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天早上，我打开门，画家就站在我面前。
“听说你的德文很好，”他说：“想请你帮个忙。”
我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只能懵懵懂懂，不知所措地从喉咙里里咕噜了一声，没有忘记把睡袍的衣领使劲往上拉了拉。
“我的一个德国朋友过身了，”画家面无表情地说，递给我一张纸：“我想把这首歌词写在他的画像下面，你帮忙翻译一下。”
我机械地接过那张纸，脑子里一团浆糊。
“真是...”
但是画家并没有给我机会表达对他朋友过身的遗憾，他一转身就走掉了。
（二）
我住的这个城市不大不小，我就住在这个不大不小的城市的东区。
这个城市的东区到处都是三四层楼高的建于十七八世纪的老房子。这些老房子大部分因为勤于修缮，旧时的风姿保存得相当完整，他们姜黄橘红粉白淡紫地挺立在这座城市东区狭窄的街道两旁，依傍着高大稠密的老榕树，栗子树，使这个片区身价倍增。
在这些房子里，夹七杂八地住满了这个城市的各色白领小资，环保分子，艺术家，流浪歌手，外国政客...。在这个城市里，住在东区是一种标志，就像住在其他地区也是一种标志一样。但是东区的这个标志并不像这个城市的其他片区那样定义明显－比如总体来说你可以把西区叫做穷人区，把南区叫做富人区，把北区归类为中产市民区。东区的标志，只是告诉你你不属于这个城市的其他任何地区，你不属于“他们”。但是你也不属于东区的“我们”，因为在这个城市的东区，“我们”是不存在的。
我和我先生比尔就住在这些房子里其中一棟的顶楼。当年我们来这里看房子的时候，房东麦耳太太站在厨房的窗前，让我们看不远处歌剧院宏伟的屋顶。然后，很不经意地，她指着楼下大街的另一边对我说：“那里地下室是一个画家的画室，他也是中国人。”
从我们家厨房的窗口望出去，街对面，大榕树下，那座黄色的有点败落的老房子底层，连着一个小小的后院。冬天里，当大榕树褪下它所有的叶子之后，透过枝条的间隙，你可以看见画家穿着松松垮垮的粗布褂子在窗后作画。
我们当时就拍板租下了这套三房一厅的公寓，当然并非因为有这样一个中国画家作邻居，实在是东区的房子太抢手，容不得人犹豫。
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们在这栋房子里已经住了两年多，我却从来没有跟画家有过任何接触。有时候，我也会在亚洲商店或者街上碰见他，画家走路的时候总是低着头，戴着耳机，一副脚步匆匆的样子。他偶而抬起头，淡漠地看看周围，眼神遥远而飘忽，让你无法确定他是否意识到了你的存在。
所以那天早上，当画家离开之后，我关上门，仍然没有反应过来，就又跑回床上去躺着，心里想着这件事情，差点连辛蒂敲门都没听见。
“还睡懒觉呢你？”辛蒂一进门，就甩掉她脚上三寸高的细跟凉鞋，一屁股坐到沙发上去：“哎呀，你们这个鬼地方，太难停车了。”她底气十足的声音传遍我家的每一个角落，连家具们都马上有了点喜气洋洋的神色。辛蒂就是这样一个人，她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热闹起来。
“转了三圈才找到个位子，还离这里老远，”辛蒂不停口地抱怨着：“脚都走出泡来啦！”
“谁让你长这么矮。”我伸了个懒腰，幸灾乐祸地说。
辛蒂果然飞快地从沙发上跳起来，手里拿着她的高跟鞋，要来打我。我嘻嘻哈哈地躲到一边去。
“放屁，”辛蒂假装气呼呼地说：“你个昧良心的东西，不是因为要陪你这跟竹竿逛街，我才不穿这破玩意儿呢。”
“您有理您有理，”我说：“都怨我妈，把我生得太高了，行了吧？”
辛蒂这才又坐回到沙发上去，伸手到她那猩红色的时尚大提包里拨拉出一包烟来。
“走，”她说，顺手抓起提包：“陪我抽根烟去！”
“你们家这破习惯！”辛蒂边走边说。
因为我和比尔都不抽烟，家里又没有阳台，所以每次来了象辛蒂这样的烟鬼，只好委屈他们到厨房里过烟瘾。
我跟辛蒂走进厨房，把门关紧，又把两扇窗户都打开了，辛蒂已经坐到临窗的椅子上，吐出一个大烟圈来。
“喂，”我说，从柜子里找出一个旧磁碗放到她跟前，给她当烟灰缸用：“告诉你一件奇怪的事情。”
“你老公有外遇了？”辛蒂眯着眼睛，懒洋洋地问。
我不接她的茬：“你知道那个画家吗？”我指了指街对面。
