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二战日军装甲部队的滞后

与西方列强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陆军，在军事学术的诸多领域表现出明显的滞后。其中，坦克兵种的弱小是最典型的例证，这主要体现在坦克的质量、数量以及战略战术的运用上。由于坦克部队的建设直接涉及国家经济实力、战备技术水平以及军事思想的演进等基本方面，所以对其进行重点探讨，或许最能反映问题的实质。拙文希翼有助于“二战”史界客观评估日军的整体实力。

（一） 与坦克“硬件”建设最直接相关的是坦克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而其主要依托是该国冶金业中的钢铁工业和机械制造业里的汽车工业的状况。

尽管30、40年代的日本是亚洲最发达的国家，是世界列强之一，但它的经济水平仍大大低于欧美诸强国。以1937年为例，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工业生产在全世界所占比重分别是38%、10%、11%、5%、4%[1]，日本居末位。而且它重工业的基础过分薄弱，在工业结构中的比重较小，1936年时仅为49.6%，尚不到一半。虽然日本拼命压缩日用商品的生产以扩大重工业的比重，从1936年到1941年其冶金业产量增加了1.9倍，机器制造业增加了4.3倍，但军需工业在列强中依然是“最脆弱和最不成熟的”[2]。这是发展坦克兵器难以逾越的障碍。 钢是制造坦克最重要的原材料，钢产量是衡量国家钢铁工业水平的最佳尺度。1939至1945年间，日本的钢产总量为480万吨，苏联是它的1.9倍，英国是2.1倍，德国是3.9倍，美国甚至达到了10.6倍。[3]坦克工业的可用钢量受制于国家的钢产总量，日本在前者上的劣势要比后者更为明显。除去民间用钢外，它还需要制造大量的船舶舰艇，维持一支与美国相对抗的庞大海军，这对钢产量位居后列的日本来说，负担是极重的。因此，日本陆军，特别是它坦克兵种所占的用钢比例和绝对数量势必要比列强小得多。

战前，日本的钢产量就已无法满足其军需工业及机器制造业的需求，不得不依赖进口。1931年至1934年间，日本输入钢制品共达22.75万吨，便是明证。战争爆发后，随着军工规模不断扩大，日本更是感到钢产量严重不足，“只好靠收集全国的废铁，甚而剥夺居民的一部分金属用具，拆除花园和私人领地上的铁栅，用木柱代替电车路的金属柱子”[4]。1944年以后，收集国内废铁的规模更为扩大，但毕竟杯水车薪，于事无补。

坦克是运动的钢铁，钢铁要装上轮子，必须紧密依赖汽车工业的整套技术班子和人员。今天的日本是汽车王国，但在30、40年代，它的汽车制造还远逊于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欧美列强。大多数企业由外资经营，其产量甚至连平时的需要都不能满足，每年都必须输入大量的外国汽车和汽车发动机、曳引机等部件。民族汽车企业起步较晚，虽然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持，但发展缓慢。在欧美当小汽车已成为普遍交通工具时，日本所拥有的只限于少数人的高级车和公共汽车而已。一般来说，汽车工业和坦克制造业的规模是成正比的，两者犹如母子关系，前者预示着后者可能发展的潜力。从1930年至1945年的16年间，日本汽车总产量是398947辆，最高年份在1940年，达57330辆。[5]同样是1940年，苏联生产了14.54万辆汽车，德国约30万辆，英国也有40、50万辆，而美国竟达447.1万辆，超过日本16年总产量的10倍。由于日本“汽车工业规模甚小，故其机械化师团的装备，绝不能及英美的规模”[6]。

