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沉沦第一站
1958年9月一个不该遗忘的日子，我却偏偏想不起来了。
愁惨的天色，雾雨霏霏，山野一片迷濛。
我们走在一条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上。前边带路的是教导处的一个姓王的职员，是押送我们的人员之一。我们10个被判处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铁中同事，成一路纵队，肩扛手提着各自的简单行李尾随在王的后边，我殿后。走在我旁边的是总务处的副主任姓乔，也是押送我们的人员之一。一行12人默默地走着，只有沙沙的脚步声响在宁静的旷野里。
乔撑着一把雨伞。在12人中，他是唯一带了伞的。他居然用伞的大半边替我遮着雨，我很感激，难得他还有这样一份人情。我也很过意不去，惟恐他的举动被前边的王发现，那将对他极为不利。我们这些有了“右派”身份的人，和患了麻风病的病人一样，谁和我们接近，都有被传染的危险。我暗示他不要为我遮雨，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眼光警惕地瞅着前边，附在我耳边悄声说：“放心吧，我就不信，我看呀，该喝汤的喝汤，该吃肉的吃肉。”他词不达意地表述了一点对我的宽慰。
这条路我没有走过，不知它通向何方，也不知道我们的目的地在哪儿。自从被“定性”之后，我们仿佛已被排斥出人类了，像牲畜一样被役使着。指挥我们行动的人，只向我们发出一个个简单的信号：“集合”、“走”之类，至于到哪儿去，去干什么，是决不肯交代明白的。他们的语言都十分金贵，不屑于为我们多浪费一个字。
我机械地迈着两条腿，感到无比的疲劳，这不仅是筋骨肌肉的疲劳，更严重的是心灵的疲劳，是受到巨大精神震撼后的疲劳。前途一片茫然，命运不可预测！我似乎并不过多地为我自己担心，对宗和我却放心不下。宗和是脆弱的，她没有独立生活的经验，今后将不知要遇到多少困难！对她我也有太多的愧悔之感，她和我的结合是一种错误，她的损失太大了，最严重的自然是政治上的损失。她是随着我一步步走向下坡路的，走到现在，她也沦为“不说话的右派”了。仿佛从人间一下子落入了地狱！如果说我有什么过错，这就是唯一的过错，我唯一对不起的就只有宗和一个人。
此刻宗和在做什么？我猜测着。此刻她最需要的是一个人倒在床上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但是她有这样的自由吗？
我们走进了一条乱哄哄闹嚷嚷的街道，这儿就是李村，离青岛不过30里，我不曾来过。匆匆走过了半条街，来到一座没有任何标志而有武装守卫的大门前。王和门岗说了几句什么，门内走出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带领我们走进门去，王和乔算是完成了任务转身走了。我们被分送进了几个房间去。我独自一人被带进了一间很长的大屋，一条长炕占据了多半间，炕上铺着几张破边缺角肮脏的芦席，靠墙一字儿排开20多个铺盖卷儿。屋里空无一人，这已是下午一点多钟了，大概是这里的人都出工去了。带我进来的干部让我把行李安置在炕梢的空当里去，他就离开了，我木然地坐在炕沿上。不一会儿，进来一个人端着一个黑乎乎脏兮兮的木盘子，盘子里摆着一个像厚鞋底似的玉米面饼子，一只粗瓷碗里放着两块水腌萝卜咸菜，还有一碗白开水。他把木盘子放在我面前的炕沿上，不说一句话，转身走了。这显然是为我们这些耽误了午饭晚来的人们补的一餐。我本来就没有饥饿感，看着这简单而粗粝的饮食，更没了食欲。那时我还没有经历过饥饿，还不能想象两块咸萝卜、一碗白开水就着又干又硬的凉饼子，就可以作为一餐午饭！不过，我也考虑到既然已经被送到这样的地方，就不能任性，难免还要去参加劳动，空着肚子去劳动恐怕是不行的，无论如何要吞两口才是。于是掰了一小块送进嘴里，像嚼沙子似的，在嘴里打转儿，就是咽不下去。我像服药似的勉强吞了几口，喝了一口已经冰凉了的水，就结束了我进收容所的第一餐。还是那个人来收拾餐具，他瞅瞅只缺了一个角的饼子，又抬头瞅了瞅我，端着盘子走了。
我仍然跨炕沿坐着，周围是那样静，我的头脑里却是思绪纷繁，感慨万千，我在玩味“劳动教养”这个名词。我第一次见到“劳动教养”是在马卡连柯的《教育诗》里。那是一部描写苏联对少年犯施行的一种特殊教育的小说。那种特殊教育的方式称作劳动教养。在马卡连柯的笔下，苏联劳动教养所施行的不仅仅是人道主义的教育，而且是真正的爱的教育。那是感人至深的。去年，报纸上公布了我国的《劳动教养条例》，我只瞥了一眼标题，不曾看其内容，我以为是学习苏联建立的少年犯的教育机构。我曾经想过，我们很善于模仿人家的皮毛，却很少学人家的实质。何况我们的阶级斗争哲学里根本不能容忍人道主义，更谈不到爱了。我没有料到，劳动教养竟是惩治我们这样的人的手段！
前几天曾让我们学过一个文件，是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其中最后一条就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这是对右派分子的最重的处分。按规定：只有“罪大恶极且态度极端恶劣者”才受这样的处分。我的罪恶是什么？只有一句不合时宜的话触犯了敏感的政治神经，就是“有人治色彩，缺乏法治精神”。即使这句话就是“罪恶”，也算不得是“罪大恶极”吧？至于态度，无论在斗争会上或参加劳动的过程中，我都是俯首听命，任凭侮辱谩骂，不曾也不敢试图说个“不”字，驯顺到如同一只羔羊，难道还是“态度恶劣”吗？既不是“罪大恶极”，又不是“态度极端恶劣”，却按“罪大恶极，态度极端恶劣”来惩处，这种做法的本身就是违法的，就不是法治，也不仅仅是“有人治色彩”，而是彻头彻尾的人治。
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以言论定罪是违宪的啊……我连忙遏止我这狂放不羁的思潮，我想起了在读过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的话：“说我们独裁？是的，先生们，我们就是要独裁！”多么理直气壮，多么激昂慷慨！还是好好咀嚼咀嚼这样掷地有声的语言吧，有这样的“快刀”还斩不断我头脑里的“乱麻”吗？
走进来一个干部，招呼我去参加劳动。
这个收容所是座砖瓦窑场，其中的主要劳动力是判了刑的劳改犯，我们这些被收容来的教养员暂时充任劳改犯的帮工、助手，负责搬运毛坯。劳改犯都是熟练的技术工，坐着修理毛坯。用一把长刀削去毛坯边上的飞沿儿。我们从成型车间把毛坯背运到劳改犯的身边。劳改犯一个个都是凶神恶煞，脾气暴烈，刁钻古怪地找我们的邪茬儿。毛坯放远了不行，近了又嫌碍手碍脚，嫌我们干活不长眼色。俗话说“奴使奴，使死奴！”侍侯奴隶比侍侯主人更难。最让人无法容忍的是动不动就疾言厉色地指责、训斥和满嘴出臭地谩骂，我们只好忍气吞声地忍受着。我们真不知自己身犯何罪，沦落到了什么样的地步，连判了刑的囚徒也可以随意欺侮、凌辱！好在我们只在劳动时间和这些心理变态的狂徒们有所接触，如果生活在一起，还不知要遭受怎样的虐待呢！
这儿是收容所，而不是劳教所，至于劳教所在什么地方？劳教所里将会受到怎样的待遇？都是未知数。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尽快脱离这个鬼地方。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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