“他呀？”辛蒂说：“很闷的一个人嘛，他能有什么新鲜事？”
“刚才他来找我来着，要我给他翻译个东西。”我说。
“喔？”辛蒂的大眼睛一下子恢复到它本来的大小，精光四射：“什么东西？拿来看看。”
我去客厅桌子上把那张纸拿进来递给她。
辛蒂接过那张纸来，把才抽了一半的烟掐灭，又从烟盒里拿出一根新的点上。她这个习惯很有名气，我们圈子里抽烟的朋友都管她叫“香烟杀手”，每次见面一定不会忘记对她进行声讨。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辛蒂一边吐烟圈，一边嘴里哼哼起来。她的嗓子是低八度，被烟熏得不成体统，不过因为是学钢琴的，所以调子咬得很准。
“这么俗！”辛蒂不屑一顾地下结论道。
“喂，”她的眼睛又长大了：“那个画家，”她诡秘地笑着：“是不是要借此对你倾诉衷肠啊？”
“胡扯什么啊你，”我说：“他说是要题在一个去世了的德国朋友的画像上的，要我给翻译成德语。”
“哦？”辛蒂没有放弃：“那他这个朋友，肯定是个女的。”
“肯定是他的情人！”她继续着她的推论，然后总结说：“没想到这人还挺浪漫的嘛。”
我的思路在另外的地方。“你说，”我问辛蒂：“他怎么知道我德语好的？他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这说明你名声在外啊，”辛蒂暧昧地笑着，不怀好意地说。
“放屁！”我拍了她一巴掌：“你正经点好不好？”
辛蒂收起笑容：“这有什么奇怪的？”她说：“这么屁大个地方，就那么几个中国人，谁不知道谁！再说，你这里，”她指了指那两扇老式大窗户：“连个窗帘都没有，一览无余，生怕别人看不见你跟你老工亲热是吧？你干脆直接贴个‘欢迎参观’的标语算了。”
我叹了一口气。这个人，正经起来也超不过两分钟时间。
“拜托，”我说：“这里是四楼啊，谁还搭梯子来参观？”
“笨蛋！”辛蒂一脸“孺子不可教也”的遗憾：“你不是真的那么纯洁吧？”
“给你看个好东西。”她神秘兮兮地说，又去她那个巨大的提包里拨拉了一阵，抓出一个包着黑色皮套的物事来，打开。
“这东西拿来做什么？”我望着那个精致的望远镜，假惺惺地问她。
“切，”辛蒂呲了我一嘴：“这就是假天真了不是？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
我一下子脸红了。“这是这里退休老头老太太用的嘛！”我心虚地嘟囔着。
辛蒂不理我，自顾自地连人带望远镜一起趴到窗子跟前去了。
“你收敛点吧，”我急得嚷嚷起来：“大白天的，让人看见...”
“这你又怕人看见啦？”辛蒂把望远镜朝桌子上一扔，失望地说：“没劲，都给那棵树挡住了，什么都看不见。”
“看不出来你还有这爱好。”我终于恢复了常态，并且找到一个反击的机会。
“老头子给的，”她又把一根才抽了一半的烟掐灭了，扔进旧磁碗里去：“这家伙，人老心不老，尽喜欢玩鬼花样。”
老头子是辛蒂的现任男朋友，他其实并不老，虽然比辛蒂大十几岁，还有个上大学的女儿。
“你家园子那么大，”我问她：“周围连个鬼都没有，要这玩艺做什么？”
辛蒂现在住在市郊的一个别墅区，那里都是连着四，五千平米花园的大别墅，花园周围种满松柏，把外来者的视线挡得严严实实。
“所以说嘛，”辛蒂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这个先借给你，”她把那个望远镜推到我面前：“给你监视你的画家，”她挤眉弄眼地说：“别忘了跟我汇报最新消息。”
（三）
我坐到书房窗户边的写字台跟前，打开那张纸片。那张纸片上写着：
“我愿意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的告诉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只要你真心拿爱与我回应，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只要你真心拿爱与我回应，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
辛蒂说得没错，确实很俗气。读完歌词后我想。这是国内的一首流行歌，辛蒂哼的调子我在国内的酒吧里听到过，因为不合口味，并没有留下太多印象。
我打开电脑，开始翻译。
Ichwill.