日本贫弱的钢铁和汽车工业，注定了其坦克制造业决难有大的作为。日本迟至1926年才开始自己试造坦克，此前主要是向英国购买“MK—IV”和“MK—A”坦克，向法国购买“雷诺—F17”轻型坦克。1927年2月，陆军技术本部车辆班模仿雷诺坦克设计的第一号战车，在大阪兵工厂和一些民间会社的协作下终于研制成功，它重12吨，时速25公里。第一号战车在富士山下进行了变速、爬坡、越壕以及火力射击的检验，基本上达到了设计要求。1929年4月，大阪兵工厂又研制成第二号战车，重9.8吨，一门57毫米火炮，一挺6.5毫米机枪，装甲5至17毫米，最大时速26公里，最大行程120公里。[7]该车在从东京到青森的长途试行中表现良好。它在投产时应军方要求增重到11.5吨，并定名为89式中战车。另两种主战坦克，即95式轻战车和97式中战车则分别制成于1935和1937年。在此期间，日本还先后研制成其他一些辅助战车和装甲车。30、40年代，日本从事坦克和坦克部件生产的厂家主要有：川崎汽车厂、大阪兵工厂、小仓兵工厂、名古屋兵工厂、石川岛兵工厂、东京瓦斯电气公司、相模造兵厂、三菱重工业、日立制作所、日野自动车、日本制钢所、汽车会社、新铁工所、神户制钢所、池贝自动车等。坦克制造企业95%属于民营，其余5%属军营，生产能力总体较低。 15年的总产量是6510辆，其中95式轻战车和97式中战车占了大头，分别是2374辆和2300辆。[9]这15年的平均产量仅400多辆而已，即使是1937年到1945年，年均也不过701辆。考虑到战时坦克车辆的整批损坏，如此低产显然很难满足军方的需求。

事实上，30年代中期就已有人对日本战时坦克生产的窘境作过预计：日本“坦克车生产在战事初起半年中，不能超过五百辆，下一年不能超过一千三百辆。军队现有的和存储的坦克车亦达一千二百辆，但是战争初期半年所需的坦克车数却是三千三百辆，所以，日本在这个期间，它必须从国外输入一六00辆。在下一半年中，所需坦克车数是二千七百辆。因此，日本所需输入的是一千四百辆。”[10]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实际上杜绝了自己从国外进口坦克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由于与美军作战主要是海空战，因此急需制造大量的飞机和舰艇。这样，陆军兵器的生产不得不让路，以致出现相对缩小，有时甚至是绝对缩小的趋势。最明显的莫过于为了将钢材割舍给海军而对坦克生产实施的压缩。日本的坦克工业在1943年达到1165辆的最高年产值后，被迫缩减了轻型坦克的生产，并几乎完全停止制造中型坦克。

坦克的质量和数量属于“硬件”范畴，通过数据比较，日本在列强中的位置便能一目了然。 除意大利外，列强在坦克产量上都对日本构成压倒优势。英国是6.1倍，而美、苏两国竟超过了20倍。联想到日军是在比欧洲和北非更为广阔的中国大陆及东南亚作战，其区区4800辆的产量的确非常可怜，长期战争必定捉襟见肘。

10吨以下为轻型，10至20吨为中型，20吨以上为重型，这是日军划分坦克级别的通常尺度[13]。但就欧美的标准而言，20吨以下均属轻型坦克。因此，日军的主战坦克实际上都是轻型的。它和欧美坦克综合比较中的主要技术弱点是：火炮口径小、装甲薄弱、吨位低、速度慢、行程短等。这在实战中直接导致了火力、防护力和持续力的低下。此外，在悬挂装置、发电和传动装置、液压气动装置、机件坚牢度、无线电通讯、光学器材等方面也存在着显著的差距。当时欧美军事人士对日本坦克有这样一些评价：“日本的坦克是陈旧的，相当于30年代初欧洲式坦克”[14]、“日本坦克车多数是小型的双座轻坦克，正如吾人旧日大量应用者……此坦克车实力薄弱的因素在战争中将予彼以重要影响”[15]、“日本坦克的技术品质都很低劣，它没有冲击用的重坦克，也没有快的和加快的坦克。这些坦克大半是轻的和中型的……就欧洲的标准来说，这是非常平凡的”[16]。

