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
回国探亲当然要与当年“上山下乡”时的哥们儿们聚会。天南海北的聊天中有人忽然提到“野狼”。你听这名字可能就觉得这是个很粗俗的人。其实这也没什么，你说我们当“知青”很多年的人会文绉绉吗？问题是“野狼”自１９７６年当“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后，就回避和过去农场的人们联系。这一晃过去快３０年了。“他在哪儿呢？”
“在北京郊区养狗哪。有人见过他，一看和过去在农场没两样。破衣烂衫不修边幅，每天喝酒喝得眼睛肿着，嘴里哼的歌还和过去一样跑调，‘野狼嚎’，手指头跟胡萝卜似的，裤裆也不知道缝好没缝好，露着……”
“他是有了钱吧？不是听说他在ＸＸ部的工会工作吗？”
“你那是老黄历啦。精简机构时他下岗啦。现在养的是‘菜狗’，到时候卖给各个饭馆。”
“看不出。挺有能耐的嘛。”
“他有什么能耐？还不是他那个当局长的哥，凑了钱，张罗了事，给他这只会灌酒的弟弟谋条生路。”
“记得‘野狼’可是学外语的。这养狗去了……”
“这才是学有所用。狗的语言不是‘外语’？”
“‘他爸爸坐过飞机’！”不知道谁嚷了这么一句。哄堂大笑。
“他太太是谁呀？”我问道。“应该是珍珍吧？”珍珍也是和我们一起下乡的北京女青年。当年“野狼”死追她。
“错啦，是（农场六分场革委会）陈主任的那位千金。”
“是她？”我眼前立刻浮现出当年那个女孩子的模样。长得不错，就是一脸骄横，傻里傻气。“怎么能是她？”
“人家俩口子现在过得不错。那女人现在经常说‘现在算是舒心了’。”
“这么说…当年的传闻是真的了？”我还在惊讶。
“你还以为自己是侦探哪？还是当‘历史学家’吧。”大夥儿又一阵哈哈大笑。
……
“野狼”叫王新华。我们从北京刚去“北大荒”农场时他就叫这个绰号。这家伙确实野，个头儿高大，体格健壮，在农场头两、三年没少惹事生非。那打架真是把好手，敢下手打人，高声叫骂着，随手抄起什么东西就往对方脑袋上砸。一次他被东北青年逼到厕所边，这小子用铁锹铲着大粪发动反击，对方没有不望风而逃的。那时北京青年总和东北青年打群架，王新华算是北京人的悍将，头破血流也往上冲。如果有“野狼”为北京青年冲锋陷阵，我们算吃了定心丸儿。据说他在北京上初中时就成天在街道上打群架。那时我想：这家伙在乱世一定是个土匪。
王新华是“革干（革命干部）”家庭出身。有知情者透露，他父亲是国家机关管人事的一个处长，母亲在公安局工作。可我总觉得他像个屠户似的，成天就知道动刀子。真不知道他们家怎么养出这么个“野狼”。不过他人倒不坏，是打手的料大都没什么心眼儿。
农场的“知青”打群架也就在头几年。再以后混打混闹的少了，农场虽然比在农村“插队”好些，但毕竟不如城市生活，怎么也得想办法回城呀。另外，从１９７０年代初起，有了“工农兵上大学”的诱惑，如能成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那算是在“上山下乡”中谋得了“正果”。于是各地“知青”中很大一部份人都开始“积极要求进步，争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了。人们内心都盼着自己能被“选拔”上，然后脱离“修理地球”的苦海。
老实讲，这可真是当时能让“知青”老实的高招呀。当地干部们在这点上，对“上级意图”心领神会，“法宝”嘛，你如何才能上大学？当然是“好好表现”了。“党叫干啥就干啥，要不怕苦、不怕累，争取早日被选拔上大学深造”是当时干部们的口头禅。
“野狼”也想上大学。别笑话他。你可以说他其实只是个学习成绩一团糟糕的小学毕业生，平日连篇发言稿子都写不出几行，怎么能上大学。当时的“英雄”张铁生不是交了白卷也上了大学了嘛，为什么“野狼”就不能被“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可靠的接班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正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所需要的。王新华可以通过平日的艰苦劳动证明这他的“合格”。