原来画家每天戴着耳机，就为听这些东西！我一边往电脑里敲字，一边想。画家在我们本地小有名气，听说是一个什么名人的关门弟子，得过好多奖。我在报纸上看见过他的画，蓝蓝绿绿的颜色，融成一片，我对绘画一窍不通，也看不大明白。
DieSehensucht ...
我写道。可是这个“玄”字怎么翻呢？我把字典拿出来查看。中国出的德汉字典只有一本，而且还是几十年前编写的，一直没有作什么大改动。大学毕业之后，不到万不得已，我从来不用它。特别是做正经翻译的时候，就算查到一个自以为还合用的词，也一定要到Duden上去看看德国人自己怎么解释这个词的，免得闹笑话。
DieSehnsucht ist eine mysteriöse Sache. In meinem tiefsten Herzentaucht sie auf. wie ein Schatten, sie verfolgt mich, lautlos undstill...
我查过Duden，觉得“mysteriös”这个词还可以用，就在电脑上继续敲下去。歌词这类东西翻译起来真是很费脑筋。
我站起身，到厨房去找水喝。一眼看见桌子上的望远镜。
我稍微犹豫了一下，最后决定拿起那幅望远镜，走到窗前，小心翼翼地朝街对面望过去。
大榕树枝叶正浓，把画家的画室后院遮得密不透风，看不到半点端倪。我失望地正准备收回目光，这时候，从大榕树底下走出来一个人来，他站在街边，往耳朵里塞进一个东西，然后，抬起头。
我赶快躲到窗户后面去。
画家的眼光在我家厨房的方向停留了片刻，这才掉头走开了。
我逃跑一样地奔向书房，心口砰砰狂跳。
verschlingtmich mit der Einsamkeit...
我机械地在电脑上敲打着。
“喂，”房门和钥匙响成哗啦啦一片，比尔的声音跟着他的人一起窜进书房里来：“我回来啦！”
“你在干什么呢？”他扫了一眼我的电脑屏幕，脸色有稍许变化。
“翻译，”我收起心头的惊慌，赶紧解释道，没忘了用嘴在他嘴上点了一点：“对面那个画家，你知道的，他请我给他翻译个歌词。”
“他怎么找到你的？”比尔问。
“这么小个城市，就那么几个中国人，”我尽量平静地回答，心里十分感谢辛蒂：“谁不知道谁啊？”
“哦，”比尔放心地掉开眼睛，随随便便地问：“他给钱的？”
“没有说钱，”我有点支吾，在这个问题上，我一向比较后知后觉：“帮忙啦，都是中国人...“我嘟囔着，自觉底气不足。
比尔早就转身往厨房的方向走去了。
“今天吃什么啊？”我数着秒数，在心头默念道。
“今天吃什么啊？”果然，三秒钟不到，比尔远远地嚷了过来。
“中国菜，简单！”我回答说。
（四）
“我们要个孩子吧！”比尔喘息平定之后，躺到我身边，对我说。
“恩，”我含混地答应着，转过身去。
“你为什么不想要孩子？”他挈而不舍地问，一边用手拨拉着我的头发。
“再等等吧，”我说，把他的手支开：“等我再适应一段时间。”
“你来德国都快三年了，还要适应多久。”比尔的声音里有一股压抑着的怨气。
我不说话。
“以前在中国，不是你天天嚷着要孩子的吗？”他忍耐地说。
“你一定要我变成一只母鸡吗？”我脱口而出。
“什么？什么母鸡？”比尔更加不明白了。
“没什么，”我说，回过身飞快地亲了他一口。
“我困了，睡吧。”
（五）
“喂，你跟你老公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辛蒂盯着从我们面前走过去的一群推着童车的妈妈帮，问我。
妈妈帮里有一个中国女人，她傲然地瞟了我们两眼，转身很亲密地跟她的德国同伴们叽哩哇啦去了。
“你不觉得她们很象一群母鸡吗？”我反问辛蒂。
“别这么刻薄了！”辛蒂说：“生个混血小姑娘，多漂亮啊！”她眼馋地盯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女孩。小女孩金色的卷发上扎着一个蓝色的大蝴蝶结，胖胖的腮帮，确实招人怜爱。