在总体性能上，日本坦克比苏、美、英、德各国整整落后了一个时代，而仅能与意大利为伍。最好的例证是1939年7月4日苏日诺门坎战役中的坦克交战，双方都投入了100辆左右的坦克和装甲车。苏军的T28型和T130型坦克吨位大，装甲厚，行动半径大，火炮射程远，射速快。而相比之下，日军坦克吨位小，装甲薄，行动半径小，火炮也很落后。两军对阵，好似庞大的牛群和一群小羊对打，日军完全不是对手。参战的89式中战车34辆、97式中战车4辆、95式轻战车35辆，分别被击毁了17辆、1辆、11辆，以惨败告终。（以后在太平洋战争中，当日军坦克与美军谢尔曼式坦克格斗时，也屡次重演了上述情形。）指挥此役的苏军朱可夫将军当时就指出：“日军的坦克相当于我们的MC—1式坦克，非常落后，武器很差，最大行程小。”[17]（MC—1式坦克在苏军中服役的时间主要是在20年代末。）

日本在1943年以后，在97式战车车体上搭载大口径火炮，从而研制出比较先进的“一式”、“三式”和“四式”战车。特别是“四式”战车可与美军谢尔曼式坦克媲美，它重30吨，1门75毫米火炮，2挺7.7毫米机枪，最厚装甲75毫米，时速45公里，最大行程250公里[18]。然而，它们均未成批生产，实际投入战场的数量极少。

（二） 日本的“坦克工业只能生产出性能低劣且数量极少的坦克，不容否认的是，使用的战略及其它方面也是绝对的落后”[19]。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陆军的作战水平逐渐出现了停滞趋势，由此导致的落后在30年代已日益明显。这一方面是因为它缺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战经验，无法深切体会新技术兵器对战争样式提出的变革要求。“以世界大战为机，各种军备起了划时代的大变化，参加世界大战的列强，以进步的火器，发达的飞机，机械化的军队为主，并使用科学战器等等，坚持五年之久，各竭全国之力，耗尽人力与金钱，从事各种战争，是已完全具有近代的设备”[20]，欧美各国陆军经历的上述进步是日军所缺的。正如30年代初任陆军参谋总长的金谷范三大将所说：“帝国因于欧洲大战，未尝实际参加，是故对此新式军器之设备，颇感有落伍之惭。”[21]

另一方面，日军由于20多年来持续不断地同弱敌交战，常常轻易取胜，从而产生骄傲情绪，自以为无敌天下，放松了陆军现代化的进程。错误的经验告诉他们，用很小的力量，在最短的时间，胜利就会唾手可得。然而，以往那些拚刺刀式的战争充其量不过类似于18、19世纪西方国家征服殖民地，一般来说，对手的军事素养和技术水平都很低劣，日军凭借稍好的物质装备和优良的单兵技术便足以取胜。

此外，作为海岛国家的日本，更侧重于发展它的海军，为此耗费了巨额资金，但日本有限的财力和薄弱的基础技术力量不允许同时维持强大的陆军和海军。以1918至1931年为例，海军的预算一直高于陆军，个别年度甚至为陆军的两倍。此长彼消，陆军建设不得不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20、30年代，日本陆军的作战指导思想出现了浓厚的唯意志论倾向，即过份夸大人的体力、精神力在战争中的作用，迷恋于用士兵的近身接战和白刃格斗战胜对手，但同时却漠视军事技术的更新和战备物资的保障，刻意贬低武器因素，试图以精神力量弥补物质不足，以拼命主义代替科学指导。天皇制军队本质上封建的意志主义造成了他们对物质数量的轻视，甚至以“大和魂”万能来否定事物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比如绪方胜一大将就认为：“吾人纵使不幸未得精良之兵器以供使用，日本军队以前所成就之胜利乃成就于吾人精神上之道德力量，吾人对于天王之忠诚，吾人之爱国心及高尚纪律。”[22]荒木贞夫大将也宣称：“（日军）真正使命系弘布和宣扬皇道以达于四海。力量不足非我等介意之事，吾人何必忧虑物质之事。”[23]类似于“数量要用训练来抵挡，钢铁要用肉弹来碰撞”，这样的妄语在日本陆军中比比皆是。这些思想实际上仍停留在1914年以前的水平——那是一个主要依赖人力、武器在用兵上还不占很重要地位的时代。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已使人类的军事学术发生了巨大转折。在19世纪末开始兴起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气和冶金技术飞速发展，导致了飞机和坦克等高技术兵器的出现，它们很快在战场上“表现出极其重要的绝对价值”，火力已代替人力成为战场上实施突击和杀伤敌人的最主要手段。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甚至认为：“武器之良窳亦战争胜负之枢纽，胜利之秘密，百分之九十九系于武器之改进，双方之战争不过为武器之争斗，改进武器愈速，愈有胜利之把握。”[24]显然，日本军事领导人并没有深入领会这一点。由此也很能想象，他们会对坦克这一新兴技术兵种抱有真正的热诚，同时又能表现出相应的创造力。