他可真能干活，像牲口一样的干，别的青年根本没法比。他一个人的工作量可以是他人的两、三倍。割小麦、大豆，他一哈腰就是上千米，根本不抬头。你别以为他镰刀好，数他的最钝，小麦、大豆很多都是连根拔的。青年们龇牙咧嘴都累得直不其腰，见他跟个机器似的割到前边直摇头，嘴里骂着“畜生、畜生”。“野狼”在晒谷场扛麻袋也让人慑服。别人扛二、三十个一百七、八十斤的麻袋上囤子腿都有点发软。这小子一口气扛一百多，一溜小跑着。干部们见了脸上可乐开了花，说“王新华是后进变先进的典型”，并让他很快入了共青团，年年被“评选”为农场劳动模范。可“野狼”的目的是上大学呀。这个……连着好几年，干部们都说“再考验、考验”，“思想上还得在提高、提高”。
其实“知青”们心里也不希望他能当“工农兵学员”。每次“野狼”又落选，见他紫着脸“哇啦、哇啦”大叫“不公平”，大家都暗自庆幸，可别让这个傻瓜上大学。倒不是上大学的名额少，不应该轮上他，你说大学里哪有“扛麻袋、割地系”呢？这样的料不就是“出大力，流大汗”干农活的嘛。
干部们这么说，其实就是假模假式的装孙子。当年当“工农兵学员”的人中，傻瓜有的是，可没几个像“野狼”这样凭牲口似的干活争取上的。可偏偏我们“野狼”一根筋，“改造思想”越发的认真起来。那年头儿什么稀奇古怪、啼笑皆非的事情都会发生。毛泽东那时不知动了哪跟筋，一会儿让全国人民学马列主义哲学，一会儿又让人们读五遍“红楼梦”。“批林批孔”和各种“整风”没完没了。我们的“野狼”也跟着凑热闹。当时我正好挨着这小子睡，早上常常被他一摞摞的“马列著作”砸着，有时掉在脑袋上的是“红楼梦”。我困得迷起一个眼睛，见他正襟危坐，一本正经地正用红铅笔往书上画道道呢，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你说他能读进去嘛，怎么也跟着“装孙子”呀。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王新华往往是宿舍里的笑料。记得有一次农场举行田径会。“野狼”参加了万米跑。他跑得十分的奋勇，忽然看见许多参赛青年投机取巧。因为是在公路上跑，各分场选手没有不作弊的，中途让认识人用自行车驮一段的是最普通的手段。有的根本没跑到折返点，就有人在选手胳膊上画上标记，让其往回跑；最有“办法”的是乘了卡车，最先跑回来的选手的成绩比世界记录快很多。要我说，这在当时的农场是无可奈何的。要不你就放弃比赛，要不你也想办法做弊，到时候创造个“世界记录”。可这小子见状只是大骂，并更加玩命地跑。结果到了地方，我们的“野狼”竟然虚脱晕倒。他平躺在地上，运动裤里的小弟弟都见了光。当时我正在场，赶紧找个外衣给他盖上。你说有他这么犯傻的嘛。
这家伙的小弟弟见光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先声明，“野狼”没有露阴癖，他真是无意的。衣服、裤子破了也不设法补一下，还特愿意和女青年很傻、很俗的胡闹。只要有机会都要凑上去，甭管哪个城市来的女的，他都凑上去逗贫。这被人们戏称为“一掀尾巴是个母的就行”。他能有什么幽默的语言？不过可以用恶作剧弥补。不是用纸包着刚出生的小耗子悄悄地放进某个女的兜里，就是在人家脚前扔一个硕大的癞蛤蟆；要不然就拿着条刚捉的小蛇冲进女人堆里耍。听到女青年们恐怖地尖叫他很快意。真是肉麻作有趣。在他坐着和些女青年调笑时，我好几次看见他的小弟弟没藏好，从裤裆的破洞里顽强地挤出一部份。他竟然毫无察觉。
我前边提到的那个北京女青年珍珍是“野狼”追求的对象。他是真心的，情不自禁的。是男人都需要女人，可他追求的办法只有“尾随”。这让珍珍很厌恶，他太傻了。为了表忠心，“野狼”只要有机会就帮着干活，铲地、割地等重体力活，只要他干完，立刻转身就帮着珍珍干，好不容易把他的心上人接上来，这北京姑娘脸若冰霜，扭头就走，连声“谢谢”都没有。“野狼”不在乎，“嘿嘿”傻笑，似乎只要能当珍珍的“长工”就非常满足。这又是宿舍里男青年们的笑柄。
也有他非常反感的女青年。几位上海女“知青”不知道如何招惹了他，或许就是上海人的做派吧，“野狼”常在大庭广众之下辱骂她们。看着男青年们在边上看着乐不可支，他就越发地破口大骂，神气活现的样子。