“在中国的时候，我很想要个孩子，可是比尔不想要。”我说。
中国是比尔的天堂。比尔说他还没有玩够。
“现在比尔想要，我又不想要了。”我们又走到那群妈妈帮旁边了，那个中国女人正低下身去摆弄着童车里的小孩，她的牛仔裤明显地小了，挤得小腹部位沟壑纵横。我转过头去，不看她。
“为什么？”辛蒂问：“你现在又不上班，不是正好养孩子吗？”
“我不知道。”我说，飞快地越过那个嘈杂的队伍。
（六）
我伸手推开那扇沉重的大门，差点跟一个人撞在一起。
“对不起。”我说，闪身到一旁。
那个穿黑色长统高跟靴子的黑衣女人并没有立即走开，她饶有兴味地打量着我，狭长的脸上，线一样细的眉毛下面，一双深绿色的杏仁眼似笑非笑，看得我不知所措起来。
“那个，那个中国画家，”我结结巴巴地说：“他住在这里吗？”
女人收起她精光闪烁的目光，“在下面。”她说，用手朝大门里面指了指，抛给我一个意义不明的微笑，转身走掉了。
我沿着门厅右边的楼梯往下走，走到一扇虚掩的房门跟前。我轻轻地敲了两下门，没有回应。我加重力气，又敲了两下。
“是谁？” 画家用口音很重的德语问，声音里有点不耐烦。
“我，”我说，不知道怎么自我介绍：“住你对面的，歌词翻译好了。”
“进来！”画家斩钉截铁地说，这次说的是中文。
我推开门，穿过一条长长的过道，过道两边的墙上挂满各种尺寸的画，过道上光线很暗，也看不大清楚那些画的内容。
走廊快到尽头的时候，突然明亮起来，我转进右手边的一道敞开着的木门，一眼看见满地的碎纸片，画家就坐在墙脚的一张破旧的沙发上，头埋在手里。
“恩，”我清了清嗓子：“你好。”
画家抬起头，他的眼睛红通通的。我吃了一惊。
“歌词，”我说，有点心虚，觉得自己来得不是时候：“放在哪里？”
画家漠然地看着我，似乎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好半天，他才说：“随便放在哪里吧。”
这个房间相当大。南面一扇大窗户，几乎及地，阳光哗啦啦地穿过玻璃，照得屋子里纤尘必现。房间东西两面墙上挂着几副大大小小的油彩画，融成一片的蓝蓝绿绿的颜色，仿佛要从墙上跑下来一样。窗户后面，是那个掩映在大榕树下的小小后院，地上铺着浅色的大石头，零零落落地放了几盆花草，枝叶败落，半死不活地在风中招摇。房间的北面用一张原木长吧台隔出一个小厨房来，吧台上放着一个老式录音机。吧台后面厨房的水池里，乱七八糟地满是用过的杯盘碗盏。
我踮起脚，小心翼翼地绕过那些碎纸片，走到吧台前面，把手里的歌词放到录音机旁边。
画家的眼光一直跟随着我，使我浑身不自在，我准备离开。
“你跟你先生，还好吗？”画家突然问。
我正站在那些碎纸片中间，闹不清楚他想知道什么。
“哦，还行。”我含糊地回答。
“挺好的。”我又说。
画家把他的头重新埋进手里去，又沉默了。
“那我走了。”我不知所措地说。
“谢谢啦。”他抬起头，脸上挤出一丝勉强的微笑，好像终于想起了歌词的事情。
当我就要走到走廊尽头的时候，被身后突然响起的音乐声吓了一跳。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
我飞快地推开门，逃跑一样地离开了那座黄色的房子。
（七）
“你没看错吧？”辛蒂摘下墨镜，从桌子对面俯身过来问我。
我和辛蒂逛了一通商店，坐在城市广场上一间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休息。辛蒂每次都是这样，一坐下来，就要摘掉墨镜，据她说这样才方便跟周围的帅哥们眉目传情。
“穿黑色长统高跟靴子的黑衣女人哦，太他妈神秘了哎！”辛蒂补充说。
“我骗你干什么？”我说，懒洋洋地靠在椅背上。这是八月的晴朗天气，小风吹得人昏昏欲睡，广场上人来人往，灰色的鸽子并不怕人，在我们脚下咕咕觅食。夏天的德国真是人间天堂。
