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春色来天地，浮云变古今”
1949年末，调来了一位教导主任李一民。
李一民到校的那天，我正在校长室和于校长商量事，老传达领进一个胖子来，他一进门就伸出大手和我们一一握手，并自报了姓名，说是“刚转业，来学校工作。”于校长说：“欢迎，欢迎！”向我介绍说：“李一民同志是调来的教导主任。”我一听心里不禁咯噔了一下，这是我不曾料到的，虽然我明知自己是副职，却不曾想过会再来一位正职。因为解放前的学校里没有正副职的设置。我颇有一种“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感触！在学校工作乱得一团糟的时候，由我来没日没夜地清理、整顿、建立工作秩序，现在一切上了轨道，教导工作井然有序了，教导处的真正主人才来上任，播种经营的是我，来收获的却是他！我感到不平，心里立刻掠过了一个念头，且看事态的发展，如能合得来，我不妨就当“小妾”来伺候这位“胖夫人”；若是合不来，我就辞掉这副主任，当一名教师，倒也乐得清闲。
寒暄几句，我匆匆回到教导处，当务之急是为他腾座位。我的写字台是教导处里最大最好的一张，我坐的真皮大转椅比校长室的两张大转椅的质量都好得多，这理应是主任的座位，我不能继续鸠占鹊巢了。总务处已经在我的对面安放了一张写字台和一把帆布面的普通转椅，那才是我的座位。
我正在收拾抽屉，李一民来了，他问我：“你这是干什么？”我指着对面的位子说：“我搬过去，这个座位是你的。”他一伸大手按住了我的手说：“千万不要动，谁坐哪儿还不一样？”我说：“那不合适。这座位应该是你的。不然，来个生人会找错人的。”他说：“咱俩还分什么彼此？你心里不要存什么正职副职的念头，教导处的工作仍然以你为主，我给你帮忙。”我说：“你把话说反了！以后当然是以你为主。”他说：“你别收拾了，坐下来，咱俩好好拉拉。”他硬把我按到椅子上坐下来，他坐在对面说：“说老实话，我是外行，徐科长叫我来，我说不行我干不了。徐科长说：这儿的工作你已经打下基础了，他向我介绍了你的情况，我才肯来的。我是青州师范毕业，教过几年小学，入伍后在文工团里工作，中学的工作我不摸门儿。好在你是内行，你已经把工作做上轨道了，就继续做下去，别因为我来了的缘故打乱了你的工作秩序，所以我说还以你为主，这是心里话，不是说说好听的。至于座位，那更是小事一桩了。”他的态度十分诚恳，坚决不肯换座位，一再表示：“你心里千万不要存什么副职的念头，咱俩同心协力把工作做好就行了，这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哪个人工作。”
他的话使我很受感动，对待我的态度和于校长是一样的，我庆幸又遇到了一个可以合作的伙伴，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啊！我也不能过于坚持，否则倒显得自己过分计较，气量狭窄了。不过他是个胖子坐张小椅子，我是个瘦子反而坐张大椅子，有点儿过意不去，我说：“不换座位，换换椅子吧！”他却连椅子也不肯换。他的热诚给了我一个极好的印象，这是我们一直能和谐合作的良好开端。
不久，于霖西调往浦口，任两浦铁中的校长。我和于霖西相处不过半年，但彼此在对方的心里都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从此我们一南一北，一东一西，从不曾再在一起工作过，而且我俩的生活轨迹一上一下，一浮一沉，反差强烈，他是一帆风顺，节节攀升，最后以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的身份离休，我却沉沦到社会的底层，当了21年的“右派”。然而时间空间的阻隔不曾阻断我们的友谊，30年后重相会，依然是情深意笃的知己。也算是人生一段佳话。
解放初期群众集会多、游行多，几乎是每有大型集会必有游行。游行队伍极为壮观，各单位的队伍都要举着彩旗，抬着伟人像，有乐队的奏着乐，招摇过市。铁中只有几面彩旗，没有伟人像，显得寒伧，不够气派，师生都希望能置办一套伟人像。但是学校的经费都是定项支出，打油的钱不能买醋。办公费很少，精打细算还难免提襟见肘，哪儿有置办伟人像的费用。幸而学校有一笔帐外收入，就是把学校的厕所包给附近农村的农民来清理，粪便运去做肥料，农民付给学校一笔钱。我们就决定用这笔大粪钱买材料自行绘制伟人像。于是请木匠钉了5个大画框，鞔上画布，买来油画颜料，请美术老师画像，教导处外间的教员准备室权作画室。