这小子叫“野狼”真是名符其实，吃东西的速度太吓人了。宿舍里哥儿几个好不容易弄点什么吃喝，常常就是大半脸盆炒土豆丝。这家伙冲进屋看见了，也不问问，上来就吃，吞咽速度像抽水马桶。最后你忍不住吆喝他少吃点儿，半脸盆土豆丝已经在他肚子里了。喝酒也像个疯子，酒量不敢恭维，可偏偏一口气就干下一茶缸劣制白酒。到时候就趴在大炕边上吐，要把自己的大肠头吐出来。你说他这不是糟蹋东西嘛。而且，他自己为什么不买酒？不是不买，而是早早地把钱都花了。这狼一样的胃口，半个月刚过就快揭不开锅了。
他过份地不讲卫生，常常几天都不洗那双又大又肥的臭脚，让使整个宿舍充满蛋白质分解的恶味。很浓呀！令人作呕，现在想想仍有些毛骨悚然。这位倒是不怕脏不怕累，在猪舍起圈，那粪便的恶臭令人退避三舍，“野狼”奋不顾身地进去挥锹猛干。休息时出来说，里面苍蝇太多，拼命喘气时张着的大嘴飞进了几个苍蝇。他特意说苍蝇是酸的。
其实这些大家还能忍受。最令人不堪的是“野狼”常上领导那里“汇报思想”。当宿舍里的确有人因被告密倒霉的时候，大家和王新华越来越疏远了。现在我常想，“野狼”在干令人反感的“思想汇报”时是否知道坑害他人？我始终认为他并非有着恶毒的本意，只是由于他没有完全“进化”好。遗憾呀。
就这样，选拔“工农兵学员”时光就这么一年年过去了，我们的“野狼”始终“落选”，直到“工农兵上大学”的最后一年－－１９７６年。“末班车”他赶上了。
那年夏天的“工农兵学员”选拔中，王新华终于如愿以偿。他进了上海某名牌大学西语系。当年的“野狼”成了工农兵大学生，本该是件轰动的事，却没有多少人为此议论。是不是有了“病退”等比较容易的返城门路，上大学的诱惑已不那么强烈？“条条道路通罗马”。反正都是返城离开农场。
那么１９７６年是不是该轮上王新华？或许吧。不过年初王新华从北京回连队的时候，争取上大学的表现不同以往。他另辟蹊径，改“戏”了！他从北京带回来许多当时最时髦的凤凰牌过滤嘴香烟，见着干部，甭管多大的官儿，先发上一盒。
这是不是有点儿太笨拙呀？人们见他这么“广种薄收”都替他尴尬。有用吗？有的干部接过凤凰烟，打开后见到过滤嘴，“这是啥东西？”一揪，把过滤嘴扔掉。还有的乾脆用火柴点过滤嘴吸。“怎么不出烟呀？”可“野狼”那劲头却是毫不在乎，好像那盒烟就象一块糖。
其实王新华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愚蠢。见干部就发烟是大家看得见的。给分场主任陈盛文送好烟好酒能让你看见？他甚至能托人把礼送到总场革委会副主任手中。有神通吧？不久他就成了陈盛文家中的座上宾。
他是怎么学会的这一套？真假，真俗。
这还用学吗？既然是假的、俗的，就更甭学了。
那为什么前几年不来这套？
“这套”有晚的时候吗？
他玩这一套怎么那么得心应手？
想玩就会“得心应手”。嗨，我还告诉您了，和现在比，１９７０年代的“送礼走后门”只是“最初级阶段”。
你说农场那帮干部真信？
这话问的。如今中国大陆已经是个商品社会了，骗子还不是横行。
不过“知青”们还是不解，“野狼”那点儿“糖弹”也太好使了。送礼走后门已经是心照不宣的事，干这种事情的人多了，怎么就王新华这么成功？
不久连队干部中开始流传这样的话。
“人家王新华是高级革命干部家庭。他爸爸坐过飞机。”
“他妈妈是功臣（功勋）侦察员，抓住过许多台湾的美蒋特务。”
“这么大高级干部的孩子，在咱们这里一干这么多年！受苦啦，不容易。”
“他们家里都有保姆侍候，屋子里铺着亮光光的地板，你在上面打滚都不沾灰。”
“多踏实的青年，这才是好干部苗子呢。得送到大学深造呀，我们咋早没注意到哪。”
听了这话得起一身鸡皮疙瘩。了解底细的北京青年知道，王新华的父母也就是北京一般的干部。不知道这不着边际的神吹农场的干部们怎么就真的就信了？
嗨，这不是“野狼”的“发明创造”。前两年别的分场北京青年中有个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的疯狂崇拜者。他没事就在半导体收音机中找寻“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唱段。过了不久人们“搞清楚”，他是李玉和伴演者浩亮的外甥。这还了得？！他那年就当了“工农兵学员”。是真的外甥嘛？谁去调查？多半是神吹。那又怎么样？这招灵。听说当年“梁效（‘四人帮’御用笔杆子们）”写作班子里的人的“侄子”也上了大学了嘛。
