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敬伟
不出所料，奥巴马一路领先顺利当选美国第56届总统。奥的当选具有创世纪意义，首先他是第一位非洲裔黑人总统，并且还以大幅度领先姿态当选；其次他是当选于金融危难之中的总统。更值一提的是，在奥巴马和麦凯恩竞选进入白热化时期，美国的欧洲盟友一致支持奥巴马。所以，美国进入奥巴马时代，已是阻挡不住的潮流。人们关心的是，奥巴马时代的中美关系将何去何从？
每逢美国大选，中美关系都要经过“推翻重来”的尴尬时期。中美关系是否重复过去的轮回？
媒体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共和党的麦凯恩上台更有助于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一方面是布什总统将中美关系推进至机制健全利益攸关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是共和党的党纲对华政策部分，明确写着欢迎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崛起。另一种观点是无论谁上台，中美关系都会沿着稳定发展的路径走向深入。笔者倾向于后者，因为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两国利益攸关已经得到两党确认。从美国利益的角度讲，奥巴马对中美关系也不敢轻忽。
更重要的是，观察家们只看到了布什总统第二任期稳步推进中美关系的进程，而忽略了他在第一任期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困扰。而回溯到克林顿时代，中美关系的定位是“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关系”。从战略含义上讲，这是中美关系历史上的最高。作为民主党的总统，奥巴马前有本党的“合作伙伴关系”托底，后有布什时代利益攸关的实质关系固本，奥巴马时代的中美关系不会“推翻重来”。即使出现波折，也是微调性的。
中美已建立数十磋商机制
从技术层面而言，布什时代，中美间建立了包括战略、战略经济、军事、贸易、外交等数十个磋商机制，使中美之间攸关战略利益的结构性矛盾都能得到有效缓解。这些战略性机制，已经常态化，且得到美国两党政治的确认，奥巴马不可能将这些战略机制全部推倒，重启炉灶。奥巴马付不起如此高的政治和外交成本。
从中美两国的大国实力博弈看，美强中弱的格局虽然未变，但是整体实力此消彼长的趋势已经形成。在美国受困于金融危机，整体实力下滑的情势下，中国极强的抗风险能力成为举世关注的世界经济新引擎的希望所在。不久前在华举行的欧亚峰会，欧洲希望和中国重建独立于美元之后的国际金融新体制，给予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更大话语权。
更有舆论认为，11月中旬的20国金融峰会，中国的声音会得到更多强国的倾耳聆听。而且在不久前老麦和小奥同在《中国简报》上撰文诠释各自的对华关系，老麦直指靶心，美国欠中国5000亿美元。事实上，中国持有美国国债将近5500亿美元。作为危机时代的美国政府的“债主”，中国固然不可能落井下石，但也起到制衡美国的博弈功能。投鼠忌器，中国这个“债主”不“追债”（比如抛售债券），美元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就不会坍塌。因此，从维护美元地位的现实策略而言，奥巴马也只会将中美金融联姻的密切关系从暧昧变得深情。
建立理性伙伴关系
从攸关中国国家利益的台海议题看，奥巴马本人认为两岸关系为“90年代以来的最好”。鼓励两岸靠近，减少台海两岸的紧张气氛，他的竞选顾问迈艾文甚至表示：“如果两岸的问题能和平解决，我们将大力支持……”这意味着，奥巴马时代的两岸关系固然坚持一手持“两个公报”一手持“对台关系法”在两岸获利的陀螺政策，但是对于两岸关系的和解抱持积极的乐观其成态度。
从美国外交当前的混乱情势看，奥巴马也亟需调整全球战略布局，尽快解决伊拉克撤兵、朝核、伊核两大困扰。这一切，都由布什总统的“先发制人”之策引起，而又必须在联合国或其他多变机制下解决。离开了中国的配合，奥巴马依然难以解决尾大不掉的外交烂摊子。
美国需要中国的奥援来化解朝核危机。随着美国领导人更多着眼于内政，美国在亚太区域留下的地缘真空和战略空间也需要中国去填充和发出建设性的作用。就此而言，麦、奥都需要中国作为伙伴，通过利益的释放或置换换取中国的支持。
布什时代“先发制人”的政策破产，金融危机时代的挑战，宣告了“里根主义”的终结。奥巴马面临着多极时代的新拐点新挑战，要维系美国的强国地位，首先要学会和美国深度利益重合的中国的合作，两强利益均沾、共同承担强国责任的太平洋时代已渐成雏形。
正如美国商会主席詹姆斯·吉莫曼所言，美国需要一位能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寻求中国帮助，以解决全球关注的能源、气候变化和其它重大问题的总统。为美国利益计，奥巴马无论喜不喜欢中国，他都要顺应时代潮流，和中国建立一种理性的伙伴关系。
当然，基于竞选期间的惯性，基于民主党政策的传统性，奥巴马未来在中美关系上还会将美国蓝领失业、经济不景气等内政问题转嫁到中国。还会在意识形态上向中国发难，在两岸关系上掀起波澜。失去政权的共和党，对于中国的上升势态也会充满忧虑，呛出中国威胁的杂音。但可预见，这些应该不是中美关系的主轴。
美国人艰难地突破了黑与白的政治文化困扰，开创了黑人总统的新纪元。对于同样困扰的中美关系，相信奥巴马也会做出聪明的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