益为改革的根本目的、根本动力、根本标准，坚决革除现行体制〈包括市场经济体制〉中那些违背人民利益的各种弊端；务必使改革坚持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服务的理念，革除造成“一手硬、一手软”现象的旧体制、唯经济指标的旧政绩标准和滋生大量短期行为的旧机制。科学改革观的基本理念，是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推动社会不断进步，反对复辟倒退。这就要求我们牢记苏东剧变中特别令人震撼的一个教训：82％以上的人民群众拥护社会主义，却由于高级干部中76％的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导致了复辟倒退。这个血的事实说明，推动人民民主，就是推动社会进步，也才能保证社会不断进步。这就要求我们做到：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把推进人民民主作为根本任务。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使人民民主改革具体化。例如，要切实推进“民主监督改革”，使普通工农兵学商代表在各级人大代表中占1/3以上；使他们有在主流媒体发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文章的权力，有公开批评领导干部错误行为的权力，等等。

在経济体制改革方面，必须把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使其逐步恢复主体地位，并在适应这个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根本任务。出现在煤炭、石油、电力等资源领域的国有企业兼并民企的“再国有化”改革；上海、湖南等地收回个人“买断”的公交车辆，即对个人承包运营的体制进行科学改革，重新实行公司化经营，就推动了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恢复。合作制是有利于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使他们团结和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的一种好制度；是既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又有利于实现分配公平的一种好模式；是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保障人民群众的企业主人、国家主人地位的好路子。正如卫建林所说：“合作社是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种组织形式，在缩小两极分化、增加就业、保护环境、加强食品安全、维护社会公正方面，已经并正在发挥积极作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2期）在这个特定意义上说，合作制是历史必由之路，是我们的根本出路。通过合作制改革，积极稳妥地发展合作经济，使各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社、工人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建房合作社等等建立和巩固起来，一定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兴旺发达。所以，反对土地私有化，适当加强对发展集体经济的引导，逐步实现“第二次飞跃”，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问题。正如河南省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所说：“不讲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建设不起来”（《经济观察报》2006年8月16日）。为此应推进经济上的“民主监督改革”，加强劳动对资本、群众对政府的监督。

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必须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发挥主旋律作用作为根本任务。为此，要推进文化上的“民主监督改革”，成立由劳动者选举普通工人、农民、学生、军人、商人的代表组成民主委员会，并邀请文化官员、文化界代表列席会议，每年对社会各个领域发生的文化现象及其影响进行评估 并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在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方面，要围绕建设“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五有社会，通过推进“民主监督改革”，使全体国民创造的财富真正由全体人民共同享有。就拿住房来说，现在的人均居住面积，日本只有15 平米，中国已有27平米，基本具备了“居者有其屋”的物质基础。切实搞好再分配，问题就不难解决。

这样，才能使改革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发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巨大作用，从而开创科学改革的新局面。

〈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08年6月11日电视、报纸说：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团代会上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有“一方冇难，八方支援”。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指出：“司法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则，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求是》，2008年第16期〉这在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共呜。他们说，先辈们用3000万颗脑袋换来新中国，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千动力万动力，归根到底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有强大动力。事实正是这样。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保证了人民群众的生产资料主人地位和经济上的基本民主、平等地位，从根本上调动起人民群众的主人公积极性。大庆“铁人”王进喜“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就是这种积极性的生动体现。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从根本上保证了我们的党员和干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领导干部的榜样焦裕禄“心里装着人民，唯独没有自己”，就是这种执政理念的生动体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主旋律的文化制度，从根本上保证了我们无与伦比的良好党风和社会风尚。平凡而伟大的雷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就是这一主旋律的生动体现。経过历史的风风雨雨，人民群众从亲身经历中进一步从根本上认识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民拥护社会主义，既表明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又决定社会主义旗帜战无不胜。因此，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是我们的立国之本。

〈六〉打好当前这场经济保卫战。

能不能打好这一仗，直接关系国家的生死存亡。为此，首先要把相信、依靠、动员、组织人民群众投入这场保卫战作为根本任务。在国际国内这场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受害最大的是平民百姓。把他们团结起来，揭露、反对出卖、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才能有效防止赵紫阳集团转移目标，制造混乱，混水摸鱼，乘机篡党夺权。

其次，要把当前形势作为最好机遇。这场经济危机，从根本上说是赵紫阳集团搞复辟卖国造成的恶果。这就以铁的事实打碎了他们“补课改革”、投靠西方有利于经济发展、改善生活的“最大王牌”。此“最大王牌”直到今天还能欺骗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包括一些本质相当好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甚至工人、农民。这是最最使人痛心、难过的。此次经济危机如同红军长征途中的湘江战役，使8万红军损失5万，是件坏事，但它使相当部分人警醒过来，下决心改变错误领导，又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此次经济危机也是这样。受损失当然不好，但30年来终于打碎了“最大王牌”，使相当部分同志警醒过来，下决心改变错误领导，则是最好的机遇，天大的好事。抓不住这个机遇，我们就会犯最令人痛心的错误；抓住了这个机遇，就会取得最有意义的胜利。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反和平演变，比夺取政权更复杂、更艰苦、更伟大。