可是“野狼”能是读书的料嘛！你又天真了吧？那是多么需要愚蠢的年代。没听毛泽东讲吗？“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嘿嘿，“天若有情天亦老”吧。骗局，而且是最不堪的骗局永远屡试不爽。
“野狼”上学后，那个北京女青年珍珍是否改变主意了？记不清了。好像有人当笑话似的提到，珍珍托人来说，“同意王新华同志请求，建立朋友关系”。我们的“王新华同志”的回答是“他现在要为革命抓紧时间学习，还不想过早地谈恋爱”。
珍珍其实当时没人议论了，“野狼”走后人们风传他已经成了分场革委会主任的“乘龙快婿”。但这里面还有点插曲，不想细说了，传闻很多，最可信的版本是，“野狼”在等待上学的那一阶段几乎天天都去陈主任家，帮着干活、聊天，一起喝酒。也就是那段时间他“发展了和陈主任家千金的关系”。但后来上学后，他反悔了。那陈主任也有办法，领着大了肚子的女儿直接找到北京王新华父母家。这事情就这么了结了。为什么不去学校找那个“陈士美”？那还成！事情闹到那里没用，只能让“野狼”声名狼藉，如果“野狼”因此被开除学籍，那陈主任的女儿不是彻底完蛋了？
这个靠愚昧维持的“神权”政权，真令人，令不想愚蠢的人们痛恨！这你该快哭了吧？我想自己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起有了反社会的情绪，充满失望吧？那个社会不需要精英，只要蠢才。
王新华取得了当时人们所认为的成功。多简单呀，宿舍里的青年们多很沮丧，说不上为什么，只是沮丧。他们并不讨厌王新华，只是从骨子里看不起，觉得他就是光会喝酒，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对玩儿命干活的这个北京小子的评价，“傻瓜一个！”但在王新华没当“工农兵学员”前，人们似乎是不在乎的。有时大家也宁肯相信，北京青年在农场受压，所以很少有上大学的机会。后来的事实还能说明什么？大夥儿忽然觉得自己比王新华“傻”得多！这简直是……是嘲弄。
其实人们也知道，而且是从王新华“积极要求进步”的第一天起就知道，“野狼”走的是“终南捷径”，可自尊让青年们摒弃了这种企图。现在怎么想……一种深深的失望不但折磨着着我，也折磨着大夥儿。我那时虽然每每随着众人抱怨社会的种种不公，种种的丑恶，可心底还是期盼着，甚至相信着这个世界会越变越好。从那时起，我不能再骗自己。
记得当时大田队男宿舍里掀起一股嘲骂王新华的热潮。每当王新华不在宿舍的时候，人们往往在嘲讽，“也就是台不使油的机器。到别的地方没一点儿用！最多是台造粪机！就凭他的猪脑子还学外语？是人就比他强！别糟蹋大学了！”“也就这地方吹牛不上税！还他妈的的真有人信！这儿的干部得多土！”有时大夥儿正骂得欢，王新华忽然进来，屋里的人立刻都不吱声。王新华很知趣，呆一会儿转身又出去。反正在农场也呆不了几天，没必要和什么人再呕气。
不知为什么，我没参加这种“声讨”。我对“野狼”恨不起来。王新华临走那天晚上，我站在宿舍外抽烟，忽然看见他从黑影中走过来。
“都收拾好了？”我没话找话。
“没什么好收拾的！”听这声音王新华并不特别兴奋。
我也不想再说什么，两个人站在门口默默地抽烟。
“我知道你们都挺恨我！”王新华开了口。
“恨你干嘛？”我反问道。
“我都听到了！”王新华拿烟的手微微颤抖着，那烟头的亮火也在抖动。“这些年我干得怎么样？比谁干活都卖力气！”他没接着说下去。两个人又默默地抽烟。外边蚊子太多，我转身进了宿舍，默默地想：反正您最后算是认识了“终南捷径”。
……
一谈到“野狼”，聚会上不一会儿就冷了场。我忽然冒出一句，“我想去看看他们。”
“算了吧。见面又能说什么呢？再说人家现在不是过得挺好？”
我默默地笑笑，摇摇头。忽然想起小时候男孩子们唱的“不正经”的童谣：“上过天桥，坐过飞机，啃过西瓜皮，回来还是一年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