“满地的碎纸片，”我补充说：“好像是一副人像撕碎了。”
“哇，”辛蒂说：“这么香艳啊！想不到他这么蔫不啦叽的人...。那女人长得怎么样？漂不漂亮？”
“没看清楚。”我说，想起那双深绿色的杏仁眼。
“肯定是他的情妇。”辛蒂斩钉截铁地下结论道。
“也许只是他的客户，找他画像的，”我说，不知道为什么要为画家开脱：“画得不满意，所以撕掉了。”
“你，”辛蒂故作神秘地盯着我看，鬼鬼祟祟地笑着：“是不是爱上他了啊？”
“放你的狗屁！”我说，顺手在她头上敲了一记。
“开玩笑的，不要那么紧张嘛。”辛蒂放纵地哈哈大笑起来，引得周围桌子上的客人都朝我们这边看。
“注意影响，注意影响。”我赶忙说。
“我知道你和你老公恩恩爱爱。”辛蒂说，眼睛四处忙个不停：“操，就没一个顺眼点的。”
“说正经的，”辛蒂又戴上了墨镜，点燃一根烟：“你觉得德国人和中国人，哪一个作情人更好？”
“我没有过中国情人，”我说，脑子里一个影子飞快地闪过：“不知道。”
“呸，”辛蒂不屑地说：“假正经！”
我不说话。
辛蒂不会相信的，我知道。她比我小五岁，五年的时间，足以构造一条代沟，把我们分隔两岸。其实，很多人都不会相信。我上大学的时候，寝室里的女生预测未来，她们一致认为，我将来有嫁给老外。
“为什么？”我不明白。
“你长了一副嫁老外的样子。”她们暧昧地笑着说。
事实上，直到大学三年级，我还不敢坐男生坐过的凳子，以为那样就会让我怀孕。已经快大学毕业了，我才第一次跟男孩子接吻。
从周末的舞会出来，我和那个外校来的高个子男生坐在河边的石凳上，当他试图把舌头伸进我嘴里的时候，我慌乱地回避了。
“Thisis your first kiss?”他不可思议似地望着我：“unbelievable!”
“I'mlucky!”他轻轻地说。
但是我逃跑了。后来每个周末，那个男生都在宿舍门口等我。我不敢出门，只能叫好朋友去告诉他我不在。我多么害怕那条脏兮兮的舌头！空等了几个星期以后，那个男生终于不再来了，他对我的女朋友说：“你告诉她，叫她清高去吧，把自己清高成老处女不要后悔！”
我并不后悔，只是有稍许遗憾。男人为什么都是这么没有耐心呢？
“喂，”辛蒂说：“发什么呆呢你？”
“没有啦！”我说，埋下头用麦管去吸杯子里的雪糕咖啡。
“老头子昨天又跟我提结婚的事情了。”辛蒂闷闷地说。
“那你到底嫁不嫁啊？”我问她。圈子里的朋友们一致认为辛蒂应该嫁给老头子，他们说这样有经济基础，人品也不错的男人，实在是打着灯笼也难找。
“不知道，”辛蒂吐着烟圈说：“我觉得，跟外国男人到底还是不能够完全沟通，语言和习惯都有问题。”
“跟中国男人就能够完全沟通了吗？”我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假设同一个语言习惯出来的，仍然不能够沟通，”我脑子里那个影子更加清晰了，刺得心口隐隐作痛：“那不是更加绝望？”
“我不是这个意思。”辛蒂说，又把墨镜摘了下来“我是说，跟外国男人，好像没有跟中国男人在一起那种心心相印的感觉。”她的眼睛盯着一个方向，有点心不在焉。
“喂，”她收回眼光，神秘地说：“你跟你老公上床的时候，会不会想到别人？”
“说什么呀你？”我说：“正经点好不好？”
“我是说正经的。”辛蒂理直气壮地说：“我上次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外国性专家谈论这个话题，她说这样不算对伴侣不忠诚。而且，床上的第三个人，甚至是第四个人会帮助你达到高潮，加进夫妻感情。特别是，”她停了一下，冲我眨眨眼睛：“象你和比尔这种老夫老妻的。”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伸手去打她，辛蒂嘻嘻哈哈地躲开了。
“对不起，”一个年青的德国男人走到我们跟前，笑眯眯地对辛蒂说：“借个火行吗？”
