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两般情景，两种滋味
人的最大痛苦莫过于不能胜任工作了。我从调到济南技校以来，力不从心的感觉与日俱增。技校是一所综合性铁路技术学校，分机务、工务、电务、运输和财务5个科，9个专业。对于这些铁路技术业务，我完全是外行。教务主任（我是副职，但没有正职）的职责是领导各科的教学业务，我对各科教材一窍不通如何领导呢？“外行领导内行”在当时是普遍现象，但只有共产党员才有条件这样做。他可以完全不去理会技术业务，只进行政治思想领导就可以了。我不是党员，技校的政治工作也不需要我插手，更恰当地说是非党干部没资格参与。技校有辅导处，辅导主任张佩之兼党支部书纪，领导着辅导处里五六个辅导员都是党员干部，下边还有各班的班主任，都是党团员。辅导处是专门负责全校师生的政治思想工作的，相当于部队里的政治部。所以我这个非党干部自然就不能过问政治思想工作了。在辅导处系统的政治干部们的眼里我是“异类”；在各科教师的心目中我也是“异类”。既不能领导教学，又不能过问政治思想工作，我能干什么呢？教务处内有两个教务员和七八个油印员，还有图书馆、仪器室各有一个管理员，他们各司其职，尽职尽责，又有什么非要我管不可的事呢？我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人、无用的人！我还缺乏那种坐在办公室里一张报纸一杯茶，心安理得地打发时日的“修养”。别人怎样看待我？我不知道，我自己忍受不了当一个多余的人的那种滋味，有点儿惶惶然不可终日了！
刚到技校的时候，我曾试图从事教学改革一类的工作，曾向教师们传达了苏联的教学经验。但从他们听讲的神情，我已觉察出他们全然不把什么教育、教学当成一回事。我逐渐摸清了教师们的思想情绪，几乎没有一个安心于教师工作的。几位科主任和一些老教师，都是解放前铁路局的工程师、总工程师、技术处长之类的人物，没干过教育，上了岁数，不宜担任原来的职务，不得已被调来担任教职，他们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临时观点，在等待退休。年轻教师则都是大学毕业不久的技术干部，他们认为离开铁路现场到技校来，失掉了提高技术和晋级的机会，贻误了前途。他们个个满腹牢骚，无时不在盼望着再调回现场去，哪儿还有研究教学改革的心思。
我在青岛铁中是有用的人，是被重视和受尊重的人，到技校来变成了无用的人，无足轻重的人，可有可无的人，是游离于政治干部与技术干部之外的多余的人，孤立的人。这大大挫伤了我的自尊心和好胜心！
1952年冬技校在济南东郊建新校舍，1953年春落成，学校迁入新校舍。这时全国的大学进行院系调整，技校也随之进行科组调整，把综合性学校改组为单科学校。济南技校改组为机械学校，只留下原来的机务科，并将全国各路局技校的机务科通通合并到济南来。其他各科分别输送到其他的专业学校去。科组调整进行了半年的时间，这个期间我有事可做，就是送往迎来。科组调整后，徐智清不再兼校长，另委任了李毓芬来接任校长，我想我也该结束我的尴尬处境了，于是到路局教育处去见徐智清，要求调回青岛铁中。徐智清同意了我的要求，调我回青岛铁中担任教导主任。此时李一民已提拔为副校长了，正好由我去接替他的工作。宗和亦与我同时调回。
这时我的家庭也起了一些变化，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已经出生，是男孩，取名潜。同时姐姐从天津来，在济南租了房子，母亲带着小涛和姐姐住在一起。我们只带了滢、潜两个孩子回青岛。到青岛后小潜不服水土，生病，只好又送回济南请姐姐照应。
回到青岛铁中，仍然住在原来的那间宿舍，教导处里仍然坐我原来的那个座位；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熟悉的工作，颇有“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木兰词》）的亲切感！原来在青岛只不过是两年时间，在济南恰恰也是两年，然而别后两年的青岛依然如此熟悉，离开济南时我似乎告别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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