出现于“一战”的坦克开辟了世界军事科学的新领域，给战后军事学术的大变革带来了莫大影响。20、30年代，欧洲坦克的技术性能有了长足提高，已具有空前的机动能力，可用来突破、包围、迂回和袭击敌军的侧翼和后方，从而打破战场上的胶着局面。有鉴于此，再加总结了“一战”的经验教训，一些有识之士——如英国的富勒、利德尔·哈特，德国的古德里安、艾曼斯贝格尔，苏联的图哈切夫斯基、特里安达菲洛夫，法国的戴高乐、米特奥斯塞，美国的艾德纳·查菲和塞里诺·布雷特——逐渐认识到：分散使用坦克或辅助步兵作战都不能产生决定性影响，只有大量坦克的集群突击才能取得重大战果，同时又能对敌国军民施加强烈的心理威慑。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奔走呼吁。这一思想历尽坎坷，以后发展成完整的体系，先是被德国，继而是苏联，再后是英、美的军事当局加以接受。虽然各国的步伐有快有慢，但“二战”期间欧洲和北非战场的对阵双方大多遵循于此，建立了大编制的坦克部队，如坦克旅、坦克师、坦克军甚至坦克集群、坦克集团军等，它们构成了高速度、大纵深的机械化战争的主力。

如果说日本对坦克兵种的时代潮流完全熟视无睹，那是不真实的，1918年“一战”刚结束，它就急急忙忙从欧洲购进了坦克。对西方的新事物，日本人向来乐于学习，1895年日中战争、1905年日俄战争的胜利正是得益于这种态度。但是，这一次却只限于形式上的模仿，并未进行认真和结合实际的研究。军事当局有这样的观点：“欧美和日本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存在着极大的差距，亚洲的战场未必能够适应坦克的大规模使用”[25]。此外，既然耗费低廉、轻而易举的殖民地战争一直能换来巨大的侵略成果，那么似无必要在国家财力严重拮据的情况下，在坦克兵种上再花费巨额军费。这是一种因缺少强敌的外在压力，以致心理松懈的结果。总之，日本对坦克兵种的建设，反应是比较迟钝的，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其间，尽管日本陆军中也有人预见到装甲坦克兵的巨大潜力，并试图有所作为，但毕竟影响有限，在上下一片“刺刀前进决定战争胜负”的叫喊声中很快湮没无闻。至于系统指导坦克作战的著作，如《战车战》、《战车和战车战》、《机械化器》、《战车工学》等，是迟至1943年以后才出现的，此时日本败局已定。专门培养坦克兵的学校仅有两所，一所在中国四平，一所在日本千叶，专业技术的教学水平并不高。