辛蒂翘着小手指，用指尖掂起桌子上的打火机，递过去。眼睛一下子变得湿淋淋的。
“走吧，”我不知趣地说：“咱们该回去了。”
（八）
又下雨了。我无聊地躲在厨房的窗户旁边，拿起望远镜朝外面望着－－最近以来，对那栋黄色房子门前动静的观察，已经成为我的一个习惯。
果然，我又看见她了，那个黑衣女人。她从榕树下走出来，匆匆走向停在街边的一辆红色敞篷车。这时候，画家打着一把雨伞出现在我的视线里，他快步跑到女人跟前，把伞举过她的头顶，举起手，用手指在女人的脸上抚弄着，似乎是在帮她擦去脸上的雨水。女人从手提袋里取出钥匙，摇好车篷，然后，两个人并肩慢慢沿着街边走去。
在他们转身之前，画家和女人同时朝我家厨房的方向看了看。
我的心再一次砰砰狂跳起来。
很多年前，我也曾经和一个中国男人在雨中漫步。那个中国男人也曾经帮我打着伞，用手指轻轻揩去我脸上的雨水。在那个海滨城市的雨季，我们把无数个黑夜走成了白天。在凤凰树和梧桐的叹息声中，他褐色的眼睛温柔地凝望我，一直望到我心底深处。当那双眼睛微笑的时候，我心底的花，腾腾开放。
我摇摇头，走进书房，桌上的电脑开着，我轻轻移动鼠标，显示屏上就出现了那首歌，我的德文翻译：
DieSehnsucht ist eine mysteriöse Sache. In meinem tiefsten Herzentaucht sie auf. Wie ein Schatten, sie verfolgt mich lautlos undstill, verschlingt mich mit der Einsamkeit...
这些天来，这段译文一直在我脑子里打转。很奇怪，对于我来说，翻译成德文之后，这首歌似乎就已经脱胎换骨，再也不显得俗气了。难道这就是文化误差？或者说是审美的距离？可以用这个来解释那些千奇百怪的异国婚姻吗？
那我和比尔的婚姻呢？难道也有这样的成分？
我不禁打了个寒战。
比尔不喜欢下雨。“这个鬼天气！”他老是抱怨说：“什么都干不了！”
（九）
我第一次跟万良的时候，他被床上鲜红的血迹吓坏了。
“对不起，”他不知所措地说，褐色的眼睛里有一丝我无法明白的惶恐：“对不起。”
“我这辈子就赖上你了。”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
“过耳，”他从后面搂紧我，仿佛一直要把我搂到心底里去：“我要对你好。我发誓！”
（十）
“喂，”我说：“我发现外国男人看女人，第一看到的是性。”
我和辛蒂走在街上。辛蒂穿着白色细高跟长统靴子，迷你短裙，低胸吊带背心下面，坚挺的胸部呼之欲出。
“中国男人看女人，第一看到的是脸。”我补充道。
“其实不是啦，”辛蒂经验老道地说，昂首挺胸地走她的路，对周围男人纷纷扑来的目光视而不见：“中国男人也一样，不过他们是偷偷地看，不敢这么明目张胆。”
“倒也是。”我说，想起一些往事来。
“其实中国男人很不自信，他们害怕太性感的女人，”辛蒂毫不避讳地指指自己高耸的胸部，不屑地说：“害怕自己搞不定。”
“那中国女人呢？你就不怕搞不定你家老头子？”我故意问。
“切，”辛蒂不屑地说：“还有我搞不定的男人？”
好在这是在德国，我暗想：没人听得懂我们说什么。
“告诉你吧，我最近有个艳遇。”辛蒂又说。
“哦，”我不冷不热地回答。辛蒂的艳遇层出不穷，并非什么新鲜事情。
“上次我不是接了个中国代表团吗？”辛蒂说：“那个团长，很有点意思。”
“你们，接上头啦？”我问。
“没完全接上，”辛蒂随随便便地回答：“老头子看得太紧，不方便。我准备下次回国的时候把他办了。”
“那老头子怎么办？你真的舍得？”
“哎呀，”辛蒂说：“那个人是有老婆的。”
“你疯了？”我停下脚步，认真地问她。
“不要紧张，”辛蒂赶快安慰我：“说着玩的啦！”
“你们这一代人，确实跟我们不一样。”我由衷地感叹。
（十一）
“过耳，”万良站在我面前，欲言又止。
