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九
那个时代有一点和今天相像，就是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比较合理。在当前西方银行体系货币再生系统暂时失灵的情况下，尽管各国政府在大力注资，由于对经济前景的黯淡，和实体经济的资金缺位，都会是通货紧缩成为这两年的主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由于外汇储备的庞大，在国际市场上一枝独秀，而其他国家又没有资格跟进，就会导致原材料和能源的买方市场。中国如果抓住机会，用长期合同的方法为那些资源国家提供救命稻草，就会为自己的积极财政政策创造条件。
而且中国近年来的通胀压力，和上游产品的大幅涨价很有关系。在这样一个低价的有利环境里，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才可以施行。不然的话，等到西方的银行系统恢复机能，各国央行采取的货币政策如此宽松，下一轮的恶性通货膨胀，会不会爆发，都令人难以预料（因为最终还是在于消费者肯不肯贷款消费）。
以美国历史作为一个借鉴，总共发生过5次高通胀，分别发生在独立战争后，1812战争后，美国内战后，二战后的1947年，和1965年。前几次容易理解，战争支持，除了林肯直接印5亿白条之外，其他都是发国债解决。因为战争大家过得很苦，而且前几次的独立战争，对英国作战，和南北战争，都把美国打得稀巴烂，所以一和平，重建当然不能再加税，自然短期内会有通胀。1947年那次，美国没有受到太大损害，但军工转民用需要一定时间，所以转轨时通胀了一下。
另一个情况就是通胀后基本上会有一个萧条。所以二战后，大家因为1929年的大萧条吓怕了，政府不敢不实行积极政策。加上和苏联军备竞赛，所以是战争准备机器并没有慢下来,大炮黄油一起上。虽然政府每年投入的财政刺激总额在不断增加，但是由于美国生产潜力可以消化的原因，ＧＤＰ的增长很快，从1945年的2万亿美元，涨到1960的5万亿美元。虽然在1945年，国债是119%，但当经济发展比国债发展快了之后，1960年回到了58%，1969年到了40%， 1974年是35%。这之后是里根经济学的国债无所谓论，在1984年，回升到了45%，然后就是今天这个接近100%的局面（没有救市大概是65%左右）。
从这个角度讲，用财政的政策去刺激经济增长，就像你把政府看作是一个大对冲基金，不管你是用国债去支持战争去抢（比如说英国帝国在全球扩张时，和现在小布什在伊拉克动武），刺激经济发展，你最后的结果还是要从你的ＧＤＰ增长里，拿回来。如果你的ＧＤＰ跑得比你的国债发行增长率要快，你的总额在增加，但是占ＧＤＰ的百分比却降低了，说明你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成功的，做到了以小杆大。反之，你的ＧＤＰ百分比越来越高，说明你的国债效应越低，说明你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失败的，是在以大杆小。当然如果用国债去打仗，抢不到更有价值的战争财回来，就像小布什的所为，这个买卖当然是赔钱的。而如果你发了国债，不光是ＧＤＰ增长不够，你平衡帐目都不够，就是通过各种税收吸回来的收入，不够你支付国债的利息，你就是玩负增长了。
很多经济学家对这个关系不是想的很清楚，而是一听到财政赤字和债务，就开始担忧通货膨胀了。尤其是那些彻底崇拜金本位的金龟子们(Goldbugs)，认为只有具有一定的黄金作为后盾，才可以进行相应的财政政策。
这种看法是很荒谬的。比如说，突然俺们在中南海的后花园里找到了一张藏宝图，结果就是到藏有宝藏的鹿鼎山，把大清王朝祖宗留下的几千万两黄金给搬回来了。是不是按照金本位的说法，俺们就可以立马发行和这些黄金市价等值的几万亿货币呢？
六十
这个不是同样会引起通货膨胀吗？就如当年西班牙殖民者在南美洲，抢了大量黄金回来，因为没有制造业可以消化，同样造成通货膨胀。当然如果俺们只是一点一点的发行多些货币，来保证发展的生产能力可以和其匹配，自然就不会造成这样的恶果。那么只要一个政府可以负责任的保证不要破坏这个适可而止的规矩，后面有没有黄金支撑或者限制并不重要。而笔者认为最主要的指标，就是你的国债占ＧＤＰ的比率是不是过高，而且其趋势是不是在降低。只有做到了这两点，积极财政政策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政策。
当然以这个标准来判别美国和日本的财政政策，都是属于失败的例子。美国是国债占ＧＤＰ比重不断增高，而且绝对比例太高。而日本不光是绝对比例太高，其经济几乎就是零增长，想降低比例，简直就是门都没有。
那么是不是中国也要采取高比例的财政赤字政策呢？不是，笔者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相信到了35%的水平，就应该自我收敛了，而到了40%就应该碰到警戒线了。如果中国政府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财政扩张的指南，那么中国政府就可以在经济环境差的时候，靠积极财政政策，在经济条件好的时候，回到收支平衡而且略有盈余，中国就可以做到进可攻，退可守的不败之地了。
而且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阶段中，不光是中部和西部的基础设施差强人意，而且各地农村的民生建设，比如天然气供气，热水，电力，医疗设施，图书馆等等，可以改善人民生活实际水平的设施，都还是比较落后和缺乏。效法美国1950-1960年的政策，开展一个中西部大开发和农村大建设，不光是中国政府摆脱经济困境的手段，还应该成为建立均富社会的施政目标。
中国的13亿人口，可以说是负担，也可以说是财富，更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潜力最大的市场。这13亿的智力，发明创造力，在解决了教育问题之后，都是可以带来巨大经济增长动力的资源。而当中国人如何考虑应付自己的生存挑战时，正是这个资源为世界文明带来了4大发明。
最近俺看到了一则消息，是关于浙江绍兴农民在房顶上种粮食的故事。而笔者增加在这方面有过探讨，即在如何解决现在的土地和人口的不均衡问题，可以考虑用现代的大型停车场的方式，开展多层种植的专业化农业问题。这些方面的技术革新，正如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一样，是俺们最需要花钱研究的。
如果这次的内需刺激计划，可以带来在新材料应用，循环再生材料利用，可再生能源上，有所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就一帆风顺了。
除了俺一直鼓吹的新能源（再生清洁能源），新交通（高速铁路连接所有中国50万人口以上城市），新土改（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取消城乡二元化），和经济转型外（外贸导向，到内需和外贸平衡），建立一个全民医疗系统（放弃美国式的私人健保系统，吸收学习英国和加拿大式的政府主导系统），发展中国特有的中医药优势，形成一个中西医结合的医疗体系。争取能做到以防治为主的方法，以中医治慢性病，西医治急性病的方法，合理分配资源，以降低医疗保健成本，而导致一个可以负担的全民医保计划。在医疗系统和医院的分布上，以俺倡导的3小时城市中心为主轴，建立起地区性分工的专业医院分布体系，让任何边远乡村的农民，都可以做到1.5小时的问诊距离。而交通更远的地方，则争取做到互联网支持的远距离诊断，是特别边远地区的人民，可以享受一流大城市的医疗服务。当看病难和治病贵的后顾之忧解决了，中国普通人民才可以放心花钱，增加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