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山们为什么要移民，这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纵观历史，从远在两千年前秦朝徐福出海，到明末大量华人移居东南亚，再到今天的出国热无一不证明中国实际上是有着悠久的移民海外的传统。即使在中国处于闭关自守的封建时代，如明清封锁海岸线，严禁沿海居民擅自出海等等，也并没有阻碍唐人街从邻近的亚洲国家，再到美洲，再到欧洲大陆，遍布全球。可以负责任地说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爱好移民。有人说中国人喜欢移民是中华民族缺乏凝聚力的表现，我看事实正好相反。即使已经移民百年，春节依然是海外华人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每当中华民族有难之时，海外华人踊跃捐款捐物，更是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中华文化的生命力。
但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富有移民传统的民族最近却对移民这个问题变得不宽容起来。最近有关巩俐加入新加坡国籍和热炒赵本山投资移民加拿大，更是将移民这个话题推倒了风口浪尖。连李宁选择落户同属大陆一脉的香港都成了富豪们不爱国的口实。中国人何时变得如此没有自信?
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一下子凸显出中国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雄厚的外汇储备和基本面健康的银行体系让中国仿佛成了救世主。小到冰岛，大到美国和欧盟，无一不向中国提出经济援助的要求。连一向在西藏问题上模棱两可的英国也开始正式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无可置疑的主权，而非备受争议的宗主权。自鸦片战争以来，可以说中国从来没有在经济领域这样举世瞩目过！我们的自信和胸怀也应该像我们的经济一样放之四海，兼容天下。但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很多人在前进的道路上变得敏感，以偏概全认为移民就是不爱国的表现。但实际上，化整为零，将移民这个庞大的群体分解开来，我们就会更好，更深刻地理解当前中国为什么会再度出现移民热。
首先第一类移民是那些贪官污吏或者不法商人。无论他们位子有多高，灰色收入有多少，逐步完善和推进的中国法治化就是一柄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他们无法摆脱内心的恐惧。移民便是他们转移财富，逃避法律制裁的最好选择。中行长平大案和最近屡见报端的官员裸逃便是明例。这些人的外逃固然造成了财富外流，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反映了中国内地社会的进步。中国并没有象俄罗斯那样成为的犯罪者的天堂，俄罗斯现在的经济寡头哪个不是苏联解体时代官商结合的典范。中国政府应该按照目前的趋势坚持走下去，继续加大反腐力度和官员财产申报审计制度，继续坚定不移的实行阳光工程，政务公开，简化行政审批手续，降低行政成本的同时，也减少公共权力的滥用和寻租。不能不说也正是这一类人的存在，让移民变了味。但假以时日，这第一类移民也必然会随着中国社会制度的完善和法制社会的进步而无疾而终。
其次第二类移民是逐利的商人。他们要么对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超国民待遇深有体会，要么就是对中国护照对商务旅行的不便有着切肤之痛。即使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中国的签证政策依然不是以人为本。仅从去一趟香港和澳门还要办什么港澳通行证，人为的割裂市场，限制自由流通，就可见一斑。自己人都不给自己人方便，更不要指望别人给你方便，更何况国际原则是相互对等。外贸商人出趟国，就好像一场不知道结果的赌注，先要对方发邀请函，然后再出具收入证明和单位担保，然后再开始耗时耗力的办签证，办个十天半个月是正常，多则几十天也是常事。既耽误了商机，又白白消耗了时间和金钱，何苦来着。投资移民，走为上策。持一本加拿大或者新西兰护照既满足了生意的需要，又可以将企业性质更换为外商投资企业，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尽享各种优惠政策，还少了许多地方政府苛捐杂税的纠缠，可谓一举多得。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香港、维尔京群岛会是中国内地FDI流入的最主要来源地，无非是境内资本出去转一圈，换了个身份然后又转了回来。
第三类移民的主体移民的主要目的是要第二个孩子，他们目前所占比例不大，但是上升势头很快，不能不引起特殊关注。目前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是迫于现实的无奈选择，也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一大自我牺牲和贡献（当然也是鲜有理解）。但是，现实中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双子女家庭，大多是沉淀在社会底层的流动人口，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人口基数庞大、文化程度普遍相对不高、家庭经济实力相对薄弱，无力为下一代提供一个能够超越自己的更好的受教育机会和成长环境。但是另一方面，那些有着良好教育背景又有经济条件的城市家庭反而往往处于政府严格的监管之下，只能生一个孩子。长此以往，整体人口素质的下降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现状。这个大话题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暂且不提。但也正是基于这种国内目前的种种限制，许多有条件的家庭选择了移民。与其缴纳高额的超生罚款，并忍受来自社会和单位的种种惩罚和压力，还不如将罚款钱用来办个移民，一劳永逸，更不用小孩子的户口问题担心了。
第四类移民主要是出于对中国目前的社会和自然资源之间矛盾的担忧，而做出的现实选择。从严重落后于社会需求的医疗、教育、养老体系到让人放心不下的食品安全体系和环境污染问题，他们选择了移民。用脚投票是这类移民对社会矛盾最好的逃避！但可悲的是这类移民往往是一些社会名流和精英，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掌握着部分话语权，对舆论的导向有着相当的影响力。他们的移民不仅仅表现在财富外流上，作为公众人物更会引起社会舆论广泛关注。在当前中华民族急切需要重建民族自信心之时，更是在一定程度上会挫伤民族自豪感。这也是为什么赵本山们移民与否会成为社会热点话题。
第五类移民是出国务工人员，是移民的主要大军，他们的移民之路充满艰辛。他们选择移民的目的多是出于经济原因，手段多是通过不合法的渠道，如蛇头偷渡、签证逾期不归等等。这些人的外流实际上对中国主流社会并没有什么大的负面影响，反而从某种程度上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贡献。首先他们部分缓解了中国社会面临的庞大人口压力，其次他们源源不断的由海外寄回来的汇款不仅改善了他们家人的生活面貌而且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对于这一部分移民利大于弊，政府应该做的是在海外尽力为他们维权，在国内尽可能为他们提供通畅出行渠道，减少蛇头的生存空间。当然这会涉及的有关国家的不满和抗议，甚至有关中国通过移民渗透从而在实际上将某些国家领土据为己有之类的国际纠纷，但这也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
以上五类移民基本囊括了当前中国移民的主要类型，其他诸如在海外求学深造之后移民定居，或者移民海外举家团圆之类由于并不能真实反映中国移民现象之利弊，就不再单列。深造之后移民定居者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步强大和政局的稳定，以及学术环境的逐步改善，自然会逐步减少甚至回流，这一点从目前海归逐年上升的势头就可见一斑。移民海外举家团圆类符合人性，并不能折射出什么社会变迁自然更加没有什么好讲的了，但崇洋媚外，非要嫁个老外以达到出国为目的的不在其列，只是人各有志，不能强勉。
中国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正是社会转折的历史时刻，出现大量的移民也是情有可原，但是即使如此移民问题也应该值得我们深思。对政府来讲，要反思第二、三、四类移民中多多少少的“逼上梁山”的味道，做出相应的调整,使中华民族可以更加自信和坦然地面对世界范围的挑战。今年开始实行的内外税的统一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有助于减少内资变外资所带来的尴尬和国家税源减少的损失，也可以遏制第二类移民。最后对那些列在二三四类，尤其是第四类的已经移民、或者正在移民、或者将要移民的中国公民来讲，美国总统肯尼迪那句著名的名言是送给他们的最好的座右铭。“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问自己为国家做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