日军最早有坦克兵建制是在1925年，在久留米和津田沼分别建立了战车第1和第2战车队，各有“雷诺—FT17”坦克5辆、MKA坦克3辆。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第1、第2战车队抽出部分兵力临时组成战车第1中队（队长百武俊吉大尉），在第14师团编成内参加了哈尔滨附近的战斗。这是日本坦克的第一次实战，由于没有遭到顽强的抵抗，很难对其战场价值做出切实的评价。不过中国东北严寒的气候却暴露出日本坦克耐寒性差的弱点，引擎冷动液和炮驻退机动作液容易冻结，许多部件因低温脆裂损坏。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第1战车队编成内的独立战车第2中队派赴上海。实战表明，日本坦克不善于在密布小河的江南及市街作战，但89式中战车在性能上显然要比雷诺坦克优越。

1933年长城作战，战车第2中队的92式重装甲车和89式中战车在与张学良军队的战斗中表现出一定的突击力。为此当时的报纸曾大肆吹嘘了一番。以上几次战役中，日军坦克小试锋芒，但对大局作用甚微，日军领导人并未从中获得多少启示。1933年8月，第1、第2战车队分别扩编为战车第1、第2联队（相当于坦克团）。 1934年前后，又在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编成内组建了战车第3、第4大队（相当于坦克营）。1936年至1937年，日本大约有坦克800至1000辆，其中有300辆集中于两个坦克联队和大队，其余的则分为若干小队附着于步兵，每个步兵师团配属坦克24辆。

“七七”事变以后，在中国境内作战的日军机械化部队极少有果断、刚迈的行动，他们利用坦克配合步兵作战，然而前者仅居后者“助手”的地位。欧洲军事人士有过这样评价：“日本不顾欧洲战事的教训，尚未理会坦克车作战的价值“，“日本现仍依赖利用坦克车配合密集步兵作战的战术，正与我们上次大战时一样的利用坦克车，彼等将坦克车团附隶于步兵队伍中，而不用之为独立的攻击兵力”。[26] 从1939年起，日本开始有了较大编制的坦克部队。1939年3月南昌战役时，第11军临时编成战车集团（集团长石井广吉大佐），辖战车第5大队、第7联队、独立轻战车第9中队，共135辆坦克。6月，在关东军第23师团内编组了第1战车团（相当于坦克旅，司令安冈正臣中将），辖战车第3、第4、第5联队及其他辅助部队。第二年，又在第5军内成立第2战车团，辖战车第4、第10、第11联队等。这一时期，日军进行了一些集群使用坦克的尝试，但效果不佳，问题出在坦克低劣的性能上。第1战车团在诺蒙坎战役中尝到了惨败的苦酒，步兵为此咒骂本国的坦克是“废物”、“豆腐”。此前在徐州战役中，中国军队仅凭集束手榴弹就炸毁了许多日本坦克。南昌战役，日军战车集团远程迂回，追击约250公里，虽然取得了一定战果，但也暴露出技术上许多致命弱点，如：1、易受天气影响。遇连续降雨而平地积水时，100多辆坦克不得不连日寻找高地停放车辆。2、渡河技能差。中国南方河网纵横，且常降雨，致使河宽水深，由于工兵架桥和驾驶人员操车方面的问题，致使数辆坦克落水沉没。3、发动机质量不尽人意。道路泥泞，行驶困难，需要使用发动机的大转速来获得较大功率，但这样容易产生耗油量大、发动机温度过高、故障频多等问题。4、后勤保障不力。器材、弹药、油料随同困难，坦克常常停下来等待供应，大大影响了前进速度。如果不是因为国民党部队战斗力太弱，日军此役的胜利是难以想象的。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军共有战车联队15个，其中9个参加了攻取南洋诸地的战役。它们在马来亚和菲律宾的战果被大肆渲染，但实际上并未遇到强有力的抵抗，根本没什么可吹嘘的。 1942年6月24日机甲军的成立，是日本适应世界军事大势的一个迟到举动。1941年6月，山下奉文中将率领日本陆军视察团赴欧考察德军战况，他们对德军以坦克、大炮、飞机为主体，协同进行迂回、贯突的“闪击战”印象极深，回国后即提出应集中使用坦克部队于重要时刻的建议。以后又根据日军在诺蒙坎和东南亚使用坦克作战的经验教训，深感需将坦克集中编组，以发挥其快速机动的能力。这就是成立机甲军的动因。机甲军隶属关东军，司令部驻四平，司令官吉田中将，下辖战车第1师团（师团长星野利元中将，由第1战车团改编，驻牡丹江）、战车第2师团（师团长冈田资中将，由第2战车团改编，驻勃利）、战车教导旅团（驻四平）、战车第15联队（驻孙吴）和战车第16联队（驻海拉尔）。同年8、9月间又在中国派遣军内组建了战车第3师团（师团长西原一策中将，由骑兵集团改编，驻包头），目的是在作战中“尽可能捕捉更多的敌军”，“以最大的速度进行突破”。1944年6月战车第4师团（师团长名仓刊，驻千叶县）成立于日本国内。日本的战车师团相当于西方的坦克师，总人数约为132820人，二、三百辆坦克，2旅团4联队制。每个战车联队编有中战车3个中队、轻战车1个中队、炮战车1个中队、维修中队1个。师团另直辖有步兵联队、搜索队、炮兵联队、防空队、工兵队、整备队、辎重队等。1944年10月起，日军又先后成立了9个独立战车旅团，其中独立战车第1、第9旅团属关东军，分驻沈阳、四平，其余7个旅团全部部署在日本本土。1944年7月，战车第2师团调至菲律宾，改隶南方军。1945年3月，为防止美军本土登陆，又将战车第1师团调回国内。这样，至日本投降时各部队位置如下：战车第1、第4师团和独立战车第2、第3、第4、第5、第6、第7、第8旅团在日本国内；独立战车第1、第9旅团在关东军；战车第3师团在中国派遣军；战车第2师团在南方军。以上4个师团、9个旅团，论数量本不算少，但其中真正参加过实战的仅战车第2、第3师团和独立战车第1、第9旅团，而且表现大都令人失望。

