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年华（四）
到了一九七一年，文化革命已经折腾五个年头了。斗也斗了，游街也游街了，派仗打也打了，阶级队伍也清理完了。毛主席他老人家一招手把红卫兵从学校招到社会上，然后又一挥手把他们赶到广阔天地里去了。我们也从小小孩长成了大小孩，五年来就这样像野草一样荒着。人们开始冷静了，逍遥派越来越多了，大家明显地意识到所谓文化革命就是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然后让全国人民陪着玩。国家的命运不可知，可自己的命运似乎却是明摆着。难道我就这样守着这些不会说话整天轰隆隆作响的纺织机过一辈子吗？！我不敢这样想，但我知道，我必须先这样呆着。父亲还在被监督审查，哥姐还都在乡下，如果我再折腾，不要这个工作，老爸老妈怎么活！
可是我自己也得活啊，于是我发现读小说倒是让日子不那么难过的好方法。在我十四岁以前，我基本上是不读外国小说的，因为我讨厌读竖行字的书。但是当然苏联小说除外，我们那一代人提起“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古丽娅的道路”“我的童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什么的，几乎人人皆知。那些都是相同意识形态的革命书籍，基本上和青春之歌，苦菜花算一类。我说的外国小说是指巴尔扎克，莫泊桑，哈代，狄更斯那些人的作品。自从我读了那本“牛虻”，读书欲一发不可收拾起来。
现在我完全想不起我是怎样找到那么多的书来看的，反正我家是没有书的。虽然我父亲一辈子写了不少书，但他自己是不收藏书的。在我记忆里，在我家除了见过临摹石碑的书法字帖，和一些线装书，再也没见过其它。（这曾让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感到困惑和自卑。）也许是因为到处寻摸，渐渐发现四周有那么一群人，悄悄地传递这些当时视为毒草的书。由于机会难得，每得到一本书都如获至宝，急不可待的把它读完。我记得一次借来一本厚厚的“斯巴达克斯”，竟要求我两天读完! 而我还真地读完了。两天，除了上班，我基本上没怎么睡觉。但我一点都不累，两天之后的很多天，我满脑子都是范莱丽娅在月光下，在尸体遍地的战场上寻觅的身影……。
那时我一点不懂如何读书，逮着什么读什么。完全不知道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甚至不去管作者是谁，完全是被好奇心驱使着，想知道除了自己所闻所见的一点都没有意思的现实生活外，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样的国度什么样的人过着什么样的日子……。但我想，这于我或多或少还是有点收获，至少我在那种完全没有再教育的情况下扩大了词汇量，同时弥补了一些历史地理常识。比如，读“基督山恩仇记”知道了巴黎香舍丽榭大街，读“双城记”知道了法国大革命，巴士底监狱；读“波兰纪事”知道了奥斯威辛集中营；读了“雾都孤儿”知道了伦敦东区；读了“斯巴达克思“知道高卢人就是法国人，雅利安人是德国人，凯尔特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是英国人；读”牛虻”知道了亚平宁山脉，佛罗伦萨，知道了天主教与新教势不两立；读“德伯家的苔丝”知道了巨石阵……。后来在大学上英美文学史时，我突然发现我竟然读过司各特的“艾凡赫”! 那是一本比较古老的书，文学史老师说这本书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犹如我们国家司马迁的“史记”。我曾笑谈说我的这种胡乱读书就有点像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完成了一点原始积累。”
在现实生活中，我其实并不是个逃循者。在那样的年龄阶段，我和那时的年轻人一样喜欢热闹，生怕什么事少了自己。积极入团，参加青年突击队，政治学习给大家读报纸（因为我认的字比较多），每月给车间出一次墙报，等等，等等。说实话这些都还不是我喜欢做的，至于那些我喜欢做的文艺汇演啦，民兵训练了就更少不了我了。在别人眼里我是个积极向上爱笑乐观开朗的女孩，其实在我内心深处一直都是非常沉重的。因为我不甘心就此过下去，但我又不知道如何改变，我积极参与一切却没有任何目的性。我好像就是在冥冥之中期盼着什么，好像我的眼睛一直就是跨过眼前盯着那不可知的未来。
四年之后，当我被推荐上大学不成，改上中专而要离开工厂时，文竹对我说。（我的另一个铁哥们儿）你知道我们厂里那些老三届的师兄们怎样评价你吗？他们能会怎么说？我都没和他们说过几句话! 我满心奇怪。 他们说，你是一个活在书本里的人。
我记得当时听到这句话，我真是打了一个激灵。隐隐的感觉这好像是预示着某种悲剧，似乎有一种宿命的意味。我本能的反应是想反抗的，但反抗谁，反抗什么，我却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