没有放大尺，美术老师只好用画方格的办法来放大。他开始在画布上打格子。李一民在一旁观看，不觉技痒起来，就对美术老师说：“我来帮你画一幅。”我这才想起来，他曾向我谈过，过去在小学里教过图画课，在二野文工团他从事美术工作，我猜想他可能是一位绘画高手。果不如然，他一动手就不寻常，他根本不用打格子放大，而是一手拿着小像片，一手就往画布上勾勒轮廓，走笔如飞，不一会儿就描出了与小像片十分相似的轮廓，一看就是行家里手，出手不凡。在画像技术方面，美术老师显然望尘莫及。勾勒出了轮廓，随即上油彩，不到半天的时间，画像的面部已经基本完成了，画得神采奕奕，栩栩如生。那位美术老师还没打完格子，他难为情地说：“李主任画得这样好，我可不敢动笔了！”美术老师告退了，他也许从来不曾画过人像，也许根本没学过油画。当我看到一民画得如此精采，已经希望美术老师能知难而退，免得画出一幅不像样儿的东西来，反而不好处理。我高兴地对一民说：“你就辛苦几天吧，这个期间教导处的工作我全包了，你不必分心，只管全神贯注地画吧！”一民自然也非常高兴包揽画像这一任务。
用了10多天的时间，马、恩、列、斯、毛的5幅画像完成了，进出准备室的人，无不交口称赞。一民自然十分得意，既为学校解决了困难，也展露了他的才华，于公有益，于私无损，是一桩皆大欢喜的事。然而不久，一民告诉我，他因画像挨了批评，说他“不务正业”，他还做了检讨。从此他不敢再握画笔。
铁中党支部公开活动了，李一民兼任支部书记。五十年代基层党组织不是一级领导，支部书记不是脱产干部，公开之前的第一任支书是宫镜泉，第二任是于霖西，李一民是第三任了。名义上学校实行校长责任制，是学习苏联的“一长制”。于渐海不是党员，不具备个人专断的条件，且五十年代的干部作风还比较民主，因此铁中并未实行“校长责任制”，实际上是于渐海、李一民和我三个人共同来管理学校的事务，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还不曾听说过有什么“校级领导”与“中层领导”之类的名称。遇事共同研究，谁唱主角合适就由谁来唱，这种和谐的集体领导作风是青岛铁中五十年代的主流作风。
有一天在新寄来的权威理论刊物《学习》杂志上，我读到了一则惊人的消息，就是艾思奇在理论问题上犯了错误，说是他对生产力的解释与斯大林的解释有所不同的缘故。没有详细的评论。后来听说在党内作了传达，艾思奇的问题十分严重，受了处分。从此艾思奇这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就永远消声匿迹了。这大概是建国后“因言废人”的第一例吧！谁能想到研究学术也有灭顶之灾，这是我无法理解的。学术上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主张，应该是正常现象，唯其有不同、有差异，才能促使学术的进步与发展，真理往往要经过几十年、几百年的研究、探讨、争论才能发展。艾思奇为什么一定要服从斯大林呢？即使艾思奇的理论错了，难道不许人改正错误？我产生了过多的疑问。
后来又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就是杨宪珍也犯了错误。杨宪珍在革大做过关于辩证唯物论的报告,他是中央党校的校长,这样重要的理论家,中国能有几人？就因为他提出的“合二为一”的论点与毛泽东的“一分为二”不一致，就被扳倒了！辩证法的“矛盾的统一”的法则，其“矛盾”是一分为二，其“统一”则是合二而一。为什么只许“矛盾”而不许“统一”呢？
据说杨宪珍的理论是向资产阶级投降的理论。那就不仅仅是理论问题了，而是政治问题了，所以性质比艾思奇的更为严重，在党内遭到了大张旗鼓的挞伐。
这两件事使我意识到搞政治理论研究是危险事，甚至接触政治理论就很不安全，谁知引用哪一句话会出问题呢？我与政治理论似乎已经结了不解之缘，尽管是最初级的理论，但毕竟是与政治理论沾边儿的呀！我给学生讲社会发展史，还编写了讲义。特别是1949年末，青岛市为了向全市中小学教师进行政治启蒙教育，分片组织学习社会发展史，四方与沧口两区的中小学教师集中在铁中学习，市教育局聘请我担任讲师，嗣后又命我到浮山所为市郊教师讲社会发展史，我都是根据艾思奇的理论讲的。当时接受这样的任务感到非常光荣，也引起了我学理论的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及至听到艾思奇犯错误的消息，使我不寒而栗，讲社会发展史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大概不会招致麻烦，但是今后还要兼教政治课的呀！我不免有些悚然！
©郭锦文 2009
(转载、出版需经作者书面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