1945年1月战车第2师团在菲律宾打谷附近的激战中，“遭到了占绝对优势的敌军和独霸空中舞台的敌飞机的攻击，损失惨重，丧失了大部分坦克”[27]，最后反而不得不由步兵师团加以收容。1945年8月，独立战车第1、第9旅团约160辆坦克在苏军钢铁巨流的强击面前，也很快瓦解，这不过是诺蒙坎战役的翻版。

战车第3师团可视为日军大编制坦克部队的范例，1942年至1945年间它在华中参加了一些战役，从中反映出的战略战术问题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由于日本坦克比较陈旧，战车第3师团对天气和道路状况的依赖性很大。若条件良好，还是有可能达成高速度推进，如1944年5月河南战役时曾在2天半的时间内行进了约150公里，从而割裂了国民党军的战役联系。反之，则常常陷入窘境，前进速度缓慢，有时竟落在步兵之后，如1945年3月湖南芷江战役。实战中出现较多的是后一种情况。

战车师团与航空兵的协同能力一般较差，这既削弱了突击威力，同时又极易遭到对方空军的袭击。芷江战役时，战车第3师团曾遭中美空军追踪轰炸，由于没有空中掩护，以致昼夜无法前进。基本战术动作也很呆板，进展目标固定而有限度，死盯着迂回和侧击的观念。冗长的纵队依附着一条狭窄的补充线，其弱点是：一旦某辆坦克出现故障，很可能危及全队行进。而后勤保障不善，又是战车师团频繁出现各种狼狈情形的主因。 “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抄袭家，无疑的彼已完全的抄袭德国最佳师团的组织方式……然而仅有组织方式而无装备，实毫无用处。”[28]

日军虽然已对坦克部队实施了集中编组，并且也收到了一定成效，但主要由于本国坦克性能低劣，缺乏进行现代化战争的决定性武器，以致“形似而神不似”，始终无法达成高度的机动性和强大的突击力。总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军坦克兵种绝不可与列强同日而语。

2006年,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