“你怎么啦？”我问他。这段时间以来，万良一直神情恍惚。
“我未婚妻，”他飞快地说出“未婚妻”这个词，松了一口气：“她马上要从加拿大回来了。”
“什么？”我手里的锅铲掉进菜锅里，咣当一声。
“你开什么国际玩笑？”
“没开玩笑。”万良一脸豁出去的神情：“我们，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父母都认识...她一直在加拿大读书，等身份。上个星期她打电话来说，身份拿到了，她不想在那里呆下去，要回来。”
我无法思考，脑子里一片空白。
“对不起。”万良说：“真的很对不起你。”
空气中一股糊味。我没有忘记关掉煤气。
“我想告诉她你的事情，”万良的声音遥远而干涩：“可是...可是我怕伤害她...”
“是吗？”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万分陌生：“那你就不怕伤害我了？”
“你跟她不一样，”万良嗫嗫着：“你比她坚强...”
“你是个好女孩子，”万良又说：“你应该找一个比我更好的男人。我不配。”
“那你当初怎么就觉得配得上我了？”我恍恍惚惚地问，不明白自己怎么陷入了一场蹩脚的煽情电视剧的场景——我一定是在做梦。
“我不知道你...”他嗫嗫着：“我以为你是另一种女孩...”
“哪一种女孩？”我跳起来，冲到他跟前，一直问到他脸上去：“你以为我是哪一种女孩？”
“你长得，太”他说，小心翼翼地寻找着词汇：“很性感，又在外国公司上班，我以为...”
我哈哈大笑起来。
“对，是我的错。谁叫我长了一副嫁老外的样子。”
“过耳，你不要这样，”万良双手抓住我的肩，我一把甩开了他。
“我可以跟她谈谈，”他不知所措地说：“也许，她会同意分手的。不过...，要慢慢来...”
我望着他的眼睛。那双褐色的眼睛啊！
“你走吧！”我说：“再也不要来了！”
（十二）
女人穿着黑色内衣，黑色长统丝袜。她哈哈大笑着，把手里撕碎的画像朝空中抛去，碎片飞了满地。
画家坐在墙角的沙发里，双手抱着头。
女人拿起一根黑色的鞭子，穿黑色长统靴子的脚缓缓地踏过那些碎片，把它们踩得呻吟起来。她走到画家跟前，扬起鞭子...
“过耳，过耳”我醒过来，眼前是比尔关切的目光：“你做噩梦了？”他抚摸着我的头发，把我轻轻楼进怀里。
“比尔，你说，”我抱着他的腰，比尔的腰结实而温暖，这样的男人腰，给人以安全感。
“我是不是很差劲？”我问。
“什么差劲？”比尔不明白。
“我，床上很差劲，是不是？”我说：“你会不会拿我跟你以前的德国女朋友作比较？我不如她们，是不是？”
比尔哈哈大笑起来。
“你就是你，谁也没法比。”他说，把我抱得更紧了：“我爱你，我的中国新娘。”
（十三）
“告诉你一个大新闻，”辛蒂在电话里神秘地说：“画家的老婆来啦！”
“什么？”我没回过神来。
“他国内的老婆和女儿来了。”辛蒂说。
“不可能吧？”我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有老婆啊。”
“真的不骗你，”辛蒂说：“是他的一个熟人告诉我的。他老婆孩子一直在国内。”
（十四）
“过耳，”比尔在叫我：“你来！”
“什么事？”我放下手头的书，循声走进厨房。厨房里没有开灯，借助路灯的光线，我看见比尔站在窗前，手里拿着那个望远镜，正在朝什么地方观望着。
“你在干什么？”我害怕地问。
“不要开灯，”比尔的声音怪怪的：“你过来！”
我疑惑地走到他跟前。比尔一把将我拉到窗前，把望远镜塞进我手里。
“你看，”他有点喘息地说：“那里，对面二楼。”
望远镜晃了一下，晃出一个全裸的女郎来，她正对着没有窗帘的窗户，身体微微地向后仰着，金色的长头发从一边脸上一直倾泻到胸前，遮住了她的半个乳房，她的一只手在那长发后面起伏，另一只手伸到身体下部，神情怪异之极。
我做贼一样地把望远镜扔到桌上。
“比尔，你...”
