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夏天，我结束在瑞士三年的工作和生活。那时我并没有确定下来下一步去哪里和做什么，几个分别在亚美欧洲的工作都还在谈判进程中。未来的不确定和更多的可能性让我既小小兴奋又有些惶惶然；骤然从规律的工作生活中脱缰而出又带来自由和压力、轻松和紧张、以及身闲和心忙的混合滋味。终于不用再每天醒来去做“ supposed ”该做的事，可以放纵地做“想”和“喜欢”的事；但没有明确的责任或哪怕是无聊的事务清单，日子又变得奇怪的轻。
自从上小学以来，便游走于学校和工作单位之中；从一座围城转入另外一座围城，在每一座围城里经过了解、适应、发展和退出的轮回。这么一轮轮敲打下来，逐渐变成心有不甘地被制度化了的职业人，里里外外便如拼装的电脑：行头齐备，功能众多，不停升级，存在的意义就是接受和处理指令，勤勤恳恳做出来的 doc. , xls., ppt., pdf. 等等等等大多在上位者一念之间拂尘般弃置 。
我不介意只是一台或另一台庞大机器内部上不了台面的小小零件，但我害怕有一天我会被打磨得失去独立思考和挑战教条的能力。我不反感制度化的工作和生活节奏带来的简便和安心，但继继续续在既定的制度下按照被分配的目标来安排每一天，我担心有一天我会除了满足动物层次的需求之外、再也找不到其它每一天醒来活着的目标。对按部就班的工作和生活，我不是厌倦，而是害怕；害怕我会，在挣扎中接受这按部就班，会逐渐，懒于挣扎。
可是自由，相当的昂贵，更要求剧烈得多的大脑活动。和其它很多我们渴望得到的东东西西一样，我们在渴望和奋斗得到时，很少去思考得到之后又怎样。得到是一个瞬间动词，很快就过去了；之后是拥有，或者失去，或者发生了变化的渴望。得到形式上的自由，在现在这个年代，是不难的；但是怎么才是拥有自由，而不是从一种圈禁转入另外一种圈禁？
揣着这些破碎的思考和感觉，我查漏补缺地把欧洲的一些边角国家扫荡旅游了一遍。戴着离别的有色眼镜，欧洲的一切都变得格外地亲切可爱，和同游的朋友之间的友情也格外地温煦诚挚。夏天终于在阳光海滩、古城老楼、红酒咖啡和眼泪拥抱中过去了。最后一站停在瑞典，森林农场的小龙虾派对后我告别欧洲。
工作仍在排除、谈判和选择过程中，其中一个邀请我去波士顿面谈。姐姐正好在那里，并有喜，父母大人的监护日程因签证原因出现一个月的空缺。这么着，我理由充分地直奔阔别三年的波士顿，开始生平第一次围着厨房转的专业保姆生涯。三周后，秋天差不多悄然稳驻时，我彻底抓狂，对厨房厌之入骨。对亲亲姐姐和外甥女无尽的爱还是以别的方式表达吧，在逃离波士顿的路途上，我想。
我在厨房的这段日子，美国的金融危机恶化到了另一个境界，开始演变成经济危机，并蔓延到全球，用事实说明了没有哪个经济体具有什么脱钩性。经过这段时间之后，我也渐渐坚定了回国的决心，要回到我最早最想走出的围城去，解除那个环境强加给未成年时的自己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