再次，要把确保这场保卫战的指挥权掌握在既有能力又可靠的人手里作为关键环节。根据温家宝同志这些年的表现，我们认为他已不宜于再担任国务院总理，掌握这一直接指挥权。理由包括以下几点：

〈1〉这次大涨价一再突破温家宝同志承诺的控制线，证明他对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措施不力，负有一定责任。

〈2〉据网上信息，国家气象局副局长许小峰说，气象局在今年年初的南方雪灾之前，曾把对雪灾的预报上报国务院。可是，国务院竟没有采取预防措施，结果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对此，温家宝也负有一定责任。

〈3〉青年经济学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在给高校学生作辅导报告时说：“耿庆国作为中国天灾预测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在一次会议上坚持预告，说5月8号前后正负十天，阿坝地区正负一百五十公里将发生7.5级以上的强烈地震。这个预测在4月30日以密件送给了国家地震局等有关机构。”但是，国务院并未采取预防措施，结果使属于这个地区的汶川大地震造成死伤40多万人、损失数千亿元财产的大灾难。对此，温家宝也负有一定责任。

〈4〉今年7月17日，香港区的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撰写《我为人民鼓与呼》，在香港三家媒体以整版篇幅发表，旋即成为中国大陆和海外数百家网上论坛的热点。他在文章中说，美国两家抵押机构“房利美”、“房贷美”崩盘引发的金融风暴震撼全球。而中国竟然是这两家抵押机构名列榜首的外国债权人。中国财金当局将五分之一以上外汇储备即三千七百六十三亿美元投入“房利美”、“房贷美”，这一愚不可及的做法更是震惊中外。“从事这一行的都知道，外汇储备的投资就不能有风险，更不能有高风险，安全第一，稳健至上。中国买的是高风险，比例又这么大，这太不寻常了。这么大损失，如果有黑幕的话，有里通外国的话，是不可饶恕的犯罪。应有人对此丢乌纱帽甚至人头落地。”刘梦熊疾言厉色质问中央财金当局有关拍板人：你们这班败家子哪里来这么大的胆子，拿国家人民的钱来买天文数字的“房利美”、“房贷美”股票。现在“房利美”、“房贷美”基本上已破产，你们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如此离谱决策有没有黑幕，人大常委会应立即组织特别调查组彻查，追究责任。”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2008年9月11日在徐州、福州和广州佛山论坛上讲话时说：“我要重点谈的是中国为什么被绑架。当危机爆发后，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可以发现过去很多问题和错误。这次美国危机爆发，吞噬掉中国将近2万亿的外汇储备，折合人民币15万亿，等于中国13亿人口，每人损失了1万多元钱。这一损失是够巨大的，等于前些年中国人民辛辛苦苦积攒的以外汇形式储备的国民财富全部化为乌有。想想看，这15万亿能干多少事情！这么多年，中国人一直过着穷日子，节省下这么一大笔财富让美国人去糟蹋。还有比这种发展方式再傻的国家吗？”此事，温家宝也负有一定责任。

〈5〉前面所讲关于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是平安保险的后台，有资产700多亿元，而英国汇丰银行又是大后台的文章，已造成很大影响。真相如何，应讲清楚。如果情况属实，温家宝也负有一定责任。。

〈6〉如上所述，温家宝的政治、思想观点也受到赵紫阳一些影响，有错误之处。

总之，“十大失误”的长期存在特别是近些年的存在，都不能说和温家宝没有关系。

党章规定：党员享有“在党的会议上有根据地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向党负责地揭发、检举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违法乱纪的事实，要求处分违法乱纪的党员，要求罢免或撒换不称职的干部”的权利。根据温家宝同志的上述错误和目前的特殊情况，建议中央和全国人大，免去他的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职务。

党中央最近突出强调严格实施问责制，这是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切实举措。我们对现任总理实行问责，是为了借鉴西方国家既司空见惯又确实有益的一种民主形式，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一切真正的改革者都决不会成为这一有效改革措施的反对派。因为，改革必须深化，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中华民族百多年来为什么屡遭危难？根本原因之一，是处于各人顾各人的一盘散沙状态。人民江山永不变色的保证是什么？最根本是形成人人起来负责，共同监督政府的民主机制。现在，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切真共产党员和有爱国之心的中华民族优秀子孙，都一定会逐步认清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当前社会阶级矛盾中的主要矛盾，认清赵紫阳集团是当前最危险的敌人，和他们作拼死的斗争。这场斗争，对我们党，对人民共和国，对每一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如果站在赵紫阳集团一边，那会留下千古骂名；如果站在人民一边，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展开绝地大反击，那将留下千古英名；如果明哲保身，做缩头乌龟，那会留下千古臭名。

起来，不愿做“黄奴”的人们，让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