比尔已经从我身后当胸抱住了我，我被他搓揉得很不舒服。
“比尔，”我慌张地说：“你疯啦？别人会看见的。”
“看见就看见。”比尔喘息着，他的手和舌头一路在我身上脸上游走。
我用力想推开他，但是比尔的手象钳子一样夹住了我。
“我的中国新娘。”他喃喃地说。
我掉过头，街对面，老榕树开始脱落的枝叶中间，透出点点光亮，那是画家画室的灯光。
我的身体在比尔的手里蓬蓬地燃烧起来。我放弃了挣扎，听凭这片赤红色的火焰把我烧成灰烬。
“比尔，”我听见自己的声音细若游丝：“我爱你。”
（十五）
我穿过大街，准备去超市买菜。
那栋黄色老房子门口，一个中国小女孩正蹲在地上，专心致志地收集大榕树的落叶。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女孩稚嫩的声音唱道。
我转过身，飞快地逃跑了。
（十六）
我和比尔去参加他同事彼得妻子的葬礼。
“可怜的人，”在车里，比尔对我说：“他们结婚才五年，我还参加过他们的婚礼。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恩爱的夫妻。”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福祸。”我跟着感叹。彼得我见过，他是一个和气的高个子男人。他的太太是车祸去世的，据说在高速公路上超车的时候撞到了护栏，整个车头都撞烂了。
“彼得的太太一定很漂亮吧？”我问比尔：“他都那么帅。”
“安妮，”比尔停顿了一下，才答非所问地说：“是个很不一般的女人。”
葬礼安排在一家殡仪馆的礼堂里。彼得站在礼堂门口，眼睛红肿，脸色十分憔悴。我和比尔跟他打过招呼，说了几句遗憾安慰的话，一起走进礼堂。
礼堂很大，我们穿过摆得满满当当的座椅，走到前面去。礼堂前部左边用黑色丝绒和鲜花装点的台子上，摆放着一架精致的黑色棺材，比尔把手里的百合花束恭恭敬敬地放到棺材上去。
在棺材的旁边，用一架原木画架竖起一张真人大小的水粉画。那是一个女人的全身像，画像里的女人穿着黑色裤装，黑色高跟靴子，身体似乎被背景里那片蓝蓝绿绿的颜色拉了进去，变了形。只有一张脸显得万分真切：脸型狭长，高高挑起的线一样细的眉毛下面，一双深绿色的杏仁眼嘲弄地看着这个世界，似笑非笑。在画像右下角的地方，有几排黑色的小字。
我定定神，凑到画像跟前，看见那上面写道：
DieSehnsucht ist eine mysteriöse Sache.
Inmeinem tiefsten Herzen taucht sie auf.
Wieein Schatten, sie verfolgt mich, lautlos und still,
verschlingtmich mit der Einsamkeit...
我拼命忍住喉咙里那一声惊呼，瘫软到比尔的身上。
“比尔，”我哀求地说：“我不舒服，我们回家吧。”
当我们走出礼堂的时候，画家正站在彼得身边。他看见我，微微地点了一下头，脸上的表情似笑非笑，那是安妮的神情。
（十七）
第二年夏天，辛蒂大学毕业。她最终拒绝了老头子结婚的请求，准备回国。
辛蒂来跟我告别的时候，我正在厨房里拆卸那副才挂上去大半年的窗帘。我从厨房的角落里找出那个落满灰尘的望远镜来还给她——我们要搬家了，搬去一个安静的小村子，在那里，这样的东西是派不上用场的。
我顺便还告诉辛蒂：我怀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